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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干部
——上海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查
编者按：石油部最近提拔经过实践考验的政治上坚定、业务上过硬的四位工程技术人员为副部长，大家认为提的好。上海港从实践斗争中选拔一批干部，他们有威信，能带领群众实干，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就是说，配备企业领导干部，一定要到实践中去考察、选拔，看他是否经受过一定的政治考验，有没有基层领导工作经验和真才实学，能不能带领群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
我国第一大港——上海港，于十一月三日提前五十八天完成了今年的吞吐量计划。据统计，一至十月完成的吞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这十个月增长的吞吐量，相当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的增长数。一个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户，为什么能够在短短时间内，上得这样快，变化这样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抓纲治港斗争中，不断整顿和建设各级领导班子。
粉碎“四人帮”以来，上海港务局以及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三次整顿。第一次是夺回被“四人帮”篡夺的领导权；第二次是随着揭批和清查运动的深入，把不适合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作了调整；第三次是从今年六月开始，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和交通部工作队的部署，按照《工业三十条》和创办大庆式企业的要求，对港务局、装卸区、装卸队三级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整顿。三次整顿，标准一次比一次高，领导班子的战斗力也一次比一次增强。
拨乱反正，坚持实践检验的标准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把上海港作为他们大搞反革命夺权的一个据点。这个港的第七装卸区，又被列为全国所谓试点单位，成了“四人帮”破坏党、瓦解党的黑样板。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曾亲自让一个余党带口信给上海港，要给搞过冲冲杀杀的所谓“老造反”加官进爵。只要对“四人帮”有感情的，紧跟“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入党、进领导班子。一段时间里，那些打、砸、抢分子，流氓阿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把持了海港领导大权。码头上下，无政府主义泛滥，歪风邪气盛行，企业管理混乱，货损极端严重，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上海港党委认为，这一切都是“四人帮”拉帮结派的必然结果，不推倒这样的班子，不可能取得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全胜，也不可能改变港口面貌。他们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持从实践中考察选拔干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第一，看是否经受过一定的政治考验，全面了解一贯的政治表现，特别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第二，看有没有基层领导工作经验，是不是熟悉生产，能否按经济规律管好生产；第三，看是不是干劲大，能不能带头实干，思想品质怎么样？群众反应怎么样？
第五装卸区是“四人帮”插手最深，搞得最乱的单位，是《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那张反动大字报的出笼地。粉碎“四人帮”以后，虽几经整顿，面貌变化不大。群众说：“下边有人闹，干部和事佬，遇事绕道走，是非不敢分。”局党委感到，象这样的单位，班子里不配备几把硬手不行。他们把原来在这个装卸区主管过业务，在“四害”横行时，挨过上百次批斗，又能坚持原则的一位同志调去当第一把手。这个同志上任后敢抓敢管，带领一班人，从反对无政府主义入手，肃流毒，治内伤，抓管理，使这个装卸区迅速走向大治，一举甩掉落后帽子，成为全港学大庆先进单位。现在上海港的第一、四、六、七、八、十等装卸区，都调配了政治强、业务熟，又有基层领导工作经验的干部。这些单位的生产和运动都走在前面，展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在考察选拔干部中，上海港党委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对干部的表现进行全面分析。对于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干部，只要把错误讲清楚了，认识了，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和实干苦干精神，就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至于拉山头闹派性的“角刺人物”，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掉。还有一种人，虽然是突击提干上来的，但本质不坏，只是没有领导工作经验，也不留在领导班子里，有的安排到下属单位领导岗位上培养锻炼。再有一种是“陪衬委员”，这些同志搞原来工作很能干，放到领导岗位上就不行了。在这次调整班子中，他们中许多人主动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对这些同志重新作了安排。
解放思想，选拔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才
