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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就是需要这样的老干部
——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深秋季节,我们采访南京大学,感到这里许多工作走在一些高等学校的前列。这变化是怎么得来的?那些白发苍苍执教多年的教授,那些稚气未脱的一年级新生,那些我们接触过的师生员工们,无不引以自豪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好的校党委,有匡亚明同志这样的好校长!
匡亚明,这在全国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了。林彪、“四人帮”从文教战线开始其篡党夺权阴谋时,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党内教育家中,就有匡亚明。什么“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什么“叛徒”、“走资派”……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强加在这位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头上,使他被迫停止工作达十年之久。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支持着他,鼓舞着他。近十年中,他仍然坚持两条:学习,锻炼。解放前,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学过的英文,现在又重新拣起来了。他将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和列宁、斯大林一些主要著作都读了一遍或几遍;每天早晨锻炼身体。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是要为党工作的。而要工作,不学习马列,身体不好,那是不行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历史证明匡亚明无罪,而那些嘲弄历史的人则遭到了历史的惩罚。
在党委办公室的一排平房里,我们见到了匡亚明。他今年七十二岁了,身板还十分硬朗,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我们提出想到他家里去采访,他当即说:“欢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选择十月二日休假的日子访问了他家。这一天,正好是他恢复工作的五周月。
访问之前,我们就听到许多关于他住房的美谈,说是他重新出任南大党委书记、校长后,仍然住在“靠边站”时所住的房子里,硬是不搬进文化大革命前住过的那幢小楼。有的教师赞叹地说,象匡校长这样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住在那样的地方,在全国大概也是少有的。
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看到这是一座原来作为学生宿舍的楼。匡亚明的家在二楼。我们走进他住的那间不过十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只见一边竖着《二十四史》的书橱,紧挨着书橱的是一张简朴的床。另一边又是一个大书架,书架和床之间的通道仅可容一人通行。在房间西南角,临窗面壁放着一张小书桌;床南头仅有的一块空地,放着几把椅子、方凳,这就是匡校长会客的地方了。他见我们环顾房间,便风趣地说:“我这是宿舍兼书房又兼会客室。”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
谈话的话题自然落在这房子上了。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搬回原来住的那幢小楼呢?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我们做基层领导工作的,只有跟群众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愿望和思想。”听着他这朴素而又真诚的话,我们沉吟着,回味着,也在等待着。我们还想“再挖一点材料”——希望他会说出一些更“精辟”、更“深刻”的话,进一步解释他这样的行动。但是,匡校长对此并无兴趣,把话题撩开了。他说:“前几年,我不工作能在这里住,为什么现在一工作就不可以在这里住呢?全校师生员工的住房都很紧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平民校长’——普通老百姓式的校长,在这座楼里也算是头等住房中的一户了,这有什么可解释的?”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这句话耐人寻味。重要的是:“匡校长就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这个事实在南大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大的同志们觉得,这样的校长不谋私利,我们信得过;这样的校长领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我们跟着干!
匡亚明这样做,难道只是想以自己的表率,来消极地要求群众长期忍耐住房的困难吗?不!他对解决全校师生员工的住房问题付出了许多心血,考虑得相当细致。在党委的会议室里,我们看到一套南大基建规划图,贴满了一面墙。党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匡校长经常对着这些图沉思,甚至今年夏天到外地去参加一次会议,也把规划图带去,挂在床头,时时端详着,筹划着。党委的同志还对记者说,匡校长要他们注意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特点,以后盖房子、分房子,要把教授、讲师、助教各应有多少平方米的书房都算进去。他说:“书房是教师最基本的最必要的劳动场所,不给他们留下书房,怎么能让他们好好工作呢?”
