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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在一九八五年制服西北、华北、东北严重的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国家批准建设北方“绿色万里长城”
这一八千万亩的防护林体系工程今冬明春就要揭开大干的序幕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九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一项造福人民的重点林业建设工程，国家已经正式决定上马：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广阔地区建设八千万亩的防护林体系，到一九八五年北方大地将出现宏伟壮观的“绿色万里长城”。
“三北”防护林体系营造地区，包括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中北部、陕北、晋西、冀北坝上地区和东北三省的西部。这个防护林体系是根据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从新疆到黑龙江，沿着万里风沙线，营造绵亘不断的大型防风固沙林带一万四千二百多里，计一千零三十一万亩，形成“绿色万里长城”；以此为骨架，营造草原防护林二百五十二万亩，农田防护林九百二十二万亩，水土保持林四千九百多万亩，并与“四旁”植树、工矿造林相结合，构成带、网、片交错的防护林体系，形成一道绿色屏障。它将有效地保护这一地区的耕地和草原，受益农田和草场约二亿亩；并为建设五十八个商品粮基地县、三十三个牧业重点县和改造七十多个多灾低产县，创造有利条件。
一提起改造“三北”地区，那种黄土风沙遮日，水土流失严重的情景，就会浮现在人们眼前。据有关部门调查，“三北”地区分布着十九亿亩沙漠和戈壁，构成万里风沙线。受害的农田和草场各一亿多亩。有二百零九个县遭受风沙危害，其中受害严重的有一百零一个县。和风沙沿线相毗连的还有西北黄土高原，它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尤以黄河中游的陕、甘、宁、晋、内蒙古的一百一十五个县为甚。从自然因素看，造成这种状况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植被和森林的破坏。甘肃、陕西许多县的县志记载：唐朝时县城一带“繁华胜于内地”，后因植被破坏造成沙化和水土大量流失。这是人们破坏了自然界，反而招致自然界报复的典型例证。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不能制服风沙和控制水土流失，使大地绿化起来呢？国家大量投资建设的八千万亩的“三北”防护林体系，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据科研人员从新疆到东北西部六个省、自治区典型县、社、队的多年观测，搞得好，造林绿化五、六年就可以实现，七、八年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只要将防护林体系建设起来，在它的保护范围内，可以降低风速，提高相对湿度，减少风沙灾害，控制水土流失。八千万亩防护林体系建成后，将使“三北”地区产生巨大的气象和水文效益，改善生态平衡，大大促进农林牧业的发展。
建设北方“绿色万里长城”，改变自然面貌，这是“三北”地区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是我国林业战线在新的长征中的一场硬仗，任务既光荣又相当艰巨。但它是积极可行的。因为各级领导有了新的认识；群众对造林有了迫切要求；有一批先进典型和经验；林业队伍初具规模；方针政策也很明确。为了加快工程速度，五月中旬，国家林业总局在西安市召开了建设规划座谈会，讨论了规划方案和实施措施。紧接着，国家林业总局又同有关省、自治区分区、分片拟订切实可行的分年实施方案。各林业工作站正在开始整顿，种苗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林业科研机构正在为造林提供技术经验。今冬明春，整个工程大干的序幕就要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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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掌握先进技术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上海石化总厂塑料厂职工使引进的生产装置经过近两年的试生产，除收回全部建设投资外，已为国家积累三千四百多万元资金
新华社上海十一月十九日电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塑料厂职工，努力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这个厂从日本引进的高压聚乙烯成套生产装置自一九七七年一月试生产以来，一直安全、稳定、持续正常运转，原料、电力消耗低于设计指标，产品产量、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也分别达到设计要求。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试生产，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和税金一亿二千多万元，除收回全部建设投资外，已为国家积累了三千四百多万元建设资金。
上海石化总厂所属塑料厂是一九七四年开始筹建的。它以石化总厂化工一厂提供的乙烯为原料，设计年产六万吨高压聚乙烯塑料。
今天，走进塑料厂九千多平方米的厂区，人们可以看到塔罐林立，管道纵横。操作工人坐在洁净的控制室里，通过工业电视观察装置内聚合的温度变化，按电钮指挥二千七百多台主机设备。当运转发生故障时，装置上的安全报警器就会自动报警。操作这套现代化装置的工人只有一百五十二人。
为了尽快掌握和管理好这套生产装置，塑料厂派出工人和技术人员到日本同类型工厂实习，回来传授技术。在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来厂安装这套装置时，工厂请他们给工人上技术课；同时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参加设备安装，了解装置的结构和原理。工厂还分期分批组织工人到兰州石油化工厂高压聚乙烯车间跟班实习，让大家通过实际操作，对照本厂设备的工艺操作要求，更好地掌握引进技术。
在试生产阶段，这个厂向职工讲清楚现代化联合企业的生产特点，教育职工自觉改变由于技术落后带来的小生产思想和习惯，树立胸怀全局的整体观念，以严格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地执行规章制度和工艺操作规程。厂里还建立严格的技术考核制度，对工人进行技术理论和岗位操作考试。不符合要求不准上岗。经过一年多试生产，在一百五十二名操作工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能独立操作，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基本掌握七十年代高压聚乙烯生产技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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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某大队
向外国专家学习 提高技术水平
据新华社沈阳十一月十九日电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从国外引进大批先进设备，请来上百名外国专家指导建设。参加建厂的基建工程兵某大队干部战士，开始，他们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和外国专家相处也很融洽。可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对此横加训斥，诬蔑干部战士向外国专家学习是“洋奴哲学”，甚至指责这个大队跟外国专家“斗得不够”。结果，造成了思想混乱。干部战士天天同外国专家接触，技术上有疑难却不敢向外国专家请教；外国专家针对管理和施工中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也不予接受。去年六月，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大队党委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与外国关系的论述，全面领会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狠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使大家打破了狭隘的眼界，克服了心头余悸。同时，大队党委还研究制定了一些促进和保证干部战士向外国专家学习的措施。如，提倡技术人员与外国专家交朋友；把部队每天上下班时间与外国专家上下班时间一致起来，以便及时接受外国专家的技术指导；增加和相对固定“对口”人员，使部队有较多的技术人员向外国专家跟班学习。此外，他们还请外国专家上技术课，经常召开翻译人员座谈会，了解外国专家的意见。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全大队形成了向外国专家学习的好风气。过去，这个大队评定用X光拍摄的管道焊接质量的片子，每个评片员每天只能评二、三百张片子，远远跟不上工程建设需要。后来，他们就请外国专家给评片员讲课，传授经验，仅两个月后，就使每人每天的评片效率提高一倍多。
这个大队的干部战士既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又注意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勇于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青年工程师任正非根据外国资料闯新路，研制成功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负责油罐安装的同志也总结国内外经验，创造了油罐安装气顶升对接新工艺，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附图片）
