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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问题
反对买卖、变相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打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树立无产阶级的婚姻观点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提倡革命的民主的和睦的新家庭。充分调动妇女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家庭问题。
她说:为了充分调动妇女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当前必须在城乡广大群众中宣传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反对买卖、变相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打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树立无产阶级的婚姻观点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提倡革命的民主的和睦的新家庭,以便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齐心协力,以充沛的精力进行新长征。
康克清同志说: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从明年一月起,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妇女的迫切愿望,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妇女的根本利益所在。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她认为解决好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康克清同志回顾了建国前后我国婚姻、家庭方面的变革。她说,一九五○年毛主席亲自签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贯彻婚姻法的宣传运动,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妇女群众,从包办、买卖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由结婚、新事新办、夫妻平等等新风尚普遍出现。她指出: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社会道德风尚也遭到很大破坏,致使买卖婚姻、变相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又重新抬头。办婚事大肆请客送礼的歪风邪气又有滋长,甚至在婚姻仪式上搞封建迷信活动,使不少男女青年失去了婚姻自主的权利,加重了许多家庭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康克清同志说,华主席一再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现在全国人民正在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大干快上,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相信,广大男女青年一定会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四个现代化上,把力量贡献在四个现代化上,把聪明才智发挥在四个现代化上。我也相信,男女青年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上,一定能自觉地破除旧的习惯势力,抵制追求金钱物质、依赖他人生活的旧思想,争取真正的独立自主权利。她还希望家长们、社会舆论界给以男女青年正当的引导,热情的支持。
康克清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以来大量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婚姻家庭都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较富裕的农村同较贫困的农村的差别,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婚姻家庭问题上来,越是生产水平低、生活条件差的地方,买卖婚姻或变相买卖婚姻就越不容易彻底肃清。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向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进军,就会为树立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奠定更有利的经济基础。同时,实践也一再证明,在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凡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的地方,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就蔚然成风,群众精神振奋,劳动情绪高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经常地宣传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康克清同志还说,她希望各级党委能把宣传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列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工作之一。希望我们的干部起带头作用,做移风易俗、以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的表率。她还建议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时,要注意掌握政策,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为婚姻家庭问题,大量的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但是对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要给予应有的制裁和打击。她指出,各级妇女联合会要积极主动地关心这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解决问题的建议,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做好工作。最后,康克清同志说,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春节前后全国妇联将集中一段时间,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和各有关部门配合,大张旗鼓地、普遍地在群众中进行一次宣传活动,宣传男女婚姻自主、新事新办的新典型,表扬带头移风易俗、敢于同“四旧”做斗争的青年和家长。希望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密切协作。


第3版()
专栏:

