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大树特树”
嵇思
打起“大树特树”毛主席“权威”的旗号，这是林彪、“四人帮”阴谋诡计中很毒辣的一招。他们玩弄这种卑劣的手法，一方面用来骗人，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最“高举”、“忠于”的样子；另一方面又用来压人，谁要是对他们这种反动谬论稍有怀疑，对他们搞的那套宗教迷信活动表示不满，就给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甚至投入监狱，迫害致死。这样一来，就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禁区”，直至今天仍然被它的阴魂缠住。因此，把林彪、“四人帮”鼓吹的这个谬论，剖析一番，对进一步解放思想，就很有必要。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什么要大肆鼓吹“大树特树”呢？他们是为了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吗？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把毛主席从我们党的集体领导中孤立出来，从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孤立出来，变为从天而降的单独的“天才”和偶象，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而抹杀同毛主席并肩战斗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权威，妄图把他们统统打下去，而把林彪树起来。
为了树林彪，林彪反党集团确实忙乱地鼓噪了一阵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们炮制的那个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光辉的助手”的谬论。“四人帮”对于推销这个谬论，很卖力气。他们打着“工人”、“群众”的旗号，公开要求全党“进一步提高”林彪的“崇高威望”，说什么林彪“捍卫毛泽东思想，象当年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一样”，“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为什么林彪这个“助手”“最好”、“最光辉”呢？据说，是因为林彪对毛主席的评价最高，象什么“绝对权威”、“顶峰”、“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这倒是实话。恩格斯的确没有这样评价过马克思，在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他只是实事求是地叙述了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斯大林也没有这样评价过列宁，他也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告诉大家列宁的为人和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说明了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诚最彻底的学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和继承者。当然，从另一方面讲，象林彪这样的“助手”，也确实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就是：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说自己的一生只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高兴有马克思这样的第一小提琴手；斯大林总是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说自己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而林彪却完全相反，他唆使同伙吹嘘自己是什么“举得最高最高最高”、“跟得最紧最紧最紧”、“用得最活最活最活”，是什么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历史上罕见的伟人”，并且还把他的儿子捧为“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超天才”、“第三代的接班人”、“第四个里程碑”。这哪里还是什么“助手”，这不明明是要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世袭王朝吗？！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指出：“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权威或威信靠树是树不起来的，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难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是树起来的吗？从某方面说，马克思是当时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都驱逐他；各派资产阶级都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的学说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最大仇视和憎恨。就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他的学说在最初的二十几年里，也并未占统治地位。当时占上风的是小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他和恩格斯同这些根本敌对的理论不断地进行斗争。《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研究的成果，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块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当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出版之后，发表书评表示支持的第一个专家是杜林，杜林当然不是为了要树马克思。紧跟在杜林后边发表评论的资产阶级学者中，有的虽然反对马克思的结论，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服力。当时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周刊《星期六评论》就说：“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仍然不能不承认他的逻辑严密，文字有力，他甚至使最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2页）《资本论》在它的敌对者那里赢得了这样的威望，如果不是由于它本身的成就和力量，难道能由人工去树立吗？《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间，迅速被理解了。因为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这些结论是对自己状况和愿望的最真切的表述，从而越来越对它信服和爱戴，并把它作为整个工人运动团结统一行动的基本原则。
一八八一年，恩格斯曾讲过这个道理。他说：“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4—225页）恩格斯还从反面告诫我们，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同上书第225页）他并且指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盖得和拉法格曾经“给马隆树立了完全不应当有的声望，可以说是创造了神话”的错误事实。（同上）这个马隆，后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追求权威制造分裂的巴枯宁分子。他嫉妒马克思，用隐蔽的方法向马克思争夺完全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发现。
列宁的权威也不是由那个人树起来的。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开始也曾处于少数地位。他所面临的是当时拥有很大威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老资格的领袖和理论权威。列宁根本不在这些人眼里，但是，由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真理，科学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所以他终于在斗争实践中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而第二国际及其领袖们，由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失掉了群众，也就最后从权威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毛泽东同志的权威也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已经跟随毛主席战斗了几十年，《东方红》这首来自人民、表达人民内心真挚感情的歌曲，也唱了几十年了。对于毛主席的权威，我们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那里还要什么人来“大树特树”呢？林彪这个两面派，早在遵义会议刚刚开过就出来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三十年后，居然吵吵嚷嚷地出来要树毛主席了，好象毛主席的权威是他们一伙发现并树起来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别有用心地要败坏毛主席的崇高声誉，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是借毛主席的威望，达到树自己的目的。
