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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恐右症”的来历
——驳“‘左’比右好论”
余思
研究医学的人总要探究某一种病症的来历。本文的题目一定会使得许多搞医学的同志瞠目不知所措。查遍医学辞典、内外科大全，哪有“恐右症”之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疑难病症呢？是一种稀有的地方病，还是一种新发现的罕见病？其实它既不稀少，也并非罕见，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过，它并不是什么生理上的病症，而是一种政治病。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
那么什么叫“恐右症”？这种病症有什么特点呢？打一个比方，中国有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说的是一个人被蛇咬了以后，对蛇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害怕心理，以至于看到了井绳，也以为是蛇，惊恐万分。这可以说是一种“恐蛇症”。被疯狗咬过的人会得一种“恐水症”，看见水老害怕。所谓“恐右症”，恐的内容和“恐蛇症”、“恐水症”不同，其为恐则一，都是对某一种事物或者某一种现象产生病态的恐惧心理。“恐右症”者，老怕犯右的错误、出右的偏差之谓也。这种病的患者对“右”字特别敏感、特别犯忌，以至于闻“右”色变，达到了病态的地步。有这种病的人为了表白自己并无“右倾顽症”，凡事“左”三分，宁“左”毋右，明知“左”得不近情理，也在所不惜。因此，这种病的特点，是用“左”来堵人的嘴，涂上“左”的保护色，以免授人以右的口实而遭到攻击。
症状已清，按照医家的惯例，就要进一步探究它的病源。有人说，这种病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的产物，是他们的棍子打出来的。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确实是这种病症蔓延的一个诱因。林彪、“四人帮”推行一种假左真右的两面政策，他们提出了一种荒谬的逻辑：“左”就是革命，越“左”就越革命，最“左”就最革命。于是，凡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同志，凡是不那么极“左”、跟不上林彪、“四人帮”的“左”的调子的同志，就会一律被林彪、“四人帮”目为右倾，而受到大棒加身、罪及妻孥、祸及亲朋的厄运。这种情形怎不令人闻右色变、不寒而栗呢？林彪、“四人帮”对于“恐右症”的流行是不能辞其咎的。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却并不是“恐右症”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之前，这种病症就已经存在了。大家还记得，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流行着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应当反“左”，只应当反右，因为“左”是认识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左”对于社会主义并不可怕，而右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唯一险症。这种理论无以名之，姑名之为“‘左’比右好论”吧！这种“‘左’比右好论”是“恐右症”的主要病源。由于这种理论，人们对于“左”丧失警惕，甚至故意宁“左”毋右。因为“左”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左”是要革命的表现，即使有人因“左”而犯了严重错误，也很容易得到谅解，甚至毫不影响使用、升迁。而右则不同，右之为恶其罪大焉。一个人一旦犯了右的错误，被加上了右的罪名，就往往一辈子翻不了身。于是人人恐右，恐右的结果是争“左”，恐右争“左”一时成了一种社会心理。
这种“‘左’比右好论”有没有什么根据？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已经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右的错误是致命的，而“左”的倾向是无所谓的；右倾是险症，需要重视，“左”倾是疥癣小疾无足挂齿。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对“左”的为害丧失警惕，“左”和右一样，都有可能使我们亡党亡国。
多少年来我们吃足了“左”的苦头，为了这种“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横行，而且横行得那么久，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利用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这种“左”。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最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由于他们看到那种“‘左’比右好论”相当有市场，就接过这个口号并加以大大发展，结果就变成越“左”越革命，最“左”最革命，他们自然是最“左”的，当然也就成了革命的化身。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然而他们是投“左”之机、靠“左”起家的，如果没有“恐右症”，没有“‘左’比右好论”，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就很难畅行无阻。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自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假左是有区别的。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的“左”倾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并且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来为它辩解、开脱了。
有一种论调值得研究，似乎“左”倾顶多只能算机会主义，却不能叫修正主义，而只有右倾才是修正主义。这是“‘左’比右好论”的一种理论根据。其实这种说法是大成问题的。先看事实：谁都知道，托洛茨基长期是以“左”为标榜的，尽管他右得不能再右，以至后来终身与马列主义为敌，与苏联人民为敌，但他仍不失为“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种机会主义难道不就是修正主义吗？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既可以来自右的方面，也可以来自“左”的方面。我们决不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能命定地来自右的方面，也不能认为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算修正主义。
从认识论方面讲，右倾机会主义也好，“左”倾机会主义也好，都是使认识和实践相脱节。凡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认识老是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不敢采取必要的行动，就会出现右。凡是认识超越了客观条件，跑到客观实际的前面，盲目地采取行动，就会出现“左”。因此，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从认识论上讲，都根本违反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修正。我们怎么能说，认识落后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认识超越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呢？要在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这两种形式中分出好坏，比个高低，是很可笑的。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许多过“左”的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例如，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仅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始终都是十分尖锐的。这种观点表面上很“左”，很革命，其实不然。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果真始终存在而且始终那么尖锐，而不是经过长期的波浪起伏，逐步趋向缓和以至最终趋于消失，那就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正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趋于消亡为前提的。上述这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否定，也就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这难道还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吗？这些年来，象这一类从“左”的方面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难道还少吗？
