1978年2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从择优录取谈消灭差别
李洪林
我们的大学招生要择优录取。择优录取就要承认差别。
“四人帮”是打着反对差别的旗号来招摇撞骗的。在分配上,他们搞平均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在教育上,同样搞平均主义。他们说,大学,就是“大家来学”。你要提高教学质量,入学要考试,他就给你一棒子:“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其实,只要大学没有普及,上大学的就只能是一部分人。问题是让哪一部分人上大学,用什么标准来选拔大学生。“四人帮”是反对文化考试的,所以在他们掌握教育权力时,文化程度不是上大学的标准。当然,“四人帮”横行时,我们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也都是好的,张铁生式的交白卷小丑只是极个别的。但是,由于“四人帮”推行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事实上降低了我国大学教育的水平。
大学,既然叫做大学,它就必须具有高等文化水平,这个水平是客观的,而且是世界性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必须把被“四人帮”破坏的教育事业恢复、兴旺起来。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择优录取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这就是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然后结合政治思想和身体状况,选择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入学。
当然,任何办法,都不可能绝对完美。文化考试本身,并不能够绝对准确地衡量青年的文化水平。但择优录取毕竟是当前各种可行办法当中比较最合理的办法,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把适合高等学校学习的人才吸收进来。
那么,其他青年就不如他们吗?不能这么说。人各有所长。大学主要是培养科技战线和文教战线人才的。在这些专业上,要具备一定文化条件才能开始学习,才能培养出合乎国家需要的人才。因此,只有吸收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学习,才是最大的节约,才能满足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样对国家、对社会、对青年本人,都是最节约的,最能人尽其材的。
从培养人才来说,上大学只是一种途径。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最大量的人才并不是从普通大学培养出来的。其他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担负着培养各个方面不同水平的人才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大量的青年经受着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最大量的人才还是从这些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出来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率领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革命和建设都欣欣向荣。这正是需要大量人才、也能造就大量人才的时代。只要老老实实按照马列主义办事,按照科学办事,人才是埋没不了的。
当然,人才和社会差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不管怎样,文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发展一个人的才能。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越高,就会涌现出更多的人才。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的时候,也就是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发展机会的时代。因此,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来缩小和消灭这种差别。
现在大学招生择优录取,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这种承认,正是为将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阶级划分,都是生产力的水平不高所决定的。在物质财富还不丰富的时候,在客观上只能是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虽然从抽象平等的观点看起来,这是不合理的,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而且正是这种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在阶级社会中,这种进步是以广大劳动人民被奴役为代价的,这种进步是伴随着黑暗,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压迫的。对这类现象加以痛骂,发泄一通道德上的愤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问题是怎样正确认识这种历史的必然,并找出推动这种分工走向消灭的现实途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抗,但是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真正要消灭这种分工,那就必须热心于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每个人每天只需劳动很短的时间,便足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样,人人都毫无必要把自己份内的劳动推给别人去承担。每人都要从事物质生产,同时也都有充裕的时间去从事脑力劳动。这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消灭了,它们的差别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并为以后消灭这种差别创造条件,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但是,真缩小差别还是假缩小差别,这里有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
“四人帮”一贯招摇撞骗,好象世界上唯有他们是缩小差别的英雄。其实他们并不真想缩小差别,只是抽象地对分工和差别肆意谩骂一顿。正象普鲁东(他只看见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弊病,而看不见这种生产方式进步的一面)用倒退到小生产的办法来反对大工业一样,“四人帮”荒谬地主张想用降低文化水平或消灭脑力劳动的办法来“缩小差别”。他们妄想把学生都“培养”成“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使全国都成为文盲。这样,大家都成了文盲,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恶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了,这不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教育革命”吗?!
当然,我们全国不会都成为文盲,已有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知识不可能被剥夺。“四人帮”也不是真想消灭差别。他们的目的是:把广大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阵地上赶走,叫他们去长期(实际上是永远)从事体力劳动,美其名曰“缩小差别”,或者叫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然后让那些按照他们那条路线培养出来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们去“占领上层建筑阵地”,对全国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用张春桥的术语,叫作实行“全面专政”。这就是郭老曾经用非常生动的古代语言所比喻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也就是说,“四人帮”猛烈攻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差别,目的是把有文化的人赶走,并且阻止广大青年取得文化,同时由他们自己率领那些流氓、阿飞以及白卷英雄、草包主编、无耻文人,来独霸文化领域,垄断脑力劳动。天晓得,让这帮匪徒来占领文坛,政治上将反动到什么程度先不去说,只就文化水平来说,那不是要倒退几千年吗?
