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汪锋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时候，适逢甘肃省话剧团创作的话剧《西安事变》在京作纪念演出。有的同志要我写点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在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情况。时间过去四十二年了，回忆这段历史，还是令人十分激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西安事变之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毛主席派我前往西安做争取杨虎城将军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工作。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当年的斗争情景，把我带回西安事变前后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指挥下进行的革命斗争行列当中。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十月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十一月中旬，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我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全歼东北军一○九师，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间，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完整的分析。这个报告是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个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奋起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开始，前赴后继，形成汹涌澎湃的洪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更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西北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并接我去见毛主席，接受重要任务。在鄜县套通源东村前线总指挥部，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当地群众的土窑洞里，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那里的时候，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同我连续谈了三天。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下层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确实是很大的。我向主席表示，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一国的殖民地，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都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得到一个大解放。过去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最后一天，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我回到住处，异常兴奋，夜不能寐，仔细地回味毛主席的指示，反复地考虑如何胜利完成毛主席交付的这个任务。我在前总又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在这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了两三天准备工作，找来化装衣物、证件，研究周围敌人封锁情况，选择外出路线。一切准备好了，就装作西安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由可靠的向导带领，取道邠县、长武之间，出苏区向关中大道前进。这时正是十一月下旬。
到了西安，杨虎城将军见了毛主席的信以后，令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张依中是杨虎城的亲信，负责特情工作。大概为了保密关系，他们把我的住处，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张依中同车陪我到看守所，并向看守所长打了招呼。看守所长认为我是张依中的朋友，对我招待很好。
过了几天，杨虎城约我会见。时间是在夜晚，张依中派车将我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随即陪同我到西客厅谈话。我首先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说明来意，说明了当前形势和我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杨虎城非常客气，他先问候了毛主席，又向周副主席致意，很关切地询问了红军近况。他认为我党关于联合一切抗日部队的主张很好，但是对于我党还有某些猜疑。他最关心的，是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行动。
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杨虎城将军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杨虎城将军在谈话中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只是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而是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和张依中两位先生继续同我会谈。
我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曾三次会见杨虎城将军。这个期间，我还多次与杜斌丞先生恳谈。杜先生长期在杨部担任要职，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较大影响；并曾于一九三三年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促成杨部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他的态度十分热情，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对杨虎城和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尽力促进两军合作抗日。他还分析杨虎城的态度。他说，杨先生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进步思想；但是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不敢得罪，宜多作解释，打消他的顾虑。我同王菊人等又谈过几次，他们表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当削弱；同意跟红军建立关系，希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今后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彼此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在战场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行动，不要追击。有次同杨虎城谈话的时候，王菊人在座，杨表示同意我和王等谈话的内容和所规定的联络办法。
毛主席这次派我去西安，是我党中央同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毛主席的亲笔信，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政策，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党中央派叶剑英、彭雪枫等四十多个同志到西安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到西安后，以《工商日报》记者等身分进行活动。这个期间，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后，经常能够听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无数次的接触当中，深深感到，周恩来同志对毛主席无比崇敬，无限热爱。他对同志襟怀坦荡，善于团结；对群众亲切关怀，平易近人；对工作严肃细致，立场坚定。周恩来同志所具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胆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他在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各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统一战线方面尤为卓著。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高度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多次指示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对于一些细节，都考虑的很周密。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同国民党的人员接触。同他们来往，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办法就不行罗！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发展自己，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一些最右的反动势力，他是主张坚决打击的。如当时耀县民团头子雷天一，控制我们从延安至西安的咽喉要道，经常袭击我们，使我们受到损失。周恩来同志指示把这个钉子拔除了。他每次布置工作，除去交待任务外，都教给我们方法。党中央派我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那次，毛主席指示后，周副主席也跟我进行了谈话。他说，方针大计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他特别指出，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我到西安后，多次找杜斌丞先生恳切交谈。杜斌丞先生向我详细谈了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和性格。这些情况对于我党开展杨虎城部队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当年，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对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为了争取和团结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他冒着生命危险同李克农同志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同张学良直接会谈。