从上海港调整领导班子来看，“四人帮”在选拔干部问题上设置的一些“禁区”，至今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怎样看待和使用技术人员，就是一个禁区。上海港党委认为，对技术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恢复和授予技术职称，还要大胆提拔其中的优秀分子，让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实现港口现代化就会起阻碍作用。上海港有个总会计师，对港口经济管理方面的业务很熟悉。这次局党委解放思想，提拔他当副局长，让他负责全港的经济管理工作。他和业务部门同志一起，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定出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管理方法，还帮助总结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进一步提高了港口管理水平。
有些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但由于出身不够好，或者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能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上海港党委坚持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港口科研所有个技术员，平时刻苦钻研技术，积极参加一些关键性的装卸设备改革，对实现港口运输机械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就是因为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长期得不到重用。在这次调整领导班子时，局党委感到，对这样的同志，应该使用，应该信任，应该发挥他们的专长，于是把他提拔为港口科研所副所长，最近又选派他出国进行技术考察。
不断充实，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上海港的实践说明，领导班子的整顿，不是一次能完成的，经过调整的领导班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领导班子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必要时又要进行调整充实，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经常注意考察选拔干部，使各级领导班子适应港口运输现代化的要求。第二装卸区调整领导班子后又出现的问题，说明不断充实领导班子十分必要。这个装卸区的群众对原一把手的工作有一些意见，由于他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领导不力，不久前，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卸货质量事故。局党委立即把他撤换掉，二区的面貌便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件事告诉我们，看干部，不能一成不变，要有发展的观点，要在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因此，对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证明思想跟不上形势，工作不能胜任，就应当让更合适的同志接替。
从上海港调整领导班子中还可以看出，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既摧残了老干部，又坑害了青年人，造成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目前，港务局、装卸区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都比较大。上海港党委对这个问题开始重视，有了初步规划，准备加速培养选拔中年、青年干部，为各级领导班子补充新鲜血液。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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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解决“缝衣难”的问题出路何在？
在成都，许多人都在谈论“缝衣难”。到百货商店很难买到称心的服装；到缝纫店制作新衣，往往是“冬衣春取”，“夏服秋穿”。
记者最近就“缝衣难”的问题作了一些调查，发现成都市场上服装供应确实比较紧张。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去年市百货公司投入市场的各类成衣约二百五十万件，门市来料加工的各类服装在二百六十万件左右。两项合计，服装行业每年为全市每个人提供的服装只有一件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千方百计到北京、上海等地去购买衣服，或者买缝纫机自己做。
解决“缝衣难”的出路在哪里？有的同志责怪缝纫店太少，建议多开设缝纫店。这当然可以减轻一点缝衣难的压力，但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零星来料加工的缝纫店，采取的是小生产经营方式，扩大生产的能力有限，把解决居民的穿衣问题，寄希望于缝纫店，显然是不现实的。那末，是否可以多生产些缝纫机，让每个家庭自己解决缝衣问题呢？这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记者遇到的一些从事服装生产和供应工作的同志都认为，解决“缝衣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大规模生产的服装工业，走成衣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工业发达国家普遍的发展趋势。成衣市场上的商品，从婴儿的尿布到老人穿的服装，从内衣到外套，花色品种应有尽有，本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基本上通过供应现成衣服来解决。而缝纫店仅仅是个补充。只有那些需要做功讲究的高级服装、时装和特体服装的顾客，才到缝纫店去量体裁衣，加工定做。
从成都来看，服装工业规模相当大，它拥有职工一万二千多人，主要成衣设备八千多台，完全有条件走成衣工业化的道路，来满足人民穿衣的需要。可是，奇怪的是，人们都在叫“缝衣难”，拥有这么大生产能力的服装工业却经常任务不足，每年有五分之一以上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以致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三个服装企业，一千多名职工转产其他商品了。显然，这种大生产的服装工业“吃不饱”，小生产的缝纫店“吃不了”，个体劳动的“家庭缝纫业”蓬勃发展的趋势，和四个现代化背道而驰，是当前解决“缝衣难”问题的一大障碍。
