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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表彰为完成三千万吨钢任务立了功的二十名个人和二十个单位
冶金部命名劳动英雄和英雄集体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日电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全国冶金战线群英大会闭幕式上，冶金工业部命名了二十名劳动英雄和二十个英雄集体，并给他们发了奖。
这些劳动英雄和英雄集体都是在冶金战线今年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在矿山、冶炼、科研、基建、运输等各项工作中，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刻苦钻研，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突破了许多难关，攀登了新的高峰，为完成今年三千万吨钢的生产任务立了功，成为冶金战线全体职工和家属学习的榜样。
被命名为劳动英雄的是：攀枝花兰尖铁矿小分队队长赵清志，云南锡业公司混凝土工马优鲁，新疆雅满苏铁矿女汽车司机俞浣贞，武汉钢铁设计院工程师李庆尧，武钢炼铁厂副厂长钟自恕，鄂城县八一钢厂党委副书记吕继林，湖南水口山矿务局铅锌矿材料管理员易会才，上钢三厂炉长高志向，西华山钨矿掘进队长曾凡桂，首钢炼铁厂炉长顾思乡，河北铜矿工人工程师傅景新，邯邢矿山局符山铁矿采区副主任李成良，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电焊工贾鸿谟，鞍钢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王君绍，鞍钢电修厂总工程师宋学文，鞍钢第一炼钢厂注钢工于连新，本钢运输部工程师袁景尧，齐齐哈尔钢厂车间主任么俊举，基建工程兵三支队战士解治国，北京钢铁研究院工程师孙天铎。
二十个英雄集体是：攀枝花兰尖铁矿赵清志小分队，攀钢焦化厂炼焦车间，云锡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掘进四队，西北铜加工厂铜箔车间，武钢冶金炉修理厂一队，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电装公司输电队，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二七○队平果四分队，广西八一锰矿家属五·七农场，上钢一厂三转炉车间二号炉，杭州钢铁厂转炉分厂，马钢第一烧结厂烧结车间，首钢炼铁厂一号高炉，首钢炼钢厂炼钢车间，邯邢矿建第五井巷公司马万水工程队，鞍钢弓长岭铁矿王君绍小分队，本钢歪头山铁矿赵国文小分队，本钢第二炼铁厂四号高炉，鞍钢第二炼钢厂十七号平炉，鞍钢第一初轧厂轧钢车间，吉林通化铜矿选矿厂。
在这次会议上，冶金部还命名了三百名劳动模范和三百个红旗单位，同时还表扬了一百零四名质量标兵和五十个质量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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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冶金战线上的“功勋轧机”
鞍钢一台初轧机生产能力比原设计将近翻一番
鞍钢第二初轧厂的一台一一五○初轧机，今年一至十一月已经轧制了钢锭三百六十七万六千吨，预计到年底可以完成四百零五万吨，比这台轧机的原设计能力将近翻一番。冶金战线的职工把这台轧机誉为“功勋轧机”。
要把大钢锭变成可用的钢材，必须先经过初轧机开坯。而开坯能力小是我国目前钢铁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鞍钢第二初轧厂的职工响亮地提出，人民盼钢，国家要钢，决不让钢材生产在初轧机上“卡脖子”。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齐心协力，加强设备的革新、改造，提高操作水平，并根据初轧生产的特点，改进管理体制，把整个轧机生产线，从均热、吊装到轧制各个环节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操作和检修保养统一起来，工人既能操作又能检修，大大提高了轧机的完好率和作业率。
现在，在这条轧机线上，已经可以做到同时有八块红钢锭作业运行，作业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九点九。而全国初轧机目前的作业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全国所有初轧机的作业率都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就能增加一百万吨的开坯能力。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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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炉龄就是速度 炉龄就是钢
上钢一厂长寿炉炉龄突破四千炉
据新华社上海十二月二十日电 本社记者黄波瑞报道：上钢一厂今年出了一个长寿炉，它的炉龄达到了四千三百三十二炉，是目前我国同类型转炉中炉龄最高的。
这就是第三转炉车间的二号炉。这座转炉的炼钢工人在今年七月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百五十天里，共炼了十三万七千九百零八吨钢，质量合格率平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一，其他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冶金部规定的红旗炉的水平。
炉龄长意味着什么？炉龄就是速度，炉龄就是钢。二号炉炉龄突破四千炉，它的寿命相当于一般炉子的九倍，它为国家多炼了一万多吨钢，节约了上千吨耐火材料。这个长寿炉的出现，使人们大开眼界，看到了炼钢炉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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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万岁
——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
本报特约评论员
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如同一声春雷，响彻了祖国的千山万水。这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胜利。人民正在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用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实际行动，告慰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告慰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
“历史真相总要大白天下”（《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的谈判的揭露的开始》，《列宁全集》第17卷第402页）。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昭雪，再一次证明了这条不可移易的定律。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着中国的大地。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社会主义史上的壮举、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朽丰碑，带着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革命诗文而永垂史册。
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发生之后，人们不仅要长久地回忆它、赞美它，而且要长久地领会它、消化它。天安门事件给予我们的历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目前，正当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关头，认真探索它发生的原因，科学估价它的历史地位，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吸收它的丰富成果，对于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
天安门事件，这场被人民群众誉为“四五”运动的革命风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还是个别人挑动的？这是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
