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
——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夺舆论大权的黑纲领
《新闻战线》评论员
黑纲领出笼的背景和经过
十年前,陈伯达、姚文元合伙炮制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出笼。这篇黑文(以下简称《到底》),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黑纲领。揭露《到底》产生的背景,批判《到底》的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就鼓吹:“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这说明林彪对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视程度。陈伯达是舞文弄墨的反共老手,张春桥、姚文元也都是靠笔杆子起家的,他们都很懂得制造反革命舆论对于篡党夺权的重要性,一直苦心孤诣地夺取新闻阵地的领导权。《到底》一文,就是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勾结的罪证之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六十年代初,林彪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枪杆子,就大谈特谈报纸的重要性,把黑手伸向新闻界,妄图发号施令,左右全国舆论。
林彪攻击完整、系统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费力很大,用处很小”,胡说写社论和文章,“主要是引证主席的话。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毛主席的书,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等等。总而言之,林彪竭力鼓吹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照抄照转照搬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抛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打着批判刘少奇的旗号,利用新闻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林彪、陈伯达蛮横地宣布,包括新闻在内的思想文化阵地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不久,就说那里有一个“反党集团”,把它比作蒋、宋、孔、陈,也叫做“四大家族”。主持报纸工作的老干部被赶下台,许多中层干部靠边站。中央一级的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也基本上被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所把持。在上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余党控制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并新办了《工人造反报》。
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煽动和策划了外交部夺权等反革命政治事件,暴露了一部分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动面目。一九六七年九月,王、关、戚垮台,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的阴谋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同伙的覆灭,并没有使他们有所收敛。这时,姚文元又作为小伙计,尾随陈伯达在人民日报进进出出。
这就是《到底》一文出笼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舆论阵地的一些背景情况。
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阵地,一九六八年九月,陈伯达、姚文元合伙抛出了《到底》的黑纲领。这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报纸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授意炮制的。他们又亲自动手反复作了重大的、别有用心的修改,特别是关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估计,全部是他们塞进的黑货。摘其要点如下:
一、原稿在总论中,写了刘少奇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干扰,还具体写了四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即建国初期、一九五六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章到了姚文元手里,他又作了这样的改动:第一,刘少奇一人变成“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他”改成了“他们”。第二,添了一句“他们……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既然是“各个”,就是全部,无一例外。第三,删去了“每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时间的限制取消了,刘少奇便自始至终主宰着十七年的新闻战线。
因此,文章叙述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和姚文元挥舞大棒,用一句话全盘否定了整个新闻战线,即:文化大革命“猛烈地炸开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新闻界的反革命独立王国”。“反革命独立王国”,就是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后十七年整个新闻战线的基本估计。
二、文章中有一句话:“那些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冲了,被革命派夺了权。好得很!好得很!”这是姚文元的手笔。陈伯达仍嫌不足,在这句话中“那些”之后,特意点了“什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以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报纸的刻骨仇恨。
三、既然新闻界已经成了“反革命独立王国”,报纸又都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那么整个新闻队伍也必须大换班,才足以显出他们的“革命”。于是,陈伯达在文章的末尾喊出了他们阴险的口号:“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必须来一个大革命”!
