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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驳“文艺黑线”论
张光年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在文艺界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在文艺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健康的。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大家推倒了,至少没有人公开为它作辩护了。可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除了有关创作问题的妖风迷雾有待进一步澄清外,主要的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还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驳斥。大约一年以前,正当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有人公然散布这种说法:“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不能成立了,“文艺黑线”的帽子(“四人帮”帽子工厂的产物)还是不能摘掉,因为“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文艺界的一些冤案、错案至今未得彻底平反,文艺上的精神枷锁未能完全解除,文艺界很多同志感到惶惑不安。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当时不赞成,现在也不赞成,因为它不合事实,经不住客观实践的检验。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他们拉大旗当虎皮,假“高举”以砍旗。他们贼喊捉贼,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加上“黑线专政”的罪名,都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所说的“文艺黑线”,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或“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或“刘少奇文艺黑线”,或“文艺黑线专政”,……这些大帽子,本来都是一回事,都是对于新中国革命文艺界的政治诬陷。他们所要剿灭的“文艺黑线”,指的是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断前进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主体、主流。他们在飞扬跋扈的十年间对革命文艺界的全面围剿和残酷镇压,冤案如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要剿灭它,先得抹黑它,给它加上种种罪名。既然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主体、主流是“又粗又长的黑线”,那还有什么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地位?于是乎首先从文艺阵地上砍旗的阴谋,也就不难实现了。阶级敌人所作所为所企求的,就是这样。那么,还可不可以说,“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荒谬的,必须坚决推倒它,而构成“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是有道理的,可以不去触动它?当然不能这样说。如果承认这个无中生有的“文艺黑线”,承认阶级敌人对于新中国文艺主流的诽谤和诬陷,那就实际上否认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因为除了这个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团结战斗的文艺主流,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代表革命文艺的主体、主流或主导面。因此,我们在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必须把构成这个谬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彻底批倒,连根拔除,不能有任何迟疑。
一年来,报刊上集中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中许多文章,实际上也同时批驳了“文艺黑线”论。虽然是初步的批驳,也证明它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完全经不住客观事实的检验。
林彪、“四人帮”列举建国以来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三大罪证:一曰“理论黑”;二曰“作品黑”;三曰“队伍黑”。总之是黑成一团了。
“理论黑”的证据是两个:一个是“三结合”;一个是“黑八论”。他们说:“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许多批判文章已经指出了,把三十年代文艺生拉活扯地列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文艺黑线”的组成部分,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并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科学论断。那么除此而外,构成“文艺黑线”理论基础的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又是什么呢?答曰:“黑八论”。据说,这就是“文艺黑线”“代表性的论点”。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举例来说,他们把文艺界早在五十年代批判过的“写真实”论,反诬为文艺界“理论黑”的罪证,就是无耻的颠倒。后来文艺界批驳过“写中间人物”论,这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争论,哪些地方批对了,哪些地方批错了,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林彪、“四人帮”把它划入“黑八论”,这又是一种颠倒。此外,他们把提倡百花齐放、反对一花独放的“反题材决定”论打入“黑八论”,这是更恶毒的颠倒。我们不是说文艺界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人受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同这类思想影响作斗争。但是林彪、“四人帮”这种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首先宣布了他们苦心罗织的“文艺黑线”论的破产。
“作品黑”,用林彪、“四人帮”的话说,就是“十七年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单等着江青一伙的英雄们出来“放火烧荒”。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只烧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了,他们不要“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不要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反动说教,他们怀念“四人帮”横行之前新中国文艺园地初步繁荣兴旺的景象。“四人帮”倒台以后,一批批优秀的小说、诗歌、电影、戏剧、戏曲、曲艺、音乐、歌舞、美术作品重新出版、上演和展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就是对于“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强有力的批判。肯定成绩还是否定成绩,历来是我们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争论的焦点。肯定成绩,就是肯定这些成绩所由产生的正确路线;否定成绩,为的否定这条路线。作家艺术家们并不满足于十七年中已经取得的成绩,但是他们认为,这些是他们长期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同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与斗争有血肉联系,因而是很可贵的,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基础。
“队伍黑”,据说是这个文艺队伍的人员“叛变了”、“烂掉了”,或者“掉队了”,全都是“黑线人物”,要不得,必须“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干了,于是,我们的党长期培育出来的这支文艺队伍,遭受了十年折磨。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统治下,把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干部和文艺青年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等等,那是很容易的,只消把现成的黑牌子往他们脖子上一挂就行了。去年得知,一九六九年夏天江青在当时的芭蕾舞剧团的一次讲话中说:“协会还要不要?我看不要了。协会的人都到干校去,长期劳动改造。”“四人帮”就是这样把各文艺协会的大多数人员都当做劳改对象、专政对象!我并不是说,我们的队伍是十全十美的;从思想作风上严格要求,还有不少问题。可是,这支队伍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经受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长期的严峻考验,证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紧跟“四人帮”的是极少数,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能够这样吗?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作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前提的“文艺黑线”论,完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硬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战线有一个“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文艺界在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些右的和左的错误和偏差。