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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事求是 各业兴旺
广西玉林地区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玉林地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多种经营的新区，这几年生产发展比较快。不久前，记者到这里访问，沿途看到，山坡上柑桔林郁郁葱葱，路边田头一排排的黄麻长得茂盛，沟边屋后芭蕉芋宽大的叶子密密层层，当地特产药用作物淮山象一架架绿色屏风，到处挡住人们的视线。
自治区商业部门给了我们一份材料：玉林地区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超过了千斤，一九七七年农副产品收购金额占全自治区的四分之一，其中烤烟收购额占全自治区烤烟总收购额的百分之七十五，黄麻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中药材占百分之二十七，柑桔占百分之十点三八，生猪饲养量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据这里的干部谈，玉林地区发展多种经营最宝贵的经验是坚持实事求是。
是前进，还是倒退？
玉林地区许多社队的干部都说，他们坚持以生产队为主，建立果园、药材场、茶园、烟场、猪鸡场，发展快，效果好。可是，同时他们也说：“这个经验不能向外介绍。有人指责我们办生产队的小场是后退。”
由生产队办多种经营的园和场，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我们就这个问题同玉林地区的一些干部进行探讨。他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生产发展了，这就是前进。生产停顿了、下降了，这就是倒退。玉林地区社、队家底薄，办多种经营园场，不打乱生产队这个核算单位，劳力、资金、肥料好安排，经济作物种后好管理，分配问题好解决，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在发展多种经营生产上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例如，新桥公社原来办了公社、大队猪场，由于管理跟不上，分配问题和生产队有矛盾，始终办得不好。后来公社党委总结教训，不再不顾条件，单纯追求办大的，而是号召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药则药。这样，全公社有三百一十八个生产队办起了养猪场，还办起了养鸡场一百零九个；有二百八十三个生产队建立了果园，平均每人十株果树。阳岗大队第七生产队的果园里，三千多株柑橙、李子、荔枝种在一片山坡上，叶茂枝壮，果实累累。队长自豪地说，去年收了柑橙十二万斤，明年计划把另一片山坡开出来再栽一些果树。
象阳岗七队这样的生产队，在玉林地区还不是很多。如果每个生产队都能种一千株果树、十五亩烤烟，开十亩茶园，种七到八亩芝麻，养五十头猪，养一群鸡，种一两亩药材，一年就可以得奖售化肥七千多斤，收入一万五千元，整个玉林地区的农业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解决好取和养的关系
玉林地区的干部对我们讲，过去有的县年年下达多种经营生产计划，可是具体帮助生产队解决困难少，结果计划往往落空。这两年，玉林地委注意处理好取和养的关系，不是光要农副产品，还在经济上给生产队以支持和帮助。生产发展了，农副产品收购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地委决定，供销社每年拿出七千多吨化肥、一百多万元，帮助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供销社系统还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支农专业队，他们既会经商，又懂得种果、种烟和种麻，成了社、队的义务农业技术员。此外，地区每年还出资为生产队培养各种农业技术人员。
金田公社，原来多种经营没有发展起来。从一九七○年起，供销社每年抽出百分之二十的职工帮助生产队引进烟种、麻种、蔗种，进行技术指导。现在这个公社土糖、黄麻、烤烟、淮山的年产量都在一百万斤以上，每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在三百五十多万元。这在广西的公社当中是比较高的。
玉林地区还注意从奖售政策上支持多种经营生产。玉林县的大蒜很有名，最高年收购量达到四百万斤。这几年由于价格偏低，同其它农副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年收购量下降到几十万斤。县委决定，用地方小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作为奖售之用：生产队卖一百斤一级大蒜，奖三十五斤化肥；卖一百斤二级大蒜，奖三十斤化肥；卖一百斤三级大蒜，奖二十五斤化肥。这个办法很有效，今年不少社队都积极多种大蒜。
用地区的财政收入和供销社的钱去扶持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对不对？对于这个问题，这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说，应该让生产队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玉林地委的同志认为，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能给生产队以经济上的帮助。特别是那些基础较差的社、队，如果不在经济上给以帮助，他们的生产就不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过去地区、县往往考虑从生产队取的多，至于怎样帮助、扶持，考虑不够。要取之必先予之。不给不养怎么能从生产队取得更多的农副产品？
最近，玉林地区各县已订出规划，帮助社、队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社队企业，使社、队调出的农副产品尽可能是经过加工的成品或半成品。现在不少社队已经有了淀粉加工厂、茶叶初制厂、烤烟厂、果品加工厂、药材加工厂。
不要怕农民收入多
