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深切怀念周信芳同志
刘厚生
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志（麒麟童）昭雪平反了！这一消息虽说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一旦实现，心中还是感慨万千，又是哀痛，又是悲愤，又是欣悦……
周信芳在舞台上生活了六十多年。他勤学苦练，嗜读书报，艺术上广泛学习吸收，精益求精，很年轻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世人称为“麒派”。在京剧表演艺术上，麒派是我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富于独创性的老生流派之一。他创造的宋士杰、肖恩、肖何等几十个舞台人物，个个都是响铮铮的光彩形象。他的不断革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对全国许多戏曲剧种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周信芳的杰出之处，不仅是他在艺术上是个勇于革新、创派树旗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那种追求进步、自觉接受进步影响的鲜明倾向。
早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周信芳就同进步文艺界有了不少交往。他同欧阳予倩等同志参加“鱼龙会”的话剧演出活动。抗战初，他参加我党推动组织的京剧界救亡协会，结识了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伶同志，同党有了初步的接触。党为了团结各种力量宣传抗战，早就关心京剧这个领域，一九四○年夏天，党决定派姜椿芳同志同上海京剧界——首先就是周信芳建立起联系。由这时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解放战争期间，在周信芳的剧场中，在他周围的青年京剧艺人中，有好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周信芳知道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不是害怕、远离，而是十分尊敬，百般爱护。周信芳在他某些演出剧目中强调民族气节思想，在他某些活动中注意其进步政治意义，都表现了他所受到的党的影响。今年《上海文艺》七月号上，于伶同志写了一篇悼念郭老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九四六年上海几位文艺前辈扫鲁迅墓的往事。其中除许广平、郭老、冯乃超、于伶等同鲁迅关系密切或相知很深的同志外，还有一个就是周信芳。而且这次扫墓就是坐周信芳的汽车去墓地的。在那个时候，敢于同这几个公开的红色人物去扫伟大的鲁迅的墓，是需要政治上很大的勇气的。
抗战初期，上海沉沦成为孤岛，敌伪环伺，任何进步活动都受到压制。但是周信芳却在他演出的舞台口两边墙上，高高悬挂两块上演剧目预告牌子：《史可法》、《文天祥》。明知不会准演而偏偏要挂出这两个人的名字，用以鼓舞观众的民族气节感，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斗争方法。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举办所谓“艺员登记”，妄图把戏剧工作者同妓女、舞女一样作为“特种职业”登记管理，激起了公愤。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戏剧界发动了反对“艺员登记”运动。大致与此同时，党还领导戏剧界对国民党征收“娱乐捐”，开展了“抗捐运动”。斧钺在前，周信芳积极参加了斗争。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上海戏剧界反内战签名运动，公开发表宣言，组织签名。周信芳不顾反动派要逮捕坐牢的威胁，签上自己的名字，横眉冷对地说：“我预备带着铺盖去坐牢！”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局势日益紧张、恶化，但他始终站在党的一边。
淮海战役后，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胁迫许多知名人士同他们一起逃亡台湾，为他们殉葬。周信芳在一些党员同志帮助下，胸有成竹，屹然不动。党的地下组织委托上海地下剧影协会成员、老戏剧家熊佛西先生去联系周信芳同志和当时居住上海的梅兰芳同志，希望他们能够拒绝反动派的裹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周信芳同梅兰芳一样，郑重地说：请党放心，决不跟国民党逃走，坚决留在上海，欢迎解放。当他所住的上海西区刚刚解放时，他立刻给北区未解放的亲人打电话，高兴地欢呼“解放了！”
周信芳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盛大的开国大典，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他热情满怀，激动地说：“我亲切地迎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象迎接初升的朝阳！”从此以后，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担任了公职，编演新戏，巡回祖国各地，经常为工农兵演出。大跃进年代，他年过六十，还争取走上街头，热情演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看过他的演出，接见过他。他对于毛主席、周总理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一提起来总是极为尊敬。