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彭德怀同志的光辉形象永留人间
——推倒对《保卫延安》的攻击和诬蔑
郑定 华献
一九六七年，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叫嚷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一片喧嚣声中，从夏秋开始，报刊上发动了对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残酷围剿。《人民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抛出了一篇题为《〈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保卫延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其调门之高，给作品扣的帽子之大，在围剿《保卫延安》的所有文章中，是少有的。它的流毒极广，影响极坏。今天，我们必须为《保卫延安》平反昭雪，彻底推倒强加给它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林彪、“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强加给《保卫延安》许多罪名，其中最大的有三条：一、所谓诽谤和贬低毛主席，二、所谓给彭德怀贴金，三、所谓利用小说反党。小说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请看事实。
《保卫延安》被宣判为“毒草”，据说是作品“肆无忌惮地诽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贬低“毛主席的伟大历史作用”。罪名之大，足以置人于死地。但可惜，这并不是作品的实际，而是黑文炮制者心造的幻影。
检验一部文艺作品，必须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根据片言只语，只能得出主观臆断的结论。在《保卫延安》中，虽然没有正面出现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但从字里行间却使人真切感到毛主席自始至终和陕北军民一块南北转战，好象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解放军指战员身边，行进在西北野战军的行列中，毛主席的行动牵动着西北战场每个指战员和陕北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心。毛主席的巨大身影，时时刻刻都给亿万军民以鼓舞力量，给他们以战胜艰难险阻的决心和千方百计争取胜利的信心。
西北军民心向毛主席，这是《保卫延安》表现的一个非常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当西北战场的军民，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撤离延安时，指挥员讲不出话，战士们哭成一片，老乡们担心毛主席会不会有“凶险”。当党中央、毛主席从行军的队伍中通过时，小说这样写道：“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象电流一样，通过部队行列，通过每一个人的心。疲劳被赶跑了，战士们的面孔生动了，紧张了，也格外严肃了。”之后，战士们纷纷议论，都把党中央、毛主席同他们一块行军，看作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最难忘的事情。甚至在行军的过程中，能够远远眺望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杨家岭和枣园村，指战员都深切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旅长陈兴允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就在自己眼前，他“心头涌起一种不能抑制的欢腾情绪”，看到“九支队”（毛主席当时的代号）给彭总的电报，“他觉得浑身一热，心兴奋地跳动”。六连的副指导员卫刚牺牲时给团党委留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着：“我誓以流鲜血、拚性命的决心，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模范炊事员孙全厚牺牲时留下的一件遗物，是麻纸订的、用油布做了皮子的小本子，在这个小本子的每一页上，都歪歪扭扭地用铅笔写着核桃大的字：毛主席。这三个字，不是平平常常的三个字，而是千万个革命战士对党、对毛主席的一颗火热的心！
《保卫延安》不仅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而且成功地表现了毛主席在这场保卫战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整个西北战场的战略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制订的，这在《保卫延安》的开始和最后，都有非常明确的交代。在小说的最后，第八章第四节中，延安保卫战的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延安会变成胡宗南匪帮沉重的包袱，而且这包袱会把他们压死。现在敌人也充分地领会了这个道理，可是他们想丢掉这包袱却来不及咯！”（引文见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保卫延安》所描写的延安保卫战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如青石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和九里山等，都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进行的。《保卫延安》雄辩地告诉我们：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方针，就不会有西北战场的辉煌胜利；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延安保卫战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所谓《保卫延安》“把毛主席的光辉战略思想，完全移到彭德怀身上”，也纯属无稽之谈。文艺作品总是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某一种思想的，《保卫延安》的作者也是通过彭德怀同志的形象来表达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同志接到毛主席电报之后，小说明确写道：“这是今晚九支队来的第五封电报。”一个晚上就连续发了五封电报，可以推想，在整个延安保卫战中，党中央、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发出的电报，究竟有多少。《保卫延安》交代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亲自领导和指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保卫战。这怎么能说，《保卫延安》“偷天换日，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延安保卫战的胜利，统统记在彭德怀的名下”呢？
《保卫延安》被打成毒草，据说还因为作品“美化吹捧彭德怀”，“妄图使彭德怀贴金成佛”。这也根本不符合《保卫延安》所描写的事实。
彭德怀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作为一九四七年延安保卫战的前线总指挥，对党、对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彭德怀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保卫延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生动地真实地再现了延安保卫战的历史。读了《保卫延安》，我们好象重新回到了硝烟弥漫的西北战场，仿佛又看到了彭总从容镇定地指挥作战的雄姿。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的斗争生活，塑造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当时仅有二十八岁的杜鹏程同志，在五十年代初写作《保卫延安》，勇敢地做了大胆的尝试，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彭总的形象，这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开拓了更为宽广的道路。《保卫延安》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勋，这是杜鹏程同志的一大贡献。歌无产阶级之功，颂无产阶级之德，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把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何罪之有？
