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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会见日众议院议员友好访华团
希望中日人民世代友好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会见日本众议院议员友好访华团时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两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国友好合作的前途是广阔的。他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由于保利茂议长因健康原因住院，这次访华团由日本众议院副议长三宅正一率领。保利茂议长的夫人保利丰子随团访问并参加了今天的会见。
三宅正一副议长对华主席说，我相信，当保利茂先生得知我们在中国受到热情款待的消息时，他会感到很高兴的。华主席请保利茂夫人转达他对保利茂议长的问候。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成员有众议院议员三原朝雄、田边诚、大久保直彦、玉置一德、山口敏夫、小林进、有马元治、田川诚一。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罗青长，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附图片）
图为宾主步入会见厅。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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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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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委决定加快抓纲治市实现四化步伐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强调，要特别认真地抓好“揭、批、查”运动和整顿领导班子。要组织批判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的罪行。要逐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 最近举行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逐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要提高对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认识，树立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在工作上，要加快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的步伐，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大干快上方面来；在作风上，要强调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领群众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会议决定在全市开展大学习，来一个思想大发动，解决干部、群众中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问题。会议要求全市干部、群众学习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研究国外搞现代化的经验和资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找出差距，提高认识。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能够创造出资本主义创造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一定能够比它更高。极大地丰富社会物质财富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的生产发展得快，对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有许多有利条件。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也十分有利。现在，党中央的方针十分明确，决心很大，只要大家拿出大跃进的干劲，下定决心大干，一定能够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会议强调，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首先要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抓紧抓好。要特别认真地抓好“揭、批、查”运动和整顿领导班子。这两件事不搞好，想大干快上也上不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揭批林彪、“四人帮”，带头把清查工作搞好，带头落实党的政策。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首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对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系列冤案、错案、假案，一定要平反昭雪。对于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统统推倒。
会议还要求各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双打”斗争。全市要组织批判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反革命罪行。
会议还强调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当前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要研究总结近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增加自觉性，去掉盲目性。要做到大干快上，就要下这个功夫。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扭转那种高高在上、瞎指挥的作风。我们的工作要有计划，办事要有章法，要走群众路线，要搞群众运动，要运用毛主席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发现先进，总结经验，开展评比，激励后进的迎头赶上，使大干快上的群众运动不断前进。全市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种讲空话、假话、大话的恶劣作风。要是非分明，好坏分明，奖惩分明，纪律严明。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要靠这种认真的态度。