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在他六十五岁高龄之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举手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无产阶级的光辉事业，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毛主席很关心周信芳。一九六一年五一节，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毛主席问周信芳今年多大岁数了，周信芳回答说：“六十八岁。”毛主席笑着说：“和我的岁数差不多。”毛主席同周信芳谈到“海派”时说：“你一直坚持海派，这很好啊！”毛主席又说他看过梅兰芳和周信芳合演的《宝莲灯》，称赞他们在艺术上自成一派的独创精神，鼓励大家在艺术创造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艺术家，一个受到党的关怀和群众赞赏的杰出艺术家，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一伙眼中，成了万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周总理亲自提议，请周信芳同志担任大会顾问。这是非常恰当的安排，受到群众的欢迎。那时，叛徒江青插手会演，到处摘桃子，剽窃成果，周信芳对她从来不会逢迎谄媚，低声下气，对她关于京剧的许多胡言乱语更是不买账。江青对他从此种下仇恨，散布流言蜚语，说他历史不清楚，说不愿意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上海立刻借机对周信芳下了毒手。他们把一个名演员在旧社会中无法避免的一些社会接触硬说成是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把周信芳在艺术上不同他们合作诬陷是“反对样板戏”，说周信芳所编演的一个与彭德怀毫无关连的戏《海瑞上疏》是吹捧彭德怀。他们对周信芳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拷打、游街示众，他的夫人为了保护他，出来替他挨“斗”，被打得遍体鳞伤。没有多久，周信芳被捕入狱，紧接着他的小儿子也无理被捕，周夫人很快就含冤死去。周信芳父子先后出狱，儿子、儿媳不敢告诉他周夫人的死讯，只说住在医院里。
周信芳出狱后还要继续接受批斗。过了半年多，小儿子讲了几句不满张春桥、江青的话，在一九七○年春节前夕，第二次被拘捕，判了五年徒刑。开始也是瞒着周信芳的。这时仅有的能够安慰这满腹冤恨的老人的，是他的两个孙女。但是，魔手也放不过这两个戴红领巾的孩子。大孙女是“黑帮”子女，被撕下了红领巾；小孙女日夜想念祖母和父亲，得了精神分裂症，对着母亲狂喊：“求求你让我看看爸爸！”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就连儿媳的住在苏州的母亲、妹妹，也受到株连迫害。这一个家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得家破人亡，受尽精神上的折磨、人格上的凌辱和肉体上的摧残，苦熬时日，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批斗”。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们的罪孽，实在令人切齿痛恨，令人发指。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周信芳也没有丝毫丧失对党的信念，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他常常对儿媳或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没有反对党。毛主席、周总理都是了解我的。”他常常对她们回忆一九四六年，在特务密布的上海，他和欧阳予倩等同志一起受到周总理秘密接见的情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总理，亲切的接见永远激励着老人的心，每一想起总不免老泪纵横地说：“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一定是背着周总理的，总理知道了是不会同意的。”他哪里知道，这些吃人的豺狼正是因为他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才这样残酷地迫害他。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杀人不见血，几次说过：“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一九七四年初秋，在张春桥直接操纵下，周信芳同志被“宽大”了，宣布结论是“开除党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从此，他那一直强撑苦持的精神垮了下来，健康急剧恶化。勉强住进了医院，因为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没有几个月，在他小儿子刑满出狱后一个月，就带着对“四人帮”无比的仇恨离开人世。临危时，他还对儿媳说：“我是爱毛主席、爱共产党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也就没有我这旧社会戏子的地位，我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呢！”多么沉痛，多么悲愤，对党是多么忠诚啊！