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怀念张学思同志
范朝福
张学思同志离开我们八年多了。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回忆起和他相处的情景，怀念之情难以抑止。
背叛剥削阶级，
寻求革命真理
张学思一九一六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他父亲是张作霖。他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时代。他出生于大军阀的家庭，但对官场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现象非常反感。他通过阅读进步书籍，逐渐产生了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一九三三年，十七岁的张学思在北平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接着，由王岳石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为了扩大武装力量，派他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做“兵运”工作。张学思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在那里做了很多艰苦的争取工作，但是，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其军队的控制，“兵运”工作未能取得胜利。
“兵运”工作失败后，张学思同志又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资助进步刊物——《黑白导报》，以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
当时，北平的地下党计划筹买一批武器，派张学思同志去搞一些钱。他接受任务，到了天津，家里人不让他走，但他想办法，还是从家里溜了出来。不久，为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党决定利用他哥哥张学良的关系，派他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思同志被国民党软禁起来。南京一些国民党要员想拉拢张学思同志，要介绍他到胡宗南部队中去“练达练达”。张学思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能上圈套，我不去胡宗南那里。”此后，他冲破重重阻拦，到了济南，与党取得了联系。
“西安事变”后，独夫民贼蒋介石继续奉行对外消极抵抗、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扣留了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张学思同志到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进行争取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在这几年间，他遭到一些挫折，但这个封建军阀家庭的叛逆者，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青年，并没有动摇，他的心中象一团火，越烧越旺！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了张学思同志，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同时指出：他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他到延安去学习。分手的时候，周副主席让邓大姐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立场坚定，赤胆忠心
张学思同志风尘仆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他，亲切地对他说，这里环境艰苦，问他生活习惯不习惯，鼓励他好好地学习。张学思同志牢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刻苦学习革命理论，而且处处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脸水打好，地扫干净，把火盆点旺，然后，跑到野外锻炼身体。在延安学习期间，同志们都称他是学习、工作的模范。
延安学习结束后，党派他到敌后去工作。一九四○年，他带领一支队伍开往冀中军区，在司令员吕正操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党中央任命他担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夺东北人民抗战胜利果实，重新启用一些旧东北军的上层人物，并给他们以“高参”、“参议”、“特派员”之类的头衔，派到东北与我方搞所谓“和谈”。实际上蒋介石妄图利用东北人劫收东北。和谈中，国民党的代表对我方提出，东北两个政府合并起来为好，要张学思当主席，国民党派副主席，现有人员一律不动，不足人员由双方协商补充。对这个重要原则问题，张学思同志及时向党组织汇报，坚决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彻底撕破国民党“和谈”的假面具。国民党的阴谋失败后，南京军统局准备再派人到东北找张学思“策反”。军统局东北区给南京回电说，张学思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思想早已被共产党赤化了，你们再派人来谈也是白搭！
张学思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了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海军的好参谋长
一九四九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祖国的南方挺进，蒋家王朝临近末日。这时，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留在辽宁工作的张学思同志，向党中央要求到海军工作，决心为建设人民海军和解放台湾贡献自己的一切。
当年三月，中央急电张学思同志，即刻到北京。到京后，他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周副主席同意他到海军工作，指示他在打捞国民党起义的重庆号军舰之前，先到苏联学习。在去苏联途中车过沈阳时，张学思同志没有顾得上回家看看刚刚出生的大女儿。后来，他爱人才知道张学思同志已经调往海军，而且还去了一趟苏联。然而，当时他爱人不清楚他在哪里。又过了半年，才知道他在大连海校工作。在这段时间，张学思同志为打捞重庆号、开办安东海校、筹备大连海校，为创建人民海军，废寝忘食，到处奔忙。
张学思同志在大连海校工作期间，物质条件差、师资缺、教材少。他带领教职员工，克服种种困难，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把大批从陆军调来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各种专业技术骨干，不断地为年轻的人民海军输送干部。