会议指出，要大干快上，必须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问题，使他们大干没有后顾之忧。当前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是住房紧张。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它走在前面。“四人帮”干扰破坏了多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分别轻重缓急，统筹兼顾，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艰苦奋斗。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市委书记、常委，市委各部门和区、县、局等党委的负责人。会议学习、讨论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市的指示，以整风精神，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市的运动和工作，研究部署了今冬明春的工作。大家精神振奋，信心满怀，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北京市的各项工作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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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在拉萨举行宽大释放大会
释放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部在押要犯
新华社拉萨十一月十五日电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宽大处理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全部在押要犯。十一月四日，在拉萨举行的宽大释放大会上，受到宽大处理的罪犯们领到了人民政府发给的印有藏、汉两种文字的释放证。
这次获得宽大处理的罪犯，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寺庙活佛和地区叛匪司令共二十四名。其中，有原西藏地方政府札萨、山南王拉加里·朗杰加措，原叛匪司令、西藏地方政府孜本雪古巴·加央克珠，原西藏地方政府堪穷拉恰·土登丹巴，原西藏地方政府黑河地区总管门堆巴·洛桑旺堆，原西藏地方政府粮食副总管夏扎·甘登班觉，原西藏地方政府阿里地区副总管浪东·白玛多吉，原西藏地方政府颇本江热·阿旺次白，原哲蚌寺措钦活佛杰色·阿旺洛桑，原边坝寺活佛边坝·阿旺洛桑，以及地区叛匪司令布顿都、江康格多等。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背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时，这些罪犯都是参与组织策划叛乱的首恶分子和骨干。这些罪恶累累的犯罪分子今天获得新生，是毛主席对于敌对阶级分子改造教育政策的又一巨大胜利，也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西藏平叛改革以来，我公安机关遵循毛主席“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和“给出路”的政策，对犯有反祖国、反人民、反革命罪行的罪犯，坚持以革命的人道主义进行长期、耐心、细致的教育改造工作。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这些犯罪分子逐步抛弃他们的反革命立场，认清形势，同反动的民族分裂主义划清界线，走上了改恶从善的道路。根据他们的悔改和立功表现，一九六三年以来，先后有四批这样的犯罪分子获得了宽大处理，不少人还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行列。其余二十四名罪犯，经过十九年教育改造，也绝大部分认罪服法，愿意重新做人，这次全部得到了宽大处理。
十一月四日举行的大会上，自治区公安局副局长白马多吉宣布了公安机关关于宽大处理这些罪犯的决定，发放了释放证。罪犯们宽大释放后，一律给予公民权，并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适当安置。其中，拉加里·朗杰加措、雪古巴·加央克珠等十三人，将由自治区统战部安排学习和工作。
这次同时被宽大释放的还有十名受外国反动派和外逃叛匪特务机关派遣，潜入西藏地区的特务人员。他们大部分将由政府安排劳动就业；其中有两名，其妻子儿女在国外，如本人愿意出国与家人团聚，将发给足够路费，并提供方便。
罪犯们在即将释放的时候，都领到了政府发给的一套新衣服、新铺盖、新提包等生活用品和一百元零用钱。原来由公安部门代为保管的手表、钢笔、钱包等，也都一一物归原主。党和人民政府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们深受感动。原叛匪司令、西藏地方政府孜本雪古巴·加央克珠热泪盈眶地说：华主席、党中央使我们获得了新的生命。回想过去的罪恶，内心无比悔恨。从今以后，我们一定坚决跟共产党走，做个名符其实的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贡献力量。
在宽大释放大会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天宝讲了话。他对罪犯们经过长期教育、改造所取得的进步表示欢迎。他在讲话中畅谈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后，各条战线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学习，改造思想，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力量。
天宝同志说，外逃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当前处境更加困窘。被他们欺骗、裹胁而流落国外的藏族同胞，远离祖国，流离失所。他们受人歧视的悲惨遭遇与西藏人民今天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日夜思念家乡，向往祖国。对此，我们深表同情和关心。借此机会，我们再次表示希望流落国外的藏族同胞，包括逃亡国外的西藏上层人士，认清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识破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侵略、颠覆和分裂祖国的阴谋，早日摆脱寄人篱下，受人歧视的困境，回到自己的家园，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凡是愿意回来的，既往不咎，我们一律欢迎，并将妥善安置其工作、生产和生活。
十一月五日，西藏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以及西藏政协负责人，接见了被宽大释放的全体人员，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设便宴招待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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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委员长、华总理电贺加尧姆当选马尔代夫总统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十一月十四日打电报给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热烈祝贺他当选为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电报全文如下：马累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阁下：
阁下荣幸地当选为贵国总统，并于马尔代夫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宣誓就职，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向阁下以及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祝马尔代夫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祝中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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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