正是在林彪、“四人帮”“大树特树”谬论的鼓动下，一小撮地痞流氓之辈，鼠窃狗偷之徒，沉渣泛起，打着“造反”的旗号，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棒，一批一批地把那些光明磊落、正直不阿、坚持真理的革命同志打了下去，横加迫害。而他们自己，则混水摸鱼，平步青云，爬上高位，自然对林彪、“四人帮”感恩戴德，拚命吹捧，要“大树特树”了。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既打击了毛主席的力量，又网罗了一批牛鬼蛇神，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但是，他们越是这样你吹我捧，拉帮结伙，胡作非为，就越激起人民的厌恶、愤慨和反对，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也就暴露得更快、更彻底。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树倒猢狲散。那些凭借“大树特树”的手段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的人，也一个个地从天上跌落下来。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志，陆续得到昭雪平反，又重新走上战斗岗位。但是，“大树特树”的流毒和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在学习和工作中，还喜欢说大话、说空话，搞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东西。特别是有那么一些人，仍然奉行着“大树特树”的哲学。对顶头上司阿谀奉迎，颂德歌功。上司哼一句，他能唱台戏，说是“树立领导权威”；上司的缺点、错误，他前遮后盖，百般掩饰，说是“维护领导威信”。凡是他对上司做的，就要求下边对他也这样做。如果下边敢提一点意见，搞一点批评，甚至稍有不顺，就认为是冒犯了他的尊严，有损于他的面子，轻则给人家小鞋穿，重则打棍子、戴帽子。这种人对上对下，两副面孔，两种腔调，一个私心，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他们忘记了我们党的干部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干群之间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不管是谁，如果脱离了群众，那么，他的权威就势必会垮下来，要想不让他垮，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大树特树”这种谬论能够猖狂于一时，并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呢？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个人特点，诸如品质、地位等，无疑起着作用，但还要看到它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近百年来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在封建社会中，大小官僚，争相取宠，极尽奉承吹捧之能事，开口“主上圣明”，闭口“皇恩浩荡”。在整个封建官场上，官官相护，你吹我拍，比比皆是。这种传统和习惯，不但没有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埋葬而消逝，而且为近代社会的官僚资产阶级所利用，成了维护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的，不能不残存着这种封建传统和习惯的痕迹。林彪、“四人帮”这帮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搬出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一套，是很自然的。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由于不能摆脱这种封建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也就在所谓“大树特树”的“革命”招牌下，丧失了抵抗力，自觉不自觉地受了欺骗。因此，为了彻底肃清“大树特树”的流毒，在充分认识它的政治阴谋的同时，弄清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对于我们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反对封建，发扬民主，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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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斗争就是一切”是什么货色？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斗争”，是林彪、“四人帮”喊得最多、最起劲的字眼。他们打着斗争哲学的旗号，把自己装扮成“原则性最强”的“左派”，疯狂鼓吹“斗争就是一切”，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向无产阶级发起全面进攻。前不久，《人民日报》报道的陕西省旬邑县少数干部把违法乱纪、打骂群众当作坚持斗争哲学，就充分说明，“斗争就是一切”这个反动口号流毒甚广，危害极大。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斗争问题上假左真右的谬论，对澄清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对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端正干部的作风，都很有必要。
歪曲斗争哲学，颠倒敌我关系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资产阶级政治家攻击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面前，是从来不隐讳自己要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同时，这里既肯定了斗争的绝对性，又提出了斗争形式的相对性。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疯狂地鼓吹“斗争就是一切”，恣意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说法。他们一方面把对准资产阶级的斗争锋芒，移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另一方面又只讲斗争的绝对性，否定斗争形式的相对性，严重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与斗争问题上的辩证法思想。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够做到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打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所说的团结，是人民的团结，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而我们所说的斗争，则是既指敌我之间的矛盾斗争，又指大量的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斗争。由于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性质不同，因而处理矛盾的方法也不一样。处理革命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是团结人民，共同对敌。相反，处理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则是“团结——批评——团结”。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批评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但这是同对敌斗争性质根本不同的斗争。两者泾渭分明，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林彪、
“四人帮”披着“革命左派”的外衣，打着坚持斗争哲学的旗号，在“斗争就是一切”的叫喊声中，把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方法，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他们实行最残暴的法西斯专政。林彪、“四人帮”极力鼓吹的“斗争就是一切”，不仅从理论上歪曲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而且在实践上颠倒了敌我关系，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驳“斗争就是一切”的几个谬论
林彪、“四人帮”为了推行“斗争就是一切”这个反动口号，还抛出了许许多多的谬论。这里，择其要者，加以批驳。
一曰斗争要“念念不忘”。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候，林彪就以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姿态，高喊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一片斗争要
“念念不忘”的鼓噪声中，人民内部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革命队伍内部提出一些新问题，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概被称之为阶级斗争新特点、新动向。阶级斗争成了他们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肆意整人的代名词，搞得人人自危，互相戒备。诚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但这决不象林彪、“四人帮”所喧嚣的那样，有如草木皆兵，到处是敌人，需要每时每刻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他们鼓吹“念念不忘”，看起来似乎很强调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在他们横行的日子里，阶级斗争越是“念念不忘”，阶级敌人活动越猖狂。这就说明，他们正是要在这个口号的掩护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他们所谓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实质上就是“念念不忘”向无产阶级斗争。
