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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队干部要有经济头脑
——四川省宜宾县下食堂大队综合发展农业副业工业的经验
四川省宜宾县岷江两岸有许多社、队自然条件和下食堂大队相同，并且一般都办有猪场、砖瓦窑，有木船搞运输，也有其它农副产品加工厂。可是，下食堂大队粮食亩产高达二千多斤，工业、副业样样收入高，劳动日报酬二元，而别的队连一半也达不到。原因何在？
县、区、公社党委的看法是：
这是由于下食堂大队在办社的过程中，锻炼出了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干部，他们善于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能很好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家认为，新型的农业需要新型的管理干部。当前，许多社队干部缺乏经济头脑是一个突出问题，应该为此大声疾呼。
讲究提高劳动日报酬等经济效益
下食堂大队干部每年出工（包括外出开会）都在三百天以上。社员对记者谈到干部时，虽然也称赞他们的劳动态度，但众口同夸的是他们会当家，会摆布生产。
摆布生产主要抓什么呢？下食堂大队干部说，多少年来，上级机关关心的往往是农作物的总产与单产，评比先进主要看这两项指标。只要产量高、交售多就是好样的，至于集体的积累、社员的劳动日报酬多少就很少管，甚至根本不管。而社员关心的往往是分粮水平与劳动日报酬。因为他们靠这个养家活口。每人平均口粮超过六百斤后，社员的关心就集中在劳动日报酬上。这两种“关心”，都有一定道理，都有片面性。农作物产量上去了，社会总财富增多，国家就兴旺。但是，如果生产队增了产社员反而减少收入，第一个后果是劳动日报酬下降，肯定会挫伤社员劳动的积极性。第二个后果是集体积累少了。这不仅影响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由此又带来第三个后果，农作物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难以继续增加。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下食堂大队的干部说：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干部，不要忌讳一个“钱”字，一定要讲究经济效益。具体地说，在执行上级下达的计划、摆布生产时，一定要计算劳动日报酬的升降，做到社员收入、集体积累和对国家的贡献都能增加。只有统筹兼顾，才能水涨船高，繁荣兴旺。
多年来，不少人攻击下食堂大队“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下食堂大队置之不理，择善固执。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七年，劳动日报酬由二角九分逐步上升到二元，提高了五点九倍。
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的好坏要看劳动生产率。翻出他们十五年的帐本一算，发现每个劳动日创造的价值已由十五年前的三角六分上升到二元八角，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六点七倍。其中在种植业方面，每个劳动日生产的粮食增加了九倍左右。
因为下食堂大队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大于劳动日报酬的增长速度，所以集体财富越来越多。十五年中，机器设备从无到有发展到四十多台（部），实现了初步的机械化；公积金、公益金和储备金从每人平均一元八角上升到四十六元五角，提高了二十四倍。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粮食年年大幅度增产，改变了过去吃返销粮、靠贷款过日子的被动局面。去年平均每人卖给国家粮食一百九十斤。缴纳的税金也从每人平均五元五角上升到二十一元三角，十五年间增加近三倍。
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
开头几年，下食堂大队艰苦创业时，主要靠提高社员的劳动强度，每天劳动十四小时。一九六四年，农业副业工业大幅度增长，劳动日报酬由二角九分上升到一元三角一分。但是其后的二三年，劳动强度虽然照样大，而增产的幅度却不大，劳动日报酬还下降到九角，社员很有意见。
人们的体力有限，而他们的智力无穷。近十年来，他们围绕经济效益动脑筋，使劳动强度减轻一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在队办工业和副业方面，他们的主要办法是提高设备利用率，缩短生产周期。他们烧砖瓦，一开始就讲求质量，名声好，打开了销路。接着又研究对比几种不同类型的窑，知道扇子窑比甑子窑容量增加二倍，而耗煤增加不到一倍。于是，他们及时改造砖瓦窑，使煤耗量减少，劳动日创造的收益相对提高。以后他们又用拖拉机代替人力运泥巴、坯料和砖瓦，用抽水机灌水，人员减少了，劳动轻松了，活路加快了，砖瓦出窑周期由二十七八天下降为二十天，利润比别队高几倍。
“喂猪不赚钱，肥了一湾田”。这句民谚反映了小农经济家庭养猪的实际情况。集体猪场能不能做到既肥田又赚钱？干部和饲养员反复研究试验，最后确定，根据当地猪种情况，养猪不片面追求头数多，也不宜以养出二三百斤重的特大肥猪为荣，这样饲料耗费大，收益小。他们讲求的原则是：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尽可能少的饲料，生产尽可能多的猪肉。肥猪热天有三四个月一般不长肉，还要掉膘。按照这个情况，他们合理安排“槽口”，使猪的育肥期与夏季错开。架子猪不择饲料，就用粗料喂，等长到一百斤重才加精料猛催膘。一个月后检查，长肉率高的继续催膘，长肉率停滞和下降的就出槽宰杀。出售时的猪平均重量约一百五十斤，恰到好处。他们四个集体养猪场只有四百头容量，每年卖出五百三十多头肥猪，出槽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养猪的每个劳动日（包括搞饲料的）为集体挣得二元收益。
解决好种植业经济的特殊问题
种植业与工业不同，提高周转率（土地复种指数），增加投工投肥，作物产量不一定能按同样比率增加。相对而言，土地复种指数过高，每个劳动日的收益还会下降。
下食堂大队计算，两熟改三熟，投工要增加一半，而产量增加不到三分之一。拿投肥来说，种一季水稻每亩只要二三十斤尿素，经济效益最高；种稻、麦两季要八十斤，经济效益次之；种稻、稻、麦三季则要一百八十斤以上。过去，四川省粮食的收购价格是：完成征购任务后，不论超售多少粮食，一律加价百分之三十。这样，虽然加了价，却还不够抵偿增加的投资，集体和社员吃了亏。