——评话剧《于无声处》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正在这个时候，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来到北京，为首都人民演出。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
话剧《于无声处》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几千万人争相阅读这个剧本，在剧场，在电视机前，观众和演员一道悲哀、流泪、焦急和愤怒，和着欧阳平的声音喊出：“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一个话剧，在演出和发表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就引起群众如此广泛的共鸣和赞赏，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
人们都在想，它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从何而来？
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出现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城市的亿万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运动，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这是深埋在八亿人民心中，使广大群众长期不能平静和认真思索的问题。《于无声处》的情节和人物，用艺术再现的客观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最大诬蔑和对历史的最大歪曲。
“四人帮”从一出现，就是跟中国人民根本对立的。他们窃取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的过程，也是他们向全体中国人民进攻的过程。梅林，成千成万和她一样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几十年打下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江山，如今却连自己的立锥之地都不给他们”。欧阳平因为是什么“叛徒”的儿子，“四人帮”就强令他离开部队，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一天之内成了反革命子弟、‘狗崽子’”。严肃工作、正直好学的外科医生何为，被说成什么“走白专道路”。刘秀英被逼得精神失常。向往革命、天真纯朴的何芸，也由于梅林一家的遭遇、与情人的长期分离，而深深地痛苦。广大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贯穿着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人民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早已存在。但是，直到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发生之前，可以说，这种斗争还是零星的，还没有形成一种给“四人帮”以沉重打击的群众运动。其中的最先进的分子，如梅林和欧阳平，已经认识到“四人帮”的本质和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梅林说：“党不是‘他们’的，党会战胜‘他们’的！林彪不是已经被党粉碎了吗？‘他们’也快了！”另外一些人，如何为、何芸和刘秀英，还暂时处在徘徊、怀疑和忍耐的阶段。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抓紧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进行整顿，经济情况开始迅速扭转，人民有了指望。接着，正如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在这前后，‘四人帮’猖狂地反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把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到他们手里，这就展开了又一个极其严重的斗争”。人民和“四人帮”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样，在“四人帮”拚命攻击周总理，并且用法西斯手段血腥镇压悼念周总理的群众的时候，人民就再也不能忍耐了。
周恩来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忠诚的执行者和最勇敢的捍卫者。他的一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幸福，紧密地联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如中流砥柱，抵制和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殚精竭虑，力争革命和生产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他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表达了八亿人民的愿望。为了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四人帮”所葬送，为了保护遭到“四人帮”摧残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他不畏艰难险阻，积劳成疾，献出了光彩夺目的余生。人民无比地尊敬和热爱他，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使祖国繁荣强盛的美好理想。“四人帮”把他视为篡党夺权的眼中钉，在他生前，对他进行诽谤和中伤，在他逝世以后，更加放肆地向他倾泼污水。当时，中国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对待周恩来同志的态度，成为区分革命和反革命、区分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了。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于无声处》主题思想的深刻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正在于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连敌人也无法再加掩盖的事实。随着矛盾的表面化，何是非也不得不撕下伪装，向女儿承认：“周恩来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一面用来对抗中央首长的旗帜”，妄图把它一举砍倒。“某些人”应为全体中国人民，“中央首长”系指“四人帮”。除去此点需要加以注释之外，他不是已经完全道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吗？
反对周恩来同志，迫害悼念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群众，这是“四人帮”妄想扭转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粗暴践踏人民革命要求的最卑鄙、最猖狂的行动。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应当怎么办？“他们要从人民心里拔去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啊！我们能不扬眉剑出鞘吗？！”欧阳平的这段话，就是中国人民的回答。在同一个时间，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在每一个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和家庭，人们都为自己的好总理的去世而深切哀痛，都把悼念周总理变为对于“四人帮”的控诉和声讨。亿万人民从四面八方自动涌上街头，表现了震撼千古的革命首创精神和牺牲精神。没有谁来组织和号召。但是，这场自发地形成的革命运动，却又建立在人民群众的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整个运动的主体，也是其中最威武雄壮、最有声有色的一幕。
