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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
范长江同志得到平反昭雪
本报讯 在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郑重宣布为原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范长江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范长江同志，过去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我国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协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样一位热爱党、热爱人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竟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于一九七○年含冤逝世。现在，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郑重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这一宣布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范长江同志在科协工作中紧紧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兢兢业业，踏实苦干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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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范长江同志
魏克明
范长江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冤案，已彻底平反昭雪。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又卸下了一个心头重负。
范长江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上海《解放日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在隆隆的炮声中随军进入上海，创办《解放日报》，为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今天回忆往事，心潮起伏，如重逢故人。
犹忆从北京南下途中，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走出山沟，到大城市，到“十里洋场”办报，既要保持、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又要改变那些过时的工作方法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否则就要受到现实的惩罚。
《解放日报》创刊之初，果然经历了一段曲折，创刊后，没有几天，报纸的发行量就直线下跌。成千成万份的跌，没个尽头，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纷纷议论。长江同志说，我们的报纸每期刊登大量的历史文献，倾盆大雨，群众消化不了。而对上海的现实，特别是对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注意不够，抓得不紧，群众怎么会满意呢？事实证明，这种分析是对的。报纸如果脱离实际，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抓不住纲绳，搔不到痒处，群众是不要看的。即使再多登一些过去的文件、章程、规则，也无济于事。
接着，反银元投机的斗争展开了。当时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银元贩子，听到银元敲得叮叮响。这是解放后帝国主义、蒋帮残余势力和冒险家一次有计划地扰乱金融、破坏市场的阴谋活动。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上海人民，对此非常愤慨，纷纷提出控诉。《解放日报》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抓住这个关键问题，连续报道了反银元投机斗争。许多一版头条，都用大字标题刊登有关的人民来信。当时，长江同志主要负责市文管会的工作，无法常来报社。可是在反银元投机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深夜来报社看看，询问来信情况，安排版面。一次，他问收到多少“银元信”，内容怎样？有的同志说，信很多，就是内容大致相同，缺少典型……。长江同志说：“书呆子！”他问道：“集中反映了千千万万群众共同的义愤和迫切的愿望，还不够典型吗？”不久，市军管会对日益猖獗的投机活动，采取了断然措施，检查了全市投机中枢——证券大楼，给投机活动以粉碎性的打击。《解放日报》在长江同志亲自指挥下，采访、刊登了一条“独家新闻”，引起了轰动。群众纷纷来信说：“这才象张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从此停止下降，直线上升。
长江同志十分注意掌握宣传的大方向，同时也要求扩大报道面，使报纸丰富多采。他很重视理论宣传，亲自兼任《解放日报》理论组的组长，同时也要求理论宣传结合实际，不放空炮。他不仅强调要依靠工农群众办报，也要求和那些在民主革命急风骤雨中经受锻炼的学者、专家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总之，他全面贯彻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
长江同志对人很直率，很严肃，不讲情面。同时，他也很关心、很爱护同志，关心同志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有时，签署大样后，天也快亮了，他还到各处走走，检查同志们的睡眠状况。一次，一位同志冒雨去看他，布鞋湿了。他问：“你没有胶鞋？”这位同志初学上海话，说：“胶鞋，商店里多来西。”他会意一笑。当时还实行供给制，有些同志，特别是没有子女的同志（子女有津贴），要买双胶鞋这样的东西，还缺少购买力。他说：“好吧，我还有稿费，代你买一双吧。”事情很小，也可见他对同志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他赏罚分明，对同志们的缺点错误，不留情面，直率批评。而同志们稍有成就，他即进行鼓励和表扬。在一次庆典的报道中，《解放日报》组织了几个突出的版面，内容比较充实，第一版是用空心红色大字标语套印在黑字上，比较美观。他看后说：“好，打了个胜仗。我请你们喝酒。”即酌满几杯清茶，举杯说：“以茶代酒吧。”
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新闻战士。
