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
周叔莲 吴敬琏 汪海波
发挥企业主动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我国企业的经济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很快，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可是除了少数部门以外，大多数部门现有的设备利用率差，固定资产的经济效果没有很好地发挥。许多企业的设备不配套，设备完好率比较低。还有一些企业投产多年，却始终不能达到设计标准。近十余年来，是世界技术飞速进步的时期，可是我国许多企业却长期拘守效率很低的陈旧工艺，原材料消耗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产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缺乏机动权力，从而使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
企业的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代生产中，企业的地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第一，现代工农业分成许多专业程度很高的部门，一般化的领导不能适应高度专业化的生产的要求，必须使各个企业能够根据本单位生产的特点，自觉运用有关科学技术，组织生产。第二，现代工厂内部也有十分复杂的分工，这要求企业精密地组织各个环节和各个工种之间的协作，并随时调整，以消除不协调的因素。第三，现代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日新月异，如果企业不作创造性的努力，就只能循着相沿成习的旧规行事，势必落后于时代。这种情况表明，不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
我国从五十年代初期沿袭下来的管理形式，很不利于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在我国的工业中，工厂的产、供、销、人、财、物和技术大权，都是掌握在远离生产实际的行政机关手中。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机关请示。没有层层上级机关首长的“点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形成了公文旅行，效率极低，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不决等状况。企业领导人被淹没在文件、会议、报表的海洋中，企业成了上级机关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不仅如此，企业还要负担许多“苛捐杂税”。近几年来，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一是各个方面都向企业借人和摊派任务，二是城市许多服务性工作都要企业来承担，三是办子弟学校和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工作，也给企业增加不少负担。不少企业反映：“现在是社会上管啥，企业也管啥”；“企业成了聚宝盆，谁都来伸手，要啥就得给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机构庞杂，非生产人员多，领导精力分散，怎么能发挥主动性，改进生产，改善经营呢？
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 适当扩大企业权力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这是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地方。但是，人们对于这种优越性往往有一种误解。拿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有人以为既然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的劳动人民所有，就只有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国家才能发号施令，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由国家统起来，其结果往往是统得过死。殊不知这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表现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种结合是在每个企业中具体地实现的。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决不能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有权在社会主义法制规定的范围内，对于自己所在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说：“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3页）我们必须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性，正确处理它同统一性的关系。
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执行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给企业必要的权力。目前我国企业的正当权力太少，应该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首先，扩大企业在安排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力。现在国家给企业规定的指标过多过死，而且企业的“婆婆”很多，指标由他们分头下达，往往互不衔接。今后一个企业只应有一个主管单位，少数重要的指标由它统一平衡后下达，企业按照这些指标，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原材料供应情况，编制切合实际的计划，上报国家批准。为了保证计划的完成和供产销的衔接，有必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通过合同明确规定相互之间的责任。违反合同造成损失的应该赔偿。其次，扩大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权力。企业的资金、设备、材料、产品或人员不得任意抽调。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有必要建立企业资金有偿使用的制度，企业的固定资金要交纳使用费，多余的固定资产可以要求主管机关作价调出，收入归企业支配，用于扩大生产。现在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太少，不仅不能适应技术改造的要求，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看来有必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折旧费留给企业部分的比例。同时，还应该保证企业有完成生产和基建计划所需要的物资。再次，扩大企业在确定工资形式和奖金种类方面的权力。企业有权在国家统一政策和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单位的情况确定职工的工资形式以及奖励的种类和标准，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提升职工工资级别。另外，还有必要给有关企业一定的直接的外贸权，有必要扩大企业在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权力。总之，凡是企业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要放手让企业主动去办，上级不要乱加干涉；凡是应由上级主办单位承担的事情，上级单位一定要负责办好，不能推给企业。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真总结我国的具体经验，并借鉴其它国家的好经验，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给企业必要的利益 严格实行经济核算
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诬蔑讲物质利益就是“修正主义”，把物质利益划为“禁区”，使得在一个时期内严重地忽视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从而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现在，这个“禁区”打破了，我们有可能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关系，保证这三方面利益的统一。应该指出，由于长期对企业利益重视不够和研究不够，当前尤其需要提高对企业利益的认识。是否给企业必要的利益，是承认不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只有给企业必要的利益，使企业做的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对本企业和职工也有利，这样才能使企业有强大的经济动力来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要做到使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就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这就要求把企业的独立核算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国家按照企业完成计划的情况，给予物质上的奖惩。有种意见认为经济核算仅仅就是算账，不必实行物质上的奖惩。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必然会使经济核算有名无实，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首先要求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对亏损负责。正如列宁所说：“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9页）其次，要求把企业劳动者集体利益和企业经营状况密切联系起来。华国锋同志最近多次指出，如果不是由于客观的原因，企业不能办好办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企业办好办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现象，是再也不能容忍继续下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把企业的经营好坏同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凡是经营管理好，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上缴利润多的企业，从利润中提取的企业基金应该多些，发给职工的奖金和用于集体福利的钱也应该多些。凡是经营管理差，完不成国家计划的企业，就不给或少给企业基金，不发或少发奖金。
