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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备货运汽车集中统一调度好
上海市九千多辆车变成一万四千辆车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已将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的九千多辆自备货运汽车组成三百多个车队，集中管理，统一调度。这些车辆占全市自备货运汽车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组织起来以后，运输能力显著提高，相当于为全市增加了五千辆汽车。
近十年来，上海市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的自备货运汽车成倍增加，但这些车的运输效率很低。去年，全市三万五千多辆自备货运汽车承担的货运量，只大体相等于市交通运输局所属的五千多辆汽车的货运量。许多单位的自备货运汽车，一天只出一次车、两次车、最多不过三次车。而市交通运输局的货运汽车，平均每辆每天出车六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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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快物资运输速度
北京铁路局装发直达列车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铁路局今年以来装发的货运直达列车达到全部货车的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全年可为国家节省十万辆货车。
直达列车可以减少途中编组站的作业程序，大大加快运输速度和车辆周转。但是，装发直达列车，首先要把到达同一车站或临近车站的货物集中装车。由于货源不同，货物品种繁杂，这要给装车站增加很多工作量；对于卸车站来说，由于到货集中，受货位和装卸能力的限制，也容易造成货场堵塞。为此，北京铁路局把管辖内的各个主要卸车站的站线、货位、货场等情况编绘成册，发到各个车站，教育职工按照卸车站的需要编车和发货，保证卸车站顺利地接收直达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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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植树造林 农林牧副兴旺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初步形成防护林体系，有效地控制沙漠，改善了气候，促进生产全面发展
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境内的毛乌素沙漠里，现已生长起一百二十多万亩人造森林，初步呈现农林牧副各业兴旺的景象。
伊金霍洛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北部，是一个蒙古族和汉族人民杂居的半农半牧区，境内沙丘起伏，沟壑纵横，气候干旱，是内蒙古沙化严重地区之一。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这个旗坚持植树造林，控制沙漠。他们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向沙害作斗争，大搞植树造林，把治沙造林作为不能动摇的主攻方向，列入旗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并要求各社、队做到治沙造林要持之以恒。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到去年底，全旗实有林面积达一百二十多万亩，“四旁”植树九百多万株，全旗沙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初步形成带林、片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结合的防护林体系。由于林业的发展，全旗沙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得到了控制，并恢复了自然植被，其中近二百万亩已被改造成为林地、牧场和农田。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得到了控制；有林地区的风速减慢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无霜期延长十到十五天；降雨量增加了；地面蒸发量显著减少。全旗平均每头牲畜有了二至三亩人工种的和自然恢复起来的草牧场，给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全旗受严重的风沙灾害影响的农田大部分有了防护林，加之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其他措施，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林业的发展，还初步解决了当地人民的用材问题，并为开展多种经营创造了条件，增加了集体和社员收入。许多社、队还利用枝条发展了编织业，增加了收入。植树造林较好的生产队，林业收入已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社员家庭林业收入平均每年可达五十元到二百元左右。除林木收入外，有的社、队还在改造过的沙地里培植了木本油料、药材，建立了果园。
这个旗党委把认真落实党的林业政策，作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治沙造林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一是严格执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房前屋后自造自有；二是根据当地沙丘多，荒山多，社员缺乏燃料的具体情况，鼓励社员在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栽植薪炭林，其产品归社员所有。由于政策落实，群众造林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社员把家里准备买缝纫机、自行车的钱，主动借给集体买苗条、树种，推动了林业大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林茂粮丰，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生产队。 本报记者 邬力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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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造林治沙也就是抓粮食
中卫县委摆正农林牧三者关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位于腾格里大沙漠南缘，全县五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沙漠、山地，历来风沙为害十分严重。
近几年来，中共中卫县委注意摆正农、林、牧三者关系，领导全县人民抓好植树造林，治理风沙。目前，全县共有人工造林面积八万七千多亩，在风沙线上形成了一条长达一百二十多里的林带，基本上锁住黄龙。全县的“四旁”树木累计一千五百万株，绿化沟、渠、路二千多条，灌区基本实现了林网化。由于树木成林，调节了气候，增强了抗灾能力，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七年全县粮食总产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今年夏粮又夺得了丰收。
中卫县开始抓植树造林时，有人认为全县粮食不过关，那有精力抓林业。县委认为这种思想是很片面的。在沙灾严重的地区，粮食过关依赖于林业发展，抓造林治沙实际上也就是抓粮食。镇罗公社胜金大队原来是有名的穷沙窝，风沙危害相当严重。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连续大干了七、八年，造了八百七十多亩林，并在“四旁”植树十万零六千株，不但治住了风沙，而且实现了农田林网化，粮食单产由原来的四百多斤，提高到七百多斤，成为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典型。
