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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段君毅同志在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说
思想要赶上加快实现“四化”的新形势
新华社郑州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做好各项工作。
段君毅说，华主席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落实华主席的这一指示，首要的是思想再解放一点。只有思想解放，才能胆子大，办法多，步子快。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鼓吹需要就是真理，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就会影响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进行，影响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影响党的各项政策的真正落实，就不能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赶上全国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实现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所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付诸实践。
段君毅说，最近，北京市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河南省郑州、洛阳、开封等地和郑州铁路局都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也完全是广大群众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和深切悼念，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省委已经决定：在这些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
段君毅说，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富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是，我们的思想状态跟这个要求很不适应，主要是思想上的束缚太多。这些，有的是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对过去搞乱了的东西，不敢拨乱反正，心有余悸，怕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是以为上了文件，领导同志说过话、作过批示的，明知错了，也不敢动；有的是受旧的传统观念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有些办法，实践已经证明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却不敢实行。有一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根据棉花生产技术性强、灾害多和农活复杂的特点，实行定地块、定面积、定产量、定管理，对管理人员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棉花连年大幅度增产，一九七六年皮棉单产一百零四斤，去年一下子增长到一百四十二斤，社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很满意，但领导不敢表态，邻队只好偷偷去学。安阳钢铁厂转炉炼钢的炉龄去年平均一百八十八炉，最高时达到六百三十炉。今年他们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一至九月份平均炉龄达到四百九十四炉，最高的达到一千六百零三炉。开封等市理发行业实行超额提成办法，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消灭了顾客排队现象，增加了职工收入，扭转了企业亏损。这些例子说明，解放思想是多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谬论，彻底砸烂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县委的思想要解放，地委、市委的思想要解放，我们省委的思想更需要解放。
段君毅说，解放思想，必须敢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历来强调实事求是。河南省的广大干部，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是有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的。我们要发扬这种好作风，办任何事情，都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对人对事要作具体分析，不要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要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不要不顾客观规律，凭“想当然”，搞“一阵风”、“大呼隆”、“一刀切”，更不能凭“风”办事。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我们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情况。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时，一定要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把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我们才能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段君毅同志说，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各级党委要认真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要认真做好来信来访的工作，听取群众的呼声。要坚决反对任何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行为。不能把如实反映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看成是否定成绩，不能把对干部的批评看成是攻击领导，不能把越级申诉看成是无组织无纪律。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五统一”，努力在全省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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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述评
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科技人员没有归队？
领导干部要破除框框，解放思想，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特别是科技人员普查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返回了渴望已久的科技工作岗位，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行列中发挥着自己的专长。但是，据了解，目前尚有很大一批这样的人员还没有归队。什么原因？请看以下几种情况：
有些科技人员从部队复员后当了工人，或为解决两地生活问题而改行当了工人，现在他们要求归队，却有人认为不行：“哪能好事全叫他们沾了”？这样“得寸进尺”，“再捞一把”，还有完么？
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或本人历史有问题、犯过某些错误的科技人员，有的同志为了避免“阶级路线不清”，主张“宁缺勿滥，不背包袱”，不愿安排他们归队。对于社会上闲散的科技人员，有些同志更是认为“情况复杂”，不敢沾边。
一些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提出归队的合理要求，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闹无政府主义”，不予理睬。兄弟单位急需这样的人才，前来商调，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违反组织原则”，不予接待。