我国当前实行的企业基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要求，但是还需要逐步完善起来。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要求，可考虑在利润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表现（做到这一点要有一系列措施配合）的条件下，实行企业自负盈亏的办法。比如可以设想，企业在完成对全社会的义务后，其利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留给企业自己支配，职工可以分享一部分利润，企业改进技术、实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一部分也由企业支配。至于具体办法，则需要进行周密的研究，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国过去有的地区有的行业曾对职工实行过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的分配办法。北京市崇文区今年八月份以来在三个单位试行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工资的办法，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提成工资，按职工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结果改进了企业管理，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职工收入，扩大了企业积累。在一定程度上职工分享利润的做法，是完全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我们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看来，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盈亏是由企业主承担的，那种盈亏，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私有制的“盈亏”已经不存在了。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则是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统一的要求，是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要求，它和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负盈亏是不能等同起来的。
发扬民主 保证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
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职工群众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只有发扬企业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企业的权力才不致于被少数人用来谋私利，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有牢靠的保证，职工才会感到自己真正是企业的主人，才会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把企业的各项工作办好。列宁说：“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领导职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权利，把它和管理国家、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一起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转引自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现在广大职工对企业的生产计划、经营管理、人事安排、生活福利，发言权很少；许多领导干部处理企业重大问题，很少征求群众意见，这种情况同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把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定为企业的基本制度。今后，所有企业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领导干部要向职工报告工作，听取职工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群众选举产生。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要定期评价全厂工作，提出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并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或管理人员。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证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推动四个现代化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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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定经济计划根本不应该留缺口
田江海 梁文森
经济计划该不该留缺口？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两种缺口：一种是人们在制定计划时有意识留下的缺口；一种是人们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出现的缺口。这两种缺口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人为的，后者主要是由于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经验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前者是可以避免的，后者是难以避免的。本文论及的只是前者。
制定计划留缺口往往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下达生产任务时，只提出生产指标，不相应给足物资；一是在下达基本建设项目时，不相应给予资金、材料、设备等足够保证。现在，不论是对生产还是基建，物资供应上的缺口都很大。
这样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第一，造成半无政府状态。计划留下的缺口部分，实际上脱离了国家计划轨道，由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解决各自的需要。于是，一些企业为了能够掌握物资以便同其他企业相交换，就不惜搜罗自己在生产、建设上并不需要或当前并不需要的东西，从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库存，加剧国家计划调拨物资的紧张；一些企业为了完成留有缺口的生产、建设任务，不得不用国家计划内的产品和其他企业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原材料；一些企业没有资金，就挤更新改造资金，挤大修理基金，或任意摊入产品的成本等，结果，不仅造成增产不增收，而且也势必冲击国家利润计划和整个资金周转使用计划。
第二，流通渠道堵塞。一些企业为搞到资金、材料和设备，不得不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打乱正常的物资供应渠道。尽管采购人员满天飞，行程万里，耗资过千，费时经年，也常常搞不到东西，徒然增加交通、旅馆紧张和给有关单位带来许多麻烦。
第三，经济效果大减。计划留有缺口，企业自筹无法填补，势必导致生产停工待料，基建战线拉长，“胡子工程”增多。即使费很大劲搞到了所需材料、设备，一则要拖长工期，二则要用高于调拨价格购进，增大成本，多花投资，浪费巨大。
第四，生产建设速度缓慢。靠各企业补缺口，缺口补的如何，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门路及门路多少，而不是取决于生产、建设任务的轻重缓急。因此，急者不能先上，重点不能优先保证，最终必然影响生产建设速度。
有的企业为了搞到东西，不惜慷国家之慨，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甚至助长投机倒把，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可乘之机，歪风所及，决不限于经济领域。 它腐蚀革命队伍，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严重恶果。