在这次访问中,匡亚明谈到了南京大学的发展远景。他是那么充满信心,又是那么自豪。他说:“南京大学从金陵大学算起,七十六年的时间只盖了十七万平方米的房子。今后八年里,我们要兴建近四十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现在我们在校的学生是四千,后年六千,一九八五年就要发展到一万五千,其中有两千名研究生和八百名外国留学生!搞四个现代化,急需人材,不加快发展不行哪!那时你们再来,南京大学肯定是大变样了。”
远景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要实现它,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匡亚明说:“工作五个月来,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被牵扯到后勤工作上了,这怎么能行呢?一个大学的党委,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生活上的许多问题可以走社会化的道路。”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全国重点大学会议上,匡亚明第一个建议组建大学公寓,走后勤工作社会化的道路。他要求南京大学首先试行。他的这个意见,得到教育部和许多大学负责人的赞赏,说他有远见,有魄力。
在我们访问过程中,不时有客人来访。我们不得不时时中断谈话,相视而笑了。因为我们早就听说,匡亚明家里是经常高朋满座的。他自重新工作以来,每天很早就上班,几乎天天最后离开办公室,有时要他儿子来催他,这才回去。他住的又是那样的房子,没有门卫阻拦,没有秘书挡驾,谁都可以登门拜访,有时甚至正吃着饭也来了客人,就一边吃饭,一边接待。同志们说,匡校长是南大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党委的同志看他这样辛苦,实在过意不去,要给他配一个秘书,他都坚持不要。最后实在忙不过来了,才答应要半个——由党委办公室的一个秘书兼着。
这些客人的来访,使我们的采访又找着了新的话题。我们问他:你的工作日程为什么安排得这样紧?他说:“我今年七十二了,有效工作时间不多了。到一九八五年,我正好八十岁。在这八年中间,我是要开足马力,抢工作来做!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些微薄的贡献,这样去见马克思、毛主席,也可以问心无愧。”他笑了笑,又说:“有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少工作点别人也会原谅的。我说,我不能原谅自己,只要还能工作,我就真干。如果不能工作了,我决不占着这个位子。我说过两个‘为期’:一个三年为期,就是到八○年南大要初见成果,如果那时南大没有改变面貌,那就证明我是不能工作了,我一定让出这个位子,另请高明;一个是八年为期,就是到八五年南大要大发展,如果那时我还能工作,我就再干五年。”
要真干,要抢工作来做,就得象他所说的那样,不要避嫌,不管份内份外。文化大革命前,匡亚明就十分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他的一个罪状——“招降纳叛”、“把学校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重新工作了,他认为要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举了请陈白尘来南大任中文系主任的例子。陈白尘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我们在南大见到了他。他很有风趣地说:“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来是不归南大来落实的。我不是诸葛亮,但是,匡校长却‘三顾茅庐’,我是被匡校长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才决定来南大的。”象这样的事在南大可以举出好多件。谈到这些事,匡亚明说:“我这样做,大不了再批判我‘招降纳叛’就是了。我不怕。我不避这个嫌疑。”
“南大这个党委书记不好当啊!象这些政策问题真是成了堆,一抓就一大把。”匡亚明回顾这五个月的工作,吁了一口气说。文化大革命中,南大全校列案审查的就有五百零九人。匡亚明重新工作后,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精神,立即抓了这些积案的复查工作。在党委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短短三个月就全部复查一清,除极少数确系敌我性质的以外,其余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六十三名列案审查的中层干部中,匡亚明亲自审看、修改结论的就有二十多人,亲自找来谈过话的就有十八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等反动口号挑动,南大三千多职工中,竟有上千人打人,上千人被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了使南大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匡亚明顶着外界的误解和非议,集中开展了一个月的“双打”,分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惩处了几个帮派骨干,促进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那些多年同进一个门而不相视,同在一间办公室而不相言的同志,现在终于消除了积怨,握手言欢了。
面对教学秩序混乱的局面,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育家,匡亚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力纠积弊:考虑到学生毕业后从事各项实际工作的需要,他提议为文理各科新生开设了南大历史上没有的新课程——中国语文必修课;针对中青年教师业务荒废,他提议为他们开办了培训班;为了快出人材,早出人材,他提议从今年新生开始,把沿用了多年的学时制改为学分制;他大声疾呼应该由教授、副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理论课;为了挖掘师资潜力,为四个现代化多培养人才,他提出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在教职员工中实行工作量制……。这一切,都是南大党委讨论决定的,也是匡亚明经过深思熟虑首先创议的。
访问持续两个小时了,谈话中间进来的那位校团委书记已经等待多时。他是应匡校长邀请一起去察看学生宿舍的。匡亚明因为不能久陪我们,歉意地说:
“昨天下午,我们去看望了外国留学生,今天下午准备再去看看国内同学。”我们很高兴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就提出要求跟他一起去。他笑了笑,同意了。
在上第一座学生宿舍楼时,我们发现他右腿不便。原来在他停止工作期间,爬山锻炼摔断过腿。我们劝他就在底层看看,不必上高楼了。他说:“不要紧的,这也是锻炼。”当匡校长走进一间间学生宿舍时,那些扎着小辫儿的姑娘们,红着脸不知所措;那些调皮的小伙子们,吐出舌头,做着鬼脸,向同伴们直使眼色。他们没想到这位老校长在节日里来看望他们。匡亚明一连察看了四座宿舍楼。看着他的步履,看着他那种
“更上一层楼”的劲头,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暮色中,我们和匡亚明同志握手告别。我们凝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在南大听到的那句话又一次萦回在我们的耳际:“现在就是需要匡校长这样的老干部!”
