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拚将热血灌春花
——驳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
任文屏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阶级异己分子、反动文痞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黑文,对曾经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陶铸同志进行了卑鄙无耻的诬陷,给他加上了许多大得吓人的帽子,使陶铸同志蒙受了奇耻大辱、不白之冤。现在,我们应当重新评价这两本书,把林彪、“四人帮”一伙向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陶铸同志身上泼撒的污水洗涤干净,让陶铸同志在两本书里所宣传的正确思想,以及他本人的高风亮节,成为鼓舞我们进行新长征的精神力量。
“评两本书”是个政治大阴谋
陶铸同志的两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
一本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九六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等十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据陶铸同志对高等院校的师生、共青团干部和青年所作的讲话整理而成的,部分是为报刊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陶铸同志结合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的具体情况,满腔热情地引导青年既要关心政治,又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既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要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既要有太阳那样的宽阔胸襟,又要有松树那样的坚贞品格。这是一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唯物辩证法,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另一本是《思想·感情·文采》,主要是陶铸同志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陶铸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党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来领导文艺;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要放手让作家去写作;文艺创作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采取简单化的粗暴态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从多方面来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要充分发扬民主,等等。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中肯的,富有现实意义的。
这两本书出版后,在广大青年和新闻、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出版后,重印过二十六次,发行一百五十万册,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姚文元的黑文却把这两本大有益于人民,大有益于党的事业的好书,诬蔑为十恶不赦的大毒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夺权谈起。
就在陶铸同志被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的第三天,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们在上海掀起了“夺权”的黑风,首先摧毁了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为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夺权上台提供了黑样板。由此开始,夺权黑风席卷全国。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象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党的革命传统,在党的会议上痛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破坏党的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打倒一切的罪恶行径。这就是被他们诬蔑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壮举。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用各种形式公开对抗他们那一套,这就是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千上万的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同他们相对抗,爆发了百万人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王力之流的武汉“七二○事件”这样的革命行动。亿万群众进行革命抵抗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恐惧了。为了把群众斗争的烈火压下去,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了一个所谓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他们所控制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一篇题为《炮打司令部》的社论,狂叫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给所谓的走资派以“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随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他们想借助这个“大批判”,加紧诬陷革命老干部,加紧镇压广大群众,以巩固他们已抢到手的权力,进而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想在“革命大批判”的旗帜下,全面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实现他们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评陶铸的两本书》就是他们阴谋部署中重要的一着棋。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树立了一个诬陷革命老干部的黑“样板”,提供了一个制造冤狱的黑“经验”,在林彪一伙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谓“典型示范”的作用。
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四人帮”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同志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同志于死地。
姚文元把陶铸同志打成叛徒、奴才的根据是什么呢?他拿不出任何材料,只是抓住陶铸同志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并以蒋介石也曾引用过为由,据此就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同志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查原文,完全不对了。陶铸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煞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同志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这里无须分析,只要将陶铸同志的原话和姚文元的“批判”作一对比,就可以把所谓叛徒、奴才的诬词以及他们的无耻手法击得粉碎。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这完全是造谣。现已查明,那个打着什么“造反兵团”的一伙人公布的一份所谓“陶铸给蒋介石的信”,是违背中央三令五申的禁令,用逼供信的手法,严刑毒打被审查的当事人,逼他伪造的。不久,招供者自己就推翻了。江青、陈伯达、姚文元把明知是伪造的所谓“证据”,仍然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不是卑鄙狠毒到了极点吗?
