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新长征的先锋战士
——记曾经参加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同志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北京广播器材厂党委委员魏传军，在天安门事件中不信邪，不怕压，坚决支持和保护本厂参加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因而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投进了监狱。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魏传军出狱了。厂里同志看他被折磨得面颊浮肿，身体虚弱，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医务人员为他检查了身体，动员他去疗养。同志们的关怀，阶级的深情，使魏传军深受感动。他说：“我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夺取揭批‘四人帮’的全胜！”他带病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进行揭批和清查的斗争。他发现，有些同志存有顾虑，心情不佳，因为在他被捕后，在“四人帮”的高压下违心地批判过他。魏传军一个一个地找这些同志谈心，鼓励他们把千仇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团结一心去战斗。他讲得真挚、热情，听者无不为之感动，纷纷卸下包袱，积极投入斗争。后来，厂党委分工由魏传军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他把这个任务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抓了起来，深入调查研究，坚决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昭雪。目前，这个厂的积案绝大部分已经复查处理，全厂出现了一派安定团结的新气象。
为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
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工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过这样的誓词：“敬爱的周总理，安息吧！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祖国一定要建成！”今天，那些在天安门事件中表现了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同志们，正在为实践这一豪迈的誓言而日夜奋战。
被“四人帮”关押了八个月的北京朝阳无线电厂技术员周忠铉，出狱时尽管身体很虚弱，但只休息了两天，就投入了紧张的技术工作，决心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四个现代化。他在做好日常技术工作的同时，根据我国资源的特点，认真研究试验了他在狱中构思的全硅管无变压器新电路的设计。去年七月，他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这一新电路的学术论文，在全国有关专业会议上作了介绍，受到了好评。
今年四十岁的周忠铉，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为了提高我国收音机的质量，扩大产品品种，又同工人们一起研究设计新产品——高传真调频调辐收音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试制成功了这种性能优良、音质好的新型收音机。接着，周忠铉又开始了另一种新产品——高传真立体声收音机的研究设计。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周忠铉把行李搬到工厂，吃在车间，住在车间，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把一腔热血倾注到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中去，在厂里一连住了两个月，使这种质量好的立体声收音机及早试制成功，为提高我国收音机的研制技术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绝大多数职工，当年曾经高举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大幅诗牌，在天安门前作过英勇的斗争。今天，他们把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化成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巨大力量，正为保证全院重点科研项目的胜利完成而日夜战斗着。这个厂当年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三位同志、上百名受到不同形式审查的职工，如今正在同全厂职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
最近几个月来，这个厂为加快科研工作的进度，不少工序由原来的一班制改为两班倒，不少同志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供应器材的同志随叫随到，有时夜里已经睡了，只要有人叫，立即起来发料。由于全厂职工群策群力，重点科研项目任务的完成进度大大加快了，产品的一类品和成品率普遍提高一倍以上，取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在北京二十二中。当年因带领学生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入狱的青年女教师韩希宁，今天为革命搞好教学的劲头更大了。她深深懂得：为四个现代化培养更多的人才，是自己光荣的职责，也是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韩希宁现在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学生是新从好多个小学招来的，程度参差不齐。为了使这些学生共同进步，她费尽心血。她是个外语教师，每天早上七点钟就来到教室，带领学生们早读；上课时，她集中精力讲解，让学生们尽快掌握外语知识。每星期二、四、六晚上，她都为基础比较差的学生补课，耐心地讲，一遍不行，就多讲几遍，从不厌倦，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二十三岁的韩希宁还挤出时间来刻苦自学，虚心请教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说：过去“四人帮”毒害青年，误人子弟，我真不想当教师。现在可不同了，我爱上了教师这一行，一定要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平凡的岗位上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叱咤风云，奋起抗令，而后又在非法关押和审讯中凛然不屈，怒斥“四人帮”的不少青年英雄，在胜利到来的日子里，回到平凡的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更加奋发努力地为人民服务，象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们在通讯《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里，除了突出介绍了共产党员韩爱民的事迹外，还写过北京市宽街基层食品店的青年工人姚庆春。小姚是同他的哥哥姚建春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斗争而先后被捕的。屈辱、折磨、强加的罪名，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磨练得更坚强。虽然在监狱里得了肝炎，可是在出狱的第二天，他就上班了。医生给他开了假条，他默默地装在口袋里，照常上班。他是食品店维修组的木工，除了做好份内工作外，那里有活就干到那里。老师傅们夸他一刻也闲不住，比从前更勤快了。今年秋天，为了改变广大市民吃早点排队的状况，他和一些同志赶修早点售货亭，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困极了，就在马路边上垫块木板睡一会儿，十三天的任务八天就完成了。今年九月，他加入了共青团。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腼腆地说：“比起老师傅们来，我干得差远了。我要开足马力，为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多做工作。”