这场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把这种巨大的革命震荡，归结为少数人的行为，那就是在进行历史唯心主义的陈腐说教。恩格斯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如果不是这样去探究这场群众革命运动的历史动力，那么，它的出现，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话剧把我们带回到一九七六年春天使几代中国人铭心刻骨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今天，年轻的英雄们，重又集结在这座纪念碑下。
“花圈如山，人群似海。那四季长青的松柏树上，挂满了浸透泪水的小白花，对着这世界上最庄严最圣洁的挽幛，人们轻轻地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那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满了用血写成的誓词，面对着闪烁的刀光剑影，面对着横行的魍魉魑魅，人们高声地呐喊：那一小撮祖国的罪人，见鬼去吧！挥泪悼念总理，洒血讨伐奸雄！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日夜不断，川流不息”。
这些和新中国一起长大的青年，无愧于自己生活的伟大时代，无愧于培养和抚育了自己的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勇敢地肩起了挽救社会主义祖国的危亡和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的重担，继续着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他们赤手空拳，迎击“四人帮”的棍棒，用自己的愤怒和鲜血，在豪迈的《国际歌》声中，又为中国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章，为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增添了新的异彩。
话剧是从梅林和何是非两个家庭在分离十多年后的相逢开始的。十多年前，梅林和何是非，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十多年来的阶级斗争，在他们之间划开判然分明的界限。正当前者被开除出党、关在黑屋子里备受折磨的时候，后者却“说假话——有功”、“说屁话——高升”，荣任进出口公司革委会主任。这个变化，是“四人帮”反党篡权活动所造成的敌与我、是与非、善与恶的大颠倒的生动写照。在梅林的背后，站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在何是非的背后，站着“四人帮”、唐有才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暗势力。“四人帮”要打倒的，不只是一个梅林。他们要整个儿地毁灭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发生在梅林同何是非之间、发生在梅林及其他剧中人物同何是非之间的斗争，一切这里出现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和爱情、友谊中的纠葛，就不能不带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了。
这次相逢，正值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发生之后不久。何是非客厅里的斗争，是这一运动的缩影，也是它的继续和发展的一个侧面。
英雄们正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拘捕、囚禁、通缉。欧阳平就是因为编辑和散发天安门革命诗文集《扬眉剑出鞘》，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时刻。我们已经不再看到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当时中国的政治空气，表面看来，凝结得如同冰块一样地冷浸和沉滞，而何是非、唐有才之流，却不可一世。但是，欧阳平说得好：“沉默。眼前这一片可怕的、反常的沉默，正预告着一场更可怕的风暴的来临！”斗争没有中止，而是向纵深发展着。在知道事情真相以后，何为、何芸和刘秀英，断然抛弃徘徊、怀疑和忍耐的态度，成为欧阳平的患难与共的战友。全国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保卫英雄，和英雄们一道参加战斗的历史事实，在这里得到形象的表现。
在舞台上出现的这场斗争中，梅林、欧阳平、何为、何芸和刘秀英，由于“四人帮”的统治，或者被诬为“叛徒”、“现行反革命”，或者被说成是“无病呻吟，小病大养，成天吊儿浪当”，“立场不稳，模糊，动摇，犹豫，旁观”，或者成了精神失常者。但是，他们是真正为正义而战的历史的主人。老一代革命家不减当年的胆略，年轻的英雄视死如归，广大群众的力量，汇成了冲决一切、奔突而出的岩浆。全剧是以何是非目睹诸人出走和接着来到的一声响雷终场的。何是非惊恐万状，说，“都走了”。他说得不错：亲属“走了”，群众“走了”，他们横行霸道的历史也“走了”，剩下的只是“四人帮”这样一伙立刻就要被人民审判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以天安门广场的事件为中心的群众革命运动，是人民心中久已郁积、酝酿、燃烧的对于“四人帮”的仇恨的总爆发，是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长期斗争的一次总爆发。“四人帮”所以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达十多年之久，正是因为人民还没有普遍觉醒。人民一旦普遍觉醒和投入战斗，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这次革命运动，是人民民主同“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四人帮”的封建社会主义的一场激烈的搏斗。它充分显示了人民的爱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的出现，为“四人帮”的最后垮台，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群众条件。“‘他们’也快了！”正是人民，用自己的斗争，为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到来，谱写了一支响彻云霄的序曲。
《于无声处》就是这样用艺术的形式高度集中和准确地概括了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的来龙去脉，再现了中国各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的面貌，以及这场斗争所预示的它们的政治结局。
在人物塑造上开拓出新生面
文艺作品，特别是叙事性文艺作品，需要通过塑造人物来反映生活和揭示主题。
《于无声处》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定背景下，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深厚的阶级内容而又个性鲜明的典型。他们的志趣、爱好、处事待人的态度，都是不容混同的。但是，通过这些高度个性化的表现，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且看到了这些典型又是他们的特殊地位、经历和社会联系的产物。这些人物的性格，在现实的土壤中产生，同时随着斗争的推移而变化和发展。他们不是作者主观意念的传声筒，不是某种现成的政治结论的图解，而是使读者和观众觉得他们象身边的人们一样真实。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4页）