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是植根于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深处，都是为一定的社会要求所召唤，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斗争的规模。恩格斯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这种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01页）。“四人帮”攻击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把弥天的谎言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不进行这种历史的颠倒，他们也就不成其为这次运动的对象和血腥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但是，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在恩格斯作出上述论断，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一百多年之后，还要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把这次运动说成是少数人的行为，说成是个别人挑动的结果，那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行公开的嘲弄，就是在重复早已过时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迷信时代”的梦呓。
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作为主题。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周恩来同志那样无限热爱，对“四人帮”那样切齿痛恨？为什么这一爱一憎，成为这场威武雄壮的革命活剧的主旋律？这是十多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
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惊涛骇浪的巨大震荡、颠簸、考验和锻炼。他们从自己的实践中，愈来愈深切地感到，周恩来同志始终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成为人民的愿望、要求、意志和美好品格的化身，成为最忠实、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光荣代表。他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奋不顾身地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为社会主义建设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干部和群众免遭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毛泽东同志的三项重要指示，整顿各方面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鼓舞和坚定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人民从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看到了它的正确方向，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光明前景。
林彪、“四人帮”是打着最“高举”、最“左”和最“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招牌，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自称是开创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和捍卫社会主义的“天骄”。一切不知道他们底细的善良的人们，起初也真以为这是他们的本相。但是，这些“功臣”、“天骄”们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人们很快地从他们的行动中发现：他们的社会活动史，就是给文化大革命制造黑暗逆流，给中国人民带来屈辱和痛苦的灾难史。除了一小撮死心塌地追随他们的反动分子之外，广大人民群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侵害。在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老干部、老工人、老模范、老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被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工人贵族”、“反动权威”等等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士兵训练，一概成了“冲击政治”、“为错误路线贴金”的非法行动；正在求学的青少年，则被强行剥夺了学习的机会；诬陷、拘捕、监禁、非刑拷打，已经加在千千万万人的身上，并且随时等待着每一个对他们稍有不满、稍有非议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比较，从来是防止和医治受骗的重要方法。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书在，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有周恩来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实践在，这一切都激励着人民去比较，去思索，去辨别：“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们究竟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什么方向去呢？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什么他们却把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诋毁四个现代化，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煽动停工停产，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境地？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为什么他们却诬蔑这是“修正主义”，而拚命鼓吹禁欲主义、苦行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367页）。为什么他们却任意残害人民，任意剥夺宪法规定的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以及言论、通信、集会等等自由，疯狂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
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为什么他们却极力歪曲和丑化我们的党和它的光辉历史，大反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搞垮我们的党，拼凑他们尊尊亲亲的阴谋集团？
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为什么他们却大肆制造迷信，用什么“顶峰”、“终极真理”，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宗教化，用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敬爱，变成蒙昧主义的偶像膜拜？为什么他们自封为“天马”、“女皇”、“法家领导集团”，请出吕后、武则天之类的封建帝后的亡灵，大造自己的“神圣”形象，甚至建离宫、制御裙、选嬖妾？
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为什么他们却闭关锁国，拒绝接受国外的先进东西，拒绝接受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把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好经验诬蔑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
还有，在他们的统治下，特别是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地区和单位，为什么一切封建社会的特产和地主阶级的国粹，诸如罗织构陷，族株连坐，尊卑森严，思想禁锢，人身依附，投书告密，党同伐异，捣鬼登龙等等统统出现了？
广大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通过深入的比较、辨别和思索，终于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至于他们打着最“高举”、最“左”和最“革命”的旗号进行活动，那不过是为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建立江记封建小朝廷不得不增制的一件新式舞衣罢了。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封建社会主义时所说的：“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他们用“高举”的名义掩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祸心，用“左”的名义掩盖右的实质，用“革命”的名义掩盖反革命的行动，其实都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抬出封建主义，以生产力的停滞代替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专制代替民主，以迷信代替科学，以黑暗的中国代替光明的中国。