总之，计划留有缺口，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一种破坏，危害极大。现在，是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计划留有缺口，是否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意识形态，只有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才能实现稳定的、持续的高速度发展。应当说我们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面前，本来就有很多“必然王国”未被认识，加上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这一规律的研究、掌握和运用就更加不够了。计划留有缺口，就是不遵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一种突出表现。计划留有缺口，不仅使直接有关的产品同原材料、动力之间不衔接，价值运动和实物运动不一致，供、产、销不协调，影响所及，还将使本来没有缺口的那部分生产与需要之间也不能达到平衡。周恩来同志早在一九五六年就严肃指出：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计划留有缺口，正是一种最大的浪费。
因此，制定计划时，决不能人为地留有缺口，一定要根据需要与可能，使之符合比例，达到平衡，应当“以销定产”，而不能“以产定销”。国家下达的指标要同企业的订货合同相互衔接，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产需脱节、供求失调的矛盾。
问题之二：计划留有缺口，是不是能实现积极平衡？
从辩证的观点看来，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计划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掌握运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客观规律，预见到不平衡，积极想办法使之相对平衡，从而推进生产和建设。这就是通过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使国民经济经常保持协调地向前发展。而计划留有缺口的做法，是有意地从不平衡开始，要下面去自发地补缺口，从而造成方面更广、幅度更大的不平衡，结果是：不平衡——较大的不平衡——更大的不平衡。这哪里是搞什么积极平衡，分明是放弃一部分计划阵地，连消极的平衡也不去做，而让无政府状态泛滥成灾。这怎能动员各种潜力，克服薄弱环节，促进短线赶上长线呢？现在下边一方面普遍叫喊物资缺乏，一方面又有很多企业库存不断增加，物资越压越多，这难道不是和计划留缺口有密切关系吗？
为克服出现的不平衡，国家要建立必要的后备，同时，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毛主席关于计划要充分留有余地的重要指示，含义有二：一是预防客观上会经常出现的人们预想不到的不平衡；二是批评脱离客观实际的“高指标”，预防人为地给国民经济计划制造缺口，造成混乱。留有缺口的做法正好与留有余地的做法相反。它不是为解决可能出现的不平衡创造条件，而是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不平衡。它不是实事求是地确定计划指标，而实际是在搞“高指标”。当然，指标太低，很容易超过，不利于挖掘潜力，也不好。正确地制定计划指标应当是既积极，又稳妥，具有充分科学根据。
问题之三：计划留有缺口，是不是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
应当明确，发挥下面积极性和加强计划性是不矛盾的，如果离开统一的计划性来谈下面的积极性，实际是提倡盲目性。在下达计划留有缺口的情况下，下面为了完成计划，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补缺口。这种“积极性”越大，冲击计划的力量也就越大。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积极性，是一种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积极性，是一种鼓励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的积极性，是一种滋生蔓延种种不正之风的积极性。
下面是不是乐于发挥这种“积极性”呢？还是听听下面的呼声吧。他们对领导机关下达计划留缺口，让下面脱离计划的轨道去自筹资金，自筹材料，自筹设备，叫苦不迭地说：“自筹，自筹，越筹越愁！”
当然，要彻底改变计划留缺口的现状，除了解决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实际问题（包括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应当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我国近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借鉴兄弟国家的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做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迅速把我国的计划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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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经济》月刊发行
本报讯 《世界经济》杂志，将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发行。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历来重视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一九六四年，我国成立了一批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机构，开展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本来就比较薄弱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要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活动，以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全国上下都要求了解外国情况，关心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向。《世界经济》杂志就是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出版的。
即将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世界经济》杂志，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同志题为《认真学习外国，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文章的第一部分以革命导师的有关理论教导和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中学习外国的事实，批判了“四人帮”攻击学习外国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反动谬论，说明向外国学习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针。第二部分针对人们在学习外国中存在的思想与理论上的模糊认识和问题，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敢于打破思想框框、冲破理论“禁区”，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以便更好地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第三部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当前应当着重向外国学习的几个方面，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引进资金和技术等等。文章要求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认真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号召，加强对外国经济的研究，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外国经济管理》和《国外经济考察》专栏里，分别发表了和铭同志的《美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和里岗同志的《西欧五国经济观感》两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及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在发展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作法。这一期刊登了一组“笔谈会”稿件，对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此外，还发表了《苏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分析》、《经济绥靖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等理论性文章，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等方面，分析揭露了后起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和欺骗性。《世界经济》杂志还设有一些知识性栏目，如《世界一角》、《人物介绍》、《新兴行业》以及《书讯》等。《世界经济》为月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各地邮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