周恩来同志针对张学良的顾虑，分析了全国抗日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他还指出，要抗日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实行民主，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他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定。这次会见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作用，为西北大联合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后，围绕着放蒋与杀蒋的问题，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都活跃起来，形成一个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党中央、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和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头，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杀掉蒋介石，导致全国更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种前途是，迫使蒋介石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释放蒋介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根据这种分析，我党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率领由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在那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高瞻远瞩，坚持原则，机智灵活，多谋善断，废寝忘食地工作，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打击了托派的破坏捣乱，说服教育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和西安各界群众，接受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所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部分党员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有的同志提出要杀蒋介石，有的甚至主张押到保安去杀。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分析当时的形势，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他说，你们和社会隔绝了。杀了蒋介石对谁有利？对日本有利。现在是何应钦要打，汪精卫正在急忙回国，妄图取蒋而代之。他们两个和蒋介石比，谁好？我们说，都是王八蛋！周恩来同志说，杀了蒋介石，全国内战就会爆发，就乱了。捉蒋介石是对的、好的。劝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不听嘛！捉起来给他讲，就有可能听。我们要逼他抗日，不能杀他。恩来同志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我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统一了思想。他在西安还向我布置了任务。他说，由于何应钦调兵遣将，挑动内战，投合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要粉碎亲日派的阴谋，一方面要揭露他们，另一方面军事上也要有准备。现在派你到渭南阎揆要团去当政委。这个团党员多，你要不惜一切牺牲顶住何应钦，争取三、五天时间，以利于我们在西安开展工作。
西安事变的结果，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爆发了全国抗日战争，提高了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铺平了道路。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在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以惊险的手段，善良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捉蒋放蒋，终于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宏愿。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将军遭到长期囚禁，直到现在未能恢复自由；杨虎城将军被囚禁了十二年，竟在全国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周恩来同志曾经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赞扬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在一九四六年西安事变十周年的时候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在一九五六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他又指出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名字，将长期留在人们的心里，引起人们的怀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这种英明正确的政策，是使西安事变获得伟大的成果和成为以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团，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机智勇敢地冲破惊涛骇浪，战胜许多艰难险阻，稳稳地掌握住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对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
祸国殃民的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多年来肆意践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竭力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瓦解革命统一战线。他们残酷迫害长期同我党合作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党的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进一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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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的报告
加强工业卫生工作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国务院最近在批转卫生部《关于加强工业卫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时指出，搞好工业卫生，保护环境，保护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对促进工业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把这项工作做好，使工业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工业建设服务。
卫生部的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业卫生和劳动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各工交系统、各省市建立了卫生和安全机构，有效地保护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安全与健康。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为搞好工业卫生，防治职业病、多发病，改变工矿卫生面貌，提高广大工人的健康水平勤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近十几年来，工业卫生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致使工业卫生工作落后，职业病、职业中毒、多发病、常见病上升。随着我国大规模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新的有害因素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多，防治污染，保护环境，都将给工业卫生工作提出更多的新任务、新要求。
卫生部的报告对进一步加强工业卫生工作提出了意见：
一、加强党的领导，把工业卫生工作搞上去。
建议各级党委把工业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检查，每年抓几次。各级卫生部门要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经常深入厂矿调查了解，总结经验，抓好典型。
工业卫生工作的重点，当前是抓好工矿企业防尘防毒和职业病的防治，搞好射线防护工作。要重视保护环境，防止工业“三废”污染。要争取在一、二年内使工矿企业劳动环境接近或达到国家卫生标准。要基本上控制急性中毒，不断降低慢性中毒的发病率。要采取积极措施，把矽肺发病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二、恢复和健全工业交通部门和各省市的工业卫生管理机构。
搞好工业卫生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卫生部门的两个积极性，实行条块结合。建议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部门，根据职业危害和卫生工作任务的实际需要，恢复或健全必要的卫生管理机构，切实把本系统、本单位的卫生工作领导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城市的卫生部门都应恢复或健全工业卫生机构，加强对工业卫生工作的领导。
为了适应职业中毒、职业病医疗的需要，加强科学研究，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积极开展对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指导，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新建职业病附属医院，并适当调整充实职业病临床技术力量。
各工业交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工业集中的城市，应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机构，认真做好职业病防治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