治理沙灾是伸手靠国家，还是自力更生，县委思想很明确。他们号召全县向常乐公社大路街大队学习。这个队地处南山脚下，自然条件很差，十多年来，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乱土滩上种植果树三百七十多亩，集体零星植树二万八千多株，近年来林业收入七万七千多元。他们用这笔收入买拖拉机，建立电灌站，添置各种机械，加快了机械化的进程，由穷队变成了富队。
要把植树造林搞上去，关键是用党的政策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群众说，“政策兑现，面貌大变”。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重申了“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房前屋后植树归自己所有”的林业政策。对以往违反政策，收归集体的树木，全部退还社员。政策调动了国营、社队和社员造林的积极性，人人争先植树，社社队队抢着造林。全县植树总数已由一九七三年前的一百多万株增加到七百多万株。
本报记者 邓子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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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处毛乌素沙漠前沿的宁夏盐池县城郊公社长城大队营造的防护林带，有效地保护了草场和农田。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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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必须把粮食征购抓紧抓好
今年，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同严重的干旱进行了顽强、持久的斗争，预计全年的粮食总产量仍然高于去年。这个成绩得来不易。现在，秋粮已经陆续登场，抓紧时机，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使国家掌握必需的粮食，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也有利于安排好市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认真贯彻执行党关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做好粮食工作的依据。各级粮食部门一定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总结多年来粮食工作正反两面的经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切实转变干部的作风，调动社队交售粮食的积极性。
粮食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要看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而且要看社员口粮和种籽、饲料的安排，以及社队集体粮食储备是否得当。我们既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又要搞好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就是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教训的。例如，有的地方在征购中，只强调了完成征购任务的一面，忽略了社员口粮安排的一面，从现象上看，征购任务暂时完成了，但群众口粮安排并没有真正落实，转过年来又不得不大批返销粮食。试想，如果因购过头粮而使群众口粮安排不能落实，那怎么谈得上关心群众生活，怎么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呢？购过头粮还必然加大粮食部门的费用，造成经营上的亏损和浪费；这种搞浮夸，骗人骗己，图虚名，惹实祸的蠢事，再也不要干了。我们一定要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出发，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认真转变工作作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合理地确定征购任务。决不能搞高估产，高征购；决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刀切，搞平均主义。只有实事求是地把工作做好做细，才能真正做到不购过头粮；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完成和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才是稳固可靠的。对低产缺粮地区和灾区社员口粮标准过低的，在确定征购任务时，给予适当照顾，有利于安排这些地区社员的生活，有利于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我们要认真实行以丰补歉的原则。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年年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必然出现有丰有歉的情况，因此，实行以丰补歉的原则，是国家平衡购销的一项重要措施。那个地区增产，那个地区就要多购一些；那个品种增产，那个品种就要多购一些；那个季节增产，那个季节就要多购一些。今年，全国丰歉的情况极不平衡，这就增加了粮食征购工作的艰巨性。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保证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总是踊跃地把晒干扬净的粮食卖给国家，收成较好地区的人民群众为此更是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可以相信，今年收成较好的地区一定会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多卖余粮给国家，以增强国家支援灾区的实力。各级党委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灾区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的困难告诉全国人民，特别是丰收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样的宣传不仅可以鼓舞灾区人民的斗志，而且有利于动员丰收地区踊跃售粮，以丰补歉，支援国家，支援灾区。
抓好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是做好粮食工作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的粮食情况是不宽裕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从政策上、财力物力上和技术上采取有力措施，加速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从目前来说，就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方针，坚决压缩不合理的粮食销量。我们的市场供应也要从这个前提出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适当的改善。今年以来，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和粮食部门广大职工的努力，上半年在压缩不合理销量和扭亏增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还要进一步整顿粮食销售，改进经营管理，严格各项制度，堵塞粮食供应上的漏洞，进一步搞好扭亏增盈。各行各业都应当积极配合，为压缩不合理的粮食销量，为搞好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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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安门事件真相