中国向何处去？是沿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胜利前进，还是让“四人帮”葬送革命的事业，把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八亿人民的面前。毫无疑义，我们的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容忍中国历史的倒退。对于“四人帮”这伙最顽固、最残忍、最凶暴的反革命，只能用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来回击。这就是人民得出的紧急结论。
一九七六年初，人民的好总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不幸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而“四人帮”这伙民族的公敌却欣喜若狂，更加肆无忌惮地诽谤周恩来同志，同时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把无数的诬蔑，强加在邓小平同志身上。这时，人民群众就再也忍无可忍了。一切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注视着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的人们，都以积极斗士的姿态，大步跨上了斗争舞台的前沿：人民的权利，必须由人民用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愿望，必须由人民用斗争来实现。
这样，以党和人民为一方，以“四人帮”为另一方，一场革命同反革命、光明同黑暗、科学社会主义同封建社会主义的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搏斗，就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爆发了。
历 史 的 里 程 碑
天安门广场，曾经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地方，曾经是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它铭刻着近代和现代史上为反对内外敌人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们的不朽业绩，它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幸福的伟大历史的见证。现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这里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
首都人民，全体中国人民，从天安门广场的震天动地的革命呐喊和《国际歌》声中，表明了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显示出历史主人的威武不屈的面貌。
在这里参加战斗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家庭妇女。父子相随，兄弟结伴，夫妻同行，师生携手，几百万素不相识的人们，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挑动和分裂，曾经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长期陷于派性对立的人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为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宣传和伪善外衣所迷惑，一度受骗上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存亡面前，也分清了敌我，翻然醒悟；暂时有过彷徨、动摇、消沉、悲观情绪的人们，在这里重新取得了勇气和斗志；遭到过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坚持原则、宁折不弯的人们，再一次走上了战场；工作、学习或生活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里的人们，也冲破禁令，投入斗争的漩涡。“四人帮”的十年经营，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极少数民族败类，就是组成他们反革命帮派体系的成员；一类是上述这样的绝大多数人，这是“四人帮”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巨大，声势之磅礴，威力之猛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这场革命群众运动，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的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投枪匕首似的诗文，是斗争的宣言书；铿锵有力的演说、雷鸣般的口号声，是斗争的动员令；要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科学社会主义，要人民民主，要四个现代化，是运动的进程中由群众自己拟定的斗争纲领；而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是从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最鼓舞人心、最富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
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了。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们懂得，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和专制主义的残余，政治上高度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变成现实。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割除“四人帮”这个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最大毒瘤。
尽管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还窃踞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位，但是，人民群众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了他们身上。而且，人民明确地把他们同党、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区别开来。一首题为《愤讨》的诗写道：“浦江逆流滚，难阻巨舟航。宏桥将摇断，马卒陷汪洋。”这里的“宏桥将摇”，指的是王、张、江、姚四个人，“马卒”指的是马天水一类“四人帮”的党羽。真实地反映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的优秀话剧《于无声处》中的梅林说得好：“党不是‘他们’的，党会战胜‘他们’的！” 人民不顾“四人帮”的位高权重，对他们采取了极其轻蔑的态度。“紧急通知二三遍，岂知令出违人愿。”“四人帮”的“通知”也罢，禁令也罢，在人民面前，都已失灵了。一切都走上了他们的反面，一切都同他们针锋相对。这伙信奉“权力万能”的法西斯专制者们，此时已经成了既不能命、又不能令的可悲的绝物。你不许悼念周总理吗？悼念活动遍布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你不许戴白花黑纱吗？八亿人的胸前和左臂，已经成为黑白交织的庄严肃穆的海洋；你用“反革命”之类的帽子恐吓人们吗？纪念碑前传来了义正辞严的回答：“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宣布：“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已经形成。“四人帮”及其党羽们是彻底地孤立了。他们失了灵魂，只剩下几具僵尸。这是他们长期作孽的必然结果。既然在中国人民中间，他们已被无情地抛出“生活之舷”，那么，他们最后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敌人钻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内部，使斗争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形。