只要是肯于调查研究、肯于全面看问题的人,都不会把这种错误硬说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家知道,刘少奇从没有主管过文艺。刘少奇是否有一套文艺见解、文艺理论足以构成他的独特的“文艺路线”呢?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四人帮”一个最险恶的手法,就是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成刘少奇的路线来批。他们首先在文艺战线上这样干,例如把提倡文学艺术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提倡文艺上的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硬说是“刘少奇文艺黑线”,批之不已,用来发泄他们对“双百”方针的恐惧和怨恨。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在各条战线采取这种险恶手法,其矛头首先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的。不过,他们在文艺上增加了一个花样。他们明明知道,文艺界十七年的一些成绩,是同周总理的关怀培育分不开的,他们就特地捏造出一个“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或“刘少奇文艺黑线”,指桑骂槐地大批特批。越是周总理肯定过的东西,他们越是要当成毒草来诛锄。这是蚍蜉撼大树,哪里是批判刘少奇呢?
承认林彪、“四人帮”捏造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或“刘少奇文艺黑线”,就是在实际上否认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其结果是,或者把以往十七年的文艺成果都算在刘少奇的账上,或者把一大批不是刘少奇的人划入刘少奇的名下。请问:这种做法对党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彻底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艺黑线”、“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冤案,这不仅是一个从路线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是非问题,而且是一个从政策上应予完全平反昭雪的实际问题。在“文艺黑线”的罪名下,文艺界那么多有生力量遭到残害,许多同志含冤死去,许多同志至今背着黑锅。这是涉及一整条战线、涉及一大批人的实际问题。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留着一个大尾巴,这不利于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新长征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文学艺术的新繁荣。今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许多同志列举大量事实,揭发林彪、“四人帮”迫害文艺工作者的滔天罪行,是对于“文艺黑线”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血泪控诉。文艺界受害之广泛,情节之惨重,是骇人听闻的。我们不断接到来自各地的申诉,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有些青年工人、青年业余作者,仅仅因为参加过作家协会主办的青年创作会议,或者向作协的刊物投过稿,就惹来大祸,被打成“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代理人”,长期受害,甚至株连全家。这类问题,有些地方解决得好一些,快一些;有些地方慢一些,或者至今没有解决,因为据说“黑线是有的”,他们还要观望一阵。“文艺黑线”这顶血淋淋的大帽子,为什么舍不得扔掉?保留它为的什么?为什么不相信革命同志的血泪控诉,偏相信阶级敌人的政治诬陷?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我们还要来谈论他们对文艺界的政治诬陷是否有理,这是令人痛心的。“文艺黑线”之类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是精神枷锁,它首先是政治枷锁,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事关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命运,我们不能长期保持沉默。
党中央、华主席号召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深入进行,人们思想逐渐活跃起来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讨论,正在帮助人们扩大眼界,开动脑筋。思想战线形势大好,它必将彻底扫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切新式迷信,一切精神枷锁,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陈规陋习、污泥浊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大放光辉。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任何旧势力无法抗拒的。文学艺术一定要站在这个思想斗争的前列,成为它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用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为社会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与迅速发展大喊大叫。文学艺术本身又是一种精神生产,它必须在毛主席的旗帜和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通过一系列顽强的斗争,求得文艺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以便更好地为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只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党,依靠群众,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可为的。


第3版()
专栏:

“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
罗荪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毛主席指出:“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毛主席这段话非常正确地阐明了我党提出“双百”方针的历史条件及其重要意义。“双百”方针不仅是发展文化艺术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正确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但是,二十多年来,这个方针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在不少人的头脑里,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个方针。这个方针没有能够得到认真贯彻,原因是复杂的,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缺乏民主。
在这里我们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双百”方针刚刚提出不久,就有人发表文章反对这个方针。文章的作者虽然只有四个人,却代表着一股“左”的倾向。一个时期,对“左”的教条主义作了批判,因为“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事情不能改正”。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又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五七年夏天,一股右的思潮企图把“双百”方针变为“自由化”的方针。于是,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在这一场批判中,由于种种思想的影响,又带来了后遗症,引起一些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重重顾虑。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没有遵照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则,特别是没有按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的指示去做,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作品,没有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而是用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以简单粗暴的态度,任意地断定为毒草。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严重地影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这也可以说是“心有余悸”的一个历史因素吧。