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也要解放一点
碧空
粉碎“四人帮”,新闻工作得解放。我们各类报纸,一改那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谬论加谣言,千篇一个调”的可憎面目,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报纸。两年来,报纸工作有很大的改进,及时传达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大量鼓舞人心的消息,发表了不少人民来信,举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了各项工作的研究,反映了人民关心的许多问题,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但是,报纸工作的改进,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林彪、“四人帮”在新闻战线的流毒,不是一下子能够清除干净的。因袭下来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仅就报纸篇幅的分配来看,就存在不少问题。
拿《人民日报》来说,刊登领导同志会见外宾和国内各种会议的消息和照片,占的篇幅就太多。经常差不多是大半个版,有时甚至超过一个版。这样的消息和照片,大同小异,群众并不那么爱看。近来,由于编者的努力,照片是渐渐缩小了,但随着我国外事活动的增加,如不改进,照片的数量还可能增加,占去不少篇幅。
领导同志出国访问,刊登的照片也太多。除了逐日登载外,访问结束,还要集中一个整版或大半个版。不但《人民日报》如此,地方报纸也是这样。今后,我国领导同志出国访问会越来越多,这种做法要不要改变一下呢?把这些篇幅腾出来,多介绍一些被访问国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以及风土人情,为广大读者打开眼界,不是更好吗?
在新闻报道中,领导人的名单,特别是他们的职称,反复刊登,反复播送,也过多。同一天的新闻,每次提到领导同志,往往都重复他们的全部职称。其实,许多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领导同志,可以不必这么做。如确有必要,提到一次也就够了。在一篇中提到过,其他篇就不用提了;在前面提到了,后面就不必重复了。不是提倡以“同志”相称吗?何必那样热中于职位和头衔呢?还有,一些会议消息、宴会消息,每次都报道一长串参加者的名单,有的并不是那么必要。我们的礼宾规格已经简化了,报道规格似乎也可以再简化些。
地方报纸还有一多,就是全国性的消息和转载的东西太多。翻一翻省、市报纸,绝大部分报道都是新华社发的通稿,再加上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地方新闻所占篇幅就太少了,往往不到一个版。举一天的省报为例吧。十二月十二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新华社播发了庆祝大会消息、《人民日报》社论和两篇领导同志讲话。对这四篇稿子,各报处理不同。有的只登大会消息,有的登两篇或三篇,有几家报纸四篇都登了。由于这一天登通稿和转载太多,本地稿件有八家省报不足一个版,有十四家省报只有一个版或一版多。一位省报的同志建议,应当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版面登本省的东西,其余登国内和国际要闻。这个意见值得重视。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发行数量都很大,发行速度也在加快,省、市报纸是到了应当办得更具地方特色的时候了。
除此之外,还有会议消息多,重复的领导同志的讲话多……这几个“多”集中起来,就是我们的报纸宣传领导同志的活动过多,而宣传群众的活动太少。报纸应当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登一些领导同志、领导机关的活动是必要的,可是这方面的报道太多,势必挤掉反映群众活动的报道。我们的报纸经常宣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报纸上,占据主要篇幅和位置的却天天是领导同志的活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呢?据我看,原因之一,就是周总理生前曾经尖锐批评过的那种“首长观念”,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实际上认为,首长是很重要的,而群众则是可有可无的。因此,一提笔、一拿起照相机、一安排版面,只想到首长,而想不到群众。这样的例子,在新闻工作中真可说是俯拾即是。这里说两个例子。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首场演出的消息,报道了从中宣部、文化部、总工会到北京市委、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以及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等等一长串观看演出的名单,而演出结束时走上舞台的那些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广场革命事件,同“四人帮”作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的首都群众代表,在报道中却偏偏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庆祝“四五”运动伟大胜利,表彰“四五”革命英雄大会的消息,长篇报道了领导同志在会上的讲话,而“四五”英雄们在会上讲了话没有(实际上是讲了),讲了些什么,一句也不报道。会上宣布了关于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同志平反和表彰“四五”英雄的决定。究竟为谁平了反,究竟表彰了谁?这篇消息也都没有讲。
原因之二:一些编报的同志按老框框办事。他们说,什么样的领导同志的活动,要发消息,要登多大的照片,这是有规定的。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考虑改变那些不适合新的情况的规定,而是甘愿被因袭下来的各种规定束缚住。好象过去迷信的人们,自己买了张红纸来,写上“天地君亲师”,贴在墙上,自己磕头。一些地方报纸为什么转载那么多呢?本来编者是有权选择,缩编,或用其他方式适当处理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动辄打棍子,一些同志被棍子打怕了,心中的余悸没有消除,到现在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许多东西,也还是照转不误。
党的报纸是党动员广大人民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但它不是一般地去动员的。它不同于党的文件,不同于政府的公报。它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这是报纸、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特有的宣传教育作用。列宁说过,报刊要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当前,我国八亿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报纸应当用很大的力量,主要的篇幅,具体生动地反映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充分地报道各方面的新事物、新成就,用来鼓舞群众的信心,激励群众的斗志,引导群众向先进榜样学习,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我们的报纸又是人民的喉舌,人民的讲坛。实现四个现代化,离开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报纸、电视和广播,不但要代表人民说话,讲出人民的心声,而且要成为人民群众直接发表意见的地方。如何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如何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健全民主生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人民群众有很多宝贵的意见。应当使这些意见发表出来,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通过讨论逐渐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样,就有助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总之,我们的报纸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希望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和有关领导机关考虑,如何采取措施,压缩那些并非十分必要的宣传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活动的版面,更多地反映广大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劳动,以及他们的意见、愿望和要求,使我们的报纸同实际、同群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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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全国妇联茶会的首都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座谈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大家表示:
为改变社会风尚努力创作文艺作品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最近全国妇联举行了茶会,邀请在首都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座谈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
全国妇联副主席雷洁琼、书记吴全衡、田秀涓出席了会议。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宝光首先在会上讲话。她说,明年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调动全国广大妇女的积极因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当前迫切需要在广大城乡开展一个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的教育活动,打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树立无产阶级婚姻观点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表扬和提倡革命的、民主的、和睦的新家庭,以便大家心情舒畅,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李宝光同志希望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能以各种文艺形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宣传和教育人民,推动这一工作。
参加茶会的有李伯钊、谢冰心、严文井、曹禺、陶钝、草明、曾克、狄辛、邓玉华、兰光、胡絜青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热烈发言,大家表示,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国妇联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必要。他们一致认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使婚姻、家庭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同时,婚姻、家庭问题的正确解决,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他们还共同表示一定要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创作一些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改变整个社会风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些文艺工作者还即席表演了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文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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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举行全国三类土产、杂品交流会
恢复议价成交办法 疏通商品流通渠道
新华社西安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在西安举行的全国三类土产、杂品交流会,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议价成交办法,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把三类物资的交流做活。在这次交流会期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的代表,一共签订了九千五百多份购销合同,成交金额达到四亿一千多万元。交流会对促进农村副业和社队工业生产,满足城乡市场需要,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国的商品按不同的管理方法分为三大类:一类商品是粮、棉、油统购统销商品;二类商品是由商业部门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商品;其余的都属于三类商品。这次交流会主要成交范围是三类商品中的土产、杂品,包括竹编制品、草编制品、杂木杆、土纸和野生造纸原料等。三类物资的交流,过去一向由购销双方协商议价,看样选购。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行政方法代替了按经济规律办事,三类商品议价成交改为由产区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的调拨价成交,看样选购改为平衡分配,加以各地普遍实行按行政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因而造成许多三类商品品种单调,质次价高,正常流通渠道被搞乱,严重影响了三类物资的交流。
这次交流会要恢复议价成交,开始时有些省、市供销社的代表担心价格上涨,但在看样选购、议价成交过程中,价值规律发挥了作用,大多数商品价格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更加趋于合理。例如在样品展览室里,各地出产的草袋,好坏分明。其中浙江草袋质量最好,售价便宜;而陕西、四川、山东的草袋,质量不如浙江的,价格却比浙江的高。相比之下,这些省就把售价降了下来。湖南省郴州地区的硬杂木柴两元七角一担,上海、江苏、广东的代表看到展出的样品后提出,如果从中挑出比较直的木棒,能做成棋子、桌腿、台灯柱,他们愿出价每担五元。湖南省当即同这些省、市成交了五万担。这样做,既满足了上海等地工业原料的需要,又为湖南农村社队增加了收入。
在议价成交过程中发现,有些产品销路不好,主要是由于经营环节太多,层层增加费用,以致价格过高。交流会上通过购销双方协商,减少中间环节,把价格降了下来。
这次交流会还强调合同的法律效能,绝大多数合同规定了双方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如:购销双方不按规定接交货或单方面终止和废除合同,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第3版()
专栏:

“小自由”带来海蜇丰收
河头公社认真落实政策,鼓励社员捕捞海蜇
初冬的北部湾,海蜇旺发季节又到了。在雷州半岛调神湾沿海的浅滩上,遂溪县河头公社的社员正忙着捕捞海蜇,海面上一片欢声笑语。
河头公社从八月十五日到十一月十五日,三个月来,仅埠头、余村、敦文、姑寮等八个大队的社员,利用集体劳动之余或假日时间,就捕捞了两万九千多担海蜇,比去年增加了十多倍,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社员们喜气洋洋地把海蜇送到水产收购站,加工成一千一百多担海蜇皮,支援了国家,又增加了收入。他们高兴地说,这是政策落实,“小自由”带来了大丰收啊!
河头公社社员捕捞海蜇已经有多年的历史。由于捕捞海蜇要依据气候和潮水流向,产量很不稳定,所以不适宜于组织捕捞专业队,历来都是作为社员家庭副业,零星分散地进行捕捞。但是,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这项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被作为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强行规定只能由集体经营,禁止社员私人捕捞。再加上劳动计酬不合理,劳动组织不完善,严重地挫伤了社员捕捞的积极性,海蜇产量急剧下降,好的年景只捕捞几百担,差的年景只捕捞几十担。丰富的海蜇资源,就这样白白地糟踏掉了。
今年,河头公社允许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出海捕捞海蜇。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同意,订出了社员如果利用劳动时间捕捞海蜇,生产队同社员按收入分成、合理计算工分的办法,调动了社员捕捞的积极性。
新华社记者 李沪 姜开明
(本报有删节)


第3版()
专栏:

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间客货轮正式通航
新华社广州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来往于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间的客货轮不久前正式通航。从海南岛的清澜港抵达西沙群岛的永兴港,每次航程共十三个小时。往来这条航线的“琼沙”号是广州造船厂制造的二千吨级客货轮。它的造型美观,性能良好,航行平稳。船上设有餐厅、小卖部、电视、电影室、手术间和货舱。


第3版()
专栏:

评奖不能“剃平头”
龚兴华
各地工矿企业试行奖金制度后,广大职工拍手欢迎,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有些单位在评奖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例如:
这个月你得奖,下个月我得奖,第三个月他得奖;不论工作好坏,奖金人人有份。群众说这是“轮流坐庄”。
评奖框框多,奖金差别小,“一刀切”,“剃平头”。不论贡献大小,奖金基本一样。群众把这叫作“平起平坐”。
领回奖金,按职工人数平分,有的甚至请大伙吃一顿了事。群众说这是“集体吃奖”。
宁发实物,不发奖金。这样做,在市场上造成某种商品的人为紧张,而对工人来说,奖的物品或者并不实用,或者造成浪费。
如此种种,工人称为“剃平头”。这些做法,主要还是平均主义作祟,把奖金的意义、作用完全搞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平均主义的偏向呢?主要原因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对实行奖金制度,还有不少顾虑。比如,怕奖金差别大了,被说成“奖金挂帅”;怕认真评奖得罪人,引起矛盾,伤了和气,等等。总之,碰到奖金三分怕,怕这,怕那,反映了这些单位的领导人的思想没有真正解放。
在评奖上“剃平头”,表面上大家都能得到奖金,实际上还是“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了工作努力、贡献大的同志的积极性。这种评奖法,当然达不到调动大家积极性的目的。
实行奖金制度,就是承认差别,鼓励先进,使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奖金问题上,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大好事,你怕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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