玉林地区人多地少，地埂路边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我们驱车在玉林地区的一些公路上行驶，路边的黄麻长得挺拔粗壮。一问当地的干部，这些黄麻大部分是社员个人种的。听说为了社员在田埂路边种麻这件事还引起了一场争论。新桥公社各个生产队经过社员讨论，决定由社员自愿在地埂路边种麻，由生产队供应麻种，收获后除交还生产队的麻种钱外，全部收入归社员所有，奖售的化肥由生产队出钱买回归集体。可是有人说，拿集体的土地，肥了社员，是资本主义倾向。公社党委和生产队干部算了一笔帐：是让地边路边空闲着好，还是种上麻好？社员种了麻，国家多收了麻，集体多得了化肥，社员增加了收入，怎么能说是资本主义倾向？认识一致了，各队根据社员的意见自行制定办法，今年地边路边都种上了黄麻。
多种经营发展起来了，社员有了钱。有人怕社员富了，会产生资本主义。玉林地委认为，党的经济政策就是让社员富裕起来。历史的经验证明，集体有了，社员富了，国家才能不断拿到更多的商品。今年初，地委又总结了一些社、队实行多劳多得，优质高产奖励办法。这样做，社员们很高兴，国家也收购到了优质的麻、烟、茶。最近，玉林地委已决定在全地区推广这些经验。
新华社记者 邱原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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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运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
最近，记者在上海调查了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所到之处，人们普遍希望，尽快运用必要的经济手段，把企业的经营成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企业和职工能够从切身的经济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以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人们的这种认识，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一些多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上海市的工厂就根据国家统一规定，在企业管理上运用过一些经济手段。例如企业奖励基金（又叫厂长基金）、利润分成、厂际竞赛奖励、新产品奖励、废物料回收提成，等等。这些经济手段的基本特点是：企业对国家的贡献越大，国家对企业的奖励就越多，从而企业的集体福利事业、先进生产者的奖金、特殊救济补助费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也就越多。上海第一印染厂的花布生产，客观条件变化不大，职工们对这项产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这四个历史阶段中，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发展得最快也最正常。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个厂的生产成果和职工的福利待遇联系得很紧密。这个时期，厂里进行了两次工资改革；提拔了一大批工人干部，都是同时提职、提级、提薪；实行了岗位津贴、技术津贴、代职津贴；实行了合理化建议奖、超额奖、全勤奖等奖励制度；先进生产者享有脱产和业余疗养的待遇；厂里获有企业奖励基金、工会经费和厂际评比优胜奖励等等。这些具体方法，尽管有些还不尽完善，但是总的来说，证明了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统一起来，对于调动职工积极性关系极大。那时候，有两句话职工们至今不忘。一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觉得社会主义的日子越过越甜，生产劲头很足。另一句话是“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觉得锅里多了，碗里也有了，积极性更加高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把经济手段诬蔑为“否定政治挂帅”，一棍子打死。结果，企业的经营成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完全“不搭界”，搞得好的企业没有经济奖励，搞得差的企业没有经济责任，造成了企业管好管坏一个样，赢利亏损一个样，发展快慢一个样，质量高低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济观念淡薄，不搞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的现象在企业中严重存在，结果既破坏了生产，又损害了职工的利益。上海机床厂过去实行节约奖和工具损失赔偿制度，工人们很爱惜国家财产；“四人帮”横行时，这些办法一律取消，有的车间月末突击安装机床，螺钉螺帽丢得遍地都是。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许多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列举了办事效率缓慢、人员窝工、资财浪费、物资积压、企业亏损、产品质量下降等事实，指出这和单纯依赖行政命令、缺乏必要的经济手段有着直接的关系。
要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有科学的行政方法，同时，还必须运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各种经济手段，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及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统一起来，把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使企业的发展既有政治动力又有经济动力，这就是上海市许多企业管理干部的结论。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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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征路上迈新步
