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茅盾
文艺作品要起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文艺作品是用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任务的。因此,这个任务之完成得好或不好,就取决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不是正确的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且还有一个深度的问题。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发掘愈深,则作品对人们所起的鼓舞情绪、指导斗争方向的作用,也愈大。然而,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又是通过作家的主观认识而再现的,因此,作家的世界观对此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但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作家在长期的全心全意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树立的。而且光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不能保证产生真正反映客观现实的作品。作家还必须继续有深入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使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检验。这就是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的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年来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彻底践踏。他们抛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领域另立一套帮规帮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凡趋炎附势按照他们的帮规帮法写作的,就青云直上,成为名“作家”,作品成为“名著”;反对他们的或不按他们的这一套写作的,就是“毒草”,就扣帽子打棍子,种种迫害接踵而来。弄到后来,八亿人民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戏,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但“四人帮”的流毒却还未肃清,在文艺战线上常常听到,对于一些敢于冲破“禁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发出种种的非难,就是一例。“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推行的那套帮规帮法,都是戴上了一圈马列主义花环的,什么写阶级斗争呀,要高举呀,歌颂英雄人物呀,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呀,等等。当然剥开伪装,其目的是为他们的复辟阴谋服务的,这一点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对这些“伪装”、这些“花环”又该怎样认识呢?我看肃流毒,破帮规就要从这里着手。文艺创作当然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英雄人物,描写阶级斗争,但是怎样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形式和手法,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格式和框框。譬如阶级斗争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英雄人物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并非一定要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捧读《毛泽东选集》等等。这些在过去是被“四人帮”视为大逆不道的。但现在这种流毒仍有形无形地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他们头脑中固有的几条条,或者书上写的几条条,或者某位领导讲的几条条,而不是作品在实践中即在人民群众中的反映和产生的社会效果。因此,当前在文艺领域肃清流毒,弄清楚并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一个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深入生活,是写不出作品来的;同样,一个作家光有革命热情,领受了政治任务,甚至有了重大的主题,但不深入社会实践,也一定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四人帮”推行的那套“领导出思想,作者出笔杆”,是彻底摧毁文艺百花园的大棒。
作家深入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的认识,他的观察、分析的能力逐步提高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他不会感到茫然,感到无所措手足,而是从前看不出来的问题,现在看出来了,从前未能深入理解的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现在能够深入理解了。到这时候,他觉得主题思想成熟了,把握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了,于是就可以进入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也许一气呵成,顺利完篇;也许本来觉得很清晰的人物形象在下笔之时忽然模糊起来,因而踌躇搁笔了。如果是前者,不要太高兴,产生自满;如果是后者,也不必灰心而失望。不论是发生前者或后者,都应当暂时收拾起笔墨,再投入社会实践。只有实践能够检验你之一气呵成的东西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客观现实;如果不是,你就得按照实践后所得到的新的认识,将作品进行修改,有时甚至是重大的修改。同时,也只有实践能够检验你之想起来清晰而落笔时却又模糊的人物形象,其病何在?实践能帮助你找到毛病,校正模糊的形象使之清晰而确立。
反复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反复修改的过程,这样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你觉得再也无可修改,那就拿出来公之于世。
公之于世,也就是接受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和你在反复修改过程中所经受的社会实践大不相同了。你得承认,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社会实践,要比你个人经历的,实在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因而这次检验的权威性也是大得多。你应当根据他们的反应(批评或大体肯定而仍有不少疑问,或补充你的观点,或提出新的意见),对自己的作品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务使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更深化,有更高的典型性。如果改来改去总觉得不如意,那就说明你的思想水平停留在一定的点上了,必须使之前进,方法是再刻苦钻研马列、毛主席著作,同时再深入社会实践。
作品之能否站得住,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关键在于上面所说的反复的检验与反复的修改。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作家要保持创作的活力,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实践,然后能在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中,对万端繁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把握其发展规律,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会有“文思枯涩”、“才尽”的感觉,其根本原因即在缺少社会实践。一个作家的思想落后于时代,或者对新事物的敏感性萎缩了,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缺少社会实践。
也许有人认为客观世界既然不断在前进,新事物不断在出现,人对于客观世界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那么,作家对于他的旧作是不是需要每隔若干年就来一次修改,好象百科全书每隔若干年需要来一次增订?或者,若干年前(假定说一代或一纪),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当时人民有过教育作用的优秀作品,是否因为时代前进了,当时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而那些作品就失去了“时代的意义”,就不值得再去阅读了呢?