陈伯达、姚文元就是这样煞费苦心地拼凑了一个“新闻黑线专政”论。
毛主席的旗帜引导我们胜利前进
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工作的。毛主席的旗帜引导着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同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解放后十七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创办、主编过报刊,亲自为党的报刊和通讯社撰写和修改社论、文章和通讯,对新闻工作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培育了无产阶级的新闻传统和作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主席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我们的体会是:
一、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防止被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所篡夺。各级党委都要把办好报纸当作大事。
二、无产阶级的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辩证法,批判来自“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靠报纸。要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使报纸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报纸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等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三、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纸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严肃认真地做好来信、来访工作。报纸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
四、报纸的宣传必须做到准确、鲜明、生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报纸宣传要从实际出发,对事物要有分析。要力戒虚夸,留有余地,做冷静的促进派。反对弄虚作假,防止片面性,防止一窝蜂。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吞吞吐吐。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引人入胜,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写文章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要有中国气派。
五、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党的方针政策。要经常到下面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要懂得辩证法,不要绝对化。头脑要清楚、冷静,要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对我们党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解放后十七年,广大新闻工作者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指引下努力工作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的报纸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站在运动的前头推动运动。无论是建国初期、一九五六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夕,当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干扰破坏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总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予以迎头痛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的报纸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表达了群众的愿望,保卫了革命的利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不错,十七年中,修正主义路线对新闻界是有干扰破坏的,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错误,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林彪、“四人帮”妄图以毛主席的批评,作为他们所谓“新闻黑线专政”论的依据,这是徒劳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阶级和政党,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新闻工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毛主席的批评,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前进,并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优点和成绩。广大新闻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批评采取什么态度呢?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批评了宣传浮夸风,一九六一年批评宣传
“有鬼无害论”,一九六四年批评不重视思想理论宣传等等。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据毛主席的批评、指示,认真检查,很快克服了浮夸风,批判了“有鬼无害论”,加强了思想理论宣传。改正了错误之后,毛主席对于我们的进步又及时予以肯定。例如,对《人民日报》,有一段时间,毛主席曾经说,我就不看《人民日报》。后来,《人民日报》改进了宣传工作,毛主席又说,《人民日报》现在我看了。这正表明广大新闻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我们的新闻队伍,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极少数混入新闻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先后被清除出去,纯洁了新闻队伍,新闻阵地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这个判断也适用于新闻界。我们的干部,一部分来自过去各革命根据地,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武装斗争的年代,用笔同敌人进行战斗,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同志,久经考验,立场坚定,具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工作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新闻队伍的中坚力量。另一部分,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干部,他们热爱党,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当然,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有一个不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参加了农村和城市的群众斗争,在世界观改造、思想革命化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广大新闻工作者挺身而出,运用各种方式,坚决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表现了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
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们的新闻队伍,是党的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彪、“四人帮”对新闻战线的两个估计,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坚决推倒!
推倒对新闻战线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林彪、“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提不出任何一点事实根据,只能求助于帽子和棍子。因此,从《到底》这篇黑文中,简直找不出一个象样的论点可以与之进行辩论。只要把他们的帽子、棍子拿来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第一,陈、姚凭空捏造说:中国赫鲁晓夫“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新闻单位”;整个新闻界则成了“反革命独立王国”。
真有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吗?毛主席说过,我们反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而是请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经过文化大革命长时间的内查外调,在中央和省一级新闻单位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台长、副台长、社长、副社长二百九十八人中,竟连一个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没有发现。难道“安插到各个(不是一个两个)新闻单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忽然间都上天入地了不成?倒是在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新闻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四人帮”,出卖灵魂的“老干部”,成了帮派人物。
由此可见,所谓“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报纸”,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需要“猛烈地炸”才能“炸开”的“反革命独立王国”,完全是耸人听闻,别有用心。
他们的用心何在?就在争夺“领导权”上。一大批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居于新闻界领导岗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他们篡夺宣传大权的障碍。在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们只能搞阴谋诡计,捏造“安插”、“控制”、“独立王国”之类的谎言,编织成一张法西斯主义的罗网,妄图把整个新闻界一网打尽,把革命领导干部统统赶下台去,由他们一伙取而代之,操纵宣传大权,为所欲为。十年来,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如果所谓“走资派控制”论、“反革命独立王国”论,也能算作一种“估计”的话,那末,这种估计不过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公式在新闻界的早期版本。
第二,所谓“放毒、造谣的旧报纸”,这也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一种“估计”。
什么是旧?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报纸也在此前后相继出版。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兴旺发达,开创了中国报刊史上的新篇章。林彪、“四人帮”把这一切统统斥之为“旧”,似乎革命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在他们的“新天朝”以前,统统不算。按照这种逻辑,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老根据地的各种报纸,都一古脑儿成了“旧报纸”,这岂非咄咄怪事!