一九六一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当时文艺战线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着重提出了反对简单粗暴的作风,要求按照艺术的规律领导文艺工作,发扬民主,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一开始就讲: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总理接着指出: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是领导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们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在这次会上制订了“文艺十条”,后来经过修订改为“文艺八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试行。这个文件提出,要发扬民主,要按照艺术规律领导文艺。但是当时阻力不小,并没有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初,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民主空气确实活跃了一阵,例如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就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会议。但是好景不长,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例如巴金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仅仅要求在文艺领域中有一点民主空气,不要动辄打棍子,就触痛了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棍棒政策。这说明,一个作家要讲一点真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阶级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纲。但是这一号召到了“宁左勿右”的同志们手里,便把它绝对化了,把“双百”方针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了。他们忘记了毛主席讲过的话,“双百”方针正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绝不能因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便可以把党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科学的方针丢掉。
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时期,疯狂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不仅把“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当作标签到处乱贴,动不动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它变成打人的棍子,而且肆无忌惮地把大批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打成毒草。
从这一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有着多么艰巨而复杂的斗争过程。
“四人帮”被粉碎,文艺得解放。但是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林彪、“四人帮”强加在文艺界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彻底打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
实践证明:精神枷锁能不能彻底砸烂,流毒能不能彻底肃清,文艺能不能繁荣发展,“双百”方针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在于是否发扬民主,是否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只有把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建立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不仅是要调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要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性。
毛主席在建国前夕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辩证统一。但是总有一些同志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把群众和领导对立起来。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往往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地认为只有专政的一面,没有民主的一面。这是同毛主席的思想体系相违背的。毛主席着重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主席这段极为重要的话是在一九六二年讲的,只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就利用了我们没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没有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这个致命的弱点,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的老干部、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个惨痛的教训,极其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必须充分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否则,就将给阴谋家、野心家以可乘之机,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专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不使林彪、“四人帮”的历史重演,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的一个行动口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为“科学与民主”这个行动口号大声疾呼,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缺乏民主作风。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空气,使人民群众真正敢想、敢说、敢做。
在文艺领域里要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坚持“放”的方针。“放”还是“收”,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问题。毛主席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不敢坚持放的方针,是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主,就没有百花齐放,没有民主,就没有百家争鸣。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禁锢了正义的呼声,结果只能是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艺术民主,也就是要走群众路线。正确的领导一定是能够倾听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关心和支持群众的独创精神;特别是要善于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善于从中受到教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精髓。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什么都要听群众的意见,还要不要领导呢?这种提法,只能说明在思想上把领导和群众放在对立的地位上了。重要的是领导要把自己放在群众中间,不要把自己放在群众之外,更不要高踞于群众之上。只有深入到群众当中,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多作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才能把领导和群众的意见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就不会有什么“群众说了算,还是领导说了算”的这种怪论了。
五届人大已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进了新的宪法,实行不实行“双百”方针,也就是实行不实行宪法的问题。当然,在口头上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是极少了,但是从毛主席提出这个方针以来的二十多年,为什么不能认真地实行,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个方针的执行?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一下,从中引出教训的。
华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的头脑里还有着不少框框,不少清规戒律影响着思想的解放。例如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出自业余作者之手的文艺作品,因为它们突破了一些旧框框,敢于接触一些现实生活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这些作品中,思想上和艺术上虽有不足之处,但是其中最可珍贵的是它们恢复了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突破了长期禁锢文艺思想的种种条条框框,在创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一批破土而出的新苗,应当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至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议论,是正常的现象,只要不是采取禁止的办法,而是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就可以明辨是非,达到正确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得到繁荣和发展。只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坚持“放”的方针,人们的思想就能够解放,再解放,我们的文艺生活就能够活跃、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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