从一九六六年起，九年时间，除了批斗会，文艺界见不到这个人，广大观众听不到他的消息，他的剧本、论文和纪录电影都当作“毒草”被锄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但我每一想起这一声霹雳对我们祖国的伟大震撼作用，每一看到象周信芳（还有象另一个老艺术家盖叫天等）这些屈死的和许多受尽活罪的艺术工作者得到彻底的昭雪平反，我仍然象两年前那样激动无已。十年阴霾一旦开，十载沉冤一朝雪，社会主义祖国依然是阳光灿烂。唯一的遗憾是死者不能复生了。可耻的“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亲信马天水、于会泳之流，想要从人民的心中、从戏剧史上抹掉周信芳，抹掉许多老艺术家；但历史无情，现在是他们自己将要作为杀人凶手被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里，而周信芳的麒派艺术、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的风节，则将如苍翠的青松，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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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来信
一点感受
茅盾
常常想为《战地》写稿，但实在事杂，时间少，身体又不如以前。而最糟的是事杂。莫名其妙的事都找到我，以为我是“万宝全书”，其实大大不然，有些事，数十年前的事都忘了；或者我根本没有参加，而人家总以为我知道，或参加，要我回忆，或来信，或来寓，坐着不肯去，真没办法。
现在有这样风气：为了一点事，派人外访，于是周游各省市，找甲找乙，要材料。事是好事，但所耗人力财力，怕也不少。至于被访者不胜其烦，影响做事写文章，那就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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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 理
龚宜洪
马路边上，坐着一位银须白发的老大爷在晒太阳，手中握着拐杖。一个年轻女子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要去县城，但又不认识路。离老大爷还有五、六丈远，她就用“哎”向老大爷打招呼，见老大爷没有答理，她嗓门更大了：“哎，哎，问你呢，到县城还有多少里地？”
老大爷这才抬起头，瞅一眼车上的姑娘，举起手中的拐杖说：“还有五拐杖。”
姑娘又气又急，冲老大爷说：“不是论拐杖，是论里。”
“论里？”老大爷发话了：“论理——你得叫我大爷！”随后才向县城方向一挥拐杖：“姑娘，还有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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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人相亲”
林淡秋
二十五个省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学习访问团”早已结束了访问活动，可我却没有结束对它的怀念。
在一个多月“走马观花”、“下马看花”的活动中，长期不见世面的我，真象刘姥姥游大观园一样，满眼新奇，应接不暇。关外风情的光和热，油都和钢都鲜花的色和香，可歌可泣的人和事，都给我以难忘的印象。这里，我只谈谈对这个文艺工作者集体本身的个人感受、感想。
就年龄说，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平凡集体，中间大，两头小。六十多个成员中，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只有四个。这也许是全国文艺队伍的缩影吧。若论精神面貌，真是“千人一面”，大同小异，难分老少。个个精神抖擞，吐气扬眉。久别重逢也好，初次见面也好，同样开怀吐实，畅叙悲欢，象刚从敌人炮火中脱险的战友。我是“访问团”里老字辈的成员，而且眼睛有病，视力极差，行动很不方便。因此上车下车，上楼下楼，特别是上山下山（我们攀登过鞍山有名的千山），都受到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和细心扶助。此情此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原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我在感激之余，总要想起过去那一段阴暗的岁月，那种极不正常的人和人的关系：相隔、相离、相疑、相怕，甚至熟人碰面不敢说话……
记得明朝于谦在一首律诗中说：“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这不过是长期浮沉宦海的于谦对当时人情世态的感喟，可是我们今天咀嚼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经历了“散”而不“聚”的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也大大“不同”了，不是那种值得感喟的不同，而是使人感奋的不同。“文人”不是以“相轻”出名的吗？可是今天如何呢？来自贵州的七十二岁老作家根据他在“访问团”的实际体会，多次对我说：“现在我们是文人相亲！”
我相信这是全团同志共有的体会。
自然，“相亲”的“访问团”不过是全国文艺队伍很小很小一部分，但这种“相亲”情景正是我国新时期的新人情、新世态在我们这个集体里的反映。
