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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
童大林 鲍 彤
编者按：童大林、鲍彤和石山同志关于黄土高原建设方针问题的两篇文章，提出了当地不宜于以农为主，而宜于以牧为主，或以林牧为主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具体建议。今后，我们还打算刊登科技工作者、工农群众和广大干部关于各方面工作的建议。
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动科技工作者对各项建设事业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是发扬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认真分析他们的建议，择善而从，是使工作少犯或不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的建议，有的可能与现行的某些方针政策相矛盾，这就要充分讨论研究，如果这种建议确有科学根据，是正确的，就应该采纳并积极地去实现。不尊重科学，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总是要吃大亏的。他们的建议，有的可能不完善，甚至不正确，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不完善的可以补充，不正确的可以改正，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这样做，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搞得活跃一些。
我们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深感这个地区的建设方针有通盘考虑的必要。
（一）
这个地区，有一百二十三个县，分别属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六个省、区，面积约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千四百多万。目前以农为主，但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七十斤，相当一部分地方每亩只产三十斤、四十斤、五十斤粮食。农民的口粮标准和收入水平都很低。据一百二十一个县的统计，每人平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有四十五个县，占百分之三十七；按每人平均收入在五十元以下的，有六十九个县，占百分之五十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的生产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至今还低于解放初期或抗日战争时期。如宁夏的固原县，过去被称为粮仓、油盆和畜牧基地。一九四九年每人平均产粮八百二十斤，一九七七年下降到三百八十斤。一九五六年交售食用油八百六十多万斤，一九七六年下降为八十多万斤。一九五八年交售三千多头牛，一九七七年下降为八百多头。这个县，一九七七年群众口粮只二百多斤，平均每人收入只二十九元。延安的柳林二乡，曾经是陕甘宁边区三个模范乡之一，一九四三年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四百多斤，一九七七年下降为五百多斤。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所在的原川口六乡，七大代表申长林所在的潘龙二乡，情况也都类似。
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是茂密的林区和肥沃的草原，现在自然条件变得这样坏，根本原因是违反自然规律，滥开耕地，破坏了林区和草原，破坏了植被和生态条件。由此产生了三个严重的恶果：
第一个恶果是破坏了当地的林业和牧业。上面说的固原县就是一例。这个县从解放以来，耕地面积扩大了一百二十三万亩，粮食总产量只增加了二千万斤。而林区面积却缩小了百分之二十，有十三个公社已经没有草场。
第二个恶果是破坏了当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开梢林为耕地，两三年内还可以亩产二三百斤粮食，几年以后就降到一百斤以下。本来，依托林草，农业生产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由于林草面积日蹙，引起沙漠南移，雨量稀少，气候无常，霜期多变，已很难选择适宜在当地稳定生产的作物和品种。本来，有林有草，生态条件较好，搞工程措施也可以事半功倍。现在大量水土流失，往往一场暴雨，就毁田决堤，不可收拾。一般的农田基本建设经常是年年搞，年年垮，再年年修，投入大量的劳力和资金，而收效很小。
第三个恶果是严重威胁黄河下游的安全。据统计，每年流经三门峡的泥沙，解放初期约十三亿吨，目前已增加到十六亿吨。如果把这些泥沙垒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堤，可以绕地球二十三圈半。而在这十六亿吨泥沙中，约有十一亿，即百分之七十，来自黄土丘陵沟壑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冲刷量，每年平均达到四五千吨左右。
有两个数据颇能形象地说明问题：
一、据历史记载，从秦朝到解放前，二千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较大的决堤有九百七十三次，但从王莽到隋初的五百八十年中只有两次。那时，这个地区以游牧为主，农田不多，黄河下游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二、据西北水土保持所一九七三年测定，在总降雨量三百四十六毫米的条件下，林地的冲刷量每亩仅四公斤，草地仅六点二公斤，而农地则为二百三十八公斤，农闲地为四百五十公斤。农地和农闲地的冲刷量，相当于林地和草地的几十倍以至一百多倍。
陕北米脂县高西沟大队的实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大队，一九五八年前，不搞林，不搞牧，光种三千多亩地，每亩收粮食不到三十斤，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保证不了。二十年来，逐步退耕。现在，林牧业发展起来了。每个牧业劳动力的年产值达到一千一百四十元；每个林业劳动力的年产值也达到了九百一十七元。农业是不是下去了呢？不仅没有下去，而且显著上升了。二十年间，粮田面积虽然从三千一百亩退到了一千零五十亩，但总产量却从八万斤上升到五十六万斤。他们在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了一千多亩林，一千多亩草，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水土流失。今年七八月间，连降暴雨，总雨量达三百毫米，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雨量，延安地区和米脂县大约三分之二的堤坝被冲垮，许多农田被毁。跟高西沟毗邻的白?大队，用三年时间、一万个工、两千元钱修的一块三十亩基本农田，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但高西沟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却安然无恙。九月间，我们组织了几位同志到这个大队去了解情况，看到米脂县许多水库成了“泥库”，有些桥梁被泥淤住了，有些公路也被冲断了。但是，一进入高西沟大队，就见到了清莹莹的流水。这里确实基本上做到了“不向黄河送泥沙”。
（二）