长江同志的沉冤已经昭雪。打倒“四人帮”后，我们报纸的面貌已根本改观。他应含笑九泉。但是，他如死而有知，恐未必瞑目。因“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实在太多了，虽已纷纷昭雪平反，但仍有些同志尚待落实政策。特别是“四人帮”在新闻界散布的大量流毒，尚有待肃清。回想
“四人帮”横行时，何等飞扬跋扈。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新闻工作，被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他们鸡蛋里挑骨头，任意栽赃诬陷。你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形式主义，他们就说，“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根大棒”。报纸登一篇文章，说古时某皇帝还能采纳忠言，他们即说，“这是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你登一篇科学知识或生活知识，他们就说，“这是腐蚀人们灵魂，用软刀子杀人”。现在，虽然许多同志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但余毒仍在，余悸犹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砸烂他们所设的重重禁区。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路线，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有此决心，也有此信心。昂首了望，前程似锦。长江同志，你瞑目安息吧！
（原载《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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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长江同志
胡愈之
一九三九年，桂林环湖路，长江。其时，其地，其人，是我再也忘不了的。
在前一年的十月，蒋介石从武汉逃跑。国民党军队在广东这一条战线也整个崩溃了。汪精卫正在重庆同日帝进行秘密交易，准备全面投降。敌军已紧迫洞庭湖。从长沙大火中，一大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者，徒步出走，最后来到了桂林。就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来看，前途是十分暗淡的。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初，在桂林这个冷僻的小城市里，出现了新的希望。希望在于党。希望在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希望在于从沦陷区流亡到桂林的大批青年文化战士。
周恩来同志两次到桂林作了部署。以李克农同志为首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也成立了。《救亡日报》首先从广州迁来。各种剧团和音乐团体都在桂林有了立足点。生活书店也在那里设立了分店。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和文化供应社也成立了。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
也正在这一时期，长江同志从重庆到了桂林，在环湖路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简称国新社）。这个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革命新闻报道机关，实际上是武汉沦陷以前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划、始终在他的指导和关怀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武汉创立的以陈侬菲同志（即一九六八年在上海遭“四人帮”迫害牺牲的陈同生同志）为首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则是国新社创立时的骨干力量。这个社和《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当时党在白区的工作是绝对秘密的。即便是青年记者协会这样一个群众团体，也只能秘密进行工作。长江同志当时的公开身分是救国会会员。他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际新闻社建立以后才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在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爆发已经一年多了，并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至国外，新闻报道和宣传工具，严密控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手中。除伪中央社之外，全国不容许有新闻报道机关。解放区的新华通讯社，由于物质设备的困难，还不能向全国以及国外进行广播。《新华日报》是不容许行销到外地的。而且《新华日报》和一切报纸刊物都要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这样，如何使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为国内国外广大群众所了解，便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外国新闻记者大批来到了汉口和重庆，却得不到战地的真实消息。连国民党内亲美派董显光、曾虚白所主持的军委会国际宣传处也感到不冲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新闻封锁，要满足外国记者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利用了国际宣传处和伪中宣部之间，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亲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长江同志才离开了《大公报》，为国际宣传处采访战地新闻，从而为国新社取得采访和发布新闻的合法地位，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网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长江同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复杂的斗争的成果。