为了判断“四人帮”的阶级面貌，认清他们的本质，人们不仅需要时间，而且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人民群众一旦认识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本质，就毫不留情地同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表现出舍得一身剐，敢把他们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对于人民群众这种以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自己的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地支持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相反的态度，寻找各种所谓“理由”，去批评指责群众这种行动，比如说，在中央没有清除“四人帮”之前，不应当这样反对他们呀，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就是很蠢、很错误的呀，如此等等。按照这种态度，还谈得上什么群众的觉悟、国家的力量呢？那不是要人民永远成为历史的消极力量而任人宰割吗？不去发现、支持和正确引导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不愿意赶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面的群众革命队伍，反而在由于群众的伟大斗争而获得胜利之后，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难道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
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愧于人民给予他们的崇高信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青年工人，始终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成为一支最英勇、最刚强的先锋力量。战斗在他们周围的，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革命者。一代新人在中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的崛起，是我们整个党和国家、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一个红军老战士引用陈毅同志的诗句写道：“红军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新生千百万，浩荡慰忠魂。”天安门广场，成为青年们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继续前进的地方。这一代新人的出现和他们的辉煌战绩，不仅使健在的老革命家们满怀欣慰，而且可以使已经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先烈们，含笑于九泉之下。
正因为“四人帮”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包围，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这伙至死不悟的法西斯匪徒终于孤注一掷，撕下一切伪装，彻底露出了同人民为敌到底的狰狞面目。他们把反革命的暴力提上日程，向着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残暴的镇压。在他们的棍棒下，英雄们的鲜血，点缀着带泪的花圈，滴进了广场的土地。接着来到的，就是追查“谣言”，收缴诗词，罗织罪名，把英雄们一个个投进监狱。这伙历史的罪人在继续嘲弄和亵渎着庄严的历史。他们企图用反革命舆论吞噬真理的声音，掩盖自己的恐惧，用黑夜中的追捕、法庭上的审判，表示自己还有力量。他们在狞笑中举起血腥的酒杯庆祝自己的“胜利”。但这是“四人帮”及其党羽们的最后一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同一切濒临灭顶之灾的黑暗势力的垂死挣扎一样，“四人帮”进行这场残酷的镇压，不过是为他们自己重重地加上一笔血债。他们正在飞速地向墓门跨进了。
恩格斯说：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是阴风森森的最黑暗的一天，也是骄阳四射的最光明的一天。这一天，人民遭到的镇压骇人听闻，人民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也可歌可泣。新的革命诗文和抗议信，弹片一般向“四人帮”飞去。被捕的英雄们在监狱里和法庭上，正气凛然，慷慨陈词，演出了新的壮烈斗争的一幕。更多的英雄受到人民群众的保护。斗争使人民“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关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7页）。一些在这以前还犹疑着、忍耐着或不明真相的人，也拍案而起了。斗争没有停止，而是沿着纵深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取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列宁说过：“从政治的观点看来，准备群众乃是最重要的事情。”（《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页）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是决定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胜负的群众力量的伟大演习。它为十月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安门事件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不仅预示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且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序幕，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转入新的发展时期，即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持久地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改革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新时期。
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为什么那样英勇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强烈地要求人民民主、要求科学，那样坚决地反对“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专制主义和迷信呢？这是因为，阶级斗争的事实，使他们愈来愈懂得，“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专制主义和迷信，是一种黑暗的力量。它瓦解无产阶级专政，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使国家和人民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这场群众革命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这股黑暗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护人民的和平劳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开辟最广阔的道路和前景。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教育全党同志必须把工作的重心，由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变到生产建设上来，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但是，历史是曲折的，不是迳情直遂的。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从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历史转变，却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实现。由于没有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已经吃到了很大的苦头。它不仅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严重影响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影响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完善。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已经为人们普遍地感觉和认识到了。