为什么服装工业生产停滞甚至倒退呢？据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成衣的花色品种单调，不合顾客需要，卖不出去。的确，只要到成都市的百货店去走一走，就可以看到货架上的服装不是深蓝色，就是灰色。男上衣只有青年装、军便服和中山装；女式上衣也只在衣领和口袋的式样上翻翻花样。难怪有人慨叹说：“人生易老衣难老，三代人穿一样装”。
成都的这些情况说明，服装生产要工业化，服装色彩和样式必需美化，服装的品种规格必需多样化，使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能够各买所需。这就需要工业和商业部门共同合作，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服装设计艺术，精心设计出消费者需要的丰富多彩的服装来。同时，要改革服装生产的管理体制，使服装工厂能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目前服装工厂都是接受商业部门的来料加工，无权决定成衣的花色、品种和规格。如果允许服装工厂按照消费者的需要进行生产，成衣的花色品种将会出现万紫千红的局面，销售状况将大为改观。
其次，要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供需的矛盾。成衣是成批生产的，劳动生产率高，应当薄利多销，使消费者感到买现成衣服不但物美、而且价廉，比买衣料到缝纫店定做便宜，甚至比买缝纫机自己做合算。这样做，服装工业将会大发展，缝纫店会减轻压力。想买缝纫机自己做衣服的人会减少。那种由于成衣利润较高，缝纫店一般都愿意承接大批成衣加工任务而不大愿意多做门市零星加工的倾向也会改变，缝纫店将会更好地为门市顾客服务。
运用价值规律，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缝纫店的潜力。同一类服装，应该按不同的交活期收费。如果能做到市场上成衣花色品种多样。价廉物美，满足消费者的普遍需要，缝纫店可以按顾客要求交活，满足了顾客的特殊需要，“缝衣难”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新华社记者 贺晓林 蔡茂（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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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容践踏
——谈谈我是怎样与王洪文作斗争的
上棉十七厂 马骥
邓副主席在给工会“九大”的致词中，提出了工矿企业必须实行民主管理的问题，使我深受教育。
回想“四害”横行时，哪有我们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哪有我们工人阶级言论行动的自由？哪有我们共产党员讲话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前，我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一道在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工作，对他的臭底牌有所了解。一九六九年六月，厂党委改选时，王洪文和他的亲信都是候选人。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我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培养近二十年了，决不能违背党性去投这些野心家的票。我决定慎重行使党员民主权利，坚决不投王洪文等人的票。这本来是党章历来就明文规定的，是党员完全正当的民主权利，但是王洪文却气急败坏地叫嚷：“我能当中央委员，难道不能当十七厂党委委员？”真是恬不知耻！这家伙，为了一己一帮的私利，明目张胆地违背党章，任意践踏党内民主生活的准则，非法启封查阅选票，对我横加迫害，并叫来公安人员，成立专案组，将我隔离审查。我失去了一切自由，连向家里写信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拍桌子、瞪眼睛，要我交代什么反革命罪行，要我承认反对王洪文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我严正地责问他们：不投王洪文的票，是党员的民主权利，有什么错？党员和人民向上级反映问题，这是党章规定和宪法所允许的，又有什么罪？他们理屈词穷，无计可施，就从肉体上来折磨我，几个人同我车轮大战，我整天整夜不能休息，发了高血压病，想休息一会也不准，还骂我装死，硬逼我交代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同时迫害我的爱人。王洪文还指使公安人员到我家里抄家，一面翻箱倒柜，一面用手指着我老母亲鼻子，进行威胁、谩骂，我母亲吓得饭也吃不下，水也不想喝，差一点丧了老命。就连我的子女，他们也是一个都不放过。他们派专案人员对我儿子进行了审查和控制，并多次发信到外地，搞我弟弟和插队落户的女儿，弄得我几乎家破人亡。我不过履行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就遭到如此迫害。
在“四害”横行时，党纪国法遭到践踏，民主空气完全窒息，人民憋得喘不过气来。“四人帮”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必然是胡作非为，他们决不会允许人民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因为人民有了民主权利，他们就一天也混不下去。所以，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观点，采取了一人“有罪”，满门抄斩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政手段。在反党分子王洪文对我打击迫害的时候，其心腹却恶狠狠地说：“马骥站错过队，搞搞他没有关系。什么政策不政策？错就错到底。”他们这样做和独夫民贼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有何两样？从王洪文破坏党纪国法这一点，我就断定他们是“短命”的。我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喜讯传来，我这十年不大开口说话的人在梦里也笑醒了，话也多起来了：华主席啊，我一定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人民民主权利！
（原载上海《文汇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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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委关心科技人员生活问题