总之，“‘左’比右好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左”的为害一点也不比右小，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同样是修正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要防止来自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要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赤裸裸的右的口号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识破，而貌似革命的“左”的口号比较能够蛊惑人心，能够迎合某些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人的所好，因而往往能够俘虏很多人，为自己赢得不小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一项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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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少民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可喜的现象：各级领导干部努力钻研业务，争当内行。一些又红又专的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开始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富有生产经验的工人和农民被选为车间主任和生产队长。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支又红又专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挥员队伍，已经开始成长壮大了。
为了使这个成长壮大过程发展得更快些，有一块绊脚石必须搬开，这就是“四人帮”所创造的一条“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条“普遍规律”，当年是他们“回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大棒，如今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作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
按照这个“普遍规律”，领导内行的必须是外行，这才能体现“党的领导”。倘若领导干部是个内行呢？“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同上）用公式表达出来就是：“外行＝党的领导”，
“内行＝走资派”。根据这个“规律”，军队的领导必须是不会打仗的；工厂厂长必须是不懂生产的；科研单位的领导必须是不懂科学的。反过来说，如果有个单位的领导是内行，那就违反了“普遍规律”，因此必须打倒，换上一个外行。比如说，让白卷小丑当教育部长，去领导教育工作，这就符合
“普遍规律”了。
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怎样被“四人帮”奉为“普遍规律”，明火执仗，到处推行呢？
这要回顾一下我国的特殊的历史情况。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文化很落后。这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到我们党内。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的主要精力当然不可能放到科学技术上来。因此，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都很贫乏。在进入建设阶段的时候，面临工农业、文教科技等等的新问题，不少同志当时确实是个外行。但是，这就不能领导各行各业了吗？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2页）从政治上讲，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尽管我们对某些技术和业务的知识比较贫乏，是外行，但党仍然能够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从政治上团结大家，调动各种人材的积极性，使他们发挥专长，做好工作。但是，不懂业务，毕竟是个缺点，不能老是停留在外行的水平上，甚至以不懂为光荣。因此，毛泽东同志反复教育全党，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各行各业的工作，必须成为内行，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同上书第144页）可见，毛泽东同志既肯定了在政治上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又教导我们的干部必须成为内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人帮”为了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为了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在外行与内行的问题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割裂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条“普遍规律”来禁锢人们的手脚。这笔帐至今还没有清算。其实这条“规律”完全是伪造的。靠摘引片言只语来唬人，原是“四人帮”的看家本领。可惜他们“发现”的这个“普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实在找不到一点点“根据”，于是只好含糊其辞地诌出什么“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如何如何。至于“唯物辩证法”怎样“看”出这么一个普遍规律“来”，那些低能的秀才们没有交代，也无法交代。因为客观世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规律”，所以唯物辩证法也不可能“看”出这么一个
“规律”来。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虽然找不出“四人帮”用来吓人的那条“普遍规律”，但是，批判这种谬论的东西倒是很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反复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并且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说空话的和当官作老爷的共产党员。列宁说：“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末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75—476页）列宁的话多么深刻！必须揭穿“四人帮”杜撰的那个“普遍规律”，打碎这个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努力学习，钻研本行业务，变外行为内行。
必须指出的是：现在，这个“普遍规律”还在束缚一些人的头脑。更为严重的是：有少数人仍然拿着这条“规律”在那里霸占着领导的位子，阻碍四个现代化的脚步。他们自己不懂，不学习，又不听内行的意见，凭仗手中权力瞎指挥。也有一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拿着这条“规律”作为保护自己乌纱帽的法宝。管你什么四个现代化，反正我已经住进了“常委楼”、“书记院”，孩子早都安排到了最吃香的所在，何苦去当内行呢？上级来检查吗？“‘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群众不满意吗？“‘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显然，这个“普遍规律”确实是四个现代化路上一块不小的绊脚石。我们要搬开这块石头，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如果有谁还要抱住这块石头不放，我们在说服无效之后，就要请他靠边站，不能让他挡住我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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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历史研究》评论员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到处设置“禁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因为是他们用来确定儒法斗争性质的根据，所以也成了“禁区”。