为什么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四届人大一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什么捍卫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成为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的战旗？为什么人民英雄们面对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发出“四化实现之日，再来设酒重祭”这样悲壮的誓言？为什么革命群众同诅咒并妄图扼杀四个现代化的“四人帮”那样不共戴天？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千百万群众用时代的最强音表现出这个历史的法则，正是铭刻在天安门事件这座历史里程碑上的一个不朽的功绩。
现在，我们扫除了“四人帮”这个祸害，有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指引方向，有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主动精神、首创精神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亿万人民群众，完全可以坚信，我们的国家不仅能够很快地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而且在实现这个转变之后，我们的人民将会很快地用自己的实际成果来表明，新的发展时期，在历史的创造方面将会更广泛、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
生 活 在 教 导 人 们
这是列宁的一句名言。生活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它一经创造出来，又成为指导人们继续前进的最好的教师。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革命的人们，不是正在从这个中国政治生活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中，不断地吸取着营养，吸取着经验，吸取着战斗的力量吗？
一切革命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深深扎根，必须老老实实地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学习，特别应当把集中表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聪明才智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群众运动，当作最好的教科书。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如何向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学习时说：“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正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从来不对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列宁自己也是如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毛泽东同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最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为我们党培育了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为我们向群众、向群众的革命运动学习，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或将来，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永远是我们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所伟大学校。向“四五”运动学习，已经成为一切革命人们的共同口号。那么，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给予我们的最主要、最宝贵，也是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最急需的政治经验，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党必须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在广泛的充分的民主基础上，实现高度的正确的集中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真正造成和保持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9页）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5页）。但是，能不能说，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从此就可以结束、就已经完成了呢？
当然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反革命势力。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的势力。而且，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存在着“现代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0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犯，存在着得而复失的严重危险。因此，继续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就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充分反映了这种必然趋势。而且，这场斗争的严酷事实活生生地教育着人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笔直又笔直，并不是到处长着芬芳的玫瑰，而是间伏着荆丛与榛莽，为了争取和保卫民主，有时甚至要付出重大的牺牲。
继续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必须而且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不断地引向胜利。因为这种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常常是钻到了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内部，窃取着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官僚主义也常常是以“党的领导”的面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没有国家的保护，单纯依靠群众的自发斗争是很难战胜它们的。同时，人民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离开党的统一领导，离开民主集中制，就很容易产生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偏差。所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是胜利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斗争的根本的前提条件。
继续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就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愈是自觉地进行这个斗争，愈能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愈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愈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就愈能防止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页）。为什么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四人帮”这么几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能够窃取那么大的权力，能够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维持他们的地位达十年之久，而只是在亿万人民普遍觉醒和直接投入战斗，并且付出严重牺牲之后，才最后垮台？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天安门事件告诉了我们，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人民群众要真正地当家作主。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这次革命群众运动的实践，不是已经明白无误、确凿无疑地表明，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用自己的斗争把被敌人篡夺的民主果实夺回来，充分发扬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那么，任何敌人就都能粉碎，任何困难就都能战胜，任何污泥浊水就都能洗刷干净吗？