这些假说,我以为是站不住脚的。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有其历史阶段。反映客观世界的文艺作品其直接的教育作用,大概就在作品发表当时的历史阶段。虽说好的文艺作品不仅帮助读者或观众认识现在,也指引他们展望未来,但这未来是指共产主义的远景而不是具体的事物和问题,那是不可能预知的。文艺作品在其公之于世的历史阶段,既然发生过巨大的教育作用,那么,作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就有其历史价值,就会被人所欣赏喜爱,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由于同样原因,古代的若干文艺作品,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是我们所珍视的文化遗产。也由于同样原因,象《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这样的作品,今天还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并不以为它们已经过时了;广大读者不会要求它们的作者按照今天的现实去修改他们这些旧作,而作者们当然也不想去修改。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今天,出现了敢于捣毁“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的青年闯将,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他们是受过“四人帮”的蒙蔽和毒害的青年,正因为他们有过如此腐心刻骨的实践,他们这才能够彻底觉悟,看透了以前一度当作“真理”而遵守惟谨的“四人帮”那一套完全排除实践的“帮规”,正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是最敢想、敢说、敢干的人,他们初试锋芒,已经一鸣惊人。他们是我国走上新的长征路上的文艺界的新生力量,是我国四个现代化时期反映如锦现实的主要力量。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达到这境界,不能靠豪情壮志,要靠实践,再实践。
清朝的诗人赵翼(瓯北)写过这样的诗: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作为二百年前的封建社会的诗人,能有这样警辟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赵翼终究是个唯心主义者,他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虽然悟到客观世界的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变化(满眼生机转化钧),而且人的认识也与自然的转化同进而日新(天工人巧日争新),可是他又误以为即使“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历史唯物主义却认为,曾有“五百年新意”的作家或作品,在千年以后也并未“觉陈”。其次,赵翼反对复古,故有此诗,然而他是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反对复古,所以他说李、杜诗篇至今已觉不新鲜,而我们则认为李、杜以及其它古代大作家的作品所以至今仍受欢迎喜爱者,在于作品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典型风貌。
话又说回来,赵翼的提倡创新的主张却正道着了文艺发展的动力所在,他在封建社会,已断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才之辈出将不以百计而以千计万计。祝愿我们的文艺新军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前新长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全新的文艺体裁和风格反映我们这伟大的时代,不但“各领风骚数百年”,而且长垂久远。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北京
〔原载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文艺报》〕


第3版()
专栏: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访话剧《曙光》的编导、演员及观众
(一)
“看贺老总去!”近来,首都人民奔走相告,扶老携幼争相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六场话剧《曙光》。这出话剧成功地塑造了中国人民深切怀念的贺龙同志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三十年代洪湖地区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
大幕还没有拉开,场内首先响起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话剧《曙光》所作的交响序曲,悲壮而雄浑,交织着富有洪湖地方色彩的笛声,预示着将要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记者曾问《曙光》的作者白桦同志:
“您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出戏呢?”
剧作家没有正面回答,却含着眼泪向记者回忆了一段往事:
一九五二年七月的一个傍晚,贺龙同志批阅了一叠军政电报之后,象往常一样,走到宽阔的走廊上,在藤椅上坐下来,继续向我讲述洪湖湘鄂西早期的革命斗争。那天讲的是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五年初的四年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红军被迫节节败退、革命根据地丢失殆尽的悲壮故事。最后,他轻声地历数了那些直接和间接牺牲在错误路线下的战友们:周逸群、段德昌、柳直荀、彭国材、陈协平……他一口气说出了二十多个至今还在洪湖湘鄂西人民群众中传诵着的名字。他说:“英雄呀!都是军政双全的人材,都是群众爱不够、敌人吓破胆的英雄!”他用手按了按烟斗里的烟丝,深深地吸了一口,沉默了一会儿,无限感慨地说:“你们这些年青人,以为革命只是在战场上才要流血。路线错了,也要流血,也要死人,流很多血,死很多人。”
白桦同志回忆说:“当我抬起头看着贺龙同志的时候,我呆住了,贺龙同志的眼眶里转动着泪水,我从没见过,也没想象过,象贺龙同志这样一位在疆场上出生入死驰骋了大半生的元帅的眼眶里会有泪!”
