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难能可贵的战斗精神
——北京部队某部副团长王勤勇斗林彪、“四人帮”的事迹
今年五月，我们敬爱的罗瑞卿同志曾经在一份反映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副团长王勤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的材料上批示：“象王勤这样的好同志，实在难能可贵”、“他真正实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雁北高原，秋风送爽。部队正在热烈开展学习王勤的活动。人们从这位三十四岁的青年军事干部身上，看到了在伟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讨伐“四害”遭逮捕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夜晚，人们刚从收音机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后不久，就在北京部队某部营区附近十字路口的一棵白杨树上，发现了一张讨伐“四人帮”的小字报。这篇题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的战斗檄文，对准
“四人帮”开了炮，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张春桥、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嘴脸，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江等”是
“假马列”，“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它语重情深地称“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它大声疾呼：
“毛主席号召我们反潮流，凡是要革命的，千万不能当奴隶。要造假马列的反！”“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这是一篇革命的宣言。它出现在祖国上空阴云滚滚、人民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忧虑的时刻，是多么鼓舞人心啊！人们暗暗地为它叫好。
可是，作者是谁？
三天后，在张春桥的黑指令下，王勤被捕了。他正气凛然地说：“小字报是我写的！”
凶恶的“四人帮”把王勤打成了反革命。整个部队震动了，首长、战友和亲属们的心，都被搅碎了！
副师长王金华刚从北京回来，就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到牢房看望王勤。他满怀深情地握住王勤的手，鼓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并当面交待担任警卫的同志好好照顾王勤。
老指导员王振川听到这个消息，脑袋嗡的一下。他是多么了解王勤啊，这个淳朴、忠厚的好战友，一入伍就在他们那个连里当通讯员，是他代表党支部签署了王勤的入党志愿书，王勤迈出的每一步，他都清清楚楚，怎么会是个反革命！王振川没有取下王勤的照片，倒是把镜框擦了擦。
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老连长张肇琦，得知王勤被捕的消息，气得直发抖，他愤愤地对一位老战友说：“王勤对党忠心耿耿，他为了真理，为了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我要向中央写信替他申诉！”
王勤的所谓“罪行材料”发到他曾当兵的五连，指导员史銮祥干脆把它锁进抽屉里，拒不传达。
党心、军心、民心，紧紧连接着王勤的心。
实事求是识真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王勤的眼界，使他懂得了要保住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光盯着门外的豺狼是不够的，还要时刻警惕那些隐藏在党内的“家贼”。他立志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努力掌握革命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这些伪装的敌人的活动。
打开王勤的日记，其中许多篇幅是他记录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的心得、体会。他多次对战友们说：“要坚持真理，首先必须尊重事实。”王勤之所以能识别人和妖，是与他的这种尊重唯物论的好品质分不开的。
十多年来，祖国大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风骤雨。在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又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恶浪时，年轻的王勤从不看风头、随大流。他象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逆风翱翔。他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用铁的事实来驳斥和回击林彪、“四人帮”。
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
当时，王勤作为一个班长，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更没有想到是林彪从中捣鬼。但是他亲身参加了那场火热的练兵运动，观看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检阅军事汇报表演的影片，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看到了这场群众性练兵运动给部队带来的巨大变化。伟大的实践，使他对开展这场群众性练兵运动的重大意义坚信不疑。所以，当要批判那次群众性练兵运动的“上头精神”传下来时，他根本不听那一套。有个“工作组”来五连组织批判连长张肇琦的“单纯军事观点”。他和几个班长公开表示反对：“我们连长辛辛苦苦带领大家搞训练，学雷锋，一心一意想把连队建设好，怎么就成了单纯军事观点？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他见面就给连长打气说：“不要怕，你抓训练没有错，我们支持你。”
林彪抛出“精神万能论”，下令部队停止训练，开展所谓“突出政治”大讨论的时候，王勤依据事实，同“政治可以代替一切”之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政治好不等于军事就好，拿脑袋是撞不死敌人的。光坐在屋子里讨论，能学会杀敌本领吗？”他特意栽了两碗蒜苗，一碗放在窗外，一碗放在床下。结果窗外那碗蒜苗长得又绿又壮，床下那碗蒜苗又细又黄。他用这两碗蒜苗的对比向战士们说明经风雨，搞训练，同提高战斗力的关系。就在那些时候，早早晚晚，节假日，训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在苦练杀敌本领。