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创造的一种争取和保卫民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斗争形式。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使人们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是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的，是坚决领导人民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的。它必将进一步激励人民群众为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群众贴大字报，开民主讨论会，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继续提出自己的民主要求，表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表现。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很高的，他们不会允许个别坏人乘机捣乱。同时，我们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要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善于集中人民中间正确的东西，而对不正确的东西加以解释和教育。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决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一切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决不能用专政的方法。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党对人民继续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的正确领导，既使斗争保持正确的方向，又不束缚群众的手脚。有些同志搞了多年的革命，却很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涨，就惊慌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恩赐的东西是不牢靠的。这是因为，不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把自己的力量壮大到足以保卫自己所得到的民主的程度，当民主被剥夺时，他们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结果。如果民主是恩赐者所赐予的东西，它也就可以随时为恩赐者所收回，而被赐者由于没有经过亲身的斗争，也就不可能深知它的来之不易，不可能充分地懂得它的宝贵，不会去拚死保卫它。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恩赐观点，强调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1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不仅对民主革命阶段适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进行管理的。担负这种管理任务的国家干部必须懂得，人民是主人，而我们自己则是人民的公仆。这个位置是绝对颠倒不得的。我们的干部“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92页），必须切实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勤奋工作，把为人民谋取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谁是为人民服务的，谁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最清楚。列宁说：“劳动群众非常敏感，他们最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为终岁勤劳、既无特权又无‘升官之道’的人们所厌恶的共产党员。”（《关于清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21页）如果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了我们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成为执政党的，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崇高声誉，那么，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如果这些人在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这场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却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仍然不愿意在“人民群众”四个字上生长些真诚实意，那结果就不会是美妙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运动的经验时，曾经指出：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1页）。“四五”运动再一次证明，这个“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四人帮”之所以被人民所抛弃，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反人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深刻领会这个真理，都应当把“四人帮”这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兴亡史引为借鉴，从中吸取教益，诚诚恳恳地作人民的公仆，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向光明的前途进军，而决不要凌驾于人民之上，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堕入黑暗的逆流中去。
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的党不仅要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向钻进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争民主，向官僚主义者争民主，同时又要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健全革命的法制，使民主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并且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是，应当指出，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成果的总结和保障。首先要有民主，使民主成为事实，然后才能真正确立革命的法制，用法制去记录和承认民主的事实。也就是说，人民首先要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才能产生真正保障这种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民主尚未成为事实，即使制定了一种好的法制，也只能成为形式，必然被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所阻挠，要想真正生效，是不可能的。天安门事件的斗争事实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个历史的真理吗？所以，社会主义的法制，必须象马克思所指出的：“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论离婚法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4页）。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法制不健全，给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阶级敌人，留下了可乘之隙。