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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和法制
——谢觉哉同志日记摘抄
编者按：谢觉哉同志从一九三五年以来长期担任政法部门领导工作，历任中央苏维埃内务部长、司法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参议会副议长，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后，任内务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老在这些部门任职期间，一贯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并有很多重要论述。现将他在日记里有关民主和法制的论述，选择一部分发表。
一九四二年 十月十八日 晴
凌晨，睡在床上，想到整政文件上几点关于认识的问题：
一、参议会是否带有应付的性质？我以为不是的。新民主主义——包括各抗日阶级，民主内容比旧民主主义更充实、更广泛，这和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即今天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是走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这里没有一点虚伪。这是一。民主革命阶段将要过去。革命发展虽不平衡，但要求民主和实现民主，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则是一样的。这是二。三三制实施中，已没落阶级想重新把持政权，利用某区域党员的弱或个别党员的弱，活动起来，这是有的。但党应加强自己的质量与之争，调整现有质量与之争。有斗争而后有进步，而绝不能因此就把民主范围缩小些。这是三。
二、民主集中制与个人或小集团的集中，不是一样的。所谓集中，是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制度，统一的领导。决定的事，一致遵守。而不是把无限权力，集中在某机关或某个人手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是有权力的，他代表人民，但他并不就是人民。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有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征求民意的法律规定。我们也规定选民有随时撤换其代表的权。我们的集中是民主的集中，固然不应有妨害集中的民主，但也不应有妨害基本民主的集中。
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四日 晴
三天来，都参加了会。
要使人民信任政府，必须政府说话有信，令出必行。一次失信，挽回非易。小信服从大信，是必要；然最好小信也能顾到。
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七日 晴
领导人员应具有：一、思想正确；二、学识丰富；三、品德优美；四、方法尽善。
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晴
昨今两日，写了一篇社论：《提高政权工作的效能》。下午，高干会讨论，许多同志的发言都很具体。
根据客观出发，是第一步。是否片面的或全面的客观，是第二步。事情是全面了，要看是否现象抑或本质，是第三步。
一九四三年 二月八日 晴
偶阅审判委员会判决书，觉得：
告状的状词，判案的案词，都是说明道理，要使人一看就懂，而且心折。
状词，还要有要挟官厅不得不信的作用。前清禁讼师，有官司赢了却要究办讼师的事，即是说官被讼师所挟持，不能不听讼师之理，理输了，想泄忿。有一本记载许多有名状词的书，书名忘记了。有一个因祖坟被掘告状的，被告有势力，告了三次，官不敢准，讼师为作状词云：“为屡控不准，不准莫准事，民祖坟被某掘三次，民三控，三不准。民不控，民归，亦掘伊祖坟三次，伊必控，准不准？”
这就使得官厅没有法子了。前清状词有格式，不得过三百字，所以状词文字另有风格，非专学习不能为。“主语”很要紧，主语得力，下文就易办。一个同志被国特捉去暗害了，前年我代其妻作了个状词，全文忘记了。其主语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死则请宣布罪状，生则请明令释放事。”我想，接了这张状子的人，一定“啼笑皆非”。不过，现在有些“官厅”，比过去的官厅脸厚，他的回答是：“不理！”
讼师，是保护人的。人之恶讼师，在于挑唆讼师从中渔利。现代的律师要钱比过去讼师凶，而技术常比过去的讼师劣。社会还不能没有词讼，为要使词讼速结，冤屈得伸，对于做状词是应该研究的，特别是做律师的人。
判词，要剖析阭微，合情合理，使败诉者不能不心服。上控案子，总是原判失当，或者判得虽对而说得不清，遂致两造都受上诉的累。从前有才的官，喜用四六判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判词说：“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三对夫妻，各偕鱼水。”上联说理，下联说情，不服的也自然服了。现在当然不要这样掉文了，但呆板地引用“第几百几十条”，老百姓是不愿意听的。我意断案应根据条文，做判词则应很通俗地说明道理。状词上提到的应给以回答，没有提到的也应替他想到。务要判词出来，人人拍手！这同时也就是一种实际的社会教育。
