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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放开手脚 大胆创作
姜鹰
华主席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和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一再号召我们，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必须认真落实华主席的指示，在文艺战线上造成一种热气腾腾、生动活泼的局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以促进更多的好作品问世，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双百”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可是，在一段时期内正如毛主席尖锐指出的那样，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怎么没有了？被“四人帮”的板斧给砍掉了。这帮穷凶极恶的家伙，以他们篡党夺权的利益为唯一标准，以帽子、棍子为武器，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只准帮云亦云，不准稍有半点异议；只准阴谋文艺的毒草滋长，不许社会主义的百花存在。“四人帮”扼杀“双百”方针，不只造成了文艺上的冷清局面，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挫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窒息了创作上的创造精神和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
粉碎了“四人帮”，“双百”方针可以胜利地贯彻执行了。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广大文艺工作者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大力贯彻“双百”方针，破除顾虑，解放思想，为放开手脚大搞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活跃的空气。
有的同志担心，贯彻“双百”方针，出了毒草怎么办？这个顾虑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可以相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经过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锻炼，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自觉性，他们的创作，其主流肯定是好的，主要倾向肯定是健康的。当然，毒草也会产生，但只能是极少数。第二，即使出现几株毒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香花与毒草，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锄掉了毒草，香花就可以更茁壮地成长；分析了毒草产生的原因，总结了与毒草作斗争的经验，用毒草作肥料，就可以把香花培植得更兴旺。总之，不要因噎废食，因怕出毒草而不敢放手贯彻“双百”方针。毒草是个客观存在，你不贯彻“双百”方针它也依然要生长。“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贯彻这个方针，只会促进香花的发展，决不会造成毒草泛滥。
有的同志觉得，由于“四人帮”在许多问题上制造了混乱，现在动笔创作还缺乏把握，弄不好容易犯错误。这个顾虑也是不必要的。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一要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来明辨是非；二要自己通过创作实践来进行探索。踩着人家的脚印走，那还谈得上什么创造？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大胆创作，大胆实践，在思想与幻想、内容与形式上努力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有些问题还没有把握，就走群众路线，拿出作品来向群众请教，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中汲取营养，取得帮助。有些问题认识还不统一，通过自由讨论，问题会越辩越明的。要充分相信党和群众会按照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谨慎地对待作品，严格地区分政治立场问题与艺术上的是非问题；要充分相信党的允许犯错误和允许改正错误的政策。“四人帮”的“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被砸碎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也被摧垮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可以也应该毫无顾虑地积极地从事文艺创作。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是好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认真地、切实地贯彻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党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鼓足人们的干劲，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组织起千军万马为文艺工作的大干快上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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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干，就是应该大赞！
——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
杨志杰 仁钦 章楚民