上海电机厂大型电机制造车间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下班后还在钻研技术难关，为发展我国大型电机制造工业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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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河南省委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同志彻底平反
宣布清明节杭州郑州群众活动都是革命行动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和河南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郑重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这两个省的广大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这两个省委决定为参加上述革命行动而遭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前后，浙江杭州市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走上街头，献花圈、写诗词、刷标语，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与此同时，舟山、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等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举行了类似的活动。浙江人民的革命行动，使“四人帮”惊恐万分。四月十日、十九日，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两次与“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通电话，要对参加上述革命行动的群众进行“坚决镇压”。“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下令把杭州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诬蔑为“杭州四四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全省大抓所谓“反革命”。
浙江省委十一月十九日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进一步郑重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杭州市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所谓杭州清明节事件和其它地方的类似问题，完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尚未平反的同志，要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迅速落实党的政策，被整的材料一律销毁。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河南省郑州市广大群众在郑州二七广场等地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同时，郑州铁路局职工、洛阳市、开封市广大群众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在二七广场发生的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动，当时被诬蔑为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类似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而在二七广场事件中因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遭到愤怒的群众痛打致死的焦春亮，却被叛徒江青强令追认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的决议说，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我省郑州二七广场等事件都是革命行动，对在这些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河南省委还批转了郑州市委关于撤销焦春亮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称号的决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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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
本报特约评论员
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拨乱反正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能否把这件事情认真办好，不仅关系到能否取得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而且必将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三十年代，主要是一九三七年以前，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清除了一批混进党组织和苏维埃国家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间谍和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巩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曾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一九四一年说：“几次审讯、清党和清算，当时看来如此震撼世界的，现在却很明白它是斯大林政府为了不仅防止内部革命抑且防范国外进攻的坚决有力的努力的一部分。”戴维斯特别指出：“在一九四一年俄国没有第五纵队——他们已经枪决了他们。清党已清除了国家，再没有叛国的事件了。”（转引自《反苏大阴谋》第263页）
但是，在苏联的清党和肃反斗争中，也发生过严重的错误，轻率地开除了大批党员的党籍，特别是肃反的扩大化，诬害了许多党员、干部和善良的公民，包括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高级干部。也就是说，在正确地惩办了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搞了不少冤案、错案、假案，冤枉了许多好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于这种错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当时就有所察觉。一九三八年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为此专门作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在清洗和肃反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偏差”。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对诽谤党员者给以党纪处分，完全恢复这些被诽谤者的名誉，凡以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有损党员名誉的材料的党组织应把自己现在所作的决定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489、500页）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明确指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42页）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纠正了一部分错误，恢复一些人的党籍，释放了某些被捕者。但是，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并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对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这样，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冤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义愤情绪，没有得到平息和消除；其二，联共（布）中央曾经正确地指出，清党中的错误所以在党组织中普遍存在，“首先是因为党员中有个别野心家”从中捣乱，但由于没有对冤案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这些野心家也就没有被揭露出来。这就留下了隐患。不仅使那些野心家得以隐藏下来，而且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果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就利用一些人对肃反扩大化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大反斯大林，大肆污蔑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赫鲁晓夫既是一个大野心家，又是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大阴谋家。