——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本报记者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天安门事件昭雪平反了！
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是人民的结论，历史的结论。真理战胜了邪恶，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是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社曾经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成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工具。天安门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对导致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四月八日抛出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诬蔑群众，陷害邓小平副主席；其后又利用这一事件，大作文章，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大罪。人民日报广大职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揭发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犯下的大量罪行。现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报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同时也深感有责任把被颠倒的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
一、事出有因 绝非偶然
天安门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背景。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结成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我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八亿人民早已积怒在胸，忍无可忍。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反对周总理和其他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四人帮”展开斗争，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灾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为时不久，这一线生机，又被“四人帮”假借“评《水浒》”所刮起的乌云遮盖了。冬天，邓小平同志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为什么好人总是挨整，坏人如此猖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灾难如此深重？人们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多，疑团越来越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中国人民失去了擎天巨柱。人们眼泪流成河，忧虑堆成山：国家怎么办？民族怎么办？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抗议那些无理的禁令，首都人民伫立在十里长街，哭送自己的好总理；把自己制作的花圈献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自己撰写的祭文。周总理的光辉鼓舞亿万人民，把他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们擦干伤心的眼泪，咬紧愤恨的牙根，注视着斗争的动向。
三月五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三月二十九日，英勇的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路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外面。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二、悼念总理 讨伐“四害”
这是一场用花圈和诗歌为武器，向窃踞高位的“四人帮”猛烈开火的特殊的战斗！
三月三十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等二十九位同志，第一个把悼念周总理，决心同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下面。一个一个献给周总理的花圈送来了，一份一份歌颂周总理丰功伟绩的诗词贴出来了。到四月三日，花圈已达几千个。送花圈的单位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人民公社，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唱《国际歌》：“起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看吧：这是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队伍。他们举着大幅诗牌，穿过王府井大街等闹市区，走进天安门广场。
那四块诗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人们看到这反映亿万人民心愿的诗句，心情是多么激动啊！许多群众跟着队伍边走边抄。不到半天工夫，这火与剑一般的诗句传遍了全北京城。
这是国营曙光电机厂三千多名职工的队伍。一清早，他们就汇集在东长安街上，抬着三十四个大花圈，组成八路纵队，以周总理的遗像为先导，在哀乐声中缓步从东单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交通民警为他们开放绿灯，鬓发斑白身穿军装的老战士肃立敬礼。进入广场，队伍绕场一周，许多前来悼念的群众自动参加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中。
这是北京广播器材厂一千多名职工的队伍。他们胸戴白花、臂缠黑纱，冒着蒙蒙的细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许多职工边走边哭。过路的解放军战士，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商店里的顾客，纷纷走上前去，向他们表示敬意。
四月四日，是清明节，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象狂流巨涛一般涌向天安门广场。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二百万人次以上。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十三根旗杆上，横贯整个天安门广场。在蔚蓝的天空中，飘着两只黄色大气球，白色飘带上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天安门广场的气氛更加肃穆，更加悲壮，更加激动人心。
这是一个诗的海洋。整个纪念碑周围贴满了诗词，广场贴不开了，就向南面的松树林发展。人们在树林中拉起一根根绳子，上面挂满诗词和条幅，形成一条条峰回路转的“诗廊”。一首首铿锵有力的诗词，表达了人们心头的爱和憎。这些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燃烧着千千万万赤诚的心，表达了八亿中国人民热爱周总理、痛恨“四人帮”的阶级感情。人们高声朗读，俯首抄写。
听吧，这是一首七言诗：“揭竿淞沪震亚东，八一南昌军旗红。万里长征献赤胆，弹雨枪林一心忠。滚滚延河育劲草，巍巍宝塔育青松。龙潭虎穴斗山城，舌剑唇枪战顽凶。艰苦卓绝三山移，碧血凝染五星红。反帝反修创伟业，为国为民立奇功。人生自古谁无死，独留丹心化大公。”