国新社是靠白手起家的。它的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国际宣传处提供的每月几百元的稿费，却要供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青年的生活费和工作费。工作人员住的是几间破旧的平房，吃的是大锅饭，晚上睡在地板上，但是气氛是紧张的，活泼的，愉快的。我不是国新社的成员，由于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和我同长江同志的个人关系，我挂了国新社特约撰稿人的空名。从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年我离开桂林为止，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环湖路蹓跶一下。除了满嘴胡子，被大家称作大师的总编辑黄药眠同志以外，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战士，有正从战地来的，有准备到战地去的。大家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毫无拘束地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到了晚间，还举行歌唱会和舞蹈会。当时长江还不到三十岁。我和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也觉得自己年轻多了。
当时我们和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激烈的。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新社总社终于被封闭了。长江同志不得不流亡香港，创办党的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香港沦陷以后，他到了苏北解放区，担任新华社分社工作。抗战结束，他在南京、上海，最后到了延安，都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当毛主席、党中央从延安撤走的时候，长江同志跟随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和晋西北，主持新华社的报道，为党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些是我离开国内以后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不需要由我来加以叙述了。我所要说的是当我和长江经常在一起时，他所留给我的一种独特的印象。
“我是一个小兵出身的，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兵。”这是长江向我讲过几次的话。有时候我们还当作笑话，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丘八。”
小兵出身，这不是笑话，是事实。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正是中国革命发生了大风暴的时候，长江还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由于发生了四川军阀屠杀学生的三·三一大惨案，只身流亡到武汉，参加二十军的学兵营，当一名小兵。后来随营开到了南昌，并入以贺龙同志为军长的第二十军，参加了八·一起义。在这以后，他跟着撤退的部队，投奔潮汕、广州、福建、江西，一直到南京，还仍然是一个小兵。
他是一名小兵。但是他是抱着雄心壮志当小兵的。他有一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除贪官污吏。当时他太年轻了，太缺少斗争经验了。他在开始当小兵时，甚至还不能分清敌我友。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他下了决心，同国民党决裂，靠朋友的帮助，到了北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一边向报纸刊物投稿，度过艰苦的生活。最后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到了四川当一名随军记者。这就给长江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他思想上的大转变。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但是长江仍然是一名小兵，是毛泽东麾下的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一名小兵。
一九四五年当我流亡在苏门答腊一个山区的时候，我曾经为当地的华侨青少年写过一本幻想小说，里面有一个机智的通讯兵万里长，就是以长江同志作为典型来描写的。
他是一个小兵，他是随时准备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的。
他是一个小兵，他就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指向哪里，他就走向哪里。
他是一个小兵，所以他不是一个空头革命家，他是从战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毛泽东思想，并为之而奋斗终身的。
而这一切美德，对于我们这一些从没有扛过一枝枪，而只会摇笔杆子，捧书本子的知识分子，是太难能可贵了。
由于具备这样的品德，长江同志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从现在能找到的他的少数诗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北风卷海浪如山，客轮遇风渤海渊。
上山下谷船如醉，东歪西倒客似癫。
同共寒暑人无语，晨浴朝阳海河妍。
暂时困难总会有，莫信乌云能蔽天。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渤海湾遇大风》
久闻登州府，今上蓬莱楼，
山从南天接，群岛北海浮。
四海多兄弟，五州广交游。
巨星拱北斗，落日吊西酋。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蓬莱阁遥望北京
想念毛主席》这样一个好党员、好战士、好同志，正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捏造戈培尔式的谣言和诽谤，要把长江同志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当毛主席亲自过问要为他昭雪时，有些人还要给这样的好同志留一个“尾巴”。连他的骨灰盒都拖了好久才容许送到八宝山，这也说明林彪、“四人帮”流毒之深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中国科协已宣布为长江同志完全平反昭雪。长江同志可以安息了。对他这样一个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历史已经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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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讲求实效 少开会 开短会