在苏联进行大清洗的时期，赫鲁晓夫先后在莫斯科和乌克兰担任领导职务。这两个地方的肃反扩大化都很严重，联共（布）中央曾进行过批评。当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党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们开除了这么多的人曾进行过批评。但是，难道莫斯科党委会曾在实际上保证改正这个极大的缺点吗？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大错误。”（《赫鲁晓夫言论》第一集第139页）但是，赫鲁晓夫恰恰是由于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肃反政策，骗取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正是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进入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爬上了高位。在斯大林逝世后，这个制造冤案的罪魁，却又借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大反斯大林，为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苏联的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我们的情况同苏联很不一样。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和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强调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肃反斗争的重大胜利。同时，我们又十分重视对错误处理的干部，特别是被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的平反昭雪。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严肃地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我们党内老一些的同志，对毛主席为受王明路线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的动人事迹，至今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毛主席针对林彪、“四人帮”搞“打倒一切”的罪恶行径，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周总理对大批干部因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而不能站出来工作的状况，极为不满。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亲自提议为受诬害的贺龙同志和其他同志平反昭雪。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华主席一再强调，要严肃认真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两年多来，冤案、错案、假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人老是怕这怕那，犹犹豫豫，行动迟缓，很不得力。我们应当记取苏联在平反冤案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认真抓好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实事求是地搞好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对人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要给以甄别、平反，这就是毛主席对处理冤案、错案、假案的基本观点。现在，我们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是实现毛主席的遗愿，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表现。有人担心，对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会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会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们通过对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不仅消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且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明确地区别开来了，把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恶果更加清楚地区分开来了。平反昭雪搞得越坚决越彻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越加鲜艳夺目，我们也越能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在平反冤案问题上的任何犹豫动摇，不管持什么理由，都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的，都不是真正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有些人怕平反冤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摆出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其实，他们真正担忧的是怕否定了自己。因为他们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持或参与搞了一些错案，欠了债，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错了就改，改了就好。我们应当采取老实态度。整错了人，又不肯认错，又不肯改正，那是最不老实的态度。
坚决地平反冤案，也是我们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也受到株连。对于这种状况，人民是很愤慨的。我们搞好了平反昭雪，推倒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伸张了正义，使他们重新抬起头来，心情舒畅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对此，人们都拍手称快，激动地说，这是党中央、华主席使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搞好平反冤案，是人心所向，决不可等闲视之。那种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采取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的态度，那种拖泥带水、给人“留尾巴”的做法，是对林彪、“四人帮”没有义愤，对人民缺乏感情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的严重失职。有的人在一个一个铁的事实面前，被实践一再证明，他是错上加错，但是，他仍然装着正确，或者装着不知道，死不吭声，死不认错，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放心，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
认真地平反冤案，也是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对冤案、错案、假案，今天不坚决纠正，明天还是要纠正的。自己不主动纠正，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子孙也是要纠正的。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全面地认真地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善始善终地抓好平反冤案的工作。这对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苏联的历史经验看，我们抓好平反冤案，将能有效地防止在若干年以后，一些反党野心家利用这个问题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反对搞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通过大规模的平反冤案，不但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也使那些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的面目暴露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明辨是非。以后，如果有那一个野心家利用这个问题搞阴谋诡计，广大干部和群众就能识破他们，使他们的罪恶阴谋无法得逞。所以，这是关系到今后能不能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
平反冤案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大量的案子亟待平反昭雪，工作量还很大，任务还很繁重。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争取尽早完成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这对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