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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育和关怀
王首道
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这里曾经是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在这里的十三个峥嵘岁月中,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时期内,我大部分时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有不少机会直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这里,只就他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政策的伟大革命实践,作些片断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在我党历史上的每次危急关头,都起到了力挽狂澜,使局势转危为安,使革命转败为胜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路线,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个严重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杨森、杨奇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这个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对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我们出发前,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的是陕甘边区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我们一到瓦窑堡,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审阅了这些案卷,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我们从调查中了解到,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他和一些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根据地迅速得到发展和巩固。一九三五年九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鄜县(即现在的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刘志丹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怎能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还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起来。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九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同志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逮捕了。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
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亲自访问刘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脚镣。他说:“我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有错误,组织上进行审查是应该的。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由于没有经验,又缺少革命理论,与上级通讯联系也非常困难,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在工作中肯定会犯错误,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对于这些问题,戴季英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案卷、口供中强加给刘志丹同志的所谓“罪状”。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爱国人士和不反对革命的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我们还陆续审查了几个所谓“犯人”,他们知道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人,也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
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作了汇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我们的看法,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对这些同志应该立即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同志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平反的消息传出以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毛泽东同志对刘志丹同志说:你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十分激动。他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党中央、毛主席任命刘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初,刘志丹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胜利。四月中旬,在山西三交镇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他谆谆教导我们,不但要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还要善于爱护干部、培养和提高干部;不但要关心党员干部,还要关心党外干部。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以及肖劲光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一九三八年农历的除夕,毛泽东同志邀张启龙、谭余保同志和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我们高兴地走进窑洞时,毛主席同我们亲切握手,请我们坐下。他关切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你们几个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我们一听,原来主席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听说,毛泽东同志在全会闭幕后曾经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在会上忘记把张启龙同志的平反问题也讲一下了。今天,毛泽东同志又专门找我们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怎能不无比高兴呢!湘赣苏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引下,我们和湘赣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使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但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到湘赣苏区,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左”的错误,苏维埃政权里面也混进了个别坏人。当省委正在纠正这些问题的时候,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陈洪时、刘士杰来了。他们全盘否定湘赣苏区过去的成绩,一概诬为“右倾保守”、“富农路线”,同时大抓AB团,搞肃反扩大化,把一大批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省委、县委领导干部,都当成AB团抓起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安源工人出身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同志、省委常委刘其凡同志等一批负责干部,无辜地被他们秘密杀害了。张启龙同志和我被打成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残酷迫害。他们撤销了我的湘赣省委书记的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对张启龙同志的处分更为严重,撤销了他的湘赣军区总指挥、省苏维埃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务,开除党籍,召开公审大会,判处了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同志的党籍;一九三七年陕西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后来,中央组织部正式决定撤销湘赣省委对他的处分。本来,事情到此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毛泽东同志还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面对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我们无比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但我们是犯了‘左’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泽东同志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们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湘赣苏区的危害,我们一一作了汇报。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未得到平反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的、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后来,中央秘书处根据毛泽东同志这次谈话的精神,写了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准发至全党,为张启龙同志彻底平反,安排工作。毛泽东同志对错案的平反,是那样的坚决彻底,不留尾巴;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是那样的无微不至,这不仅是对我们湘赣苏区干部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全党干部的关怀啊!