最近，我们邀集了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座谈。总的意见是：从长远来说，这个地区不宜于以农为主，而宜于以牧为主，或以林牧为主。治好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有可能的，治好黄河也是有可能的，根本的出路在于退耕还牧，退耕还林。抓住了林牧，农田基本建设才好办，农业才好办。在这个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
中国科学院支农办公室石山同志一九七三年以来曾多次到这个地区进行调查。他说，这个地区虽然缺乏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但很适合于苜蓿、草木犀、沙打旺等优质牧草的生长。苜蓿历来是秦川牛和关中马的主要饲料。当地不少群众有种牧草的经验，也知道种牧草的好处。但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划入牧区，国家不征购牧产品，也不供应粮食，无法退耕还牧。种草，每亩只要两斤种子，几个工就行了，不需要多少投资。一亩草，至少可以养一头大滩羊，或四五十只兔，也可以养牛喂猪，经济价值远远超过一般低产农田的收益。第一年可以同粮食一起种下去，不影响粮食收成，第三年就进入盛产期，八年始衰，再种。只是第二年困难些。他建议这个地区的粮食低产地和荒山荒地都可以种上牧草，也可考虑用飞机撒播。我们认为，他的建议很有见地。
关于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牧的条件问题，座谈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应当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为前提，在每人平均建成两三亩基本农田、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达到八百斤至一千斤的条件下，才能在陡坡地和远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如果粮食不能自给，群众口粮和国家的粮食生产任务没有切实保证，就无法发展林牧业。
另一种意见是，在分别查明宜林、宜牧、宜农的区域以后，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宜林而未林、宜牧而未牧的耕地退出来。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会有大风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利，不会出大乱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无法解决的口粮问题，不能成为我们办现代化农业，合理利用土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对国家，对群众，对当地，对下游地区，都是有利的事。从暂时看，可能少得几十亿斤粮食（搞得好，也有可能并不少得粮食），但多得的是几十亿斤肉和其他的林牧产品。从长远看，则不仅可以得到更加丰足的林牧产品，而且可以稳定地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得到一条不再为害的黄河。这个地区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的根源就在于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如果要等粮食搞上去以后，再着手解决植被和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因循拖延。
以上两种意见，我们赞成后一种意见。
我们有几点具体建议：
一、对这个地区的农林牧资源的调查，多年来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需要迅速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和必要的补充调查，以便及早定出有科学根据的区域规划。
二、在一些看得比较清楚、把握较大的地方（比如宁夏的盐池、固原，陕西的米脂，甘肃的镇原等），建立农林牧综合发展的基地，并进一步研究在这个地区实行农林牧现代化的具体措施。
三、对已经查明的宜林或宜牧的地区，实行支持和鼓励发展林牧生产的政策。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前提下，允许生产队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同时，积极设置为林牧业服务的各种经济组织；允许生产队向国家交售林牧产品；对完成林牧产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保证社员口粮水平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对超额完成林牧产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同超额完成农产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一样，实行奖励。
四、组织有关省、地、县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大力开展林牧业现代化的研究。发动科学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就这一地区的建设方针在报刊上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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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解放思想，加速发展农业
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李韩锁谈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正确解决的几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电 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机关报《晋中报》，于今年十一月四日刊登了中共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李韩锁同志在晋中地区部分商品粮生产基地社队会议上的讲话。现将这个讲话的第二部分《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必须正确解决的几个问题》摘要如下：
华主席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是，我们的思想还不解放，甚至说很不解放。首先是地委的思想就不解放。首先和主要的是反映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个问题上。具体表现是：
第一，关于学习大寨根本经验和具体办法的关系问题。这几年，我们学大寨是有成绩的。但是，在学大寨学根本和学习大寨具体办法的问题上，也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我们在文件中有过这样的提法：“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此外，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们也讲过，光说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而不学大寨的具体办法，那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我们还说过推广大寨经验不能掺假、不能“走样”，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大寨的根本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是任何地方都应当学习的。但是，大寨的一些具体办法，在大寨和一些地方是行之有效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比如推广大寨评工记分的办法，采用全区“一刀切”的办法，结果评不起来，记疙瘩工，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不利于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我们学习推广大寨的具体办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过去已经学习推广了的，要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符合实际，有成效的，要坚持，并不断完善。不符合实际，没有成效的，就应采用当地广大群众乐于接受的有效方法。