大干社会主义是不是有理？对这样的大干究竟是“大反”，还是“大赞”？这是革命作家和“四人帮”在写生产斗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四人帮”打着反映“阶级斗争”的幌子，歪曲或者抹杀写生产斗争的意义。他们的卑劣手法，是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对立起来，歪曲为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这帮“害人虫”的眼里，抓了革命，就不能搞生产；抓了政治，就不能抓粮食；生产干劲足就一定政治思想坏，抓生产就必然压
“革命”。这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既然他们把抓生产看得如此有罪，所以歌颂大干社会主义的好作品，就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正因为他们把抓生产看得有罪，所以在他们控制下所炮制的文艺作品中，凡是重视生产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埋头拉车不看路”的人物，都成了“走资派”；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也被写成是“走资派”的“阴谋”，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几乎成了一个模式。
“四人帮”的这套谬论，对文艺创作的危害极大。但是，有压制，必然有反压制。前几年开始创作的小说《阿力玛斯之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冲破了“四人帮”的束缚，突破了这种模式。
《阿力玛斯之歌》是一支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红旗的胜利凯歌！小说以奔放的热情，明丽的笔调，诗一般的语言，讴歌了我国内蒙古阿力玛斯草原上的贫下中牧，在百年不遇的暴风雪面前，象金刚石那样坚韧，象雄鹰一般顽强，抗严寒，傲风雪，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破雪大会战”。阿力玛斯的茫茫雪原，象一面镜子，映照出红旗招展，龙腾虎跃的动人景象，真实地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大干，就是应该大赞！《阿力玛斯之歌》所赞的，决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超人”，也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好汉”，而是一心一意奔社会主义、豁出全力干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
小说的主角，大队女支书敖登格日乐，是蒙古族优秀基层干部的典型。在捍卫人民公社的斗争中，她面临着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压制；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落后人物的自私和纠缠。各种各样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在这样的困难面前，敖登从容镇静，紧紧依靠贫下中牧，去夺取胜利。
小说在塑造敖登这一英雄形象时，并没有把她写成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斗争的人物。无论是道尔基推行的“宰畜度灾”路线，还是阶级敌人阿优扎娜和色旺的破坏活动，他们的矛头都是对着人民公社的。“宰畜度灾”，实际上是破坏生产，要使人民公社在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从而砍倒这面红旗。阶级敌人搞反革命活动，也往往从破坏生产着手。趁暴风雪割断种羊栏绳，打死种羊的是阶级敌人；借他人之手，破坏“破雪放牧”会战的，还是阶级敌人。敖登认清了错误路线的实质和阶级敌人的阴谋，所以她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生产斗争。“支书的办公桌应该在马鞍上”。她及时深入到与暴风雪搏斗的牧人中间，发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党支部的集体力量，理清了纷纭复杂的问题，雷厉风行，干净利索，很快制定了破雪放牧，抗灾保畜的方案。“行动要比语言更有力量。”在搏击暴风雪的战斗中，她和牧民一起，忍着狂风暴雪的抽打抢救牲畜；为了抗灾保畜，她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炒米和粮食，过着喝白开水、嚼草籽的生活。对有缺点而努力抓生产的大队长，她既有帮助，又很尊重。当阶级敌人为了搞垮“破雪放牧”，暗杀查巴干池，妄图嫁祸于破雪标兵图布欣的时候，她跟在图布欣驾驭的骆驼后面，踏着推雪板，给图布欣当下手，为这位生产能手撑腰。敖登很清楚，如果生产不搞好，如果没有破雪大会战的胜利，就不能坚持正确路线，就会使道尔基的“宰畜度灾”路线得逞！破雪会战的胜利，使“抗灾保畜”，保卫人民公社斗争的胜利，有了物质基础。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干部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犯错误的干部，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以什么态度去写。象小说中，嘴上老是挂一句“千万不要出事啊”的旗长阿穆尔，如果按照“四人帮”的标准，一定会把他写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但在《阿力玛斯之歌》里，这位在战争年代里为革命作过贡献，后来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一度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旗长，被描绘成生了锈的真金。他和道尔基不一样。道尔基出身于暴发户式的牧主家庭，虽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卷进了革命队伍，但只不过是锈铁镀上了金箔，一擦就显本相。而阿穆尔没有道尔基那样的个人野心，不象道尔基那样文过饰非。阿穆尔认识到自己错误以后，就坚决改正，继续革命，真是：“沾染上灰尘的真金，一擦就放异彩”。我们党内犯过错误的老干部，绝大部分象真金一样，擦去灰尘，就会光采照人，仍然不失革命者的本色！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生产斗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阿力玛斯之歌》绝不是“四人帮”所欣赏的那种“天马传”，而是一部歌颂人民群众创造力的英雄谱。当暴风雪侵袭草原的时候，塔瓦老大娘克服种种困难，排除了严寒对羊羔的威胁，创造了“百母超百仔”的优异成绩。放驼人图布欣，从暴风雪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小帐篷扎到驼群中，用自己的食盐喂驼羔，用自己的炒米喂母驼。甚至连年仅十二岁的小纳森，也同风雪搏斗了三十多个小时，为公社保住了羊群。此外，还有生龙活虎但有时瞎碰乱闯，在斗争的熔炉中炼成了钢筋铁骨的大队长布音吉勒格；稳重、英勇，临危不惧，保持着革命军人特色的拖拉机手张军；质朴、坦荡、纯如清水、热情似火的牧羊姑娘索布妲；滑稽、爱唱、快乐的牧马人道洛金等等，神态各异，个性鲜明，构成了一幅社会主义草原上的群英图。