王勤一贯根据事实来判断是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随部队到山西洪洞县制止武斗办公室工作。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江青却大喊大叫“文攻武卫”。指战员们费了好大力气，做了大量工作，武斗还是步步升级。王勤当时虽然还没有看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但血的事实终于使他认识了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煽动武斗。“江青到底是个什么人？”王勤在暗地里思考着，警惕着。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王勤满以为该狠狠批判林彪，好好抓生产、抓训练了。可是，运动的发展却使他更加警觉起来。江青、张春桥一伙东一个讲话，西一篇文章，根本不是批林，而是到处煽动批“大儒”、批“周公”；同时，一篇篇吹捧吕后、武则天的黑文也出笼了。王勤敏锐地觉察到，事情不对头了，这分明是在掩护林彪，影射攻击周总理，为江青一伙上台大造舆论。他大胆地向老连长张肇琦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看江青是害人精，她想当武则天，有野心。我们要注意啊！”
就在那个时候，王勤回老家探亲。他看到听到的，不象当时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形势一片大好”，“生产热气腾腾”，而是生产下降，市场萧条，到处可以听到群众对张春桥、江青一伙的怨愤之声。其他外出和探家回来的同志的反映，也都差不多。王勤对这种公开地说假话，不顾人民死活的坏风气深恶痛绝。他对战友们说：“我真不理解，哪有共产党欺骗共产党的？现在报上净说假的，共产党员要有主心骨，可不能跟着假马列瞎说！”
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发出了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王勤深受鼓舞。这一年，他参观了大寨和一些农村、工厂，到处看到的是一幅动人的生产建设景象。火车正点了，生产上升了，市场也在迅速好转，……面对这大好形势，王勤打心眼里高兴！他和同志们谈天，给亲友写信，开口便夸毛主席的指示英明，搞四个现代化好，邓副主席抓得有力。“这样抓下去，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了！”他浑身是劲：“我们要把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搞上去！”
然而，正当王勤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大干快上的时候，“四人帮”却大肆诬蔑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是“右倾回潮”，抓整顿是“复辟”，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听了这些无耻的诽谤，王勤气得肺都快炸了：“这些害人精，唯恐天下不乱，老百姓都喝西北风他们就高兴了。我看真正要搞复辟的是混进中央的假马列！”他说服战士不要读那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他自己坚决不参加那种批判会。
一系列的事实，使王勤看透了“四人帮”的假马列主义、真修正主义本质，恨透了他们的胡作非为。他随时准备迎接任何严峻的战斗和考验。
勇为真理去献身
一九六四年王勤入党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上写道：“党，我亲爱的母亲，我决不忘本，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战斗”，“把我的一切交给党，永远不给党的旗帜抹污点，这就是我的幸福。”从此，他把对党的热爱和忠诚，化为刻苦学习、苦练杀敌本领的巨大力量。在党的培养下，在老同志的关怀帮助下，王勤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他讲的射击学理课，在军、师和兄弟部队都享有盛誉。更可贵的是，他在斗争中磨炼出了那种爱憎分明，敢为真理而战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王勤的心里更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他常常凝望着周总理的遗像，热泪禁不住簌簌地落下来：“周总理呀，周总理，我们多么需要您！我知道，张春桥、江青这伙假马列反对您，我要同他们干到底！”
清明节到了，人们冲破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压制和阻挠，用各种形式，深切悼念自己的好总理。可是，“四人帮”愈加疯狂地要把人民的好总理从亿万人民心中抹去，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勤越想越心痛，心中炽烈燃烧着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
四月五日，当时任副营长的王勤和教导员一起去饭堂，边走边议论形势。教导员说：“现在有人讲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王勤马上接过话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纯粹是江、张那帮人在捣鬼。”到了饭堂，有个战士在念报上发表的所谓“反击”文章。王勤大声说：“别念了，快吃饭，吃完饭搞训练去！”
六日，营部医生邓祥武拿了一张登有署名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的报纸，告诉王勤说：“副营长，你看报上批了周总理的话了！”王勤愤怒地说：“这伙混蛋！真的公开攻击总理了！”他气得把报纸撕得粉碎。
七日晚上，王勤正在家里看射击教材，他爱人匆匆走进来，告诉他：“刚才听了广播，北京出事了，天安门广场打起来了……”王勤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仿佛听见毛主席在问自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王勤你怎么办？”他重复地问自己。猛然，他一拳击在桌子上，茶杯、墨水瓶一齐跳了起来。“不能让这帮坏蛋继续祸国殃民，我要作宣传，要动员人民起来同他们斗争！”王勤决心一定，拿出纸和笔，用满腔的悲和愤，血和泪，书写着传播真理的小字报，铸造着刺向“四人帮”的利剑。他看了看睡在床上的爱人，心里非常清楚，这张小字报贴出去会给他和他的亲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为真理而献身了。雄壮的《国际歌》声在他耳边回响，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在他眼前浮现，他象一个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的勇士，大步跨出家门，把小字报贴到十字路口的白杨树上。此时此刻，他感到心里是多么痛快啊！
不出王勤所料，他被关进了监牢。但是他那颗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是关不住的。他叫爱人把《毛泽东选集》四卷送到狱中，每天孜孜不倦地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批判张春桥、江青一伙的反动谬论。