所以,按照“四人帮”的路线,其结果不是消灭差别,也不是缩小差别,而是倒退几千年;或是退到野蛮时代去,一切从头来,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重新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那自然是奴隶制);或是少退一点,退到封建时代去,让“四人帮”及其一小撮走狗和无耻文人梁效、罗思鼎、唐晓文之流垄断脑力劳动,使广大群众陷于愚昧落后的境地,一个个都象顺民一样,听从他们压榨和愚弄。
反正不管怎么样,“四人帮”的路线乃是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路线。
真正想缩小和消灭差别,只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即大大发展生产力,普及教育,并把全社会成员都提高到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水平,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那时不再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因为每个劳动者都同时是知识分子,每个知识分子都同时参加直接的生产劳动。
当前我们大学招生承认差别、实行择优录取的办法,正是通向消灭差别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育质量,才能迅速为四个现代化培养合乎需要的专业人才。这样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就有利于缩小和逐步消灭差别。
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且存在着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这些差别,但是决不能采用“四人帮”那种貌似革命、实质上极为反动的路线,而只能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例如,城乡差别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城市集中了很多大工厂,生产条件是现代化的,而乡村则没有工业,生产条件落后。怎样缩小和消灭这种差别呢?难道应当对城市的工业大骂一顿,把它拆掉,让工厂都倒退到手工业时代去,以便“缩小”它同农村的差别吗?显然不能。我们只能大大发展现代化大工业,使它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机器来装备农业,使农业实现机械化,把农业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这样,城乡之间在生产条件上的差别就缩小或消灭了。生产条件方面的差别消灭了,生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差别也就有可能消灭了。这正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三大差别的缩小和消灭,都是一样的道理。在这方面,“四人帮”总是把反动的平均主义涂上“最革命”的色采,用最高的调子到处叫卖,好象有一点差别就是大逆不道。其实他们贩卖的是十分反动的东西。我们有的同志,被“四人帮”长期的叫喊弄得习焉不察,误以为那种平均主义的高调是有道理的,以至在经济上不敢承认差别,在文化上也不敢承认差别。其实,三大差别,无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客观现实,用不着回避。第一,这些差别并不是共产党创造的。第二,这些差别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虽然也伴随着巨大的黑暗。第三,今天,当客观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地要求把它消灭,而只能承认这种现实,并按照正确的路线积极创造条件,使它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第四,缩小差别,只能是在向前发展当中来缩小差别,而不能用倒退的办法来“缩小”差别。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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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谈“现话”和“新话”
李伦
在“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的时候,报刊上发表的新闻消息、文章评论,千篇一律,总是一个调子。群众嘲笑这种宣传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实际上,何止是报刊宣传。由于“四人帮”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弄得很多人不敢讲话,不愿写文章,就连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小学生的作文,也得从报上抄,照稿子念。
针对这种帮八股横行的现象,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讲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要老是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老讲现话没有人愿意看。”
“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
“现话”,就是现成话、老调子的意思。邓小平同志把“四人帮”的那一套帮八股斥之为“现话”,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那一套帮八股的深恶痛绝,反映了广大群众渴望打破“四人帮”造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的迫切要求。真是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里话!
可是,这样一来,就好象揭了“四人帮”头上的癞疮疤。“四人帮”和他们那伙把持宣传阵地的心腹、爪牙,气急败坏,蓄意反扑。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了一篇题为《“现话”、“新话”解》的反动杂文,对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讲话,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攻击。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给“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八股文章,涂了厚厚的一层脂粉:什么“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什么“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又是什么“紧密联系实际”,
“采取多种形式”,“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写成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好文章”。好家伙,这么好的文章,认真学习还来不及,居然有人敢斥之为“现话”,这还了得!可惜,尽管作者吹得天花乱坠,对于“四人帮”的那套帮八股,广大群众早就厌烦透了。那个时候的报纸刊物,很少有人愿意看。有的人干脆把订了的报纸都退掉了。只有需要从上面抄点什么“现话”的时候,人们才硬着头皮去翻一翻。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反动文章,象什么《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之类,确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文章宣传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写得如何生动活泼,“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恰恰相反,人们所以注意,是因为这些文章太反动、太恶毒、太不得人心。这些文章一出笼,立即遭到广大群众的唾骂和痛斥,就是证明。
《“现话”、“新话”解》这篇文章,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把“四人帮”及其余党搞的那些帮味十足的毒草文章,说成是一朵朵的香花,目的无非是要堵住别人的嘴,不准别人批评。文章里胡说什么:“把我们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诬之为‘现话’,也就是说,这些基本理论都‘过时’了”,“凡修正主义者,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过时’的”。这是“四人帮”惯用的手法:我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你反对我,你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我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你反对我,你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文章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你批评这些文章是“现话”,你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你就是“修正主义者”!