今年十月间，我国历史学界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突破这个“禁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封建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封建制的残余，有待我们去彻底肃清。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在什么时候怎样转变为封建社会，正确地认识封建社会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规律和特点，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古代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它是学术上一个大问题。五十年代，我国历史学界从殷周人殉问题开始，展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本来应当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可是这次讨论后来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武断专横，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古史分期问题毛泽东同志已有定论，不容许继续讨论了。事实证明完全是他们在用谎言来推行自己的邪说。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又申述这个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可见一直到这时，毛泽东同志还是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但是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说，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道理。从赞同西周封建说到赞同郭沫若同志的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他虽然认为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有道理，但并没有说过，到此已经穷尽真理，不必再进行研究和讨论了。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过话，就成为最后的定论，把不同意这个“定论”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末郭沫若同志提出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反对西周封建说，岂不是也要被引伸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么？这显然是最荒谬不过的逻辑。同样，毛泽东同志虽然赞同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也不能因之便引伸出，凡不同意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对历史的认识，往往由于材料不足或者新材料的发现，或者对已有材料出现新的解释而不能不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因此，轻率地宣布某一看法为定论，只能妨碍自由讨论，而无助于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在艺术问题和科学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由讨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的论述可以判断出来，把他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视为“定论”，用作禁止自由讨论的口实，恰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古史分期问题象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各种学派都有权利以平等地位进行讨论。有些同志对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或者对另一学派的分期说，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现象，不能认为是对郭沫若同志或某人意见的不尊重。郭沫若同志本人曾经多次修改他的分期说，直到去世之前，还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探索真理终生不倦的精神，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在古史研究领域里，有人偏重于文化典籍的研究，有人偏重于考古文物的研究，或者有人偏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无理的反对。人生有限，知识无涯，科学工作者能在任何一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总是难能可贵的。在探索过程中，意见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不是坏现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从历史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要有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几乎无不是在漫长世代通过如此种种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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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研究》第十二期简介
本报讯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出版。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本期发表了解放军政治学院林然昌的文章《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文章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那种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肯定过的都不能变动的主张，实质上是提倡一种蒙昧主义，它直接违反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原则。认为革命导师的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不是宣扬什么怀疑论，而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本期还以《冲破“禁区”百家争鸣》为题，综述了《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最近在长春联合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情况。这次会上，主要提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六种不同意见。
丁伟志的《儒学的变迁》探讨了儒学的创建、分化、神学化、哲理化和儒学统治的覆灭等问题。文章指出，儒学何以能够绵延达二十五个世纪之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第一次致命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林铁钧的《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认为农民军根据当时清兵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采取联明抗清策略，是正确的；不同意把农民军联明抗清策略说成是投降主义的看法。黄彦的《太平天国有一个“革命的哲学思想体系”吗？》，指出太平天国领导者宣扬的宗教神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不同意有些作者所说太平天国存在着一个与封建统治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革命哲学思想体系”。
本期还发表了杨小佛的《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沈宗灵的《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香港大学中文系单周尧的《〈“有教无类”古解〉质疑》，马非百的《杜仓相秦考》，陈崇武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究竟是何时提出？》等。又《历史学》季刊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出版，本期刊有创刊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