被“四人帮”诬为“暴徒”、投进监狱的，还有当时只有十九岁的高中学生梁小茗。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和几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起发起成立“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入狱之初，她对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可是，斗争锻炼了她，正如她爸爸——空军中的一位老干部所说的，斗争使她成长起来了。今年，她被分配到北京机电公司光华路供应站管理仓库。这是一种平凡而又繁琐的工作。可梁小茗立刻就爱上了这一行。她决心学习大庆的后勤标兵齐莉莉，加强岗位练兵，认真请教老师傅，尽快熟悉各种材料的类型、性能等等。她每天早上班，晚下班，想方设法多学点本领，多做点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在北京整流器厂维修车间，几乎每天清晨有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第一个走进车间的大门，第一个做生产准备工作。他是谁？他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努力同“四人帮”斗争时表现出色的共青团员吕德俊。他出狱后，一直埋头苦干，早来晚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当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时，有不少同志好心地对他说，你反“四人帮”有功，现在身体又不好，应该向组织上要求疗养，并调个轻工作。吕德俊说：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大干社会主义。
革命战士的本色
人们清楚地记得，在一九七六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有许多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投入悲愤的人海，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人们也还记得，第二炮兵后勤部的两批四十八名基层干部，先后把两个精心制作的花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来自军营的花圈，使人民群众为之振奋，也更使“四人帮”一伙惊恐万状。他们对这四十八位军队干部进行了残酷迫害：停职，监视，关押，隔离审查。今天，这些经受了严重考验的革命战士，正以新的战斗姿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抓纲治军而奋斗。当他们听说记者要访问他们的时候，谁也不肯出面，都说他们没有做什么。第二炮兵后勤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记者说：“这些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他只好请来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记者谈谈这些谦虚而有为的青年干部。有的说，这四十八位年轻干部，经受了“四人帮”高压迫害的考验，也经受了胜利到来后的新的考验；当时没有一个人低头，现在没有一个人掉队，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有的说：这些同志一获得解放，就立即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四十八个同志，人人都是斗争中的骨干。
有位负责同志介绍说，这些同志在工作中更加勤勤恳恳。侯书智同志被捕后，她的在七机部工作的爱人也因为反抗“四人帮”被捕，家里丢下两个孩子。可是，侯书智出狱后，一回到军营，就忙于工作，顾不上去看孩子。她调任政治干事后，工作更忙，同志们有话都愿意找她说，把她当作知心人。参谋娄道林因为精心设计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而受到迫害，如今他更加认真负责，精心工作，被同志们誉为好参谋。
这些负责人还说，这些同志经受了考验之后，不少人提了职，四十八人中唯一的一个非党员也入了党。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居功自傲，人人谦虚谨慎，十分注意团结。
新华社记者 朱述新 徐人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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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副总理宴请瑞典政府代表团时强调指出
中国遵照毛主席教导重视向外国学习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三日电 康世恩副总理今晚在宴请由埃里克·胡斯率领的瑞典政府代表团时强调指出，中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视向外国学习。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我们要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得不断进步。”
这位瑞典工业大臣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是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康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说，瑞典在经济建设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埃里克·胡斯大臣亲自来北京签订中瑞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具有重要意义。协定将把两国在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友好合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将为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学习，特别是我国人民向瑞典人民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埃里克·胡斯大臣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他说：“我代表瑞典政府表示真诚的希望：瑞典的工业和技术将为中国的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他强调说，瑞典政府对即将签订的中瑞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给予最大的重视。这项协定将为扩大我们两国的合作提供一个轮廓。