一九五○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大连视察。张学思对总理说，自己对海军的许多业务还不懂。总理鼓励他，下功夫钻它三年五年，一定可以由外行变内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张学思同志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刻苦地钻研海军业务。
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发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张学思同志被调到海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他兢兢业业，刻苦学习，忘我工作，时间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他说，要实现毛主席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就要争分夺秒地工作、学习。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就看书学习，钻研海军业务。孩子们求他领着出去玩玩，他总是笑着说：“等爸爸将来有空，再带你们出去玩。”当时，干部每年有休假疗养制度，张学思同志把下面的同志都安排得好好的，自己却没去疗养过，把一切时间、一切精力都用在海军建设事业上。记得他任海军参谋长时，在干部大会上提出“约法三章”。他说，我严格要求你们，也希望你们严格要求我。张学思同志工作认真，作风正派，生活紧张，堪称我们的好榜样。
一九五四年，浙东沿海形势紧张，张学思同志亲临战斗第一线。后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要加强建设西沙群岛。西沙群岛远离祖国大陆，敌情复杂，他又带头去西沙。当时，海上刮着六七级大风，军舰的桅杆被风浪打坏了，张学思同志镇定自若，指挥战艇继续破浪行进。第二天到了西沙，他不顾航行的疲劳，马上登上岛去，掌握建设西沙的第一手材料。有一年，潜艇进行首次远航，张学思同志主动请求率艇出海。在高达摄氏四十多度的舱室里，他和水兵们同甘共苦，工作战斗了三十多个昼夜，摸索和总结了潜艇远航的经验。潜艇远航归来，张学思同志脸色苍白，身体十分虚弱，当大家扶他上岸时，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跃进号”轮不幸沉没。张学思同志陪同周总理到上海，组织调查“跃进号”失事的原因。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对出海的船只进行仔细检查，对潜水人员一个一个进行摸底，有关“跃进号”沉没海区的深度、海底情况以及调查实施方案，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因此，张学思同志对总理的提问，都能对答如流。调查的舰艇出海后，他时刻掌握海上情况，及时传达贯彻总理的指示，实施正确的指挥，受到周总理的赞扬。总理说他是一个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张学思同志逝世后，周总理十分怀念他。周总理说，张学思同志和陶勇同志（原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都是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是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张学思同志虽然出身在大军阀的家庭，但他的生活十分艰苦朴素，对世界观改造抓得很紧，道德品质非常高尚。
张学思同志离开“大帅府”到北平后，有许多人要给他介绍阔人家的小姐，他都谢绝了。后来，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同一个女工出身的革命干部谢雪萍同志结了婚。张学思同志的战友对谢雪萍同志开玩笑说：“小谢呀，你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也是他最后一个女朋友。”结婚后不久，张学思同志就奉命带一支部队到冀中去。临行前，他对爱人说：“你可不要认为是我的爱人，在这次行军作战中闹特殊，要带头吃苦，还要准备牺牲！”谢雪萍说：“我什么时候闹过特殊？如果怕苦怕死，我也不来延安参加革命了！”在行军作战中，张学思同志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处处以身作则。他的一匹战马，经常给病号、伤员骑，自己和爱人坚持步行。
张学思同志的住所离海军机关较远，上班时带上几块馒头干就算一顿午餐。天长日久，年年如此，大家都过意不去。炊事员老叶说，首长什么时候下班，我就什么时候给首长热饭。张学思同志说，我经常开会很晚才下班，就不麻烦你了。司机老黄说，那我把首长送回家去吃饭吧。张学思同志回答，不要为我浪费汽油啦！中午休息，他就睡在办公室的简易床上，不要招待所为他准备的房间。张学思同志对同志十分关心。炊事员郝文锦家中人口多，收入少，生活困难，张学思同志就每月替他交上伙食费；冬天，老郝穿的比较单薄，张学思同志就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他。司机老黄的孩子发高烧，一时拿不出住院费，张学思同志马上把钱送去。他上街买点东西，总是象普通群众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往返。他这种艰苦朴素、爱护下级的作风，深受大家的好评。
一九六五年，张学思同志和我在一个地方搞“四清”。这期间，他和渔民同一锅吃饭，同一条船出海捕鱼。打鱼归来，和渔民一面补渔网，一面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的疾苦，同渔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渔民们称他“老张同志”，说他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干部，一点架子都没有。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张学思同志为人正派厚道，办事认真严谨，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具有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然而，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却为林彪反党集团所不容。