还有，“批词”也很有用。告状的每每架虚。常常一个批词，使控者心怯，很易就在下面调解了，双方免得讼累，造福不浅。若法院只能写出“候传案集讯……”等批语，不仅表现司法者无能，且要使人民多受些“讼累”的苦痛。
一九四三年 四月十七日 晴
上午，开司法小组会。
……应该从目下边区人民的需要出发，也即是从全国人民的需要出发，建设我们新民主主义司法的理论与实际。
合情合理，即是好法。
要在判案的许多实际经验中，了解民情；要在人民对于司法的赞否中，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要在实际中创造新的办法和改正旧的办法；要在实际执行中锻炼司法干部。
司法是统治权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司法和行政的关系尤要密切。
司法要兼做立法工作。从经验中创建法律。
战争时诉讼少，安定时诉讼多。因此司法工作急要搞好。
一九四三年 八月二十五日 微晴
上午参加审判委员会，审查死刑案十件，平反及再查的占一半。我讲了几点意见：
一、审判委员会，不能作为审案的最好机关，审判重点要在加强第一审或第二审。第一二审接近诉讼当事人，易于明了案情内容。审判委员会只能就已明了的事实，加以检讨，它无法再进行侦察。而且，如第一二审级加强，到终审的案件也就少了。
二、审判委员会，应着重对于第一二审政策的领导和审判方法的指示。象行政机关一样，善于检讨与总结司法上的经验，而不以自己能判决几个案子为能。高等法院对于分庭，分庭对于司法处，都应这样。各级互不相通，不交换知识和技术，不相互批评，便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成绩。
一九四三年 九月一日 晴
上午座谈检查司法工作。我整理出审判委员会几个民事案卷的材料，觉得有几点：
一、不注意调查诉讼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二、不够尊重区、乡政府及其他党政负责人的意见；
三、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条文出发；
四、缺乏真实替人民解决问题的心思；
五、侦讯技术差。一般讲来，三审比二审差，一审亦差。
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四日 晴
司法工作的内容，是为人民大众——工农兵服务呢，还是和人民大众有多少隔离甚至对立？即是说和群众结合或者否？因而表现在形式上，是共产党型的，还是国民党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还是非新民主主义的？必须把这些根本思想弄清，才可言司法建设，才可解决其他司法问题。
从各方面听取群众对司法的意见，听取当事人对审判的意见，因而检查自己的工作，那些需要改进。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过去也没有这样做。关在法庭上写判决，“官无毁判”，“不服，你上诉好了。”不仅不搜集政府、团体和群众的意见，甚至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也不互相知道和交换经验。
司法是保证政策实施的一个方面。党的政策由群众中来，又向群众中去考验。我们要了解政策的内含，应用于具体审判，同时又由各种不同情状的案件中，发现政策的不足或不适，因而提出意见，求得改正。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过去也没有这样做。
这是新民主主义司法和旧司法区别的基点，也就是说，一是立于群众之外来统治群众的；一是群众自己的工具——由群众中来，又向群众中去。
妨碍向这方面发展的，一是我们的思想没有弄通，二是教条与经验的作祟。和群众结合的司法，条文不是第一，第一是群众的实际；经验不是第一，第一是到实际中去获得新经验；形式（组织、手续法等）不是第一，第一是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们有的是，不是第一而是第二的东西。
新的司法甚至还没有开始，至多只能说正在开始。必须在思想上来一个彻底转变，司法工作才可能逐渐建立起来。目前搞的，还难上算。司法上的思想转变，比其他工作要困难，因为它要照顾各部门工作和全社会的诸要求，因为它要实际解决问题。但是，只要做，收效也可计日而得。
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 晴
晚在交际处饯林老去重庆之行。
昨日同李、柳、贺、霍、罗至枣园看花，在毛主席处吃饭。
毛主席说：“司法也该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一条党的工作规律：任何事情都要通过群众，造成群众运动，才能搞好。……”
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一日 晴
代拟指示信。各高等分庭庭长、各县司法处处长：
向你们提示下列各事：……
（二）关于审判
审判，是强人服从；调解，是自愿服从。审判得好，赢的输的都不能不服从。审判与调解，是一件事的两面。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是为了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除此以外，审判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要很好的研究和创造。比如证据、口供，是判案的依据，但常有不搜集证据，或搜集了又不研究证据的事；还有的不要口供，或有口供又不研究口供，就轻率断案的；有的主观上先肯定，而后逼供的；有的忽视群众意见，不加研究的；有的仅注意被告不利方面，不注意其有利于被告方面的；有的对判案不负责任，只说“你不服，上诉好了”；有的审讯照定式问话，不去找寻案中症结的；有的忽视人权，搞刑讯逼供，随便拘押的；……为要纠正缺点，发扬优点，不是指出就够，而是要从深入实际的审判中，总结出经验与教训。……