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还不是无可非议的。它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有个别地方，不适当地突出了敖登格日乐。例如，生产上有一套的大队长布音吉勒格等，在容易发现的问题面前，也不善于识破，而敖登一到，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不仅不能增强英雄形象的光辉，反而使人感到不合情理。“三突出”对于文艺创作的流毒或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突飞猛进。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应该以大跃进的速度赶上去，迅速反映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把大干社会主义的赞歌，唱得更嘹亮，更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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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玫瑰花、紫罗兰及其它
——重看动画影片《大闹天宫》有感
黄式宪
最近，被“四人帮”禁锢多年的动画影片《大闹天宫》重新上映，引起很大反响。当我同天真的孩子们一起重看这部影片时，听着他们一阵阵的欢声笑语，看着他们那屏息凝神、专注入迷的表情，真是思绪万千，心潮难平！
这部影片分上、下两集，先后于一九六一、六四年摄制完成。十多年过去，这朵美术片之花依然保持着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证明：凡是真正富于生命力的艺术花朵，总是不畏风霜刀剑的。
在银幕上，传统神话里破石而生的美猴王，被赋予了动画艺术的特定造型：长臂、细腿、紧腰，一脸猴气，浑身是胆，机智灵巧，不可征服。你看，他挥动金箍棒，忽儿碧海龙宫，忽儿玉宇仙穹，把我们带进了神奇瑰丽的幻想境界。影片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充分发挥动画片驰骋幻想、善于夸张的艺术特长，对《西游记》原著（主要是前七回）作了取舍、丰富和发展。美猴王第一次被太白金星哄上天来，受封“弼马温”，遭到羞辱后，幡然猛醒，打回花果山，竖起了“齐天大圣”旗号，把玉帝的问罪之师打得落花流水。后来，他二度受骗上天，又搅翻蟠桃会，即使被缚就擒，推上“斩妖台”，打入“八卦炉”，屡遭磨难，仍英勇不屈，反倒炼成一副“火眼金睛”，辨奸识伪，倍增威力，最后大闹天宫，直捣象征着玉帝至高权力的灵霄宝殿。影片通过这些奇幻多采、引人入胜的情节，把孙悟空藐视神权、勇于反抗的斗争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十分可爱。
影片在人物的艺术造型和神话意境的渲染方面，努力探索民族的表现形式，大胆创新，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它借鉴了我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包括脸谱、身段、对白、开打以及音乐、锣鼓经等）和民间剪纸、木刻、佛像以及壁画、年画艺术，着力于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突出了以玉帝为代表的神权统治同以美猴王为代表的抗压迫、争自由的“妖界”英雄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在神的世界里，又通过满口“招安”、笑里藏奸的太白金星同迷信武力的李天王、杀气腾腾的二郎神之间的对比，揭穿了玉帝运用怀柔与高压两手来维持神权统治的反动实质。这样，就把奇特的神话故事与现实的历史内容熔铸到一起，歌颂了美猴王敢于反抗天庭专制的战斗精神，鞭笞了以玉帝为首的天神世界的反动凶残。影片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它为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美术电影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剧场散场时，一个天真的孩子问老师：“这么好的电影，过去为什么不给看呢？”
问得好！应当清楚地回答那个天真的孩子。《大闹天宫》所遭到的厄运，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四人帮”霸踞文坛的一段时期里，他们挥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屠刀，把解放后十七年来的文艺界，涂成一片漆黑，连美术电影这朵娇嫩的花蕾也不能幸免。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美术电影，尽管受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解放前夕，美术电影片已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解放后的十七年间，尤其从大跃进到六十年代初，我国美术电影突飞猛进，创造了一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作品，并且，为艺术的独创性、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开拓了比较广阔的天地，题材、体裁、样式、品种，丰富多采。这里有个粗略的统计，文化大革命前，各类美术片共摄制一百二十多部，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差的和存在不同程度思想缺陷的只占极少数。