陶铸同志是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不畏艰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党的决定,经过叶剑英同志的介绍,辗转来到当时军阀张发奎新成立的警卫团,参与广州起义的发动工作。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陶铸同志同起义官兵一道,出生入死,英勇杀敌。随后,又被党派到福建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陶铸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慷慨陈词,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在国民党准备的“供词”上,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国民党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将他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陶铸同志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痛斥了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表达了他身陷囹圄心怀天下的崇高感情。抗战开始后,陶铸同志由于党的营救,胜利出狱,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陶铸同志光荣的斗争历史,是经得住任何审查和检验的。
姚文元抓住陶铸同志说过的一两句话,把陶铸同志宣判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更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同志就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不是也诬称陶铸同志“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吗?那末,为什么陶铸同志在被非法监禁八个月之后,又突然被宣布为极“左”思潮的代表呢?这完全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花招。姚文元在黑文中又说陶铸同志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又说他“支持、包庇”许多人,这种语无伦次、自相矛盾的表演,不仅显示出谎言制造者的愚蠢,而且暴露了姚文元一伙贼人的心虚和慌乱。事实上,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恰恰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自己。想当初,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时而说这个是叛徒,时而点那个是坏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多少优秀干部遭到他们肆无忌惮的“炮轰”、“火烧”、“揪斗”。毛主席对这种极“左”思潮提出批评后,他们感到不妙,便采取“贼喊捉贼”的伎俩,倒打一耙,把这一罪名转嫁在陶铸同志的头上,这正是一切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惯用的伎俩。
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
姚文元还颠倒黑白,胡说陶铸同志宣扬什么“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发泄什么“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推销什么“腐朽不堪的文采”等等,把陶铸同志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这里,我们摭拾几例,看看姚文元的无耻谰言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姚文元咬牙切齿地咒骂陶铸同志宣传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根据是什么呢?一说陶铸同志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二说陶铸同志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三说陶铸同志宣传“崇高的理想”就是当“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完全是一种把人家的东西推到哈哈镜前,使它变形,然后加以嘲弄和攻击的卑劣手法。就拿“崇高的理想”来说,陶铸同志明明说得很清楚,当航海家、科学家、文学家、教师等“所有这些想头”,都要“围绕着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但是,到了姚文元手里,却变成了当这个“家”、当那个“家”就是“崇高”的理想。其他两条,也都是采用同样手法摘引出来的。而且,就以姚文元开列的那几条来说,怎能看出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呢?即使今天来看,陶铸同志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这一些,也是站得住脚的。鼓励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千方百计地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反倒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吗?我们今天不是也理直气壮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全力以赴地搞四个现代化吗?十分明显,陶铸同志所坚持的理想,正是我们无数革命前辈浴血奋战、广大人民群众埋头苦干为之实现的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姚文元对陶铸同志的诬蔑,恰恰证明他们一伙所坚持的,才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姚文元还恶毒攻击陶铸同志有“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他们的唯一“根据”,就是陶铸同志在《太阳的光辉》一文里说过这么一段话:“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陶铸同志的这个比喻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着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认识世界的精神。他一方面指出,太阳尽管有黑点,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光辉;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不过是灿烂的太阳中的黑点,巨大的成就不容抹杀。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太阳毕竟还有黑点,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有缺点、有错误,那就要严肃地正视它,坚决地改正它,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可以看出,这是陶铸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表现。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但是,姚文元却斥之为大逆不道,指责为“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林彪、“四人帮”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荒唐,实事求是有罪,弄虚作假有功。谁要是实事求是地说句真话,就会给你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好象只有他们几个才是我们党、我们领袖的最虔诚的“保卫者”。但是,脂粉可以遮丑于一时,真相却迟早要露出来。真正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刀砍掉,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的,不就是大话说得最绝、“高举”喊得最响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吗?