——访陕西省农林科学院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单位，在那“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人心散了，思想乱了，专心致志搞科研的人受到诽谤、中伤，从而大大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最近，记者访问了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看到“四人帮”横行时的那种沉闷空气扫除了，科技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科学研究大干快上的生动局面，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说，因为“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要缩小这个差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研就要做到起点高，否则只能跟着别人在后边慢慢爬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每开一个新课题，都要搞清国内外研究动向，从中选出起点，同时，积极更新设备，尽力采用现代化实验手段。特种作物研究所搞油菜研究的同志，为了育出无芥酸的高品质油菜，一年之内就建立起实验室，添置了新的仪器，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们还在没有先进设备条件下，自力更生、创造条件，开辟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项目。
年逾花甲、满头银发的植物保护专家路端宜，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她就开展小麦条锈病菌生理小种和品种抗病性的分析鉴定，先后研究了在陕西省流行的九个生理小种的生理特征，并对国内外五千三百多份原始材料，一万余份新品种、品系和杂交后代，提出抗病鉴定报告，使锈病研究工作尽快走到品种选育、更新和布局的前边。前几年她和其他单位共同发现了条锈病菌的新生理小种十九号，这个小种能使丰产三号、阿勃筹小麦品种丧失抗锈性，将重新引起条锈病的发生流行。经去冬今春的深入研究，明确了十九号小种实际上包含着三个类型，其中一个类型在流行中起着主导作用。针对这个类型鉴定出抗病源材料，才能使育种部门选育出有效的抗病良种。今年，他们赶在小麦杂交之前，把鉴定出的抗病源材料名称，马上打印出来，寄到有关单位，为培养杂交小麦抗病新品种，争得了一年的时间。
当我们来到年青的科技人员夏恩泉的工作室，桌子上摆满了无线电部件，他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恩泉是一九六七年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原来是学自然地理的，但爱好无线电，经常坚持业余学习研究。他在林业研究室工作时，发现我国现在采用烘干的办法测土壤水分，十分落后，影响了科研工作的开展，他就决心研制一种简便、经济、精度高的土壤水分测定仪。过去有人采用导电的办法测定土壤的水分，没有成功，他总结前人的教训，认真学习了《半导体线路》、《半导体线路设计》等书，采用导电与电解常数法来测定土壤的盐分和水分，他自己设计，自找材料，自己安装，通宵达旦地钻研，经过多次试验，取得了很大进展。
粮食作物研究所的玉米研究室，是个先进单位，科研人员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坚持科学研究，十多年来选育出陕玉、陕单系统玉米杂交种，为陕西省玉米增产做出了贡献，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全国科学大会后，这个研究室提出更高的奋斗目标，要研究自交系高产、培育新的高产抗病品种，开展新型不育系、玉米矮化、多穗玉米的研究，并且从理论上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工作，把科研水平提高一步。在炎热的夏季，他们头顶烈日，几乎每天都在试验地里进行套袋杂交，选择新材料，为课题开展做好准备工作。造林研究室从一九七三年以来，通过调查和定位试验，从科学理论上肯定了反坡梯田整地是提高黄土高原造林成活率的一项先进措施，现已推广一百五十万亩，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今年，他们又奔赴陕北林区，爬山涉水，开展树种资源的调查，寻找适合绿化荒山的耐旱树种。目前，他们已采集了二十多科、五十多种标本，发现了一些过去在当地少见的重要树种。
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蓬勃发展，一股热烈的学习之风兴起来了。“现在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又底子薄，由于‘四人帮’干扰，业务荒废了，不学习怎能在长征路上迈大步，怎能赶超世界水平呢？”这是科技人员的口头语。因此，他们都订了三年学习规划：学政治、学业务、学外文，丰富自己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四人帮”横行时，所谓“钻研业务是白专道路”、“学习外文是洋奴哲学”的谬论，已成为人们的笑柄。
在陕西省农林科学院，不管老一辈科学家，还是年青的科学工作者，都夜以继日，精神焕发地迈步在新长征的征途上。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必将在科学研究园地里开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新华社记者 惠金义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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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土质等各不相同，人的思想觉悟和经济条件也互有差异。如何搞农业生产？这里选编的四个小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不能凭“长官意志”办事，也不能照搬外地经验，而是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
“政治评工”行不通
去年，我还在本公社新胜大队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从我们大队到公社有一条十五里长的山坡路，来往运输全靠肩挑背驮。以往运输都是采用定额记工的办法，每百斤十二分工，物资从没积压过。去年三月，上级要求我们搞大寨式评工记分。我本来觉得定额记工挺好，但怕别人说我们是假学大寨，也就同意了上面的要求。我们从四月一日开始实行。第一个月还不错，第二个月有点勉强，第三个月就不行了。由于没有劳动数量和质量标准，却大谈所谓“政治标准”，评工时不是吵架，就是都成了哑巴，结果只得搞平均主义。三队社员孙正阳，来回可背三百二十斤，由于出身富农家庭，被人认为政治不可靠，只得十分工；其他背得比他少的人，只要政治上没问题，都得十二分工。这种不合理的评工计分法，调动不了积极性。去年第一生产队七十八亩地共八万斤洋芋，出动全队劳力，足足挖了一个月。由于这个记工法行不通，只搞了四个月，就又改过来了。恢复定额记工后，这个队今年八十五亩地共十六万斤洋芋，只用九天就挖完了。
