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这条路子非走不可
——江苏省无锡县农业副业工业三者结合综合发展的调查
新华社编者按: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深远意义,毛主席、华主席早已有精辟的论述。实践也证明,社队企业确实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之所在。但是,至今还有一部分同志对社队企业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是热情支持、大力扶植它,而是想方设法限制它。
社队不办工业和副业,不搞全面发展,只靠单一的种植业,就不可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就谈不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无锡县的经验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他们坚持以农业为主,农业、副业、工业三者结合,全面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繁荣,增加了社队和社员收入,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条件。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子非走不可。
江苏省无锡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从实际出发,改革农村经济结构,变单一的农业(种植业)经营为以农业为主,农业、副业、工业三者结合,综合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优越性,改变了农村面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点三,稻麦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七十三斤。目前正在向亩产吨粮进军。这个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地的县,近几年来,每年都向国家交售粮食三亿斤左右,肥猪四十多万头。
华主席在高度评价无锡县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时指出,这一经验为加快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实现农业高速度发展走出了一条道路。华主席还指出,这条路子非走不可。
(一)
这条路子是怎么走出来的?
解放以后,无锡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到一九六六年,仅水稻亩产就接近一千斤。但是在这以后的几年里,粮食产量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逐年减少。农业生产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还能不能持续地高速度发展?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无锡县委的面前。从那时起,县委便开始了艰苦的探索。
起先,他们只抓粮食生产,一门心思抓改良品种、合理密植、增施肥料等生产措施,连省里分配给他们一套小化肥生产设备都不想要,生怕办了工厂,分散精力,影响农业的发展。接着,他们大面积扩种双季稻,把一年两熟改成了三熟。这样,虽然使粮食产量有了新的提高,但是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季节紧张,肥料不足,资金短缺,社员增产不增收。这些矛盾不解决,要使农业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几经曲折,他们迫切地感到需要发展工业来支援农业、武装农业。于是纷纷兴办工厂。工厂办起以后,由于产值高,利润大,一些干部片面认为“亩产一吨粮,不如办个小工厂”,致使全县有五百多名社队干部,撂下农业生产不管,一心扑在社队工业上。结果,农业上领导力量削弱,离开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过多,又导致了农业减产。
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无锡县委带着这个问题,剖析了不同类型的一些社队,发现凡是粮食产量高、农业生产发展快的单位,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不但有高产稳产的农业,兴旺发达的副业,而且还有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农业积累资金的工业,农副工三者互相促进,紧密相联。以东亭公社春雷大队为例。这个大队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坚持立足农业,积极发展工副业,先后办起了造船厂、农机厂和水产养殖场。到一九七○年,全大队农业产值三十四万元,副业产值二十五万元,工业产值十六万元,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年,他们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就有六万多元,粮食亩产达一千四百四十一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县委深受启发,下决心象春雷大队等单位那样,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副业,把农、副、工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这样做的结果,一九七三年全县社队工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粮食增产六千三百万斤。无锡县委由此体会到,单一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而离开农业办工业必然会削弱农业,动摇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大农业必须包括农业、副业和工业三个部分,只有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才符合社会主义农业高速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无锡县的干部在总结经验时形象地说:国家有个“农、轻、重”,我们有个“农、副、工”。农业好比身子,副业和工业好比两只翅膀,副业、工业发展了,农业就能飞得高,飞得快。
(二)
无锡县找到了农、副、工综合发展这条路子以后,注意正确处理农、副、工三者的关系,按照以农为主、以工促农、以副养农的方针,使它们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无锡县委在实践中认识到,正确处理农、副、工的关系,关键在于突出农业,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县委明确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口号,教育干部群众懂得,发展社队工业不是要把无锡县变成第二个无锡市,而是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从这一点出发,县委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在办厂方向上,县委要求社队坚持做到“三必办”、“四优先”,就是:每个公社和大队必须办好农机修配厂、粮食和饲料加工厂和生活服务站;对支农厂的干部优先配备,劳动力优先分配,资金优先安排,原材料优先供应。在社员的收益分配上,对务工社员实行“劳动在厂、分配在队”的制度;农、副、工三部分社员的收入水平以务农社员为基准,务工社员略高一些,从事副业的社员稍低一点,对贡献大的社员,都给予必要的奖励。这样既稳定了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又调动了工、副业战线上社员的积极性,做到立足本职,心向农业。
在社队工业的积累的使用上,县委规定,要把工业利润重点用于农副业,这对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是十分有利的。但是,这笔钱如果用得不好,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会削弱农业。过去,许多公社、大队对生产队的农业开支,例如水费、电费、机耕费等,都一揽子包下来,不论生产队产量高低,贡献大小,公社、大队都按照同一水平进行补贴,那些增产多、贡献大的队,用工多、开支大、成本高,可是得到的补贴并不比别的队多,反映在社员收入上,多种田的不如少种田的,少种田的不如不种田的,社员种田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今年以来,县委改变了上述做法,规定社队工业利润除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投资以外,其余部分通过高产奖励的办法补贴给生产队,鼓励人多地少的生产队努力提高单产,人少地多的生产队努力增加贡献,大大调动了广大社员办好农业的积极性。
无锡县委还发现,许多社队办了工业以后,忽视了副业生产,生猪、蚕茧的产量增长不快,副业经营项目减少,拖了农业的后腿。为了促进副业的发展,几年来,县委专门调拨物资,支援社队大搞副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并且根据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从资金、饲料和苗猪供应等方面,积极扶持社员养猪。现在全县社社有种猪场,绝大部分大队有百头猪场,生产队也都办起了集体养猪场。从一九七五年起,全县生猪全年饲养量年年保持在一百万头左右,每亩田的有机肥料施用量,从过去的一百三四十担增加到三百多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的高产稳产。
(三)