新华社记者 胡宗钰 朱维新 徐民和


第4版()
专栏:

就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宋庆龄副委员长电贺美国朋友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八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昨天晚上打电报给美国朋友塞缪尔·罗森和夫人,对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向他们和美中友协表示热烈祝贺。电报说:
“值此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成为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时刻,我谨向你们和美中友协致以热烈的祝贺。”


第4版()
专栏:

印度新任驻中国大使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八日电 印度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拉姆昌德拉·达塔特拉亚·沙梯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同大使谈话时表示,希望中印关系在双方努力下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等。(附图片)
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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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耿飚副总理会见日本工人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八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会见了以总书记板井庄作为团长的日本工人党代表团。
会见时,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会见时在座。
代表团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的。他们将于日内离京回国。(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会见以板井庄作为团长的日本工人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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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英副外长会见巴勒斯坦“法塔赫”参观团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六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昨天晚上会见了由里达·穆罕默德少校率领的巴勒斯坦“法塔赫”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后,何英副部长设宴招待了参观团的全体成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马哈茂德和副主任萨米·穆萨勒姆博士也应邀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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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诗玛》回来了!
山林里的牡丹又开了,
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回来了。
由撒尼族民间传说改编的电影《阿诗玛》最近要和观众见面了。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五年摄制完成的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当年这部影片还未及公映,便被江青那双罪恶的黑手点为“毒草”。阿诗玛无法为自己申辩,便被贴上封条,锁进仓库整整十年。
和融的春风催开了山林里的花,阿诗玛终于重整新妆,走到群众中来了。这是文艺领域里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的一个起点、一个可喜的信号。由此,记者想到采访《阿诗玛》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
一年之前,上海电影制片厂影片复审小组初次放映《阿诗玛》。那时,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有些人的情绪就紧张起来。审看《阿诗玛》是在夜间。大门上锁,闲人莫入。说也怪,久不闻哥呀妹的唱词,乍听觉得不大入耳。电影厂的一个领导说:“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事隔半年,
“四人帮”散布的那套反动文艺理论受到批判,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禁锢中挣脱出来,再映《阿诗玛》,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给《阿诗玛》的评语是:影片描写了健康的爱情,用神话形式反映人民抗暴的思想,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
毒草的黑牌牌从阿诗玛身上摘下来了。但是,她能不能公诸于世?这是一个议而未决的难题。为阿诗玛平反的材料呈报到各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的领导在考虑什么?