姚文元还一口咬定陶铸同志“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污蔑陶铸同志所谈的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把他专门用来残害无产阶级作家,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几条棍子——“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集束向陶铸同志打去。大家都知道,陶铸同志一向关心党的文艺事业,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自然引起江青、姚文元一伙的仇恨和恐慌。姚文元煞费苦心地从陶铸同志的两本著作中寻找靶子,掐头去尾对原文作歪曲引用,先定下罪名,然后进行“讨伐”。例如:陶铸同志说:“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姚文元把这些统统诬蔑为
“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在姚文元的笔下,是非、黑白,革命与反革命完全颠倒了,革命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无产阶级文艺被剥夺了鞭挞黑暗势力的权力,真实成了文艺的禁区,谎言罩上了神圣的灵光……姚文元诬陷陶铸同志的无耻谰言,为“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起了杀一儆百,廓清道路的恶劣作用。
历史功过人民评说
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姚文元一口气给陶铸同志宣判了几十个罪名。什么“漏网的大右派”,
“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奴才”,“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党的阴谋家”,“卑劣的实用主义者”,“投机商人”,“伪君子”,“见不得阳光的鬼物”,“土地主”,“南霸天”等等,不一而足。他把林彪、“四人帮”帽子工厂的高、尖产品几乎全都拿了出来。至于根据何在,那是莫须有的。这个戈培尔的忠实门徒,确信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事实。林彪、“四人帮”一伙以为,只要他们这么一说,就可以掩盖他们非法囚禁党和国家一个领导人的罪恶行径,就可以抹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的影响。然而,正象列宁在《政治讹诈》一文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诽谤、被陷害、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好证明。”野心家墨写的谎言永远涂不掉革命家血写的历史。
陶铸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投身于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征途中,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公开的敌人面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铁窗烈火中,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在暗藏在党内的奸贼们残酷迫害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相信党,相信群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主义战士。陶铸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他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有口皆碑。他胸怀坦白,刚直不阿,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态度诚恳,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面对着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掀起的腥风血雨,面对着姚文元的所谓“历史的判决”,陶铸同志象当年被囚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中一样忠贞不屈。在姚文元黑文发表后的二十二天,即一九六七年国庆节,他满腔悲愤地写了四句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两年以后,在身患癌症、被强迫去安徽之前,仍然壮怀激烈地写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同他的共同战斗四十多年的战友、夫人曾志同志互相勉励。
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日本侵略者的枪弹没有夺去陶铸同志的生命,他却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制造的冤狱中牺牲了。陶铸同志和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以宝贵的生命为无产阶级换来了血的教训。悲壮的斗争绍继先烈,沉痛的教训启迪后人。它深刻地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党和人民是多么重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党内民主被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一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能不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内的民主原则,维护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吗?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人民,只有人民。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人民对陶铸同志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被历史嘲弄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那个反革命刀笔吏姚文元,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被姚文元诬陷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则载入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陶铸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大洪山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写过一首七绝:“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踏日斜。风自寒人人自瘦,拚将热血灌春花。”陶铸同志和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浇灌出的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灿烂春花,必将在祖国大地上遍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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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等自治区深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对各族干部和群众广泛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加强了民族团结。大家高兴地说:
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等自治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取消民族工作的罪行,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加强了民族团结。各族人民高兴地说: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否定民族工作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存在,推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反动民族政策,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错案,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内蒙古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深受林彪、“四人帮”的祸害。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与平反冤案、假案、错案紧密结合起来,将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结合揭批斗争,各自治区广泛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党委通过召开会议、广播、墙报等方式,在全区大张旗鼓地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到家喻户晓。《广西日报》开辟专栏,定期刊登有关民族政策通俗讲话材料,介绍本区少数民族的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把《关于认真学习华主席对民族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通知》发到全区,强调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时,应注意照顾民族特点;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时,要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近几个月来,区党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牧区,检查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倾听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呼声。许多地、州、县、市和国营农牧场党委领导同志,认真转变工作作风,纷纷深入基层,把党的民族工作做到各族群众的心坎上。最近,他们根据哈萨克、蒙古、塔吉克等族人民的要求,加强了对牧区的特需商品供应,并就逐步提高牧民口粮、不准随意增加牧民负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地方从县到厂矿、学校和社队,普遍恢复了经常检查民族工作、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制度,恢复和发扬了过去一些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好传统;大力表彰那些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目前,各自治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积极措施,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党委近一年多来,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先进分子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职务。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中有五名回族干部分别担任了书记、常委、副主任职务。在回族聚居的县,都有回族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或革委会主任;回族占一定比例的县,也配备了回族干部担任县委常委或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区党委还抽调干部分赴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固原等地区,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们还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尽快摆脱历史上遗留的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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