无锡县坚持围绕农业发展工、副业,农、副、工三者综合发展的优越性,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创造了高积累,增强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近几年来,无锡县随着粮食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成本大幅度增长,农业本身的积累所剩无几。一九七六年与一九七○年相比,全县粮食产量和农业总收入分别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二十九,但农业支出却上升了百分之七十四。每亩田的农业成本(不包括劳动力报酬)由四十八元剧增到八十四元,因此农业纯收入只增加百分之一点三。如果把六年间自然增长的人口算进去,按人平均的农业纯收入还减少了三元多。这种高产量、高成本、低积累的状况说明,单靠农业的积累,只能使农业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要想实现高速度发展是不可能的。然而,无锡县这几年的农业发展速度恰恰是显著加快了,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工、副业尤其是工业为农业提供了高积累。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七年,全县社队工业利润累计达到二亿九千万元,其中向农业投资近一亿元,平均每亩粮田一百二十元。这就使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越来越大。近几年来,全县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置农业机械的大量资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社队工业的利润提供的。
第二,壮大了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这有利于防止一平二调,减轻社员负担,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前几年,不少部门在农村兴办公共事业时,往往以“民办公助”的名义向农民伸手。公社、大队有了工业积累,就把这些开支包了下来,不至于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一些价格高、花费大的农用物资,许多社队也从工业积累中对生产队给以补贴。例如购买农用塑料薄膜,一亩秧田每年要花三四百元,现在有的全部由公社负担,有的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各负担三分之一,这就减轻了目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给农民收入带来的影响。在农田基本建设上,过去由于公社、大队经济力量薄弱,社员向公社、大队举办的工程投工,都作为“义务工”、“基建工”处理,不付足报酬;随着社队积累的增加,现在全县基本上做到了大队工程大队负担,公社工程公社负担,每个土方补贴二角到五角。最近三年,全县用于土方补贴的资金一千六百多万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可得三十二元。社员们争着多投工,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速度一年比一年快。
第三,确保广大社员物质利益的不断增长。现在,无锡县社员的经济收入已从过去单纯地来自农业,发展到既来自农业又来自工业,而且来自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九七六年,全县社员平均收入由一九七○年的七十五元八角上升到一百零五元,其中五十二元来自县社队企业的转队工资。一九七七年,无锡县遇到了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一亿七千多万斤,但是,由于社队工业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继续得到发展,转队工资按全县社员平均计算增加到五十八元九角,全年收入仍然达到一百零三元八角,基本上做到了减产不减收。广大社员从切身利益中感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靠头,都把心拴在集体经济上,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巩固、扩大。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迈开了社会主义的大步,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邪路。
新华社记者 华惠毅 赵明 袁养和


第2版()
专栏: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齐燕铭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等参加了追悼会
乌兰夫同志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日电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齐燕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二时二十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齐燕铭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会场安放着齐燕铭同志的遗像和骨灰盒。
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韦国清、乌兰夫、纪登奎、吴德、余秋里、聂荣臻、彭冲、赵紫阳、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谷牧,送了花圈。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齐燕铭同志的生前友好黄镇、林乎加、万里、宋平、汪锋、习仲勋、段君毅、任仲夷、杨易辰、廖志高,也送了花圈。
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以及宋庆龄、纪登奎、吴德、余秋里、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胡厥文、王震、谷牧、宋任穷、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黄火青,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齐燕铭同志的夫人冯慧德和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韦国清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齐燕铭同志是北京市人,蒙古族,从一九三五年起,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八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鲁西北《抗战日报》主编及政治干部学校教务长、冀南主任公署太行办事处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等职。抗战胜利后,随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南京,担任代表团秘书长,以后又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解放后,历任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候补代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
悼词说,齐燕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从参加革命以来,热爱党,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他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长期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周总理身边一位很得力的好助手。解放战争时期,他跟随周总理去重庆和南京,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尖锐复杂的斗争。革命胜利后,在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在政务院和国务院工作期间,他都担负着繁重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齐燕铭同志也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卓有成就的领导干部。他是早期戏剧革命的开拓者之一。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同延安平剧院的同志一起主持创作的京剧《逼上梁山》,得到毛主席亲笔书函的高度评价。他在文化部工作期间,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好学深思,学识渊博,在文学、戏剧、文物、书法、金石和经济研究等方面都有深湛的造诣。
悼词说,在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齐燕铭同志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立场坚定,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无限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衷心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化为投入新长征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奋发的战斗精神,为实现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忘我地工作。他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和活跃政协工作,恢复和发扬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对广开言路,广开才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在他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期间,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顽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齐燕铭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周总理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光辉榜样,经常以周总理的身教言教策励自己,勖勉同志,真正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们感到非常悲痛!