爱情题材已不是禁区了。但有人仍担心《阿诗玛》会给青年人带来副作用。比方男主人公阿黑和阿诗玛相爱时,有“一天找你九十九遍”这样的歌词。文艺界的许多同志主张:要相信观众。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演到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大伙正纳闷,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半分钟后,黑影消逝,刚才被遮挡的是几个男女主角谈情的镜头。讲故事的人颇有感慨地说:“如果真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用手掌是挡不住的。重要的在于引导。”事实已经证明,任何领域里的封锁,都不是积极的措施。在真空里长大、“纯而又纯”的青年,免疫力往往很差。前些年,几乎和有益于人类的一切文明断绝,刚一开禁作品,有人失却分辨能力,甚至仿效其中消极的方面,这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种下的恶果。话题再回到《阿诗玛》来。“一天找你九十九遍”的唱词,毕竟是一种艺术上的夸张,从整部影片中感受到的是积极、向上的思想。不要过多地担忧吧!让青年人多接触古今中外文化的结晶,给予正确的辅导,他们一定会在实践中提高识别香花和毒草的本领。
有人还担心影片将民间传说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成爱情关系,是否有损于撒尼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否有碍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为此专程到阿诗玛的故乡——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奎山地区,请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撒尼人鉴定。这是多么动人的场景啊!听说阿诗玛回家来,村村寨寨的人都来了。他们踏着月光,吹着口笛,来迎接撒尼人的希望和骄傲。歌声传来,美丽的阿诗玛朝观众走来。她爱穷苦人阿黑,她恨残暴的土司热布拉巴。金钱玉帛,动摇不了阿诗玛坚贞的爱情;黑牢阴沉,毁不了她不屈的心。这就是撒尼人心里的阿诗玛,至于阿黑和阿诗玛的关系,原来传说不一。叙事长诗写的是兄妹,电影改成情人。撒尼人都说,影片爱憎分明,看了叫人动心,这样改好嘛!一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同志就此发表见地:“文学总是文学,允许创造、发挥,不是写民族史。”认为改编一则作品,就牵扯到贯彻民族政策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的顾虑前些年难免,今天就不足为训了。文艺工作者充满信心地回答:文苑争鸣空气加浓,有问题可以探讨,有错误可以校正,一部影片即使有点缺欠,也不至于影响民族政策的执行。
从《阿诗玛》走出仓库谈起,我们听到了许多中肯的议论。某些主管文艺的同志并不掩饰对《阿诗玛》内容和艺术处理上的意见。但这只作为一家之言,并不妨碍为《阿诗玛》公映作出决定。他们说,完美的作品和完美的人一样,古往今来不多,看主要倾向嘛!一位领导说得好:“每人欣赏趣味不同。作为领导,对作品可以不投赞赏票,但只要符合六条标准,我必须投赞同票。”群众的眼睛在盯着领导。你号召解放思想,要求开阔题材,一个具体措施比几番动员要有用得多。日渐增多的新作品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领导要为它开绿灯,允许它参加争鸣,即使出个把毒草,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阿诗玛》上映比它本身的意义来得大,它将促使文艺界的同志和领导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郭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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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强部长在香港谈我国外贸政策
他说,政府之间和非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
新华社香港十二月十八日电 中国对外贸易部长李强今天上午在香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谈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接受外国贷款、投资等问题。到场采访的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电台记者有一百多人,气氛热烈。
李强部长说,中国尊重国际上习惯的贸易做法,只要条件合适,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同意政府之间的贷款。政府之间与非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
谈到中美贸易的前景时,李强部长说,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着贸易关系。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优先同建交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现在中美已达成建交协议,两国之间的贸易在此基础上会比以前有所不同。
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愿不愿意同台湾发生贸易和经济关系时,李强部长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和大陆为什么不可以贸易?”
李强部长一行八人是访问菲律宾后返回途中抵达香港的。在港期间,李强部长先后参观了一些工商企业,并同香港工商界友好人士举行了座谈。李强部长在十二月十六日乘船到澳门访问了两天,会见了当地的工商界人士。李强部长还应邀会晤了澳督李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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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交大与美国密执安大学等结为“姐妹学校”
据新华社上海十二月十八日电 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执安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四校达成了结为“姐妹学校”的协议,将加强校际友谊和促进双方科学技术的交流。
上海交大与密执安大学的协议,是双方于今年十月二十七日商定的。协议年限第一期为三年,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以后可以延长,交换教师工作期限约一年,可长可短,两校可以互相邀请对方教师参加短期的学术性会议;两校还将交换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资料,包括课程大纲、学校发表的专题论文和相应的科学报告。上海交大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为建立“姐妹学校”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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