什么叫放毒、造谣?只要看看陈伯达最为痛恨、特意点名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的遭遇,就足以看出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段之卑劣。
《羊城晚报》是一张有鲜明特色、有自己风格的报纸。它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以一张地方报纸而行销全国,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南方日报》也是办得好的。为什么“放毒、造谣”的大帽子突然从天而降?说来可气又可笑,原因是《羊城晚报》两次刊登了周立波同志记述毛主席一九六二年重返韶山的散文《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表达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杨开慧烈士的崇敬。这件事大大触怒了江青,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为此,他们这一伙,竟然要挟中宣部下令全国报纸不准转载,作者周立波横遭迫害,《羊城晚报》因获“放毒、造谣”的罪名而被封闭。至于《南方日报》,则因为是《羊城晚报》的“兄弟”而受株连。
打倒了“四人帮”,十年沉冤,才得昭雪。与此同时,人们从林彪、“四人帮”篡夺宣传大权以来的种种劣迹中,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大干放毒、造谣、诬陷等可耻勾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第三,报纸既然是旧报纸,广大新闻工作者都变成了旧人员,不堪信用。请看,《人民日报》的干部是“一股邪气”,新华社的干部“是一筐烂西红柿”,《红旗》杂志社的干部都应该“用铁扫帚扫出去”,就连给报纸写稿的作者队伍,也被他们诬蔑为“踏进新闻界”的“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的‘学者’‘权威’”,统统被陈伯达定为“反革命打手”。这就是他们对建国十七年以来新闻队伍的估计!于是,陈伯达煞有介事地叫嚷:“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必须来一个大革命”。他们真的是要精简机构吗?不对!这是他们妄图篡夺新闻舆论大权整个阴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借口精简机构,排除我们党几十年培养起来的、有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干部,换上他们的一帮一派。这就是林彪的所谓“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动实践。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他们把持下的新闻系统,如《红旗》杂志,原班人马包括工勤人员全部被下放,一去近十年,不予置理。他们操纵梁效、池恒、罗思鼎等那么几枝黑笔杆,为非作歹,人倒是不多了,但它已经不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而成了林彪、“四人帮”的“同人杂志”。《人民日报》呢?当年他们先后派人在湖北、辽宁、山西选好了“安置”地点,准备来个大换班。只是因为毛主席有话,“不要另起炉灶”,他们才未敢贸然下手。至于地方各新闻单位被撤换了的新闻干部,不可胜数。好端端的一支无产阶级新闻队伍,被他们弄得七零八落。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大罪行。
一 个 严 重 的 教 训
从《到底》一文发表到“四人帮”垮台整整八年中间,林彪、“四人帮”竭尽全力,夺取新闻舆论的领导权。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反革命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地排除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安插亲信,组织帮派体系,镇压“政治反对派”,控制宣传口径,妄图把整个舆论阵地变成“四人帮”的一统天下。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新闻单位的宣传大权,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所把持,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独立王国。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伙职业反革命,为什么竟然欺骗了许多同志,把持新闻界这么久呢?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摆出一副“左”的面孔,把自己装扮成“最革命”的样子,花样翻新地施展了一套又一套阴谋诡计。他们利用报纸宣传,打着“高举”的旗号,要人们相信,似乎只有他们才真正得了毛泽东思想的真传。实际上,他们玩弄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等卑劣手法,肆无忌惮地歪曲、割裂、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践踏真理,造成思想、理论、路线上的极大混乱,用以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
但是,他们要搞反革命,就不能将其阴谋隐蔽得很彻底,广大新闻工作者越来越看清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在整个新闻战线,夺权与反夺权,控制与反控制,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他们只是凭借已经掌握的部分权力,大搞阴谋诡计,依靠帮派体系为虎作伥,才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政治反对派”镇压下去。
“四人帮”靠了欺骗和镇压的反革命两手,在一段时间里,夺取和垄断了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他们把党报变成了帮报,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变成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变成了他们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把我党优良的新闻工作传统和作风破坏殆尽,写下了我国报刊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把宣传大权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十年间的严酷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有切肤之感:报纸的领导权实在太重要了,教训太深刻了。经验证明,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必须继续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如何保证新闻领导大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去观察、分析问题。反革命两面派的重要特点是言行不一,理论和实际脱离,说得冠冕堂皇,做得卑鄙肮脏。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仅看你讲的,更要看你实行的是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不迷信权力,不怕威胁利诱,同一切违背人民群众利益,违反“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思想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报纸要接受群众监督,包括报社内外的广大群众。“四人帮”横行时期,广大群众对报纸的宣传极端不满,许多读者来信愤怒斥责,尖锐地指出报纸宣传的是假马克思主义,报纸已被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所控制。报社内部群众对于“四人帮”的心腹、亲信的倒行逆施,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革命最害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有权管理上层建筑,实现广泛的群众监督。
党委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第一、二把手要亲自管报纸。必须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防止少数人假借党的名义,利用报纸进行个人的、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这些问题,现在正在逐步解决,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必须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认真总结二十九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毛主席的新闻理论为武器,深入地剖析林彪、“四人帮”这些反面教员,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新闻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要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前进。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排除干扰,扫清道路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作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新闻战线》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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