受到表彰更谦虚
十月，胜利的十月。灿烂的阳光把黑牢照亮了。从牢窗里传来了广播的一件特大喜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王勤腾地跳起来，大声地喊着：“好啊！干得好啊！干得太好了！”
人民的好战士王勤出狱了。他重新戴上了红五星、红领章，回到久久盼望着他的战友们中间来了！
部队党委及时给王勤彻底平了反，表彰他的英雄事迹，并晋升他为副团长。
今年八月，王勤在参加北京部队的党代表大会时，受到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在荣誉面前，王勤谦逊地说：“我所做的，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已经做过的事情！”他决心发扬成绩，克服弱点，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新长征中奋勇前进。
新华社记者 阎 吾
本报记者 赵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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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本报评论员
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展开，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也要受实践的检验，那么，谁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个问题，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创作关系极大，很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文艺作品的好坏应该由谁来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革命文艺作品是人民的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群众是文艺家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我们的文艺又是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因此，判断作品反映的生活真实不真实，塑造的人物典型不典型，作品是否切合群众的需要，是否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有发言权的只能是千千万万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得好：“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出戏是如此，评定其他文艺作品也应该如此。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一点也为文艺史上的无数事实所证实。远的不说，且看林彪、“四人帮”控制文坛时的事实。在他们这一伙“权力拜物教”狂看来，权力决定一切，权在我手里，我说好便得说好，我说坏便得说坏，我说是香花就是香花，我说是毒草就是毒草，谁也不许说半个“不”字。他们正是按照这个逻辑，逆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行事的。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吹特吹的阴谋文艺，如《反击》、《春苗》、《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等，群众嗤之以鼻，叫卖得越响，越是没有人理睬。他们加上各种罪名予以扼杀的作品，如震撼人心的天安门革命诗歌等等，群众却冒着风险暗地里传看传抄，查禁得越严，群众阅读的热情越高。事实充分说明：靠权势捧起来而不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不过是吹起来的肥皂泡，风一吹就会破灭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赞赏和批准了的作品，则如巍然耸立的雕像，污蔑咒骂骂不倒，刀砍斧凿凿不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权力并不等于权威，人民群众，也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评定文艺作品的真正权威。
强调文艺作品要由群众来评定，肯定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会不会削弱和否定文艺领导、文艺专门家的权威作用？不会的，相反，会加强和提高他们的权威作用。
文艺工作离不开正确的领导。文艺专门家的作用也决不可以轻视。但是，文艺领导、文艺专门家的权威作用不是自己吹起来的，也不是靠权力撑起来的，而是同相信群众，尊重群众，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艺工作也是如此。审查一部作品，作出一个决定，落实一项政策，如果是倾听了群众的呼声，注意了群众的情绪，在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那就会有权威，就会受到群众的欢迎。这就是说，只有尊重了人民群众这个权威，领导的意见才有权威性。如果不是尊重群众，而是藐视群众，把群众看成是可以听凭随意摆布的“群氓”，那么这样的权威不过是自封的、纸糊的，一捅就倒的。臭名昭著的梁效、初澜、罗思鼎、任犊之流不就是明显的例子吗？
有的同志口头上虽然承认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英雄，但是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常常忘得一干二净。审查一部作品，习惯于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很少下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一个戏能不能上演，自己不拿主意，又不尊重下面意见；给群众看什么节目，喜欢当褓姆的角色，唯恐群众伤风感冒，对群众的鉴别能力总不那么放心。这些都是轻视群众力量的表现。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离开广泛、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没有亿万群众的关心、支持和直接参加，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在人民群众中，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不尊重群众，不依靠群众，事情决不可能办好。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群众，指的不是个别群众，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我们所说的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的意见，也不是哪个群众说了就按哪个的办，而是说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善于引导群众向前。