下食堂的指导思想是“小帐”要算，“大帐”也要算。因为粮食是宝中之宝，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只要能增产，复种、套种、间种都该干。粮食多了，国家工业发展快，大家得利，这是最大的经济效益。尽管如此，但如果不解决好粮食生产上的亏损问题，农业的发展就很困难。下食堂大队算了“大帐”又算“小帐”，力争少亏损、不亏损，最后实现增产增收。办法之一，是革新技术，科学种田，改换新品种，用机械化耕作提高劳动工效，使三季作物都抢在节气上，有足够的大田生长期，因而早稻亩产由五六百斤提到八九百斤，晚稻亩产由二百多斤提高到六百多斤，减少了亏损。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展队办企业。十五年来，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养猪业和工业的纯收入，由每人平均六元上升到一百一十一元，增加十七倍半，弥补了农业的亏损而有余。
兼顾当年利益与长远利益
要大幅度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山河面貌。
农田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往往是“跳跃性”的。有的当年可以做到增产增收，有的当年可能要减产减收，其后的两三年也不一定收回成本，但是，一旦收回成本，土壤改造好了，就能带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就能发挥很大的经济效益。今天的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大家愿意搞农田基本建设。但如果完全不顾当年利益，这种劲头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当地不少社、队的农田基本建设“一轰而起，一哄而散”，到头来山河依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下食堂大队的办法是，统一规划，逐年施工。从每年的农业副业工业收入中提取积累，用上年积累的钱粮搞本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其规模，以不降低当年的劳动日报酬为界限。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间，他们改造坝田建新村，那几年的劳动日报酬始终保持一元五角的水平。一九七四年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发挥出来了，粮食产量过“双纲”，劳动日报酬上升到一元八角，社员很高兴。从第二年起，他们用三个冬春改造后山一个尖尖坡，变二亩三分坡地为二十四亩梯地种甘蔗。由于投工投资的比例适当，全队粮食产量每年增加一成以上，劳动日报酬稳定在一元八角。去年坝坡都发挥经济效益，粮食亩产过一吨，劳动日报酬上升到二元。现在秋收尚未结束，队里已筹好钱粮，准备修建大型提灌工程，引水上山，使二百多亩坡地全部实行喷灌，并使社员用上自来水。
前些年不少人批评下食堂大队“只顾抓钱”，不肯“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结果一算总帐，下食堂一年啃一点，啃出了个新山河，成就比附近别的队大得多。事实证明：“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密切注意市场需求动向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队办副业、工业的发展，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日益密切。下食堂大队的干部认为，要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还得密切注意外面的经济动向，熟悉产供销各个环节，事事想在前头，走在前头。不能象小农经济那样闭关自守。
他们同别单位的采购员保持着密切联系。队里的柴油、煤炭未烧完，新的一批已经买回来了。砖瓦坯刚进窑，就已找好了买主。
队里的干部经常研究社会需求的动向，采取相应措施。社、队企业的缺点是专业化程度不高，效率不如正规大工厂。优点是灵活机动，可以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别的队跟在他们后面发展起面坊等加工业时，他们已缩小规模，着重生产高级挂面了。别队跟着建水力站带动加工机械，他们已改用柴油机。成本虽然高些，但把加工坊从山沟里搬到大路边，销路更好。前几年改用大电网的电力代替柴油机的部分工作，降低了成本。
近几个月，下食堂大队的名声越来越大，大队支部书记阳治国的眉头越皱越紧。他对记者说：“我时常愁得睡不着觉，今年粮食亩产二千三百斤了，今后用什么办法来保持每年一百多斤的增长幅度呢？队里的工业副业发展起来了，今后怎样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记者向阳治国介绍了苏州地区城乡协作、走农业副业工业综合发展道路的情况。他眉开眼笑，要求县委让他到苏州参观学习去。
新华社记者 黄廷骏 喻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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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航总局召开茶话会
纪念“两航”起义二十九周年
民航总局负责人表示：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两航”起义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本报讯 中国民航总局最近在北京召开茶话会，纪念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二十九周年。
参加茶话会的有在民航驻京各单位工作的原“两航”起义人员代表，有总政治部、空军政治部、民航总局、民航北京管理局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代表。
茶话会由民航总局政委王静敏主持。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因事出国，留下了书面讲话，七位“两航”起义人员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两航”起义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革命的、爱国的行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我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狼狈逃往台湾，并威胁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也迁往台湾。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使“两航”四千多名员工逐步认清了蒋帮的反动本质，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在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在地下党的具体组织下，他们毅然摆脱了国民党的威胁和利诱，弃暗投明，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在香港宣布起义。五十五名飞行人员驾着十二架飞机，由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等同志带领，冲决黑暗，穿云破雾，在缺乏地面导航和气象保障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冒着国民党军用飞机袭击的危险，胜利飞抵天津。其中的一架，带着“两航”宣布起义的通电，由香港直飞首都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敬。