一九四四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大雪
拟参议会发言提纲：常驻会工作；明年改选；修改选举条例。
……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经济上的民主——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公私兼顾、公私合作的合作运动；文化上的民主——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民办公助；还有军事上的民主，及其他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政治民主要以经济、文化等民主做内容，而后政治民主才为广大民众所宝贵。同时，经济、文化等民主，又必须运用政治上的民主才有保障，才能更积极地推进。
其次，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里去，不只是说政府是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服务，而是人民大众有权实行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生活。怎样创造呢？怎样管理呢？那就是毛主席说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领导的方法，也是人民大众管理政权的方法。几年来边区政府的工作，如工农生产运动，合作运动，文教运动，军民团结工作，……举行过很多次会议，都是这样做的。试想：拿人民大众的力量与才能，来实行自己的权利，来管理与创造自己的生活，自然不是少数人所能及的，而且要为少数人所意想不到的。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选举制度的实际内容，它比旧民主主义要丰富百倍。……
自然，新民主主义还在开始做，才摸到门径，做得很不充分，很不普遍，缺点很多。只就民主制度实施中的缺点说吧：各级民意机关、政权机关，没有按期改选，群众中新涌现出的人才，没能及时地选到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中来。各级参议会，很多没有如期开会。某些政权机关中的民主作风，还很不够。
这就是说，我们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文化上的民主，及其他方面的民主，尚未能活泼地连系、融合，大众的活力，未能通过政治的民主，更加发扬。……
把人民大众切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民主生活，以及保卫这些民主生活的事业，与选举连系起来，使都明了选举出的人，即是这些事业的执行者。
必须把人民大众中涌现出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各种事业中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中有信仰有能力的人物，选到民意机关或政权机关中来。……
这将使人民大众管理政权，走向自觉的积极的方面；这将使人民大众更能发挥其管理能力；这将使现还存在在政权中的某些缺点，很快消除。……
一九四五年 二月五日 晴
国民党的理论家，不讲民主，只讲民权，他的所谓民权，即政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美其名曰“直接民权”，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权。而政治上一切大权，则握于所谓治者手里。
我们有些同志，却只讲民主，或者连民主也不讲，更不讲民权，以为只要替人民做事，且做得好，就算民主，至于人民怎样行使权力，不大去想，更说不上去培养他们怎样行使民主权力。民主即民权。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会又被野心家篡窃，才能发展到无限。
一九四五年 七月二十三日 雨
座谈会的发言准备：
……一切要问人民。有的是说服人民，有的要被人民说服。被人民说服很难，自以为是，不听人说，盛气凌人，人不敢说。为人民服务，反而成了人民的负担。
问人民，是民主作风，尤其是民主制度。……
建立法制，遵守法制：
方针，施政纲领有了；具体实施的法制，搞得颇少。
新的法制：根据纲领，根据实际，参考历史（中外已有的）；不易搞，不是不能搞。租佃条例，地权条例，调解条例，经过研究的尚属可用，有些太粗糙。司法搞了八年，没制出一个东西。表明我们有经验，欠总结；找着了一些规律，欠明确。因此，不能成熟地写出一些永久的或临时的条文。
有了法制禁令，就得遵守。……执行法令的政府系统，先得有守法的观念。执法者不能违法。法是强制的，不许不执行。虽也有曲折，如姑念无知、初犯、事出有因等，但这回饶了，下回不行。如执法机关自己也动摇，那就危险。
民主作风与民主制度：