人总是从正反两方面接受教育，端正自己爱和憎的感情。野心家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破坏，他们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残酷迫害，从反面给了我们大家多么丰富、深刻的教育！这伙黑帮的文治武功使我们抬不起头，开不得口，动不了笔，有的甚至身残脑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文艺界的深重苦难正是孕育“文人相亲”的母胎。在“四害”猖狂的时节，大家是同仇敌忾的“难友”，相轻呢，还是相亲？而“四害”被除，我们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相轻呢，还是相亲？
柳宗元写过一篇《敌戒》，列举史实，证明敌人的存在不仅对我有害，而且对我有利。大敌当前，兢兢业业，奋发图强，则无所畏惧；不思警惕，忘乎所以，那就很危险了。文艺界消除流毒、繁荣创作的担子是很重的，“文人相亲”的重要性是突出的。“学习访问团”所以值得怀念，原因就在这里。
在沈阳握别的时候，一位热情的老作家默默地同我拥抱，而那个出狱不久、面如土色的内蒙古青年诗人却开口了：“我会想念你的。”亲爱的同志，我现在不是也在想念你、想念你们吗？这是“文人相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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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刺猬歌
朱子奇
八月六日，奥地利对华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奥国防部长雷施赠给邓副总理几件有意义的礼物，其中有一个水晶玻璃小刺猬，极为精巧美观。雷施部长说，这是奥地利共和国和军队的象征。这个小动物是爱好和平的，但如有人侵犯它，它就用满身的刺狠狠刺他！
邓副总理说：“刺是必要的，也是用得上的。”
我模仿裴多菲喜欢用的每段六行三韵的民谣体，试写了一首小诗《刺猬歌》，赠给雷施部长先生。他用德国古典诗体十四行的一种AABB韵，写了一首热情的诗，回赠我们。诗中称：“远离故土奥地利，走访中国为学习。上下台阶千万重，意气风发登高峰。”小小刺猬真快活，告别老家多瑙河。万里飞到黄河边，朋友处处欢迎我。赞我美丽又坚固，喜听我唱刺猬歌。自己打洞自己住，辛勤流汗自养活。不争别人半寸土，不占他家一个窝。爱好和平与自由，性情安详又温和。两眼虽小目光亮，辨别敌友绝不错。若是恶蛇伤害我，满身尖刺烧怒火！扎烂它的毒嘴巴，刺穿它的黑心窝！恶蛇狡猾使魔术，变个慈善老婆婆。念经拜佛搞哄骗，暗里却把毒牙磨。心中有数看得清，恶蛇多变无奈何。小小刺猬真快活，一路作客一路歌。刺猬歌声响四方，欧亚美非来唱和。同心合力斗蛇霸，自由和平共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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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一不二
石松
有个相声叫《说一不二》，其中有一条规定：只准说一，不准说二，谁说了二是要受罚的。这一点倒很象我们一些领导者的作风。
有些领导同志喜欢“说一不二”，一人说了算，好象很有魄力，有决断，有威信。他们说个“一”，就要群众奉为金科玉律，只能照办，不得非议。谁要是敢说半个“二”字，那就是“不尊重领导”，“目无组织”等等。他们对群众吆五喝六，动辄训斥，甚至于打骂。这些人眼里没有千百万群众，只有“老子天下第一”；做事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他那个“领导高明”的脑瓜出发，所以他们说的那个“一”，距离群众是多么遥远，距离真理又是多么遥远呵！我们有些热衷于“说一不二”搞“一言堂”的领导同志，看见别人对自己俯首听命、不声不响，就自以为得计，以为这就是他们“威信”的证明。殊不知这种靠强迫命令维持的“威信”，不是威信，而是威风。
威信是我们党的民主传统和群众路线的产物，威风则是“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主义流毒的表现。威信与威风是成反比的。真正有威信的领导者，是绝不会对人民群众耍威风的。而经常用耍威风来维持其“威信”的人，恰恰证明他的威信已经少得可怜了。他们即使登高“一呼”，也难免不变成孤鸿哀鸣；手中虽有权力，也势必变成孤家寡人。
大庆党委的同志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关系的榜样。他们和群众亲同鱼水，息息相关，因而能够“一呼百应”，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好。“一呼”能否“百应”，关键在于这个“一呼”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大庆的领导在“一呼”之前，不是“说一不二”，而是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且往往反复多次，用形象化的说法，就叫“几上几下”。经过“几上几下”作出的决议，提出的口号，就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凝结了群众的智慧。所以，他们不呼则已，“一呼”就能呼出群众的心声，就能激发群众的热情，产生巨大的威力。这样的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自然就很高。
那些喜欢“说一不二”的同志，所缺乏的正是大庆党委这种尊重群众、发扬民主，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态度。所以，他们要群众，没群众，要威信，没威信。待到他那个“一”已经在实践中碰了壁，弄得一无是处时，却仍然“不二”，不知改变，不肯改变，顽固地将错误坚持到底，这叫做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的结果只有一个——“霸王别姬”而已。
（附图片）
霸王自供——我就是民主少一点
〔漫画〕 王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