其实,这顶“过时”论的大帽子,看起来吓人,戳穿了一钱不值。首先,“四人帮”及其余党搞的那些文章,与其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有个如何宣传、宣传得好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指导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同时又在革命斗争的实际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只有密切结合斗争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说明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发挥战斗的作用,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只是照抄马恩列斯书本上的现成词句,把这些词句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搬来搬去,这种宣传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何况,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那些文章里,连马恩列斯书本上的东西,也被他们随心所欲地歪曲、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被“四人帮”的胡说八道代替了。至于他们的所谓“紧密联系实际”,无非就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所谓“采取多种形式”,就是他们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所谓“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就是什么“对着干”、什么“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什么“土围子”、“安乐窝”等等。“四人帮”及其余党搞的那些反动文章,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没有丝毫关系。老实说,把这些反动文章斥之为“现话”,那还是很客气的。对于这些反动文章,应该是把它们彻底批判之后,永远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四人帮”是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有两条:一是以假乱真,以假代真,肆意篡改、歪曲马克思主义,用他们那一套胡说八道冒充马克思主义;二是帮云亦云,只准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只准按他们那一套“现话”讲话、写文章,否则,就给你扣帽子,打棍子。“四人帮”口口声声“支持新生事物”,自命为“新生力量”,要研究什么“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据说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新发展”,看起来,他们颇喜欢这个“新”字。可是,别人如果提出写文章要讲几句“新话”,那就成了一条罪状,就要给你扣上“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大帽子,就要吃“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大棒。在“四人帮”这种专制主义的高压之下,人们只能根据那套“现话”去说,去写,去抄,去念,于是,什么“按既定方针办”呀,什么“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呀,什么“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呀,什么“全面专政”呀,象弥漫在空气中的病毒一样,充斥着“四人帮”把持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刊物、书籍、广播。
“四人帮”这一手是很毒辣的。这种帮八股的病毒,毒害了人们的头脑,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给人们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造成了一种坏风气:讲话、写文章,不问是不是正确、有道理,是不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看有没有人讲过,有没有文字根据;不管解决不解决问题,群众欢迎不欢迎,只看是不是四平八稳,会不会捅什么漏子。
这种作风对我们党的战斗力的损害是很大的,对我们干部思想的腐蚀是很深的。如果说“四人帮”的流毒有“外伤”和“内伤”的话,这就是最严重的“内伤”。经过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人们比较敢于讲话了。但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只敢讲“现话”,不敢讲“新话”的风气,还没有彻底改变。在这方面,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我们一定要继续批判“四人帮”在学风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彻底打碎“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进一步造成一种使人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用自己的语言讲话、写文章的政治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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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白专”帽子决不能乱扣
黎烈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白专”帽子满天飞。谁要是在业务上多下一点功夫,更不要说去精益求精,“白专”帽子就会落到他的头上。对“四人帮”乱扣这种帽子所起的反动作用,我们不能低估,真可以说,它使得百花憔悴,万马齐喑,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一提到“白专”,不少的人仍然心有余悸:“我努力去专,是不是有一天又有人给我扣上‘白专’的帽子?”这证明,“四人帮”在白专问题上制造的混乱依然存在,实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什么是“专”?那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什么是“白”?当然不是指自然色的“白”。
这里所说的“白”,是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传入中国的。我们打开俄国革命的历史,阅读当时俄国的文学作品,看看有关的电影,都能够碰到这个“白”字:“白党”、“白军”、“白匪”。“白”字含义非常明确,“白”与“红”是敌对的,指的是反对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党派、反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匪徒。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献中,“白军”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白色势力”是指反革命力量,“白区”是指国民党统治区。“白”字的含义也是确定的,是反革命。《洪湖赤卫队》里的赤卫队员,不就是把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叫做“白狗子”吗?
大家还记得去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写的一篇文章吧!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副题是《推翻“四人帮”对〈汇报提纲〉的诬陷》。这篇文章对“白”字作了精辟而正确的解释:“‘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在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才能说是‘白’。至于拥护党,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造好,在思想上、作风上还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称为‘白’的。”可见“白专”这顶帽子,决不能到处乱扣。究竟有没有“白专”分子呢?有的。“四人帮”豢养的那批专门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御用文人,如罗思鼎、梁效、唐晓文之流,不就是典型的“白专”分子吗?
我们不少同志对“四人帮”乱扣“白专”帽子,十分愤慨。但是义愤代替不了肃清流毒。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同志的事迹在报上发表之后,议论纷纷:陈景润是红专,还是白专?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了一些同志的认识有待提高。
有人说陈景润同志的政治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他长期以来刻苦钻研数学,钻得很深,甚至钻得发呆,经常到夜里一、两点,两、三点钟才睡觉。在数学研究上,他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取得了成就。陈氏定理得到了国内国际的公认。
“政治学习不怎么样。”应该怎么看?说实话,近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政治学习大搞形式主义,翻来复去老一套,只图走过场,不去求实效,谁会耍嘴皮子谁吃香,实在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陈景润同志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钻研业务,难道能把他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专家吗?能把他说成是“白专”吗?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他是否说得好听,而主要是看他的实践效果。只有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才是检验主观愿望和动机的标准。有的人满嘴马列主义词句,天天高喊突出政治,而对自身业务不甚了了,对党对人民无所贡献,你能承认他是“红”吗?陈景润同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克服了重重困难,精通业务,有所发现,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贡献,难道能说他不红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景润同志是有他的不足之处,然而,不足之处,人皆有之,不能求全责备。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只要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刻苦钻研业务,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对人民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就应该受到鼓励、赞扬和尊敬。
结论是,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明辨是非,就必须弄清“白专”的含义,不能给人随便乱扣“白专”的帽子。谁要乱扣,同志,你就理直气壮地给他顶回去,继续走你又红又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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