当时,白桦同志还年青。二十六年来的学习和阅历,尤其林彪、“四人帮”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残酷迫害和洪湖湘鄂西近二十个县的人民群众对贺龙同志及其战友的深切怀念,使他不得不痛苦地思索着昨天和今天以及明天的历史联系,从而对三十年代党内发生的那一场严峻斗争有了较深的理解。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用艺术形式再现革命的历史真实,使人们警觉起来。白桦同志说:“我党我军经历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英勇斗争,经验极为丰富,教训极为深刻,这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教训要加以认真总结,也应该以文艺形式,形象地告诉广大观众。这就是我为什么创作话剧《曙光》的根本原因。”
(二)
大幕拉开了,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九三一年初春明媚如画的洪湖。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灾难刚刚过去,洪湖苏区军民怀着新的希望,迎来了党中央的代表林寒。但是,这个林寒却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号,蛮横无理,独断专行。他,不顾红军还是弱小的实际情况,下令同优势敌军打大仗、打阵地战,诬蔑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正确战略战术是“儿歌!童谣!”,一再把我军送入敌军虎口;他,高喊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把一切不同意和抵制他们错误路线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改组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投入监狱甚至公然枪杀;他,信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兰剑之流,唯独不相信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而在最后,他竟然不经中共湘鄂西分局的同意,擅自宣布取消党团组织……。
戏,一幕一幕在观众面前展开。四十多年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活现在舞台上。观众的心紧缩着。多少人在心里呼喊:救救红军,救救革命!
这是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斗争。外部,是敌人优势兵力压境;内部,是错误路线的统治和反革命的破坏。贺龙同志和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及苏区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贺龙同志一再挽回由于林寒“左”倾冒险主义指挥造成的危局,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
当林寒违反党的民主原则,擅自取消红军的党团组织的时候,贺龙同志怒不可遏,他无限愤慨地说:
“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我找的是党!潮汕失败之后,赤手空拳重返湘鄂西,我跟的是党!出生入死,几起几落,我忠的是党!学着毛主席把党支部建在连上,我们的队伍就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我服的是党!党——不能取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贺龙元帅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高大形象巍然屹立在观众面前。
记者几进剧场同观众一起看戏,许多悲壮的场景催人落泪,观众中一片抽泣声;也常常听到观众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林寒的痛斥和对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特务分子兰剑的唾骂声。
有一次,当演到贺老总率部突围,苏区群众被迫摘下“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的牌子,幕布在枪声和风声中落下来的时候,两位来自贺龙同志家乡——桑植县的女观众跑到后台,拉着演员们的手痛哭起来:“我们怀念贺老总,我们家乡的人都怀念贺老总啊!我们今天又看见了贺老总,他还活着……没有死!”
又一次,舞台上,红军师长岳明华被宣判死刑押走,贺龙同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飞马赶来解救,下令返回,红小鬼小高扑向贺龙同志,哽泣地叫了一声“贺老总!”这时,观众中一位出生在洪湖的将军、红三军的老战士再也忍不住了,捂着眼睛奔出剧场,他怕在剧场里哭出声来……
一位老干部说,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坚决,能联系群众,战士从没把他当作元帅、将军,而把他当作战友和亲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贺老总、贺胡子。他当然是我们的老总,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我军诞生的第一天,他就是我们的总指挥。贺龙同志被迫害的那些日子,就已经看穿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他用手杖敲着那画面上的林彪的秃头,说:“这些家伙专会整人,他们是要把老同志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三)
为什么一出反映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历史剧,会在今天的观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这是因为编剧、导演、作曲、演员不仅在这出戏中对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理解,而且注入了对近些年来路线斗争的亲身体验和感受。
编剧白桦同志回顾创作《曙光》的过程时说:“这部戏不是写出来的,是喊出来的,是哭出来的。”他说:“我党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尤其是同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斗争,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路线斗争关系重大。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路线犯下的种种罪行,比历史上所有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更露骨,危害更大,范围更广,流毒更深。这些都远非三次‘左’倾时期所能比拟,但与三次‘左’倾时期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老作曲家贺绿汀同志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但他从不屈服,他曾在所谓“上海电视批斗大会”上,抢话筒,痛斥张春桥之流,搞得电视无法播放。贺绿汀同志说:“那时候有些同志想不通,感到屈辱,我没有,我认为他们本来就是敌人,他们不是共产党!”贺绿汀同志中断了十余年创作活动之后,这次主动要求为话剧《曙光》配曲。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怀着对贺老总的绵绵深情,扶杖下洪湖,用半聋的耳朵收集民间音乐素材,一遍一遍地跟着排练。他说:“这不是一般的创作,象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游击队员之歌》一样,是短兵相接的战斗!”