从这些影片的主流看，坚持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运用美术电影所特有的艺术手段（如独特的夸张，奔放的幻想等），努力使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有的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壁画里的故事》、《小鲤鱼跳龙门》；有的展示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的精神风貌，如《草原英雄小姐妹》；有的以革命历史为题材，如《红军桥》，拍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有的以政治讽刺小品的样式，揭露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的反动本性，别具一格，如《黄金梦》；还有不少神话、童话、少数民族传说以及寓言等体裁的美术片，思想健康，引人入胜，如《神笔》、《渔童》、《大闹天宫》等。从品种的多样性和民族特色看，除动画、木偶片外，还根据我国民族艺术的特点，创造出水墨动画（如《小蝌蚪找妈妈》）、剪纸、折纸等崭新的品种，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美术电影工作者冲破“四人帮”的政治压力及其所设置的种种思想、艺术藩篱，继续创作了一些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美术片，如《金色的大雁》、《渡口》等。但是，“四人帮”的流毒也不浅，直接侵蚀、戕害了美术电影这朵花蕾。如《试航》，根据野心家江青所赏识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它含沙射影地诽谤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还有一些美术片，在“三突出”创作模式和“反形象思维”论的影响下，或多或少带有“帮”气，题材越来越窄；形象干巴、概念化；有些片子抹煞了美术片的艺术特性。
“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十七年，砍杀百花，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推倒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为他们大搞阴谋文艺开辟道路，最终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他们蛇蝎般的祸心！
“四人帮”摧残百花，其实也是一种神经衰弱症的表现。马克思曾针对普鲁士当局的“新的书报检查令”质问道：“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四人帮”甚至连承认玫瑰花和紫罗兰会散发不同芳香的勇气也没有。他们“呕心沥血”，营营所求，除了阴谋文艺的“黑色的花朵”，还有什么呢？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不同的芳香，祝愿美术电影开放出更加瑰丽、多姿的花朵，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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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吴刚究竟长得什么样
李凌
有人在剧目讨论会上发言说：“目前戏曲、舞剧中出现的吴刚，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青年，有的是中年，有的是武士装束，有的是农民打扮，有的有大黑胡子，有的却是漂亮的小伙子，应该统一一下才好”。
一个女演员立刻反问：“你这种意见成吗？你见过吴刚吗？怎样去统一呢？依据那一个版本去统一呢？”我觉得问得很好。这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
吴刚在目前的舞台上出现，大致是从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而来的。他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是一个正面形象，是正直的劳动人民（据传说他是在月亮上砍桂树的），至少是讨厌牛鬼蛇神、尊敬忠魂的，在这点上一致一些是应该的。除此而外，就应让作者自己去设想，定那么多的禁忌是没有必要的。
江青一伙，对艺术创作，曾定下许多戒条，什么“三字经”之类，对于作家的心血是毫不考虑的。有一个乐曲写进军一段，原曲在音调的选择、层次的安排等方面是比较好的，但不合江青的心意，她就下令另叫别人补写，搞得前后连贯不起来，不三不四。作者、演员都不满意，她则说“我定了，不能改回来，连一个音符也不许动”。
她还把她抢夺过去的几个革命现代戏的唱腔，视作“圣经”，凡别的曲种来学习或移植，不准走样，剧词不能动一个字，移植的曲腔，高低音要照原曲腔安排，衣着、动作不许改动、增减。结果，粤剧《沙家浜》中的唱段，就模仿京剧唱腔的起伏，但又不合粤剧音乐的风格，结果弄得粤剧很象京戏。这种专横的规定，给艺术带来很大恶果。
她还定下了许多禁忌，使人动辄得咎。一些人不知不觉中了毒，以为典型化就是表现手法的划一。
一个时期，音乐作品中，凡是八路军、解放军出现，一定来一段《解放军进行曲》；战士牺牲，一定用几句常用曲调；敌人出场，一定要来一大段短促的低怪音；新写的《刘胡兰交响乐》，非用一曲《一道道流水》不能通过。
我不是说，不可以应用一些能引起人们联想的现成音乐片段写新曲。有些作者，的确应用得比较好，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每个作品都是照此办理，就必然“千曲一体”。不管原来的音乐主题的特点，结构的安排，层次的处理是否适合，硬加入一段现成的东西，势必变成硬套进去的大补丁。
音乐是时间艺术，它的发展，常常是需要“旋回往复，以尽情思”的。如果都按照这种“统一”的安排，加以发挥（即反复进行），虽然发展的手法稍有差异，但也很难脱出差不多的印象。
生活的本身，是丰富多采的，作家的手法也是千变万化的，即使表现同一事物，各个作者所选取的角度，所应用的笔墨、风格也各有不同。我们不应画地为牢，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
如最近写的《杨开慧》，中央戏剧学院的就别开生面，一新耳目。
又如嫦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样子，而鲁迅先生却把她写成又黄又瘦，爱发脾气，讨厌吃乌鸦炸酱面……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很欣赏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行径的批判。世界上的人和事是气象万千的，作家的设想也常常是千差万别的，为什么一定要把每个戏中的吴刚，只能写成是三十八岁、短胡子、穿黑服的形象呢？我们对“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这句话是怎么想的呢！
有两句古诗很发人深思：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