一百多名科技人员夫妇分居两地的困难得到解决
天津市已为一百多名科技人员解决了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进一步调动了他们为“四化”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性。
天津市各科研、教学、生产单位中，有一部分中年知识分子，多年来夫妇两地分居，给他们生活上带来了很多困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传达贯彻以来，中共天津市委十分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决定首先为三百名在科研和生产中有显著贡献的科技骨干解决夫妇两地分居的困难。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三十五名科技人员的家属被批准入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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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煤矿恢复为井下工人送班中饭制度
淮南矿务局大通煤矿最近又恢复了为井下工人送班中饭的制度。
煤矿井下工人从班前准备到班后洗完澡，在井下的时间一般有十小时左右，中间不能上井吃饭。工人自己带干粮下井，穿煤巷，爬煤眼，既不方便，又不卫生。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矿实行过给井下工人送班中饭的制度。后来，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这个制度被说成是“福利主义”、“小恩小惠”，给冲掉了。从那以后，相当多的工人不得不在班前多吃，班中不吃，班后拚命吃，影响身体健康。最近，大通煤矿领导果断地决定恢复送班中饭的制度。凡在井下连续工作满八小时的职工，可以享受一份班中饭，由矿上免费供应。现在，一日三班，每到班中，食堂工作人员就把一袋袋食品送到井下，有时是烧饼夹卤肉，有时是馒头加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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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市房管局鼓楼区分局
主动上门为居民维修房屋
最近，福州市房管局鼓楼区分局职工，主动上门为居民维修公产房屋。
鼓楼区有近两万户居民住着公产房屋。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鼓楼区住户交纳的房租费被挪用去搞计划外工程，居民的房屋长期得不到维修，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九月份，福州市财贸系统开展“服务质量良好月”活动。中共鼓楼区委要求房管部门主动上门维修公产房屋。区革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和房管分局的领导干部一起，带领工作人员，到居民区调查房屋损坏情况。在摸清底细的基础上，从九月二十三日起，房管分局的领导和工人，推着服务车，带着水泥、砖瓦、木料，来到那些急需维修房屋的住户家中维修房屋。
据统计，从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中旬，鼓楼房管分局已先后出动七百二十多人次主动上门维修，共修缮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家住户的房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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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南京路上的“喜来临”，是一家著名的西点小吃店。为了方便顾客，这家商店增设了夜市，顾客晚上也能吃到各式奶油蛋糕和面包。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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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祖国新风貌
夜光杯放射新光彩
读过唐诗的人都熟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名句。王翰写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使夜光杯名扬千古。
夜光杯是一种玉琢的酒杯，据说西周时已有生产。甘肃省酒泉自古出产夜光杯，这种酒杯用产于祁连山的祁连玉巧磨细琢而成，它质地精细，纹理天然，色彩多变，杯壁薄如蛋壳，光滑透明，异常轻巧。将盛满美酒的夜光杯放在月光下，便会射出异样光彩。
目前，夜光杯已远销欧、亚、美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
“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攻击工艺美术生产是搞封建主义，诬蔑根据国外市场需要设计产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致使百花凋零，夜光杯生产也遭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夜光杯生产又迅速发展起来，“四害”横行时，酒泉工艺美术厂有的老艺人愤然退休，“四害”被除，他们重新抖擞精神，回到工厂给青年传授技艺，热情培养接班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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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湖秀色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风景优美。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曾一度变成杂草丛生、污泥淤积的臭水湖。粉碎“四人帮”后，雨湖得到修葺，成为劳动人民游憩的公园。 倪文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