新华社编者按：这里发表三个改进会风的材料。现在，一些地方各种会议开得实在太多、太长了。广大基层干部都要求领导机关切实改进会风，尽量少开会，开短会，开有准备的会，不要把广大干部都长时间地泡在会场里。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
代县出现新会风
今年以来，在山西省代县，出现了开会次数少，会期短，效果好的新会风。
据二月至七月底的统计，县委常委们在县级机关开会五次，共十三天；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参加的会六次，共九天又一个晚上；全县生产队干部以上的会议召开了一次，会期六天半。在县委的带动下，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社队召开的会议，也比去年大大减少了。这是代县县委深入揭批“四人帮”，认真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改进会风取得的可喜成果。
今年一月，地委召开有各公社书记和部分大队干部参加的整风会议。会上，社、队干部给代县县委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其中有一条是批评县委过去开会过多，时间过长，而且有的会议质量不高，使不少干部无法从不必要的会议中解脱出来，影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搞好工作。
基层干部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去年一年，县委召开的会太多，光是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的会就有十九次，共七十六天。县委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作出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决定。在改进会风方面，要做到少开会，开短会，开好会。对于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合并开的会不分别开；能在下面开的会，不在上面开。
今年年初，有几件大事摆在县委的议事日程上，要是每件事都召开会，起码也需要二十多天时间。为了精简会议，县委研究决定，各事合并，召开了一个四级干部会，总共六天半，就解决了问题。今年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多数都在基层。
代县的基层干部们说，今年县委开会次数少，时间短，开得好，许多会在基层开，很解决问题。滚压土地是保墒下种的好方法，以往在县里开会曾经推广过，但收效不大。今年的抗旱春播会，在县委书记蹲点的阳明堡公社开。书记没有发表长篇大论，而是带领大家到长郝大队进行实地观察。会后，全县共滚压土地十六万四千八百亩，比去年增加了八倍，使得大旱之年全县春播作物捉了全苗。
代县县委把改进会风，当做肃清“四人帮”流毒，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他们无论什么会都首先考虑是否能开出成效来，材料也不那么多，形式也不那么讲究。过去，书记开会作报告，靠别人写稿，抄书抄报，今年自己动手写材料，有的会只列个提纲，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讲具体问题，尽量不说空话，套话，不说假话。群众说，县委领导在会上的讲话，是石头捣磨扇——石（实）捣石（实），大会小会都解决实际问题。
长乐公社少开会、开短会
山东省平度县长乐公社改进领导作风初见成效。这个公社今年开会比往年同期次数减少了二分之一，所用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但工作比过去更深入了。
过去，这个公社大事小事都开会，没完没了。一个大队干部一年要在公社开会一百五十多天。往往一天之内公社要通知大队干部来公社参加四个会，弄得基层干部光开会都顾不过来。
今年，长乐公社在整风中批评了会议多的现象。公社党委作了检讨，下决心转变作风，少开会和开短会。今年实践的结果，他们已做到能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合并开的会决不分散开。往年公社领导夏季积绿肥的工作要开三次会，先开个思想发动会，然后开个现场参观会，最后还要开个检查评比会。年年如此，成了公式，人们叫做“三步曲”。今年只开了一个现场会连发动带参观都有了，检查是通过干部深入实际进行的。最近，平度县在同一时间分别开了公社党委书记、农技站长、养猪积肥和妇幼工作等四个会，并且都要求迅速向基层传达。长乐公社就把四个会的内容合到一起作传达，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长乐公社改进会风效果很好。首先，它为干部创造了深入实际，蹲点劳动的条件，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这个公社社队两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比过去成倍提高。公社党委九名常委，除一人主持机关工作外，八人长期住在基层，蹲点包片，做到情况明，指挥灵，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浙江省委支持金华
地委少开会的建议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委和省直各单位大力精简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几件事合并召开的会不要单独开。需要开的会，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开短会，开小会，认真解决问题，注重实际效果。
据反映，近来浙江有些领导机关会议开得太多，会议一多，干部浮在上面的就多了。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忙于应付开会，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扎实实解决问题。据金华地委办公室反映：今年九月十三日至三十日，在二十多天中，金华地区各部、委、办、局就派出一百二十六名干部分别去参加省级各部门召开的六十个会议。这还不包括中央部门和地、县自己召开的会议。他们说，由于会议多，有的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长年累月泡在会议里，一个会议刚结束，还未贯彻，另一个会议的通知又来了。许多工作，只是停在嘴上，忙在会上，不能落到实处。金华地委办公室还说，会议一多，文件、报表也随之增多。往往一个人去开会，要有几个以至十几个人为他准备文件、资料和统计数字。会议一多，还带来了招待所、旅馆拥挤，市场供应紧张等一系列问题。
浙江省委最近批转了金华地委办公室关于《领导机关要精简会议》的情况反映。省委强调指出：现在，各条战线都要拨乱反正，大干快上，必要的会议是要开的。但是，会议多了就成灾。大批干部泡在会上，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映，广大基层干部对领导机关会议多，不深入，是不满意的。对因会议过多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应当十分注意。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