宴会前，康世恩副总理会见了瑞典贵宾。
瑞典驻中国大使卡吉·比耶尔克参加会见并应邀出席了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冶金部部长唐克，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附图片）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并宴请由工业大臣埃里克·胡斯率领的瑞典政府代表团。新华社记者赵天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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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 恢复名牌
——南京华东电子管厂二车间访问记
走进南京华东电子管厂第二车间，记者立刻被工人们那种一丝不苟，精心操作的精神所吸引。我国有名的“电工牌”日光灯就是这里生产的。
墙上的优胜红旗和醒目的进度表告诉人们，一九七七年，这个车间的主要产品日光灯，在同类产品的质量评比中，名列全国第一。今年，他们深入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到三季度末，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产品的亮度、寿命、光电、外观等，都超过上级规定的质量要求。合格率超过本厂历史最好水平。
二车间曾有过光荣的历史。早在一九五三年，他们冲破外国的封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首先试制成功荧光灯，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从那以后，他们的产品畅销国内外，质量一直领先，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多次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可是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这个车间被搞得乱糟糟的。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劳动无定额，材料无限额，质量无检验，出勤无考核，产量逐年下降，合格率越来越低。十年间，有七年完不成国家计划。一九七四年的年产量只有一百二十三万只，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六，产量、质量都比一九六六年前的最高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打倒“四人帮”，搬掉了绊脚石。二车间的广大职工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整顿企业管理的工作。
车间党支部首先抓了群众管理网的建设，恢复了班组“八大员”，把牢生产工序的各个环节。过去，每天进出的产品和半制品以及每个人生产多少，都是毛估。出了次品，大家“摊派”，“吃大锅饭”。现在，核算员认真统计，别人下班了，他还在兢兢业业地核算。
这个车间还积极开展“优质高产百日红”和“产品质量信得过”的竞赛活动，大力表扬抓质量的好人好事。
本报记者 颜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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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商标 维护名牌信誉
新华社上海电 新华社记者吴复民报道：目前我国市场上出售的棉布、丝绸、呢绒和化纤织物，既无牌子，也不标厂名。对此，消费者普遍表示不满。
今年以来，上海纺织系统有三十九个工厂被命名为信得过工厂，二百九十六种产品得到了“优良产品”奖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标记说明哪些产品出自信得过工厂。当消费者要求购买“优良产品”时，没有一个商店的营业员能说得出哪个是优良产品，哪个不是。
人们指出，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保护了落后的工厂。上海市有六家工厂生产涤粘中长纤维，质量高低差异很大。其中，第四漂染厂的产品手感丰满，富有弹性，有呢绒风格；而红卫漂染厂的同类产品，摸上去发硬，象麻袋布。同样是漂白涤棉府绸，第二印染厂由于工艺考究，产品粒纹突出，条干均匀、光泽匀润；而第六印染厂的同类产品白度不纯，甚至呈灰白色。虽然质量相差很大，但因为规格相同，质量指标达到国家规定，商业部门一律按同样规格收购，以同样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样，那些生产落后产品的工厂，由于经济上不受损失，又受不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而得过且过，不思改进。而那些努力提高质量、发展品种的先进工厂，由于优质没有优价，既没得到经济利益，也得不到消费者的鼓励，甚至还要代人受过，因而积极性受到影响。
在研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人们强烈要求尽快在纺织品上标上厂名，恢复商标，而且要求各厂固定商标，专厂专用，以维持名牌信誉。对优质、名牌产品必须实行优价，有关工厂应该相应得到经济利益；劣质产品应该降价，有关工厂要受到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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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地质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三日电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资源开发部副部长朴元铉率领的朝鲜地质代表团，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代表团由石油地质、地球物理、钻井等方面的技术人员组成。他们应邀前来我国参观石油企业。
晚上，我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张文彬设宴欢迎朝鲜同志。张文彬副部长在宴会上祝酒时指出，朴元铉副部长和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石油职工是一个鼓舞和促进。这次访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向朝鲜同志学习的好机会。朴元铉副部长在致答词时说，朝鲜人民把中国人民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应邀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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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纲部长宴请孟加拉邮电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三日电 邮电部长王子纲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邮电部长毛杜德·艾哈迈德率领的孟加拉邮电代表团。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邮电部副部长申光、罗淑珍等出席宴会作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