人民群众有无评定文艺作品的权力，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在文艺问题上要不要发扬民主，要不要走群众路线，文艺作品的发表、出版和上演如何体现民主集中制等等的重大问题。要使人民群众的评论权真正得到落实，除了要从思想上、认识上解决问题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措施来保证。我们要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根据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个指导思想，来检查我们以前的工作，检查以前的规章、措施和办法，凡是束缚文艺发展的、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规章制度，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革。以作品的审批制度为例，那么多的作品，靠少数几个人或某个机构审批，能行吗？谁是天生的慧眼，看那么一两次就能拍板定准的？这样的制度、规章和措施，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制定出一套走群众路线的、体现“双百”方针的制度和办法来。
文艺工作要大干快上，迅速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因素是多方面的。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始终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亿万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的思想就能更解放一些，胆子就能更大一些，注意倾听亿万群众的呼声，善于从群众中吸取智慧，我们的办法就能更多一点，文艺工作的步子就能迈得更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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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于探索 敢于实践
——谈彩色歌剧影片《江姐》的电影化
边善基
歌剧《江姐》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尽管已有一些同志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成戏曲、话剧和电影，但歌剧影片《江姐》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生动的艺术形象，感染和教育着观众。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部影片，是依据歌剧提供的基础，在拍摄时循着电影化的要求，对剧情又有所增删，精选出那些最能表现江姐思想感情的动作、语言、唱段、细节，通过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进一步挖掘和开拓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地再现了江姐
“一片丹心向阳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思想。
影片是从江姐带着省委重要指示，离开重庆奔赴川北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开始的。江姐怀着将同爱人彭松涛重逢并肩战斗的喜悦心情，偕同华为一起向华蓥山行进。影片在描写这段情节时，没有一般地满足于纯舞台纪录，而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利用电影场景的空间，一面扩充和增加了山岗小路上细竹林、小青松这些景物，一面又充分借助镜头画面的转换变化，深入地揭示出蕴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美，很好地渲染了此时此地两个革命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的满怀豪情。接着，在江姐听到爱人被杀的噩耗时，她急步穿过细竹林向城门方向走去。当江姐定睛望着城门口，影片即从全景连续推成两个特写：江姐手中布包、雨伞落地；江姐悲恸的脸。继之，导演又大胆地赋予江姐一组主观镜头：画面上冒着金星，四周景物摇晃不停。“天昏昏，野茫茫，高山古城暗悲伤”，歌声起处，乌云翻滚，狂风猛吹细竹林，松针抖落了滴滴晶莹的水珠，江姐手扶树干，边唱边走到石桥旁倒塌的石块上坐下，石块周围点缀着小白花、小紫花。“我亲爱的战友，你在何方？”江姐思念战友、亲人的满腔悲恸之情倾泻而出。但是，当她听到近处传来风声、锣声，立即警觉到敌人还在身旁，“我怎能在这里痛苦悲伤”，于是，拾起地上的布包、雨伞，在高亢、激越的《红梅赞》的主题歌声中，转身大步上山。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自觉性，化悲痛为力量的坚强性格，在这里得到了细腻而又真切的展现。影片导演在处理这场戏时，善于抓住英雄人物内心冲突的时机，运用镜头之间的衔接、转换、陪衬和烘托，把一个个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画面，部署得很细致。这就突破了歌剧的局限性，增强了影片的电影化。
影片《江姐》之所以具有清新的艺术魅力，是与导演、摄影、作曲、美工等各个创作部门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富有创新精神分不开的。例如江姐在城郊联络站为了掩护战友脱险，挺身同叛徒甫志高展开面对面斗争这场戏，无论是导演的镜头调度，摄影的画面构图、光效、色彩的使用，都各有创造，一扫过去“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英雄人物“亮相”必须“近、大、亮”，反面人物必须“远、小、黑”那种形而上学的拍摄模式，从戏的规定情景着眼，始终为塑造人物、渲染气氛服务。如江姐被捕后在行刑室坚贞不屈和狱中“绣红旗”这两场戏，影片充分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人物和镜头角度在广阔的空间活动，透过画面形象和自然物象的结合，给人以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共鸣、联想。狱中“绣红旗”，是深受观众喜爱，进一步展现江姐革命情操的一场好戏。这时，新中国已经宣告诞生，江姐她们在“线儿长，针儿密”的歌声中，一针针、一线线地绣着新中国的红旗。当歌声唱到“千分情，万分爱，化作金星绣红旗”时，镜头拉成五星特写，瞬时，画面上金星闪耀，顿然化为五彩缤纷的礼花与交叉纵横的探照灯光柱，画面下角，先后叠印了江姐、孙明霞、杨二嫂和众难友的头象。导演、摄影对这些镜头运用和画面设计，不仅准确、简练，很富有表现力，而且不拘泥于自然，洋溢着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