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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深切怀念南汉宸同志
胡景沄 丁冬放 尚明 韩雷 杨培新

南汉宸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金融战线几十万职工,深切怀念我们的南行长。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是南汉宸同志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指示,领导我们创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在胜利进军的时候,是南汉宸同志带领我们进城,扫除伪金圆券和金银外汇投机,建立新中国的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建设统一而强大的中国人民银行。当林彪、“四人帮”煽起狂风恶浪,我们敬爱的南行长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广大职工不禁黯然神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开始新的长征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如果南汉宸同志这时候能够和我们在一起,为新时期总任务而战斗,那该多好啊!可是,这位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晚年重病在身,依然坚持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革命家已经长眠地下。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却死在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暗算之中,这又是多么令人痛心而遗憾。
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一直战斗在我党最艰险的岗位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皖北成立特委组织暴动,举起武装斗争的红旗。他深得杨虎城将军的敬重,利用这种微妙的关系,在陕西、河南掩护党的工作,多次营救刘志丹等同志。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他在平、津、沪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日子里,他在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做细致复杂的工作,逼蒋抗日,发动抗战。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封锁边区,要饿死、困死我们。毛主席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告诉他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要他充当为“无米之炊”的巧妇。一九四八年大反攻开始后,任命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统一货币发行,迎接全国胜利。一九五三年为了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突破禁运和封锁,又任命他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深知他对党赤胆忠心,善于千方百计完成工作任务,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
对南汉宸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我们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感到他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善于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无产阶级银行家的务实作风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坚决落实到银行业务工作中去,又善于依靠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保证银行业务工作的完成。在这方面,他是我们银行干部和经济干部学习的最好的典范。我们就以这方面的回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借以明确我们学习的方向。

南汉宸同志站在经济工作岗位上,眼睛却总是紧紧盯住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主动地把它落实到银行的业务工作中去。对待党的指示,他不是照抄、照转,当收发室,而是认真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经济规律,找出关键所在,提出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贯彻执行。干部跟他在一起,总感觉到心胸开阔,心明眼亮。
海燕要在暴风雨中展翅飞翔。每当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候,南汉宸同志越发显得他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统率下,在金融战线上高瞻远瞩、制敌机先的优秀指挥员。
一九四九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华北平原上,平津解放,残敌肃清,大军挥戈南下;银行面临着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任务。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中心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十年来我们又长期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封锁之中,我们正是依靠和利用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实行革命割据、分区自给,孤立和包围城市。银行干部背上口袋,挨家挨户发放农贷,提倡“家家纺纱、村村织布”,搞硝盐、土硝、土碱、土肥皂。这时华北全境解放了,我们占领了海口,打开了城市,恢复了交通,控制了工业。经济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变化?银行工作又要从哪里抓起?南汉宸同志召开了分行经理会议,并作了“扶持生产是银行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南汉宸同志看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的是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高度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锁国主义。太行山、五台山的核桃、花椒,内蒙古草原上的皮毛,穷乡僻壤的猪鬃、鸡蛋、鸡毛、蒜皮,远销国外。