为什么我们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具体方法区别开，要来“一刀切”呢？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地委常委受“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动观点的影响，忘记了毛主席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教导；二是因为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往往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大寨经验，强调大寨经验已经很全面、很系统、很完整，而对大寨经验是在不断发展的，各地学大寨的经验也是不断发展的，则强调不够；三是思想主观片面，作风极不深入，对工作要求过急，缺乏调查研究。对学大寨运动中存在什么问题，群众有什么反映，注意不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照“长官意志”指挥伟大的群众运动，以致影响到下面同志在学习大寨具体办法时，发生不从实际出发，生搬硬套的现象。
第二，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坚持了批判资本主义，不断端正集体经济方向道路，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在批资本主义中，反复强调了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多次强调批资本主义首先要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是不妥当的。
“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含糊不清。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本身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提出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口号，往往就对准了社队集体工副业，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致使有的地方，不看方向路线，以副业收入占多少比例确定它的性质，或者把不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去批，直至乱批乱砍，妨碍了工副业的发展。这是造成某些社队农业增产了却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之一。集体收入减少，社员生活不能提高，反过来又使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第三，关于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的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坚持政治挂帅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是一致的，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也是一致的。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空谈政治、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影响，我们在学大寨运动中，在实际工作中，单纯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原则；在宣传大寨经验时，也有这个偏向。好象只要政治挂了帅，有了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就山也搬了，河也改了，粮食产量也上来了。事实上，大寨并不是不讲物质利益的。大寨正是由于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了爱国家、爱集体和公私兼顾，保证了社员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把贫穷落后的旧大寨建设成了今天的新大寨。由于我们对政治和经济、政治挂帅和物质利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在一些时候一些问题上，就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把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看成是“好行小惠”，把物质鼓励看成需要忌讳的禁区。
我们有一些社队，因为不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群众就没有劲头；群众越没有劲头，生产就越上不去；生产越上不去，群众的生活就越困难。这样恶性循环，致使那些社队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这和地委的错误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第四，关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是，由于受“四人帮”大肆宣扬什么“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的影响，我们在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原则上，过多地强调了各尽所能，而对按劳分配注意不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上。地委在一段时期内，不承认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办法需要具体条件，既不管各地的思想政治状况，也不管各地的物质条件，强调一律推广。而在推广中，又不全面理解和介绍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既不主张搞定额管理，更不主张搞定额计酬，因而造成了一些社队因为条件不具备，勉强推广大寨“一定四评”的经验，结果评不起来，旧的办法不用了，大寨的办法又学不了，只好每年分配时吃“和和饭”，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个问题本来早已反映出来，但地委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相反，责怪下边对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假推广、不推广。在劳动管理中还有一个要不要物质奖励的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是不主张搞物质奖励的。为什么？无非也是怕犯“物质刺激”的错误。这也是多余的。在国营企业，奖金制度是工资制度的必要补充。同样，在集体经济内部，奖金也是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的补充。在认真执行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之后，社员们的日常劳动多少、好坏，一般在评工记分中可以体现，而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社员、干部，为了表彰他们对集体所作的特殊贡献，还应辅以奖励制度。