早在一九六二年，林彪把他的两个死党安插到海军，与其在海军的亲信勾结在一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闹得海军不得安宁。张学思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学思同志早就发现他们在海军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是受林彪的指使和支持的，当时曾对人说过：“他们有后台老子。”在一九六五年海军党委会议上，林彪死党及其亲信秉承林彪黑旨意，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海军的主导地位，百般美化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同志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林彪死党叫他回来参加会议，他拒绝参加。一九六六年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张学思同志顶住林彪反党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他愤怒地指出，林彪死党及其亲信在海军搞的一系列活动，矛头是对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敬爱的叶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死党及其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党集团对他怀恨在心。一九六五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同志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同志的迫害。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林彪指使他的老婆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七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海军的死党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同志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上送，而是由林彪在海军的一个死党的老婆，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接着，林彪反党集团又秘密召见在海军的死党和亲信，杀气腾腾地说，林彪和江青已经批准，决定逮捕张学思。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四点钟，张学思同志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
光明磊落的张学思同志哪里知道，这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啊！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同志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轻蔑地嗤之以鼻。党的好干部、我们的好参谋长张学思同志，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同志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天，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去找张学思同志的司机黄国清，要他说出张学思同志所谓当“特务”的电台藏在什么地方。黄国清没好气地回答：“我给参谋长开了八九年车，在他家里从来没见过什么电台”。来的人训斥说：“你还不老实交代，电台就藏在你车轱辘的轮胎里，你开车，他发报”。黄国清火了，大声责问：“你们试试看，什么样的电台能安在轮胎里面？你们这是无耻的造谣！”
象“特务”这样的帽子，被林彪反党集团一顶又一顶地扣到张学思同志的头上。所谓“证据”呢？也都象轮胎里面藏电台一样，荒谬透顶，不堪一驳。
林彪反党集团伙同江青迫害张学思同志，包含着一个极大的祸心。因为他们知道，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得到过周总理的许多亲切教诲，他的成长，浸透着周总理的一片心血。他们妄图给张学思同志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再诬陷和攻击周总理。张学思同志看透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不管怎样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回答。
他们从张学思同志嘴里，得不到任何关于周总理的情况。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有几个人突然闯到张学思同志家中，对他的爱人谢雪萍同志说：“我们是上级派来的专案组。你和张学思一九六一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那里通知你们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讲了什么话？有什么活动？”谢雪萍同志一想，“这不是要调查周总理吗？”满腔怒火涌上了她的心头。
原来，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要调查的，正是周总理主持的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应周总理邀请出席。席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的怀念之情。张学思同志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反动派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感情异常激动，在给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总理也难过得流下了热泪，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人，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张学思同志因伤感过度，未能终席。散席时，周总理还专门去看望张学思同志，安慰备至。
这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要张学思同志及其爱人交代的所谓“问题”。谢雪萍同志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
张学思同志在被非法隔离期间，虽然人身失去自由，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颗红心丝毫没有动摇。就在他失去自由前不久的一天，在天安门附近，他的汽车正好和周总理的汽车相遇，总理远远地看见了他，叫司机放慢了车速，微笑着向他招手点头。张学思每想起这一情景，就增添了战斗力量。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他不屈服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逼、供、信。他这样写道：“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循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