这是一篇散文诗：“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富有全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坟，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他是总理！……”
在广场的人群中，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双手举起在白绸上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许多人看了血书，热泪夺眶而出，争相和他握手。
这是声讨“四人帮”的战场。人人义愤填膺，个个口诛笔伐。北京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孙正懿同志写的一首诗：“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妖红霞现”，用“谐音”点了张、江、姚的名。诗一贴出去后，围抄的群众水泄不通，还写了许多“好！”“妙极！”“真好！”等批语。在纪念碑前，还贴了一首署名“新人”的诗《清明节呐喊》，诗中说：“今朝扫墓，变本加厉。言称破旧，用心何毒！‘电话通知’，诬人造假。‘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裹挟天子，以令万家。宁左勿右，一如林家。”这首诗把“四人帮”的野心和手法，揭露得淋漓尽致。传颂传抄者，络绎不绝。
在纪念碑东侧，有一首诗署名“心明眼亮细读诗，真名实姓一工人”，引人注目。这首诗写道：“三人只是一小撮，八亿人民才成众。赫秃清江掀逆浪，敢反潮流碎资梦。”当念到“三人”时，群众自问：“是谁？”又自答：“不问自明！”念到“一小撮”时，朗诵者解释：“撮字，就是提手边加一个最坏的最字。”人们正是从这反问、哄笑声中，发出了对“四人帮”的嘲弄和蔑视。
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人民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现在，这里又成了声讨“四人帮”的雄伟战场。为了把这历史的画卷留下来，为了把这时代的呐喊录下来，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万勇夫妇，甘肃有色金属公司的任世明兄弟藏着录音机，穿行在人群中进行录音。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可能拍摄影片。但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这壮丽的篇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史上这光辉的一幕，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三、王 张 江 姚 密 谋 策 划
从南京的雨花台，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革命的波涛，汹涌澎湃，王张江姚濒临灭顶之灾，终于举起屠刀，向人民下毒手了。
他们一开始，就把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活动。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就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四月二日，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姚文元对那个心腹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同日，他在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清明节是旧习惯”，“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四月四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告诉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这就说明，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四月五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所谓烧、打，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其实罪名早已定下，罗网早已张开，对革命群众的一场血腥镇压早已策划好了。
他们下令对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采用法西斯特务手段，跟踪盯梢进行迫害。王洪文亲自给他们在公安部的一个党羽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张春桥提出要派便衣，说：“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十分嚣张，三月三十一日他就派出便衣，“以群众的面目出现，观察情况，注意动态，把念的小字报、贴的诗词都记录下来，全部报告”。四月二日，这个黑干将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部署“还要准备三千人”，作为“随时出动的机动力量”，“监视跟踪，查明下落”，“当场扭获”，“不便扭获的，就跟出广场扭获”。四月四日，这个黑干将又部署：“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要作好准备，组织好”。四月三日到四日，他们就抓了北京市自行车一厂工人魏海涛、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等二十六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
为了进一步镇压群众，姚文元竟拿蒋介石死日作借口。（编者按：人民公敌蒋介石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死的）他在四月四日说什么：“（送花圈）这个行动不是不理解了，国民党和我们捣乱。有些群众要求延长到六号，六号是国民党的日子，要坚决制止。”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也叫嚣：“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人民群众向自己的总理献花圈，竟成了配合国民党，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天深夜，他们调集了二百辆卡车，把花圈扫荡一空。
人民群众含着泪水精心制作的花圈，被任意践踏，镶嵌总理遗像的玻璃镜框被砸碎了。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自己的战友为悼念周总理而被一个个押上警车，关进牢房，怎能不难过、不气愤？中国人民难道能够被这种气势汹汹的鬼蜮行为吓倒吗？难道能够不起来保卫周总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吗？不，英雄的人民群众是不会屈服的。这样，四月五日的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四、还我花圈 还我战友
四月五日清晨，群众走到天安门广场，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地上是一滩滩的水，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人们心里骤然一冷。
北京一七二中的三十多个同学，抬着花圈，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纪念碑。人们让开路，鼓掌支持。守卫人员把他们拦住，花圈献不上。
“为什么不让我们上纪念碑？”
“要修理。”守卫人员按规定的口径回答。
“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
守卫人员无言对答。
群众又追问：“为什么不让我们献花圈？”