“两航”起义是轰动中外的一个历史事件，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在致“两航”起义人员的贺电中，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敬爱的周总理在欢迎“两航”起义人员的宴会上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是“对匪在政治上和空军运输上以很大打击”，周总理勉励起义人员“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新华社为此发表了专题社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两航”宣布起义后，数千名留港员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大部分陆续回到祖国怀抱，并将万余箱器材物资全部运回大陆。
二十多年来，“两航”起义人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加强思想改造，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但是，“两航”起义人员的爱国主义行动及其在我国民航建设中的卓著贡献，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和诋毁。他们诬蔑“两航”起义“是个大阴谋”。对“两航”起义人员实行骇人听闻的严刑逼供和残酷的政治迫害，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在茶话会上发言的同志一致指出，林彪、“四人帮”疯狂地诬陷迫害“两航”起义人员，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其罪恶目的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服务的。
发言的同志指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两航”起义人员在政治上也第二次获得了解放。现在，在“两航”起义问题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正在这些同志的身上落实；林彪、“四人帮”对“两航”起义人员制造的一些冤案、错案、假案，正在逐步得到平反和昭雪。但是，对“两航”起义人员落实政策的问题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民航总局的负责同志在茶话会上表示：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彻底，要继续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要拨乱反正，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必须彻底平反，一切加于“两航”起义同志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推倒，要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做出平反结论，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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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记亲自处理久拖不决的“老大难”积案
西安市对一些长期遭迫害或受审查的干部，很快作出正确结论，安排适当工作
据新华社西安十一月二十日电 中共西安市委领导干部带头揭批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干部的罪行，亲自处理争论较大、久拖不决的“老大难”积案，为长期遭受迫害或长期受审查作不了结论的干部，很快地作出正确结论，安排适当工作，落实了党的政策。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下，原西安市委和市人委被诬蔑为“黑窝子”，广大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到去年十一月为止，仍然有一百七十九名受迫害的干部还没作出结论，成为“老大难”积案。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发展，这些干部和家属纷纷向市委申诉，要求尽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市委第一书记王林对此十分重视。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分析这些积案长期作不出结论的原因。通过调查，发现有些积案由于问题复杂，一时难以搞清楚，审干人员怕负责任，不敢作结论。有些积案并不十分复杂，但受“四人帮”的干扰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长期被揪住不放。还有一些是资产阶级帮派人物制造的错案、假案、冤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还控制着组织人事部门，继续进行干扰，因而变成了积案。
西安市委采取坚决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对尚被资产阶级帮派人物控制的组织人事部门进行了整顿，把那些错误严重而不改正的人坚决调出了组织人事部门，有的还撤销了领导职务。同时，从各单位选调一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一定政策水平的干部，充实到组织人事部门，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处理“老大难”积案，扫清了道路。