出口这些物资,农民就可以得到资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出口这些物资,也就可以换回军工、医药、印刷、交通等器材,支援解放战争,换回工业原料,恢复城市工业生产。南汉宸同志提出“我们银行工作方针要有适时的转变”,从扶持小生产、分区自给的方针,转变为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内外互惠的对外贸易。银行通过合理调整外汇牌价,在口岸积极收购外汇,这就有效地推动了出口贸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发展了工业生产。农村发放农贷,也着重支持农民增产出口商品和经济作物,贯彻工农结合,城乡互助的方针。现代化大生产中,流通部门是必不可少的,它对生产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当时,银行就抓住外汇和贷款两个中心环节,巧妙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年又面临着从通货膨胀向通货稳定的重大转变。从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的货币、金融就呈现了动荡不安的形势。一九三七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通货膨胀的政策,更使人民生活困苦,国民经济处于日趋崩溃境地。人民深切盼望推翻三座大山之后,能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一九四七年,我们统一发行人民币,支援解放大军进军全国,就是为稳定货币积极创造条件。一九五○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对全国财政、银行、贸易实行统一管理,力争实现财政收支、现金收支、物资调拨的平衡,制止通货膨胀。南汉宸同志适时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部署这场决定性的战斗。当时人民币主要掌握在国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手中,决定执行列宁关于一切单位都要把钱存入银行,付款必须通过银行办理的指示,实行现金管理。周总理亲自签署了实行现金管理的命令。银行贯彻执行以后,国家所有分散在各单位的人民币开始集中到人民银行来,这就使银行的存款有成倍的增加,货币开始源源回笼。为打击投机,实行釜底抽薪,银行又决定大量吸收社会游资,放手办理折实存款,并按市场利率吸收资金。为了使税收、利润及时上缴中央财政部,贸易销货收入及时上交中央贸易部,银行又在每个县设立支行,以便代理财政金库和贸易金库,保证资金迅速上调。南汉宸同志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特点,组织这场关系金融战线全局的斗争,是很有气魄的,他善于捕捉战机,敢于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时,银行干部不足,对于县县设行,有些同志迟疑不决。南汉宸同志指出:你们无非是怕派出去的人会卷款潜逃。我们准备它出事,也要普设县行机构。后来,事实证明卷款潜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有些银行负责人,怕办折实存款,按市场利率吸收存款,会给银行带来亏累。南汉宸同志指出:赔本也干。南汉宸同志勉励大家,敢于夺取新的胜利,要准备战斗三个月,上青龙桥,过八达岭,以后就会出现康庄大道。战役打响以后,不到半个多月,南汉宸同志从银行电报统计中发现全国货币已回笼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物价指数呈现直线下跌的形势,他就向国务院和中财委汇报,金融战线上决定性胜利已经来到。党中央开始部署调整工商业,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
为什么南汉宸同志能够洞察形势,体会党的意图,紧紧抓住银行工作中的政策问题?这不是因为他别具慧眼,而是因为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南汉宸同志从来不躺在成绩和功劳上面睡觉,而是不自满、不停顿地前进。他重病在身的时候,经常向我们背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表达了他不服老,不服病,还要为党作出一番壮丽事业的胸怀。他对中央文件和领导同志指示是认真学习的。对各方面来的材料、下级行的报告和汇报,都注意听取,吸取其精华。他的皮包里总是装着两个笔记本,一本是笔记,一本是日记。笔记里记取了群众的智慧。日记里精确地记载了各项大事和他的体会。他通过日记加强了自己的回忆,作报告的时候就能把历史再现出来,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党中央要求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南汉宸同志年已七旬,依然严格要求自己,真正达到了这个要求。我们回想起这一点,就感到这是对我们的鞭策。

南汉宸同志为什么能够完满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这是因为他不仅善于出主意,而且善于用干部。他就象是一块磁铁,无论放到那里,它都能把铁砂吸引在它的周围,而且越滚越大。南汉宸同志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丰富的阅历,因此,他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能够有深切的体会,敢于坚决贯彻执行。
南汉宸同志为党爱护干部,培养干部,向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认为提高干部的能力,使之适应于工作发展的需要,胜任愉快,永不掉队,这才是真正的爱护。一九五○年,他发现社会主义的银行的干部,需要懂得政治经济学,懂得工农业生产,就请求北京大学设立银行专修班,把老红军、老党员、局处一级干部,送去学习。他又把分行行长集中到总行办学习班,并亲自去讲课。他还大力培养新干部和接班人。一九五○年商请清华大学设银行专修科。有些青年不安心学习,认为建设开始以后,银行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他就亲自去作报告,把青年人的火热的心点燃起来。他早就提出设置银行中学和金融学院的设想,认为银行必须培养出来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懂得政治经济学,懂得现代工业、农业,懂得外汇和外贸的干部。对在职干部,他经常作有关时局、学习和金融政策的报告。这是对干部交心,告诉大家自己在想什么,希望他们想什么。对于干部的宿舍、托儿所、医疗、福利等问题,他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南汉宸同志在银行认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他深知当前的银行工作是复杂的细致的经济工作,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要有工业、农业、外贸和国际经济知识。银行工作需要专家、学者,有学问、有经验、有才能的人。建国初期,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先生到北京,南汉宸同志按照中央的意图,热情欢迎他们到银行当顾问,并请他们引荐人材。银行作为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无论国民党的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曾经设立经济研究机构,延揽一批专家和知识分子。南汉宸同志把这些专家都用上犹嫌不足,又从社会上邀请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到银行工作。设立了由冀朝鼎同志领导的包括一百多人的金融研究机构,而且在各业务部门设专门委员、研究员,帮助分析业务中出现的复杂的经济问题。旧中国银行集中了许多经济资料和图书,南汉宸同志指示把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上海银行的图书全部集中北京,建立了一个有数十万册书籍的经济图书馆,其中海关关册之完全就为全国之冠。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个从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银行,进城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外汇、保险、汇兑、金银业务和金融管理工作,制定了正确的金、银、外汇政策,这同吸收一批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共事有密切的关系。