就在争辩的时候，北京整流器厂工人吕德俊，听到一个穿蓝制服的人说：“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挑动。别再闹了。别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这篇昏话也被北京化工学院陈子明等人听到了。群众说这人是在攻击周总理，就追上去打。这时，有两名公安人员上来解围，群众发现他们是便衣，怒火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其中一个飞步跑向人民大会堂，群众从后边追，一直追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已经有上万名群众聚集在那里。他们以为花圈被收在大会堂的地下室，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设在广场东南角小楼里的指挥部诬说群众要冲人民大会堂，马上给东观礼台下的交通指挥所打电话：“赶快出去宣传，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当时接受任务的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乔厚传同志，将喊话内容记在本子上，由广播员照念。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由北向南来回行驶，连续广播。当广播车转第三圈时，群众围上去，纷纷质问：
“你们说悼念活动已经过去，是谁组织过我们悼念总理？悼念活动从什么时候算起？”
“阶级敌人指谁？是谁在破坏捣乱？”愤怒的群众把车推翻，把车顶上的喇叭砸了。人们看乔厚传是个干部，就把他从车里拉出来说：“你们不叫我们悼念周总理，还有一点良心没有？”“如果你不反对周总理，那你就喊‘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
乔厚传同志尽管受到群众的围攻，但他内心同情支持群众的行动，此时就呼了这些口号。群众说：“他们也是执行者，放他们回去。”这就是所谓砸广播宣传车的原委。乔厚传同志因此被“四人帮”在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认为是经不起考验、斗争不坚决的人。
九点左右，还有很多人在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个身材不高、身穿工衣的人跳出来说：“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在场的北京市西城区棉纺织厂工人王维衍、北京大明眼镜行工人李金生等同志听到这些鬼话，非常气愤，上去教训他。群众主动拉起保护圈，把他围在中间教育。北京铁路局工人岳存寿质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拒不回答，后来从他兜里找出了一张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听课证。群众见他很顽固，就拉到纪念碑前责问。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问：“你为什么要攻击总理？”这个人说是上海《文汇报》上说的。接着，群众就把他押到中山公园派出所，要求严肃处理。
十点左右，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群众已达数万人，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时，指挥部的头头指示，派民兵和部队围住大会堂。当部队、民兵同群众对峙时，水电部工程二局工人侯玉良等人，朗诵了《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人民子弟兵，你们聆耳听。今天人民悼总理，不许你们胡乱行。你们的军装是周总理长征吃过的草根来染成，你们的枪刺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你们的身体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你们的父兄姐妹盼望你们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这诗，深深地感动了解放军战士。他们纷纷说：“我们和大家一样心情”。许多工人民兵感动得流下泪，纷纷扯掉袖标，撤了下去。侯玉良还拿出他起草的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倡议，宣读后，群众振臂欢呼。
十一点多，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然后，他宣布，排好队，遵守纪律。接着，人们手挽手，唱着《国际歌》，横穿天安门广场。知识青年刘迪（就是被“四人帮”一伙称为小平头的一个同志）看到那个青年已受人注意，为了掩护他，就主动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小楼前。群众提出派代表进楼谈判，侯玉良和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站了出来。当谈判代表进楼后，刘迪等同志在楼外领呼口号：“毛主席万岁！”“给人民以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他们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十分钟过去了，代表们没有出来，群众很着急。刘迪又把三条纪律重复念了几遍。不一会，代表们出来了，说楼内根本找不到负责人。是指挥部的头头不在吗？不！他们乘的上海牌小轿车、“212”吉普车，明明停在小楼外边。他们是避而不见，是在捉弄群众。群众的感情受到压制，遭到捉弄，更加激起了愤怒的火焰。在人民的天安门广场上，为什么有收花圈的自由，没有献花圈的自由？有攻击总理的自由，没有捍卫总理的自由？
下午一点五分，当愤怒的群众知道停在小楼外面那辆上海牌小轿车是指挥部的头头坐的，就把它推翻烧着了。
二点四十分，指挥部两辆吉普车被烧。
二点五十五分，一辆面包车给工人民兵送饭来了，群众说：“我们从清晨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找们！”于是一气把车推翻，烧着。
五点零四分，指挥部小楼也被群众烧着了。
当时，在场的有几万名群众，他们不去救火，这是为什么？难道人们不知道疼爱国家财产吗？难道人们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人们当然知道。但是，群众却从内心支持这种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是对“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反击，是对白色恐怖的抗议！
五、四五之夜 一片恐怖
当小楼起火后，指挥部的领导们接到撤退的命令，在“首长先走”的嚷嚷声中，一个个从窗户爬出去。晚上七点，公安局的黑干将下达命令：“今晚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数万名群众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人们又涌向纪念碑，向总理的英灵告别。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的口号，用呜咽的声音朗诵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新贴出的怀念总理的抒情诗《告别》：“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飏；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当群众不断离开广场时，指挥部的一个头头正在四处打电话：“队伍集合得怎么样？要快，动作要快，再晚人都走光了”。九点三十五分，广场的灯一下都亮了，对人民的镇压开始了。
请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好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有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吼：“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过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那天晚上，二百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了。“四人帮”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蔓延到全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