一揽子会、座谈会、做群众的学生、群众观点、集思广益……属于民主作风；人民有权利管理政权、选举和罢免任何公务人员……是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作风，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有许多人民不欢迎的作风，如强迫命令、摊派、贪污、欺负人、耍私情，等等，如果乡村里人民做了主，直接民权真正建立了，且运用熟练了，这些违法行为，和不良作风，应当及早被纠正。
一九四五年 九月十三日 晴
巩固国内团结。实现民主。改善民生。
实现真正民主政治，防止把持包办、专制独裁的发生。
改进司法：从速修订民刑法规，实行陪审制度，废除肉刑，断案重证据，力除拖延积压，改善监狱管理，实施感化教育。
除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门、部队、团体和个人，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之权。
允许在校学生，以民主自治之权利。
培养科学人才与技术人才，奖励学术著作和科学发明，发展文化出版事业。
尊重为人民服务的学校教职员、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各种专门人才和各种文化工作者，发挥其特长，提高其社会地位，改善其生活。……
一九四六年 七月八日 晴
上午党组开会，讨论作风问题，我和刘景范同志发了言。
民主作风最要紧。缺此，不能团结干部，不能集思广益。但仅仅有民主作风，没有强力的核心作用，便不能够综合与洗炼大家的意见，那必不免一团糟。
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
西北局会议，讨论土地问题。
司马光说：“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不过自己说说而已，谁知道他心里有没有说不得的事？反省是自己内心的事，人家不知道的，不是反出来给人看，而是反出来改正自己。如给人看的话，那是帮助自己改正，给自己一个誓言的证盟。这与指出一件事实要“招供”不同，那是承认，不是反省。
因此，强迫人反省，强迫人作普遍的反省，是不适当的。他有不可告人的事，如无关大局，何必多管？有了长期的锻炼学习，从“自疚”转到“盖愆”，而不是要他“丢丑”。
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晴
下午，听恩来同志报告。
抓一顶教条大帽子，压在人的头上，使人不敢说话；也压在自己头上，不再去想。这个害，不少同志还没感觉到。
我们应该勇于怀疑，要弄得很清楚，才能当真的信。要倾听怀疑的话，从那里发现东西。
一九四七年 二月九日 晴
……弱点表现最多最坏的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的来源，则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必然产生的现象。
一九四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阴
法制组小组会，发言颇热烈。
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于是不是继承旧的法律，而是对旧法律的革命；不是对旧法的修改，而是形式和内容要全部改造。比如民法，旧的只保护私有财产，新的应是保护人民权利。……因而公法与私法的范畴，将有所改变。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便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新民主主义无前例的，新民主主义法律，自然也无前例。法源在人民新的秩序，新的要求，这些秩序与要求，已经是现实，制法已成为必需和可能。中外各法系，都可作参考，但不可呆搬。
一九四七年 五月十九日 久旱
……治法，没有绝对的善；善的法，是有阶级需要的，是有条件的，即一定社会阶级的统治，需要有适合它发展的法制。总统制、国会制、三权分立制，为资产阶级国家所需要。民主集中制，则为绝对大多数人民当政的国家所需要。
运用法制，要人才，这是当然的，但主要决定于一定的阶级。民主集中制，资产阶级是难运用的，不是民主得使人讨嫌，就是集中得使人怨愤。然而，真正人民大众当政，就必能运用裕如。
一九四七年 五月二十六日 晴
“政治要放在民间。过去做事情，是上头向下灌，现在做事情，是要从下往上掏。”一个工作团从乡下回来，带来农民的话。
一九四八年 三月二十日 晴
……农村民主问题。物质的封建扫除了，精神的封建尚存在，不只存在于农民的脑子里，而且存在于干部身上。干部成份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以变为坏干部，新恶霸。
一九四八年 十月五日 晴
……准备全国胜利。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各级党委指派的干部，要照党章办事。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不要以干部会代替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官僚主义与个人包办作风还存在，不敢讲话的人不少，敢讲话的人很少。
一九四九年 三月二日 晴
参加联合办公。东北司法部来人，谈东北司法工作情形，颇感到司法部与法院分开，工作要很好去做。
正如郭老沫若诗云：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
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