南汉宸同志在金融工作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很有成绩的。一九四九年,有一个私人银行因香港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请求人民银行借给二百万港币的外汇。南汉宸同志却批给八百万港币,要他们搞好业务,充实基础。这事感动了周作民先生。他曾经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和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他从这一件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党和国家,是可信赖的。他毅然回到祖国,请求对他的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现在,这些银行机构,正在为祖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南汉宸同志目光远大,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胸襟和气魄。
南汉宸同志爱才若渴。有一个负责干部到外地视察,他亲自写信要当地银行行长介绍干部情况并推荐人材。后来,就把被推荐的年青干部调到总行担任重要职务。他随时注意发现和选拔人材,是因为他知道党的事业正在发展,不挑“尖子”,不出人材,就不能适应更加艰巨的工作任务。银行干部盛赞他知人善任,敢于用人。这同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依靠群众掩护、支持,和群众同呼吸,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地下的艰苦斗争中,看到绝大多数人是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因此他相信他们在我党领导下,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信任、爱护他们。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各有长处、各有短处。不因为档案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一切。既看到缺点,又看到优点。在他看来,没有不能使用的干部。他总是因材使用,用其所长,补其所短。他对干部就象对苹果树一样,不断打去杈枝,修剪枝叶,在谈话中启发干部改正缺点。他就象一团烈火,以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烧暖你的心,使你热气腾腾投入斗争。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但是南汉宸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这对于正在领导我们开始新的长征的党,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如果我们党有几百个、几千个象南汉宸同志那样得力的干部,我们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就会提早几年实现。但是死者已经长眠地下,我们只能寄托于更多的人,奋发革命的青春,象南汉宸同志那样,既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自己业务工作中去,又切实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把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完成我们的伟大艰巨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事业。


第3版()
专栏: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北京农业大学十年来的变迁
北京农业大学,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一所多科性全国重点农业大学。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为国家培养了一万多名大专毕业生,四百多名研究生,数百名进修教师,还为亚、非、欧十二个国家培养了一百多名留学生。在科研方面,也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引起国内外的重视。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形成为一个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
对这样一个好学校,林彪、“四人帮”却千方百计进行破坏。
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限令全校数千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在三天之内都要搬到河北涿县和附近农村分散寄居。接着又把一千多名学生和数百名教职工下放到衡水地区插队劳动。十二月,他们又擅自宣布撤销和解散北京农大,教职工可各奔前程,自寻出路;找不到门路的,搞生产劳动,等待处理,或者就地插队落户。
国务院得知这一情况后,撤销了这一错误决定,指示农大还要办。但是这时校舍已被分掉,农场的土地已被占用。于是又有人出主意把学校赶到陕西延安地区的清泉沟,并且规定:如有对抗搬迁者,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押送!于是,带着氧气瓶的病人,也被用担架抬上车去。就这样,学校的数千人被甩到从延安到铜川一带几百里地的几十个点上。在两年的时间里,三百多教职工和大批家属、小孩得了克山病和大骨节病,有的从此离开了人世!后来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决定把农大从清泉沟撤出来。这才为我们国家挽救了这所重点大学,保全了这支重要的农业科研队伍!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涿县与王洪文直接挂钩的坏人,也把农大看成了眼中钉。他们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多次指使武斗队闯入农大。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一九七四年的那次大抢劫,对农大的科学实验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抢走稻谷一百二十多万斤,生产科研用的各种电机、设备二千余件,铲毁腐植酸铵试验地麦苗一千多亩。还破坏了小麦常规育种、辐射育种的全部试验研究。有六百零六个国内外珍贵的小麦原始材料被销毁,还毁掉了九十七个棉花抗病和长棉绒材料。许多老教师看到自己辛勤劳动几十年的成果被毁于一旦,都失声痛哭。有的教师在统计这些数字时,泪水打湿了统计表。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教职工的生活很苦。从学校的领导到教授和职工,不论是一家几代,最多只能分配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只有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教授“特殊”一点,一家三代十多口人,住着两间小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附近的贫下中农看着实在过意不去,帮他盖了一间。