完备法律，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当前急待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正在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用现代化大生产的力量，彻底摧毁林彪、“四人帮”的封建社会主义复辟的基础，全面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一个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和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奋发努力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我们兴奋地看到，经过十多年来阶级斗争的锻炼和教育，中国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更加自觉地和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所显示的人民的意志、愿望和力量，所提供的各方面的宝贵经验，必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结下无比丰硕的果实。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检阅革命群众队伍的时候曾经高呼：“人民万岁”。十年以后，在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爆发的时候，这里重又出现了“人民万岁”的巨幅标语。这四个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饱含着中国人民争取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精神。让我们永远铭记人民在这次运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吧！
第1版()
专栏：
在全国冶金战线群英大会闭幕会上
华国锋同志号召冶金职工作出更大成绩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出席大会
唐克同志就冶金工业转到现代化轨道提出四点要求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日电 为庆祝我国钢产量突破三千万吨而召开的全国冶金战线群英大会，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出席了大会。
华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冶金战线全体职工和家属表示祝贺和问候。他说，一九七八年，冶金战线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开展得很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开展了学大庆、赶鞍钢的群众运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先进事迹不断涌现。今年钢产量原计划二千八百万吨，年底可以达到三千一百多万吨，比去年增长七百多万吨。铁到年底可以达到三千四百万吨，比去年增长九百万吨。有色金属也不错。一年增长这样大的幅度，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是说，我国钢铁工业摆脱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次徘徊，摆脱了“四人帮”在冶金战线造成的严重局面。
华主席说，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不能自满。我国的钢产量，以八亿人口平均，水平还是很低的；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较，还差得很远；在质量、品种、规格上，也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他说，我们钢铁工业的潜力是很大的。我们不但要建设新的钢铁企业，还要充分发挥老企业的作用。
华主席号召出席会议的英雄、模范和先进集体代表，更好地发挥带头、骨干、桥梁作用，把冶金战线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他号召冶金战线全体职工，在新的一年里，按照党中央的路线，五届人大提出的总任务，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努力完成明年的钢铁和有色金属生产计划，作出更大的成绩，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华主席的讲话，受到代表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
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康世恩副总理向大会作的报告，具体讨论了如何把冶金工业转到现代化轨道上来的措施和办法。大家还畅谈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和大好形势，交流了学大庆、赶鞍钢，整顿企业，建设队伍的好经验。大会检阅了冶金战线生产、建设、科研等各方面的成绩，讨论了明年冶金工业的任务。会议期间，攀枝花兰尖铁矿、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武钢炼铁厂、首钢炼钢厂等五十二个单位的代表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相互展开挑战应战，打擂比武，决心掀起社会主义竞赛热潮。
在闭幕式上，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宣读了《冶金工业部关于命名劳动英雄和英雄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以及质量标兵、质量先进集体的决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乐曲声中，王震、谷牧两位副总理分别向劳动英雄和英雄集体授了奖。
冶金部部长唐克致闭幕词。他说，这个群英大会不仅是个庆功大会，而且是冶金工业转到现代化轨道上来的动员大会，是夺取明年钢铁生产更大成就的誓师大会。
唐克对冶金战线的职工提出了四条要求：首先要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这就需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善始善终，继续整顿和建设好领导班子，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好遗留问题，引导大家向前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破除迷信，尊重科学。要遵照华主席的指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带头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做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懦夫。要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风正派，敢于讲真话的老实人，不做那种投机钻营，看风使舵的墙头草、两面派。第三，要迅速地、有组织地、有领导地开展一个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运动。领导干部和劳动英雄、劳动模范要带头学技术，学经济，学管理，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掌握现代化的知识、技能和管理方法。只有学得好，才能转得好、转得快。第四，要按照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积极改革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要按经济规律搞冶金，克服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反对衙门作风，改变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的状况。要加强责任制，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真正有责有权，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改变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的状况。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赏罚分明，谁贡献大谁就应该多得。
唐克同志说，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坚持两分法前进。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在新的一年里，脚踏实地地大干，多产钢，多轧材，轧好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图片）
左下图：全国冶金战线群英大会胜利闭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亲临大会祝贺。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右下图：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决心在新的一年中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