一九七○年二月，张学思同志被折磨得病倒了。周总理得知，立即指示要组织力量抢救。中央把周总理的指示，作为“急件”发了下来。但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公然对抗，不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医治措施，反而加紧迫害。张学思同志在病重期间，想吃点点心，他们不给；想吃点高粱米，也不给；想吃点酸菜，还是不给。张学思含愤地说：“我现在是治病，还是制罪！我也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连吃点普通的东西，你们都说没有。我想吃点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我想把土豆剥了皮，用白水煮煮吃就行。”回答还是没有。张学思同志两眼含着悲愤的泪花，指着用铁丝拧着的窗子说：“你们不给我吃，那让我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总该可以吧！两年多来，你们把我关在不透气的房间里，空气是那样混浊，怎叫我不得病呢？外面空气那么新鲜，对我这样得肺结核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啊！难道吸点新鲜空气都不行吗？”然而，窗子上的铁丝还是拧得死死的。在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张学思同志于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含冤而死，年仅五十四岁。
张学思同志临终前，流着泪对亲属说，他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育和培养，希望他们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党好好干革命。然后，他吃力地拿起笔，连续两遍写下“恶魔缠身”四个大字，愤怒地控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的滔天罪行。
张学思同志被迫害死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其冤案先后作了多次亲笔批示。海军党委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为张学思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周总理对张学思同志的母亲许澍旸老夫人也十分关怀，亲笔批示要给足生活费。海军还专门请了一位服务人员照料老人的生活，使许老夫人幸福地安度晚年。对张学思同志的家属子女，也作了妥善安置。
林彪反党集团伙同江青残忍地夺走了张学思同志的生命，这是我们海军建设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怀念张学思同志，要努力学习他高贵的革命品质，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军，努力把海军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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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迫切希望设立农机化服务公司
编者按：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我们的上层建筑，要根据新的形势，作及时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有农业机械化管理体制，有很多地方不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机产品供应渠道紊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种状况要迅速改变。
农业机械的供应管理工作分散多头，给农民带来很大不便，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贵州省的同志说，农民买排灌机械及其配套设备，要跑七八家，买柴油机要到水利局，买铸铁管要找物资局，买陶瓷管要到社队企业局，买水泥管要找建材局，买塑料管要到二轻局，买水泵和橡胶管要到农机公司，买阀门要找机械局。农民往往买到了这个，买不到那个，配不起套来，有时虽然买到了，尺寸又不对，装不上，花了不少钱，还是不能使用。
四川射洪县永乐公社一大队第四生产队反映，今年县里分配给他们六台喷灌机和一台大型拖拉机主机，为了安装、配套使用，十几个人进城跑了两天，一台也没有配齐。
湖南省汉寿县菱北机站为了买两根柴油机曲轴，派人跑了常德、上海、济南、北京等六个城市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林部、石油部、交通部等九个部，历时一年零二个月，花了四千多元，毫无所获，不得已买了两根废轴，修理后却不能用。
这三个省做农机工作的同志希望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公司，逐步把当前多头分散经营的农业机械、农用汽车、农村电力设备，以及其它农用物资的分配、供应、修旧利废、技术辅导和推广等业务统一管起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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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拖拉机的交通管理费收得过多
编者按：一台拖拉机一年要交近千元的交通管理费，农民怎么用得起？
党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在全国贯彻几个月了，可是，有些部门还死抱住过去的某些“规定”不放，不认真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这种情况再不能存在下去了，有关部门应该对照湘乡经验认真检查一下，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废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一切不合理规定。
四川省简阳县有大中小拖拉机一千八百台，一年付给交通部门的各种管理费用高达六十八万元。
交通部门规定，对大中小型拖拉机要收六种费用。
一是管理费，按经营额的百分之五收取。
二是养路费，每月每台手扶拖拉机收十九元二角，大中型拖拉机收八十元。
三是牌照费，每年每台手扶拖拉机五元，大中型拖拉机八至十元。
四是年审费，每年审查一次机器的技术状况，收手续费二元。
五是考试费，每台车五角。
六是执照费，每台车二角。
以上六项费用，除交通管理费按营业额收取，有多有少，不好计算，其余五项费用，每台拖拉机一年要交九百七十元，手扶拖拉机二百三十八元。农民对此很有意见，说这样重的负担，怎么实现农业机械化，又怎么做到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