二曰“斗争就是政策”。
我们党制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目的在于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斗争就是政策”，对矛盾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不加任何区别，把党的一切政策都归之为斗争，结果，干部政策成了对干部的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政策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打击，文艺政策成了对革命文艺的扼杀和破坏。“斗争就是政策”，说穿了，就是用他们的斗人、打人、整人的棍棒政策来代替党的各项政策，在一切领域里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专政。
三曰“斗则存，不斗则亡”。
林彪、“四人帮”为了标榜自己是坚持斗争哲学的英雄，耸人听闻地叫喊什么“斗争是万物之母”，“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按照他们的逻辑，不管是什么样的斗争，只要去斗，就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这种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页）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不是只斗争不统一，不是林彪、“四人帮”所说的排除统一的斗争、斗争、再斗争。如果按照他们所说的这一套无休止地斗下去，那么，我们的党只能长期分裂，而不可能通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革命同志之间只能长期意见分歧，而不可能通过思想交锋达到思想统一，认识一致。这种斗争不是不斗则退，而是斗了就退，不是不斗则垮，而是斗了要垮。它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是妨碍事物发展的阻力。
四曰“斗得越过火越好，越乱越好”。
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畏治如虎，视乱如命。他们就是要通过斗来制造乱，以“斗争就是一切”来制造一个劲地乱，无休止地乱，从根本上取消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曾公然叫嚷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要搞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四人帮”也是把“乱”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我们这么大个国家，乱一点有好处，乱显得我们有生气”，“不要怕乱”，“越乱越好”。林彪、“四人帮”把乱和斗紧密连在一起，鼓吹越乱越好，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离开了乱，他们能把自己封为“敢于顶狂风战恶浪”、“坚持斗争哲学”的“左派”吗？离开了乱，他们栽赃陷害、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阴谋能够得逞吗？离开了乱，他们豢养的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爪牙能够纷纷出笼大显身手吗？离开了乱，他们又怎么能够实现乱中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呢？林彪、“四人帮”鼓吹斗得越凶越好，越乱越好，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根本篡改
林彪、“四人帮”公然鼓吹：“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这种“对着干”的谬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根本篡改，是“斗争就是一切”这个反动口号的哲学基础。
林彪、“四人帮”的所谓“对着干”，就是只承认矛盾的斗争性，根本否认矛盾的同一性。而割裂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实际上就把矛盾斗争性本身也歪曲了，使矛盾斗争性成了与矛盾同一性互不相干的孤零零的斗争。
任何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而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则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和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矛盾，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斗争形式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有的是开始阶段采取非对抗的形式，只是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为对抗形式，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常有这种情形。可见，矛盾的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抗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林彪、“四人帮”所谓的“对着干”，不仅把斗争的绝对性歪曲成唯一的，而且还把斗争等同于对抗，把对抗说成是斗争的唯一形式。按照他们这套理论，既然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那么一切领域都要“对着干”；既然矛盾贯串一切过程的始终，那么，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必须“对着干”。于是，不仅红与专，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等等，统统要你死我活地“对着干”，就连老干部和青年干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都非靠专政的办法解决不可。林彪、“四人帮”鼓吹“对着干”，完全是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全面专政”论，进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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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出版
本报讯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已于最近复刊出版。
复旦大学的文科学报是被林彪、“四人帮”扼杀停刊的。一九七二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又盗用复旦大学的名义，强占复旦文科学报的计划用纸，办起了他们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并在这个帮刊的刊名后面加上“（上海复旦大学）”的字样，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学习与批判》就是复旦大学的学报。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林彪、“四人帮”扼杀学报、盗用学报名义办帮刊的罪行受到了清算。复旦文科各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制造的谬论，开展理论讨论与学术研究的气氛空前活跃。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终于正式复刊了。
复刊后的学报努力完成三项任务：一，通过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二，积极地研究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的理论问题，为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三，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和禁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勇于创新，敢于立异。
复刊后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刊登了校党委第一书记夏征农学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刊登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七篇笔谈文章，它们从各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笔谈文章的有周谷城教授、漆琪生教授、夏道行教授等。胡曲园教授发表了《论真理没有阶级性》的专论。学术专论有：郭绍虞教授的《汉语词组对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朱东润教授的《论梅尧臣的诗》、邱明正的《试论共同美》、樊树志的《关于张献忠的谷城伪降问题》、郑励志的《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这一期学报上还刊登了揭批“四人帮”帮书、帮刊的文章：《评“四人帮”及其帮刊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等，同时也发表了吴文祺教授和王水照同志批评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