王林同志亲自处理一些疑难的积案，推动这项工作迅速开展。西安重型机械厂一位副总工程师，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一些职务。如何看待他的政治历史问题，王林亲自审阅了这位副总工程师的档案，听取了关于对他的政治历史审查情况的汇报，了解到长期作不出正确结论的原因是各级领导怕负责任。于是，他亲自做工作，帮助有关人员消除顾虑，把这位副总工程师的结论定为：“政治历史已审查清楚，补发工资，恢复职务。”市委领导这种严肃认真、大胆负责的态度，使各级干部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逐步消除了思想顾虑。
王林还对十七名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积案处理工作抓得很紧，逐个听取汇报，帮助分析案情，解决存在的问题，检查落实情况。他还让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汇报处理“老大难”积案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要求他们亲自抓好这项工作。在西安市各级领导干部带动下，到七月底止，全市一百七十九个“老大难”积案，除一个外，已经全部作出了比较恰当的结论。突破这些“老大难”积案后，西安市各级组织部门正在对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审查的干部的结论进行全面复查，彻底清理他们的档案材料，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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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推广散装水泥好处多
水泥散装运输是水泥成品供应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推广散装水泥是发展水泥生产，彻底改变装、运、卸、储、用等环节主要靠人工操作的状况，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从世界水泥工业发展的情况看，成品供应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桶装、袋装到散装的沿革过程。六十年代以来，各国水泥工业发展迅速，产量骤增。由于散装水泥的装卸速度快，运输量大，便于自动化，受到各国普遍重视，发展很快。近年来，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散装水泥比重已占百分之六、七十，美国、日本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国是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实行水泥散装供应的。实践证明，推行散装水泥有很大优越性。第一，散装水泥不需包装和拆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节约大量木材。生产包装纸要用红白松木材。据计算，每一千万吨散装水泥，可以节约包装纸六万吨，折合木材三十三万立方米。第三，节约包装费用，降低水泥成本。袋装水泥每吨包装费占水泥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如果全国用于基本建设的水泥有一半使用散装，一年就可以节约成亿元的投资。第四，可以减少水泥损失，保证质量。袋装水泥在搬运中的散失量为百分之五，散装水泥用密封容器运输，散失量可降为百分之零点五。袋装水泥在储存中易受潮变质，一般半年后强度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而散装水泥用储库存放，密封好，贮存一年也不会变质。从我国纸袋纸生产情况看，推广散装水泥也是势在必行。近年来，尽管每年生产的纸袋一半以上供应水泥包装，但仍然赶不上水泥增长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新跃进，水泥生产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纸袋纸供应不足的问题将日益突出。
综上所述，推行散装水泥非搞不可。但是，这项工作抓了十几年，到去年，我国散装水泥只占水泥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远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原因何在？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之外，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如有的水泥厂把推广散装水泥看成额外负担。有的单位不愿意使用散装水泥。有的部门把搞散装的资金、材料另派用场。有的地区把以前分配的散装水泥专用车几乎全部损坏或挪作他用，甚至拆掉进口的大型散装水泥车的罐体改装成普通运输车。有些企业因包装问题影响生产，宁可劳民伤财，派人到处抓纸袋，也不想办法搞散装。出现这些怪现象的根子，是一些领导同志的思想因循守旧，总认为袋装方便。他们对散装水泥的好处视而不见，不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远景，不肯打破旧框子，主动向前迈一步。不解放思想，许多好事情难以办成。
领导重视不重视，抓得紧不紧，情况大不一样。不少同志也说要搞，但嘴上喊散装，手里抓袋装，搞了几年，成效甚微。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抓紧了，成绩就大。新疆的包装纸比较少，不搞散装，生产了水泥运不出，用不上。自治区有关领导部门确定：水泥厂周围三百公里内一律实行散装供应，同时认真解决散装中的实际困难，几年工夫就使散装率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三。
其次，要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水泥的散装供应问题牵涉到建材、建筑以及铁道、交通、机械、物资等部门和行业。生产水泥的企业要有散装装车设施；运输部门要有专用的散装水泥车、船；物资部门要建中转库；使用单位也要有相应的设施。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的革命，我们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推广散装水泥虽然是一项具体的经济工作，但是认真研究解决它，却可以看出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