实践证明，学习外地经验不能照搬，一定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
湖北省秭归县杨村公社党委副书记
汪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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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栽水稻的启示
俺大队有二百亩盐碱涝洼地。一九七一年，上级要俺队在这块地里栽种水稻。当时，田间工程没配套，有水源也用不上，马上搞又来不及。社员们主张先创造条件，下年再栽水稻。我们将群众的意见反映给上级，可是有的领导却说：“种水稻不在条件在路线，只要路线对头，没有条件也可以创高产。”还说什么“讲客观条件是右倾保守，是懒汉懦夫思想作怪。”由于我们盲目执行“长官意志”已成了习惯，便不顾群众的反对，强行种上了水稻。结果，由于缺乏水浇条件，稻苗喝不足水，尽管作了很大努力，花了很高的成本，水稻还是长得又矮又瘦，亩产只有一百来斤。
吃一堑，长一智。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从改变生产条件，大搞田间工程配套入手，首先在京杭运河岸上修建了扬水站，接着开挖了引水渠道，基本上达到了能灌能排。一九七六年我们又在这块地里栽上了水稻，获得了亩产五百多斤的较好收成。
山东梁山县吴楼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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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土”不抓“水”的教训
几年来，辽宁省抚顺县救兵公社获得不少农田基本建设优胜奖状。按理讲，这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应该很强，可是今年却露了“馅”。
今年，这里遭受了多年没见的大旱，从五月初到七月底没下一场雨，全社二万多亩旱田的庄稼都打了蔫，黄了叶。这时，紧急的抗旱会议就象走马灯一样从公社开到大队，又从大队开到生产队，但怎样抗旱呢？全社除了仅有的几十眼电井日夜不停地轰叫外，只能靠社员肩挑手提。可是这点水对于久旱的农田来说只够湿湿嘴唇。公社领导十分着急，却又拿不出更多的办法。幸亏后来下雨了，旱情才算解除。但终因干旱太久，每亩地要减产二百斤粮食。
这场旱灾，使救兵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露了“馅”，也使公社领导受到了震动。救兵公社是个半丘陵山区。前几年，这里的群众就向党委建议，搞农田基本建设要首先解决水的问题。公社党委没有按群众的意见办。一九七五年秋天，他们看到上边一些领导强调要声势大，便把全社四百多名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成员和几十辆大车拉到了靠路边的一块地上，搞人海战术。由于不切实际，群众有怨气，再加上窝工，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把这块地平完。群众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搞农田基本建设，纯粹是唱大戏，专给人看的。”一九七六年秋天，这个公社领导发现修梯田兴旺一时，便又赶浪头，把全社劳动力都拉上山，大搞平整梯田，弄得一些生产队把坡地的土层都打乱了，第二年春天没法种庄稼，新修的梯田有一半被扒掉了。一九七七年，他们仍然按着老路子走，没有在本地急需的“水”字上作文章。
农田基本建设“露馅”的事实教育了公社领导。为了搞好今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他们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抓了水利建设。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同贫下中农一起因地制宜搞规划，并且专门成立了水利建设指挥部，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当总指挥。九月下旬，全社集中力量抢建拦河引水工程，接着在不影响秋收的同时，又以队为单位，打透河井，逐步解决农田的灌溉问题，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史志魁
第2版()
专栏：
这样“走样”更合实际
今年深秋的一天，江苏海安县朝阳公社党委书记蔡琏下去检查秋播工作。每到一处，但见田整得很平，沟挖得笔直。他十分满意。当他来到二大队五队的一块田边时，却看到沟的深度比公社规定的浅四、五寸，而且明显的上宽下窄，成倒八字，不合公社布置的规格。他很气愤。
这时，队长杭庆贵正好赶来，他向蔡琏介绍说：“我们队有十几亩田没按公社的规格挖沟，……”老蔡不容他讲下去，便打断话头，劈头盖脑地责备道：“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公社还要不要有个统一规划？”
杭庆贵解释说：“全社基本上是夹沙土，我们队这十来亩地是沙码土。沙码土的粘性比夹沙土差，假如同夹沙土的沟开得一样深、一样陡，遇到暴雨，沟壁就容易冲塌。”杭庆贵接着便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队里用两块相邻的田块做了试验比较：一块夹沙土，一块沙码土，开的沟是同一种规格。后来一场暴雨袭击，夹沙田挖的沟仍然完好，而沙码田挖的沟大多被冲塌了，麦子少收了两成多。
杭庆贵的叙述和五队去年挖沟的实践，使老蔡省悟过来：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对种田的要求怎能刻板一套呢？他深深感到，这个队“走样”走得好，走得更符合客观实际了。
蔡琏又从五队挖沟的教训联想到，其它生产队也有一些沙码田。各队都应该区别土质，因地制宜。回到公社，他专门跟党委的其他同志研究了沙码田挖沟的问题，然后分头下去了解情况，对全社有沙码田的二十五个生产队，重新提出了挖沟的合理标准。
纪桂平 吴其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