《保卫延安》塑造的彭总的形象是生动而感人的。他热爱毛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火线上，还是在冒雨行军的途中，彭总总是不失时机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命令传达给指战员，及时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变成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小说描写彭德怀同志接到每封电报都非常高兴，而又非常认真。作者在第六章第二节中这样写道：“彭总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阵，脸上显出思索的光彩。”在第八章第四节中这样写道：“彭德怀同志反复地把电报看了几遍，深思了一会，微微仰面望着万里晴空，望着那在万里晴空奋飞的雄鹰。”从这些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对待党中央、毛主席发来的电报的态度是如何严肃、认真，也可以感到他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是如何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浑身增添力量。这些，都说明彭德怀同志对党中央的信赖，对毛主席的热爱。他虽是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又是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之中，军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同陕北人民和小孩相处一起时，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作者还从各个不同方面，刻画了彭德怀同志的性格特征：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认真负责；作风上，平易近人；指挥作战，沉着冷静；思想上，愿做“扫帚”，不愿做“泥菩萨”。
《保卫延安》出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四年，我们今天重读它，仍然感到彭总形象亲切、感人，令人经久不忘。它一直在人民群众中竞相传阅，彭总一直活在人民心中，这就是对这部作品最公正的鉴定。
围剿《保卫延安》时，不仅对小说的思想内容任意歪曲，胡乱上纲，而且诬陷作者利用小说反党，为篡党篡军制造舆论。其所谓“罪证”，是说小说在一九五四年党内举行揭批高、饶反党联盟会议时曾大量发行，因此，是有目的地配合，云云。但是，我们只要打开小说最后一页，就可以看到，小说草于一九四九年，脱稿于一九五四年夏。既然如此，作者如何能未卜先知，五年前在遥远的新疆就知道党内会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因而早就准备利用小说加以配合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作者在利用小说反党，仅仅根据小说出版的日期与中央会议召开的时间的巧合，就把分明不相干的两件事强拉硬扯在一起，给人定罪，这种手法实在太拙劣了！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期间，强权就是真理，指鹿可以为马，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于《保卫延安》是这么干的，对于其他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也是这么干的。他们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制造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罪名之重，情景之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挥舞“利用小说反党”的大棍，残酷地摧残作家，扼杀作品。但是，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利用小说反党的，恰恰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自己，他们的阴谋文艺，不正是在“利用小说反党”吗？而被他们加上“反党”罪名的一大批包括《保卫延安》在内的文艺作品，恰恰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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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苑百花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
——《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文艺》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发表的题为
《艺术与民主》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断的。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
这篇评论员文章，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
“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
文章指出，只有反映人民呼声的民主性的艺术，才有永久的生命力。而这样的艺术，正是人民斗争的武器。
文章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它能通过制度本身来解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以，文艺工作者应该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应该科学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哪些矛盾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哪些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造成的？哪些矛盾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等等。我们特别要注意研究并反映，人民群众是如何在解决这些新的矛盾的道路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文艺创作只有全面地、辩证地反映实践的生动过程，才能实事求是，才能讲真话，不讲假话。只有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假革命的反革命才害怕群众，害怕真理，害怕事实，所以他们要拚命反对文艺创作从人民生活出发，鼓吹“主题先行”和“从路线出发”，把文艺创作变成了随意捏造和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文章说，文艺只有敢于把当前群众最关心、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社会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能够把群众感觉到但还没有充分理解的问题鲜明地表达出来，才能赢得人民，才能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
林彪、“四人帮”为艺术创作树立了“统一规格”的所谓“样板”。艺术创作能有“样板”吗？文章回答：不能！创作之所以谓“创作”，就在于要有独创性。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别人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独特的东西。再优秀的艺术作品，即使是典范之作也只能供学习、供借鉴，决不能照抄、照搬。为艺术创作树“样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样板”即模式，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八股”。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采用以八股取士的办法，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收买知识分子，以巩固封建统治。从历史上看，提倡“八股”同打破“八股”的斗争，从来就不仅仅是创作方法上的斗争，而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要求思想解放的斗争。历史要前进，思想要解放，就必须打破“八股”，废除各种各样的僵死模式。
所谓“样板”、模式之类，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八股”。它是林彪、“四人帮”用以禁囚人们思想，推行愚民政策，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工具，它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后防空洞。自从粉碎了“四人帮”，“帮八股”的政治基础已被摧毁；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帮八股”的丑态，造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但是，“帮八股”还远远没有绝迹，在文艺界，“帮八股”的幽灵经常在某些同志的头脑中出没作祟。流毒所及，使不少文艺工作者余悸未除，新悸又生，在创作上左顾右盼，不敢创新。
文章说，发扬艺术民主，还要体现在文艺批评上，也就是在文艺批评中究竟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开展百家争鸣，让千百万群众参加检验的问题。