导演邓止怡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在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日子里,他随着滚滚春潮般的欢乐人流扭了三天秧歌。当记者问他导演《曙光》的体会时,他说:“这个戏我是非常偏爱的。白桦同志是含着眼泪写的,我是含着眼泪排的,我是身受错误路线之害的人,又是贺老总的老部下。可以告慰贺老总的是,他的光辉形象已经在舞台上得到初步体现——这也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之一。”
扮演红军师长岳明华、红军保卫局长冯大坚的王振泰和虞效平等,认真研究了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对表现人物性格有了更准确的把握。王振泰同志说:每当我演到优秀红军指挥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岳明华被宣判死刑之后还慷慨陈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党;我是一个襟怀坦白的共产党员,谁也无权开除我的党籍!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这颗子弹打敌人!”“识别一个人是同志还是敌人,千万不要只听他革命口号叫的响不响!”“要特别警惕那些以残酷的党内斗争来吓唬同志的人,靠搞阴谋诡计来提高自己威望的人!他们不是敌人派来的,就一定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我觉得我喊出的不只是四十年前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的呼声,也是喊出了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许多大无畏革命者的呼声,喊出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前把“四人帮”吓得魂飞魄散的英雄们的呼声!
人们从女保密员金莓英身上进一步认识到迷信和盲从有多么危险。扮演金莓英的赵肖南同志说:“我相信我所扮演的这个人物仍然存在于今天的生活中。”她说:“年青、单纯的金莓英,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把满口马列词句的大人物林寒当作党的化身,他的话就是党的革命原则,不允许自己产生一点点怀疑,不懂得用革命实践这哲学的试金石去检验那些金装菩萨。直到发现自己所尊敬和信任的贺老总都被他们怀疑,并收集整理贺老总的黑材料,才恍然大悟,站起来坚决、勇敢地揭露林寒、兰剑的种种阴谋诡计。这样的青年,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不是有千千万万吗?”
剧中还成功地塑造了机智幽默的战士黄喜子,纯真无邪到还不懂得世界上有欺骗二字的红小鬼小高,用朴素的孩子们的真理驳得林寒哑口无言的警卫员赵安宝,与红军血肉相连的苏维埃主席岳老根,女赤卫队长岳菱姑……等等。
剧中塑造的林寒、兰剑两个具有典型性的反面人物,十分发人深思。林寒满口“革命”,以势压人,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谁反对他、不赞同他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党。自己一窍不通,又不肯向实际学习。国民党特务兰剑所以取得林寒那么大的信任,正是由于兰剑利用了林寒的主观唯心主义、军阀家长作风、权利欲和领袖欲,以达到破坏洪湖地区革命运动的目的。扮演林寒的王培同志说:“我在台上经常听见观众对我的唾骂,我很高兴,说明我演出了一个令人痛恨的顽固的教条主义者。”王培同志的确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憎的反面人物。让那些同林寒一样无知和骄横的人,在林寒面前照一照自己,从林寒与兰剑的关系上汲取一点教训吧!
(四)
著名戏剧家吴雪同志说:话剧《曙光》的创作演出,是我国文艺战士冲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迷雾和禁区,用文艺武器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的可贵成果。黑夜已经过去,曙光撒遍大地。一九七六年底,《曙光》剧本初稿刚拿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党委就大力支持这部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当某些人提出一些责难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坚定地说:“《曙光》描写的那段历史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做过明确结论的,当然也可以在艺术上得到形象的反映。这部戏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上血的教训应当记取。让我用剧作者的话来结束这篇访问记吧!白桦同志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历史的悲剧搬上舞台,正是为了不要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认真地记取不接受血的教训又付出了更多鲜血的教训吧!”
新华社记者 李德润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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