这些论调和作法正确不正确？它在实际生活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有个搞外语工作的干部，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外语院校任教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复员当工人，一九七五年为照顾家庭困难按工人对调到北京市，在一个小吃店当服务员。起初，她几次要求归队，都因为她是工人，又是对调到北京的，遭到拒绝。后来在有关部门帮助下，才被安排到大学教外语。据有关部门调查，前几年复员后当工人的科技人员，大部分是从部队或地方大专院校毕业后选拔入伍的，政治条件、业务能力和一贯表现都比较好。他们所学专业比较广泛，有医疗、建筑、电子、电器、造船、水文、气象等。安徽、四川、吉林、江西等省委已决定将他们调整归队。显然，谁也不会怀疑安排这样的人才，对国家有什么坏处。难道恢复了科技人员的身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专长，也叫“捞一把”吗？
如果说到吃亏和占便宜的话，倒是应该算一算，这些年来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给国家造成了多少损失。据统计，有的省应调整归队的科技人员相当于全省三年分配大学毕业生的总和，有的省、区未归队的农业科技人员比在岗位的还多。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适应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急需。
安徽滁县地区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国的华侨，原来学土木工程，有关部门因其社会关系“复杂”，一直不敢用，把他安排在水库劳动。这次，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和所学专长，安排到基建局搞技术工作。这样做，是不是阶级路线不清？要讲阶级路线，首先就要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对这些所谓出身、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不作具体分析，不看到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的进步，一概排斥，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决贯彻这样的方针政策，怎么会阶级路线不清呢？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即使那些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经过劳动改造确有转变的，仍然要发挥其一技之长，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大革命前，某省有一个因历史上犯有罪行被判过刑的科技人员，对研制水轮泵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省省委决定免除其徒刑，并给予奖励，后来他表现很好，继续做出了成绩，一九六四年提为工程师。最近十年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这十年中再也没有什么创造。现在这个省的有关部门准备把他调回来，安排他做技术工作。二十多年间，对他作了两种不同的安排，两种做法，哪种做法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十分清楚吗？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闲散的科技人员，据一个大城市的铁路职工居民区统计，三十一名退休科技人员中，二级以上工程师十九人，二级翻译二人，主治医师一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还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科技工作。最近，四川省委任命的一个地理研究所所长，就是一个在“四害”横行时被迫退职还乡、这次普查中发现的专家。这些事例说明，社会闲散人员中，潜力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解放思想，丢掉所谓“社会闲散人员情况复杂”的有色眼镜，改变那种畏首畏尾的精神状态，是可以发现、启用不少“千里马”的。
当前，各地安排科技人员归队，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逐级上报、逐级调整。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更多地发现被埋没的人才，还采取认真接待来信来访、兄弟单位之间商调等多种方式。安徽省人事局就从人民来信中直接发现并解决了一百七十多名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的问题。只要有利于挖掘潜力，广开才路，他们就不对调整方式作过多的限制，更不把它同维护组织原则对立起来。有的单位领导对中央三令五申的有关指示置若罔闻，对调整工作采取消极态度，不但不检查自己的组织观念哪里去了，反而指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迫切要求归队的科技人员，说人家是“闹无政府主义”，这是没有道理的。有些单位在那里积压人才，而兄弟单位又急需，人家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履行必要的手续，前来商调，这是正常的做法，根本扯不上什么“违反组织原则”。
上述几种情况，说明有些党委领导同志和人事干部的思想还不解放，框框很多。不破除这些框框，大量人才将会继续被埋没。
这些思想上的框框是从哪里来的？有些同志安排使用科技人员时，还心有余悸，担心“阶级路线不清”。这说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黑货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他们散布的“臭老九”谬论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可见，不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就不可能打破框框，解放思想。
要破除框框，解放思想，还必须打破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狭隘观念。但是，有些单位对科技人员只要自己使用顺手，不管对不对口，不管国家是否急需，一律卡住不放。有的同志说得好：“卡来卡去，最后还是卡了国家，卡了四个现代化。”
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还必须努力学习。有些干部不懂科学知识，又不努力学习。科技人员向他们讲明自己所学的专业怎么不对口，他全然听不进去，也听不懂，只会说一句“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对口”。这类无知的状况不改变，怎么谈得上解放思想，合理安排？不少党委和人事部门的同志已经认识到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一方面自己刻苦学习，另一方面虚心向一些专家请教，征询他们对科技人员安排使用的意见，把尽可能多的有用人才挖掘出来。这种态度，值得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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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医研究院认真落实中医政策
给一批中医药人员和西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作出成绩的大夫授学衔；建立老中医经验研究室；办中医研究生班
本报讯 中医研究院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授予十四名中医药人员以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的学衔。同时，提升四十七人为助理研究员，提升和恢复九十二人为科室正副主任。