文章说，任何人的思想水平都并不是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所享有的权力。领导同志，只有不断深入实际，不断倾听群众的意见，他的头脑“加工工厂”，才能获得丰富的“原料”和“半成品”，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意见。何况，判断艺术问题，还另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艺术样式的多种多样，作品反映生活方面的多种多样，特别是欣赏者的不同个人爱好等等。因而，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是对文艺规律有较多了解的领导，也不可能对每个文艺作品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领导，特别是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而且必须说话，只是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而应该是可以采纳，也可以商讨。周总理生前每次审查文艺作品，总是说：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我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了，供大家参考。这种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简单地“群众说了算”；而是要通过群众和专门家共同参加的“百家争鸣”，通过不同意见的充分争论，逐步得到实事求是的、接近客观实际的结论。
文章说，“百家争鸣”，中心是一个“争”字。开展“百家争鸣”，首先要允许“争”，提倡“争”，鼓励
“争”。鉴别香花毒草，必须允许争论。不要怕争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特别是当前处于向四个现代化迅猛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生活中必然出现大量的、人们所未接触过的新现象、新问题，敏感而生活在斗争第一线的作家们必将加以反映。这类创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继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加以解决。对这些新问题特别需要持慎重态度，要允许探索，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不要打棍子。一时难于下结论的问题不必急于下结论，不要轻易否定一部作品，判处一部作品的“死刑”。特别是不要因文废人，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肯定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甚至是毒草的作品，也应仔细区别作者究竟是世界观问题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文章说，无产阶级艺术，是新型民主的艺术，同时，它又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文艺的坚强领导。当前，为了把文艺彻底从“四人帮”的各种清规戒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把文艺的党性原则和民主原则进一步统一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期待领导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
首先，不能把领导的主要责任放在消极地防范和限制上，要破一个“怕”字，抓一个“放”字。如果只是消极地层层设防、层层审查、层层把关，就不仅将使大量作品因待审而积压，延长了文艺生产的周期，而且搞得文艺工作者缩手缩脚，心有余悸，大大影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应该按照文艺的特殊规律来领导文艺。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它同工厂的物质生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切忌划一、平均和循规蹈矩。因此，单靠报表、指标、规格等行政手段是不能领导好文艺的。党的领导，主要应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应该鼓励和组织文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可能深入工农兵；党应该鼓励和允许文艺工作者依据自己熟悉的生活积累选择题材；党应该鼓励文艺工作者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党应该鼓励和组织广大群众和专门家一起评论作品，开展争鸣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丰富多采，以自己的特殊手段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服务。
第三，文艺领导应该热心于文艺事业，努力钻研业务，争取更多地懂得文艺的特殊规律。那种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为荣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瞎指挥、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下禁令、简单粗暴的领导作风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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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弹艺术座谈会在吴江县举行
本报讯 江苏、上海、浙江的五十多位评弹艺术工作者，最近在江苏省吴江县举行了为期七天的评弹艺术座谈会。著名评弹老艺人蒋月泉、唐耿良、杨振雄、吴子安、张鉴庭、张鸿声、姚荫梅、武宏伯、曹汉昌、魏含英、侯莉君等参加了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继今年四月在苏州市举行的江苏省苏州评弹创作节目会演以后的又一盛举。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心情舒畅。
十多年来，评弹艺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揭批“四人帮”两年来，评弹艺术初步恢复并实现了“评弹要象评弹”的要求。但评弹艺术的优秀传统的继承问题，亟需重视。这次座谈会就是研究如何继承评弹艺术的好传统，发扬评弹艺术的特色，并使之为说好新书服务。
座谈会就如何编说好新书目，集中讨论了安排情节、组织关子和塑造人物等问题。还就表演艺术的各个方面，主要是说表、噱、起角色、唱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许多老艺人介绍了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大会谈，小会谈，会后还个别辅导。他们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许多中青年演员认真学习，勤奋钻研。
座谈会还就今后交流艺术，展开艺术讨论和艺术培训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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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召开作家读者发行工作者迎新大会
新华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二日电 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召开了作家读者发行工作者迎新大会。著名作家、画家和上海文化出版战线的一千四百多名代表聚集一堂，畅叙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的新打算。
上海新华书店过去多次举办这样的集会，年终时作家还被邀请到书店卖书，直接听取读者的要求。前些年，作家不能写作，出版社没有书出，书店没有书卖，读者没有书读，这个好的做法也就丢掉了。如今，这个做法又恢复了，旧事新办，作家和读者们兴高采烈。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给大会作了《三毛迎春》画，一年级小学生张超雷作了“书是我的好伙伴”的发言，他代表广大读者请求作家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书，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作家吴强、陈伯吹、上海科技书店、上钢一厂的代表以及上海市出版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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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剧《陈毅出山》剧照
陈毅同志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即将离开卧虎岭的时候，满怀深情地收下了革命老妈妈亲手编织的草鞋。
新华社记者 李保国摄
陈毅同志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说服了中国工农红军卧虎岭游击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韩山河。
谭先德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