第五，关于大集体和小自由的关系问题。李副主席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掌握了这样的界限，我们在工作中就不会出大的偏差。”这几年我们在处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上，对小自由作了些不应有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上。自留地，在全区大多数社队实行了集体代种。有的地方，常常把代种自留地看作是先进，把社员个体种植看作是不光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四人帮”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在目前条件下，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有利于安排好社员生活，也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即使会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不难解决。我们搞集体代种，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大寨早已取消了自留地，昔阳也搞了代种，就忽略了全区多数地方与大寨、昔阳的不同情况，忽视了取消自留地或搞集体代种的条件是否具备。现在，地委重申，不论是自种还是代耕，由社员讨论决定。
集市贸易，也是这样。近几年，全区普遍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代替了集市贸易。但是，没有具体分析各县代替条件是否具备。实践证明，现在绝大多数县代替集市贸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许多农副产品全靠集体经营还有困难，集体经济也满足不了社员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供销社、国营商业既不能把全部农副产品收购上来，也不能充分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关闭集市贸易，就会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反而影响生产，助长投机倒把活动。现在多数县集市贸易已经按照省委的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恢复，但我们要防止另一个极端，即放松对集市贸易的管理，任其自流，让资本主义泛滥。必须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做好工作，逐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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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黄河中游地区落后面貌
大力种草发展畜牧业是关键
中国科学院 石 山
黄河中游地区分属陕、甘、宁、青、晋、蒙六省、区，共一百二十三个县，两千四百多万人，一亿多亩耕地，总面积四点五亿多亩。陕甘宁和晋绥革命老根据地都在这里。目前，这里的自然灾害仍然比较多，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全国十个低产缺粮地区，这里就占四个。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农业生产分析，主要是有关领导机关对这个地区的要求不符合它的自然环境条件，违背了客观规律。这里大部分是山区，年雨量一般在四百毫米左右，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早晚霜时间变化也大，水土流失严重。发展畜牧业比较稳定，粮食生产则很不稳定，但多年来却要求以粮食生产为主，一些偏僻山区也有征购任务。由于水利条件差，又有荒山、草场可开垦，就到处开荒扩种。结果草场和林地不断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和干旱愈来愈严重，生产愈来愈不稳定。目前不少山区已到了无荒可开，农牧业生产不断下降的境地，有的县打算把山区人民迁入川区，有的县已搬迁了一些。
为了改变这一地区的落后面貌，建议：除有条件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的县外，这一地区应实行以牧为主，兴畜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国家只向它要畜产品和油料，粮食逐步自给，并给予一个调整时间（这是就整个地区来说的。具体到某一个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是以牧为主，还是以农为主，农林牧如何结合，一定要因地制宜）。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既然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这里搞畜牧业比较稳定，粮食生产不稳定，就应实行以牧为主的方针。大力种植牧草，把种草与水土保持、造林结合起来，先发展畜牧业，随之发展种植业和林业，并且把人工牧草和草场、林地、耕地的适当比例固定下来，做到农林牧全面发展。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向它要畜产品也就有粮食，直接要粮食，则粮肉两丢。
第二，这是提高人民生活的需要。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耕地，亩产只有四五十斤，甚至三四十斤，种粮已远不如种草发展畜牧业有利。种一亩草，至少可以养一头羊（以二千五百斤鲜草计算）或四五十只兔。以兔计算，可得八十至一百来斤肉及四五十张皮，不仅经济收入增加多少倍，按斤计算也超过生产的粮食。这类耕地及大部分荒山荒地种上牧草，既解决水土保持问题，干旱情况会有所缓和，土壤肥力和肥料也大量增加，粮食产量会随着上升，人们就能较快地有饭吃有钱花，集体经济可以逐步壮大起来。
第三，投资少，收效快，技术要求不难。目前种的优质饲草有三：苜蓿、草木犀、沙打旺，群众有种植习惯。以苜蓿为例，山顶、山坡、山沟都能种，一亩二斤种子，一元钱，种后第三年进入盛产期，一般亩产千把斤干草。有了草，就有肉，有肥，有钱。
第四，历史的经验和下游的需要。据历史记载，从秦到解放前的两千多年间，黄河大决口九百七十三次，但从王莽到隋初的五百八十年间仅决口两次，原因是此时期内兄弟民族管理这个地区，以游牧为主。为了根治黄河和三门峡蓄水发电，灌溉，防止水土流失，也应以牧为主。
这个地区的荒山荒地在两亿亩以上，还有一部分坡耕地可改种牧草，如果能在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种上一亿多亩牧草，干旱和水土流失将大大减轻，畜牧业、种植业和林业就能逐步发展起来，全局就活了。这个问题已到了必须认真解决的时候。
（全国科协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