这十四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大部分从事科研、医疗、教学工作长达四、五十年，具有较坚实的中医药基础理论知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有较好的医疗技术特长和独特的见解，其中不少是老中医。如党的十一大代表、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教授，擅长于《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严格遵循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强调整体观念，对治冠心病、小儿肺炎等病症有较好的疗效，著有《赵锡武医疗经验论述部分》等。五届人大代表、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教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疗热性病及肾病疗效较好，著有《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治疗老年病的经验》等。五届政协特约委员、老中医钱伯煊研究员，对治疗妇科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症等，有丰富的经验，著有《钱伯煊医案》、《女科证治》等。还有老中医、儿科研究员赵心波、皮肤科研究员朱仁康、心血管研究室副研究员郭士魁等，都有较高的造诣和经验。
一些西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做出成绩的中年大夫，也分别被授予学衔。中药药理室研究员章荣烈，五届人大代表、眼科副研究员唐由之，泌尿科副研究员刘尤方，心血管研究室副研究员陈可冀等，在本门学科中都有较好的研究和创新精神。
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研究院还建立了七个老中医经验研究室，选派一部分具有一定中医基础理论，从事较长临床工作，西医学中医的技术骨干当助手。有的研究室已开始有计划地整理老中医医案，或把老中医的理论运用到临床中去，通过实践，观察、检验、总结老中医的经验。此外，还开办了中医研究生班，从全国各地招收了五十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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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
听过前面几个人的讲话和回忆以后，我要说的就很少了。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一九○五年十二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接近列宁同志的人，就是我们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个人肯定地说，伊里奇反对抵制杜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后来知道，的确是这样。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我们都被感动了。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关——预备国会，以便准备从苏维埃过渡到立宪会议，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处在秘密状态中。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驱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驱散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线的关系搞坏。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敢地行动。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十月二十五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
这又使我们感动了。
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这种谦虚和勇敢精神特别使我们敬服。（鼓掌）
（原载《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280——2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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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一篇应当补充进去的文章
新疆石河子 陈艰
一九七一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的《论列宁》。这本小册子，收了斯大林专讲列宁的六篇文章和两篇文章中关于列宁部分的摘录。
不说摘录，斯大林专讲列宁的文章已经译成中文有多少呢？据我所知，至少是七篇，而不是六篇，还有一篇是《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就在《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上。
为什么六篇都收，偏偏不收这一篇呢？难道是这篇的内容已为小册子中其它各篇和摘录所包含，重复了吗？不！这一篇的内容是最独特的。或者，这一篇的内容与我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不能结合，无所针对么？恰恰相反，它正是对症的良药，攻病的针砭。我认为这是一篇应登载的重要文章。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顶峰”、“绝对权威”、“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妄图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歪曲成宗教符咒，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架空成“神”；而这篇光辉著作如阳光驱除黑暗，照妖镜洞见鬼魅，纤毫毕露地照出他们的丑恶嘴脸，揭露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似乎，斯大林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预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会出现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并且早就准备击中要害的武器。
要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久远而常新么？这就是例证。
一九二○年，列宁在被卑鄙地谋刺以后已经康复，斯大林的这篇演说等于是当着列宁的面讲的。斯大林就用这个内容做为祝贺列宁五十寿辰的礼物。伟大的导师和他伟大的学生就是这样地相互对待，并且把这样的关系公诸他们理应对之负责的阶级和人民。何等地真挚，何等地光明磊落，何等雄伟的气魄与广阔的胸襟，何等严格和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的学说和理想，忠于自己的阶级和人民！
要知道什么是同志感情，师生感情，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敬仰爱戴之情中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么？这就是光辉的典范！
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看来，他们自己的导师和领袖在革命过程中，对个别问题的暂时的“失算”，是认识过程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他的战友、学生和群众给予纠正和补充，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从自己战友、学生、阶级和人民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谦虚地倾听，勇敢地承认，主动、坚决、迅速和彻底地改正它们，这不但丝毫无损于领袖和导师的伟大光辉，而且反而使之更加伟大和灿烂夺目。
林彪、“四人帮”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著作高高供奉起来和使它与人民群众隔绝的神坛和栅栏，必须砸烂。强加于革命导师著作的帷幕与尘封，必须清除。还这些著作的本来面目，磨利它们所向披靡的战斗锋芒。斯大林这篇文章是我们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武器。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建议报上登载，并希望人民出版社再版斯大林《论列宁》时把它补充进去。
（原载《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