毛泽东同志爱护干部、团结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一贯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脚踢开还是教育挽救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分析这些同志犯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右派成立伪中央时,当过伪中央“常委”,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思想负担很重,感到抬不起头来。她约了一位女同志陪她去见毛主席,她说:“主席,我在罗章龙路线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痛。”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教导她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泽东同志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沉重的思想负担,使她心境豁然开朗,积极地投入了工作。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能改正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如博古同志,原来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经过批评帮助,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痛改前非,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博古等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在黑茶山遇难。毛泽东同志在《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四八”烈士,其中包括对博古同志的正确评价。

从抗战初期起,党中央、毛主席就在组织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蒋管区和敌占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等等,作为培育革命干部的熔炉。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利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有利时机,领导和加强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中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近一百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他的许多文章、报告、演讲、谈话,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两条路线斗争经验,帮助干部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自觉性。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背教条、啃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毛泽东同志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本、背教条,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他这样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
毛泽东同志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他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泽东同志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勉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一些通讯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泽东同志就说明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同志,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字样。毛泽东同志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主席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瓣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运动。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在党内大量存在;抗战前后吸收的大批党员,又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总结、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整风过程中,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阶级敌人,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挂着“进步作家”招牌来到延安的王实味,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含沙射影地攻击延安革命根据地,发泄他对党的不满。毛泽东同志看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事后查明,王实味原来是一个托派。在这期间,还揭露出另外一些反革命分子。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
这次审查干部是完全必要的。党的干部队伍从抗战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开始后入党的就占九十多万。在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都发现混入了少数特务、叛徒和其他坏人。因此,为了纯洁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上的整顿。通过这次审干,挖出了一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搞清了少数人的严重问题。一些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同志,经过审查进一步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全党还从运动中总结了审查干部的宝贵经验。审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那个主要负责人,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政策,背离了整风运动的精神,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套,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审查干部的部署,在一九四三年夏秋约两个多月的时间中,搞了个所谓“抢救运动”,使审干工作一度走偏了方向,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极力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基于这种错误估计,他们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搞扩大化、神秘化,在各个机关中追求揪出阶级敌人的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有的同志不同意他们这样搞,就被指责为“没有敌情观念”,甚至也被怀疑,或被扣上“特嫌”的帽子。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对过去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同志,不作具体分析,怀疑一切,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假案。所谓“红旗党”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假案。当时,一个曾在河南省委组织部门工作过的青年干部,由于经受不住这种“审查”,胡乱编造说:河南省党组织是被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控制的,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分子。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案情,搞审干工作的有的负责人,不作具体分析,立即开展大规模的追查,用逼、供、信的办法,把整个河南党组织打成“红旗党”,接着又把四川省等地下党组织也牵连进去,甚至把有的同志逮捕。最后落实的结果,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不从实际出发,不作调查研究,使一些无辜的革命同志遭受迫害,而真正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等,却由他们使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保护过关了。
毛泽东同志在以主要精力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及时发现了审干工作中出现的这一严重错误,立即着手纠正。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看到在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一些年轻同志也被怀疑,受到审查;领导“抢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还规定办公厅有多少“特务”、“反革命”的比例数字。我从自己过去亲身的经历和对办公厅干部队伍情况的分析,认为他们这样搞法有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不可能有那样多的特务。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方针,是同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那个错误的方针,简单的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是主观主义的。他还指出,就是对于有问题的人,也应走群众路线,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后来,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听了关于审干工作的汇报后,当即表示不同意过去那种作法。他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他坚决地提出:要甄别。
毛泽东同志对这次审干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不但及时纠正,而且亲自进行思想工作。一九四五年初,他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查干部问题时,对审干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并以严以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是党校的校长,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接着说:但是对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就是犯了错误。主席那风趣而含义深刻的讲话,引起了全场大笑。毛泽东同志接着又指出: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给人错戴过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了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就会好得多。在会上,毛泽东同志还把手举到帽沿下,对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随着又诙谐地说,你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同志们被伟大领袖的这种崇高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比之下,在审干中大搞王明那一套的那个主要负责人,却文过饰非,推卸责任,从不作自我批评。他曾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推行他们那一套。当这位同志回来汇报时,中央已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这个负责人听了汇报,竟翻脸不认账,说:“谁叫你那样搞的?”使这位同志啼笑皆非。
由于毛泽东同志及时拨正了航向,保证了审查干部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果。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我党高级干部又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四月进行了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并亲自参加这次学习,还作了有关党内历史问题的重要报告。他指出:应使干部对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家在学习中,以整风精神对过去各个根据地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清是非,分清功过,分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次学习,采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扬民主,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同志间通过提出问题,开展辩论,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路线觉悟,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使七大达到了我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我们回忆延安整风审干这段历史,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的革命事业,我感到有重大的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坚持马克思主义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更加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妄图搞垮我们党,想方设法摧毁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他们炮制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阴谋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对坚持革命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结帮营私,较之王明、张国焘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地破坏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破坏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排除各种干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认真落实毛泽东同志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我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严格遵守党纪国法。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把党中央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送到每个干部的心坎上,使各级党组织真正成为广大党员之家,广大干部之家,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回忆毛主席》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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