悼词说,我们沉痛悼念齐燕铭同志,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学习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从不计较个人名位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同志对朋友热情诚恳,虚心倾听意见,善于团结党内外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既抓大事,又从不拒绝做任何琐细的具体工作,勤勤恳恳,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我们悼念齐燕铭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
送花圈的还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法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有关的群众团体、一些省市委统战部和省市政协。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胡耀邦、罗青长、胡乔木、陈野苹、李步新、冯铉、童小鹏、李贵、武新宇、顾
明、韩光、蒋南翔、赵苍璧、刘伟、黄镇、吴庆彤、李昌、周扬、彭友今、李梦夫、郑伯克、高富有、蔡啸、聂真、杨思德、周而复、李霄路、秦德远、王涛江;
部分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区棠亮、邓典桃、刘大年、严济慈、茅以升、傅钟;
部分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子纲、王从吾、王芸生、王昆仑、王雪莹、王维纲、甘祠森、申健、包尔汉、冯文彬、成仿吾、吕东、刘斐、刘仲容、刘景范、关瑞梧、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蘅、杜聿明、李世济、李初黎、李纯青、杨拯民、吴茂荪、吴岱峰、吴雪之、何贤、何长工、谷春帆、宋希濂、张苏、张策、张邦英、张孝骞、张香山、张稼夫、陈此生、林海云、罗琼、周士观、郑洞国、赵宗燠、胡子婴、胡愈之、侯镜如、费孝通、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夏之栩、钱昌照、徐伯昕、徐彬如、徐楚波、郭洪涛、黄维、黄甘英、黄鼎臣、萨空了、阎揆要、程思远、曾传六、曾宪植、谢冰心、楚图南、雷洁琼、熊复、熊天荆、酆云鹤;
齐燕铭同志的生前友好吕正操、伍修权、孔原、李一氓、李力殷、张致祥、罗叔章、曹禺、许涤新、于光远、许立群、夏衍、金城、张加洛、马文瑞、李达、陈漫远、高登榜、薛暮桥、杨放之、周巍峙、林默涵、贺敬之、王阑西、李铁铮、司徒慧敏、曾涛、刘建章、强晓初、王士光、凌云、王学文、冯基平、张震寰、董纯才、刘仰峤、刘澜波、宋一平、杜干全、李金德、梅益、刘昂、吴波、连贯、王伏林、张效曾、任继愈、刘述周、刘导生、薛子正、曹靖华、周海婴、李伯钊、韦明、于刚、夏鼐、吴作人、李普、沈兹九、袁文殊、严文井、金山、蔡若虹、金紫光、肖甲、杜近芳、赵燕侠、吴蔚然、韩幽桐、孙岳、方知达、何莲芝、王定国、于立群、黄葳、朱端绶、胡絜青、沈谱、赵磊、焦琦、肖贤法、郭彤、张学铭、方荣欣、韩权华、袁超俊、溥杰、管易文、梁秀莲、郭秀仪、郭翼青。
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机关的群众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李先念副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纪登奎、吴德、余秋里、聂荣臻、邓颖超、姬鹏飞、许德珩、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人大常委会部分在京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部分在京常务委员,齐燕铭同志的生前友好,以及有关机关的代表共四百人前往北京医院向齐燕铭同志的遗体告别。
齐燕铭同志病重期间,乌兰夫、纪登奎、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宋任穷、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胡子昂等曾前往医院看望。(附图片)
齐燕铭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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