生活条件是这样,教学和科研的环境也是如此。大批的仪器和设备,只能封存在牛棚、马圈、库房和走廊里,四十多万册图书和古籍堆放在各个角落。由于缺水、缺电,许多该开设的实验课开不了,科研项目也无法进行。
 在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下,一所好端端的重点农业大学,竟被糟踏成这个样子!但是,威武不能屈,困难也没有吓倒我们党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在豺狼当道、“四害”横行的时候,他们还是披荆斩棘,冒着风险,奋勇地前进着,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涿县,无法进行教学和科研,师生们便决定校内干不了,校外干;集中干不了,分散干。于是由师生们组成的一个个小分队,就开到二十多个教学基点去,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年教师石元春、林培和老教授李连捷等,带病来到河北省曲周县,和贫下中农一起战斗,进行国家重点项目改良盐碱的科学实验,搞了六千亩地的试验区和二万亩地的综合治理区。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这里终于成了黑龙港地区的米粮仓。畜牧专业的师生,奔走在祖国北方的大草原和南方的高山草场,开展了牛的品种改良和草原改良的研究工作。他们成功地把北方奶牛移到南方高山草场落户放牧,又把河北围场县的黄牛改良为肉牛,杂交改良后的第一代,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体重即可达五百五十多斤。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改良草原和发展肉牛事业开辟了新的途径。遗传育种专业玉米组的教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跑遍了廊坊、三河、晋县等地,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的育种试验。
留在学校的教师同样在艰苦奋斗。农药专业的教师,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锅炉房里,开辟了一个“实验室”,研究国家下达的两个科研项目。他们试制成功了抗鸡球虫病的药物——球痢灵,还合成了几种农作物的化学控制药剂——整形素类药物。他们还和植保专业的教师密切配合,进行了超低容量喷雾新技术油剂农药的研制,搞了上千种配方,进行了数以千万亩计的田间试验,用国产原料制成了新油剂,对防治十几种虫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更值得令人敬佩的是那些曾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教授们。全国政协常委、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教授,虽然已近八十高龄,眼睛和腿都有毛病,看书走路都很困难,这几年,他在一间仓库里收拾出半间屋大的一块地方,把一个废弃的厕所作为消毒间,一面写书,一面进行关于赤霉菌的遗传、变异的研究工作。现在,他编写的《真菌技术汇编》第一部已经出版,第二部也即将付印。
中国农学会畜牧兽医分会常务理事汤逸人教授,一九七三年得了癌症。他把病房当作工作室拚命工作,根据自己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写出了发展我国畜牧业的书面建议,还编译了数万字的资料,介绍了目前国外畜牧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一部《英汉畜牧词典》的初稿,一直战斗到心脏停止跳动的生命最后一息!
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蔡旭教授,在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以后,不准下育种试验田,他就在晚上或拂晓前,顶着星星,冒着严寒,拄着拐杖,手拿电筒,到地里观察记录;到陕西后,他为了坚持育种工作,在数九寒天里,亲手抡镐,艰难地开出了一小块试验田。在涿县,他和小麦育种组的同志们辛勤研究的成果,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怀着满腔怒火,一锹一镐地修整了被铲毁的土地,一棵一棵地把残存的幼苗从土里扒出来,又继续着他们的育种工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粉碎了“四人帮”,如今他们选育的“农大一九八”和“农大一九九”等小麦抗锈优良品种,已经在河北的三河县、天津的宝坻县、北京的通县等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了。
农大的师生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些年来,承担了三十多项国家和河北省的科研课题,完成了上百项科研任务,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们有十项科研项目得了奖状。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所农业大学,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他们迁回北京原校址,师生们更加精神振奋,决心为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和大提高而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 宋名玉 王劲松
(原载十一月三十日《光明日报》,本报有删节)


第3版()
专栏:

浙江大学党委认真落实侨务政策
浙江大学党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充分调动归侨教师和职工的积极性。
学校各级党组织冲破“华侨不能进入保密单位”、“不能参加重点科研项目”等禁锢,在安排工作、吸收入党、评选先进等各方面,对归侨教师和职工一视同仁。机械系归侨教师陈祖祥担任了机制专业党支部副书记,归侨陈家平担任了计算几何重点科研项目的副组长。六名归侨教师、职工被评为一九七七年度抓纲治校的积极分子。还有些归侨教师被提升为副教授、讲师。
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党委为十七名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受到审查、迫害的归侨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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