作为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的老党员，梅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党给予她的教育，在继续开花结果。她被剥夺职务，剥夺生活来源，却从儿子寄给自己的微薄的费用中省吃俭用，留下了每个月的党费。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心挂念着党和国家的命运，连续十一次书面揭发“四人帮”的罪恶。象每个好妈妈一样，她希望儿子幸福地生活。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她又鼓舞儿子“到监狱里、法庭上，去跟他们作一场——最后的斗争！”尽管医院已经确诊，她患晚期肝癌，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她一息尚存，就要继续战斗，她艰难地嚼着饼干，同死神鏖战。她说：“共产党员应当用自己的生命来交党费。”这个从十六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为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员，不是“四人帮”的淫威所能吓退的，不是“四人帮”的诬蔑所能打倒的，不是“四人帮”能够开除得了的。难道不正是从这个被“四人帮”诬为“叛徒”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光辉，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吗？
欧阳平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革命者的典型。这个在北京郊区一家小饭馆里为人民服务的年轻人，是人民用自己的乳汁养大的英雄。他的仅有的一段较长的独白，只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重逢的亲人，也向中国和世界，叙述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的真相。他所歌颂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的功绩。他对于个人遭遇的唯一不满，是“四人帮”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他又打了几十次入党报告，而竟被置之不理。然而，在这种不满里，不也充满着对“四人帮”的深切仇恨，对党的信任和热爱吗？他说：一个小小服务员，“编了几首小诗，说了几句真话，居然惊动了张春桥、张大老爷，全国通缉，到处搜捕，闹得他们兴师动众，鸡飞狗跳！要是有十个人站出来说真话呢？要是一百个，一千个，要是全中国的人民都站起来大胆地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张大老爷们又该怎么办呢？”他正是从人民的身上，感觉到了决定中国命运和支持自己进行无畏斗争的力量。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他看到，“中国人民成熟了！中华民族有希望！”在话剧里，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华民族的希望，就集中地表现在欧阳平的身上。话剧始终是从他同人民、同党的血肉联系中，来展开他的英雄性格的。这一代英雄人物从中国地平线上的出现，显示出“四人帮”垮台的必然性，而且预示了中国人民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斗争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必然性。
何为和欧阳平年龄相仿。稍稍不同的是，他没有更多地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也没有一个象梅林这样的革命长辈在身边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诲。但是，他同样是解放以来在党的阳光下长大的青年。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只能使他一时有点“晕头转向”；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并没有忘记根本的是非界限。既然“四人帮”妄想用何为描述的那种“钳口术”，封住人民的嘴巴，那么，在有何为这样的经历和教养的知识分子中间，就自然会出现嬉笑怒骂、嘲弄挖苦的斗争方式。专制可能使人沉默，也可能使人冷嘲。这种多少有点病态的斗争方式，正是“四人帮”专制下的政治生活在何为身上的特殊产物。所谓“百事不问，一日三餐，吃饱睡足”，所谓“白痴道路”，不过是在他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之前，为自己不能在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而苦闷、焦虑、恼怒的一种愤激之词。由于人民的推动和英雄的榜样作用，他毫不犹疑地扔掉济公式的蒲扇，接过浸透着千万人的血泪的《扬眉剑出鞘》，和欧阳平并肩走上了战场。
何芸比他们都要年轻几岁。这个单纯的姑娘，还缺少生活和斗争的磨炼。她的觉醒，需要梅林和欧阳平的正面教育，也需要何是非、唐有才之流的反面教育。这个正反两方面教育的过程就是她认识受到“四人帮”诬陷的梅林、欧阳平才是党的忠诚战士的过程，也是她逐渐识破何是非、唐有才之流“革命”言词的虚伪性，看透他们反革命祸心的过程。“四人帮”的活动，一方面给她以假象，一方面也在她的心上留下疑云。为什么许多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行”，仅仅是悼念周总理？为什么自己一向敬仰的梅林和童年时代的伴侣欧阳平，也被说成是“叛徒”和“反革命”？为什么受到“四人帮”重用而父亲又硬要把自己介绍给他的唐有才，竟是那样一个讨厌的家伙？探索和弄清这些影响到全国局势又同个人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不仅是何芸，而且是其他一度受到“四人帮”欺骗的人们觉醒的开端。她的性格的发展，还同爱情婚姻的纠葛交织在一起。选择欧阳平，抛弃唐有才，是她进一步觉醒的标志。如果说，她先前对于欧阳平的爱，主要还是表现了他们从孩提时代结下的友情的话，那么，正是在得知欧阳平就是“四人帮”在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而她自己又被强令亲手逮捕这个“反革命”的时候，她的爱情的火种，就化成熊熊的烈焰燃烧起来了。“我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爱他！”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这种爱情将会带给她什么，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正是革命者的爱情。在这个意义上，何芸的形象，对于青年的教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退休小学教师刘秀英，曾经教育孩子们要正直、善良、忠实。她自己，就是这种美好性格的楷模。文化大革命中的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使她的生活脱出了常轨。她看到了何是非编造的诬蔑梅林是叛徒的材料。她没有机会在更多的社会活动中，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为了儿女的前途，这个慈爱的母亲、历来百依百顺的妻子，长期没有勇气揭发丈夫的问题。同时，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又始终不能忘怀梅林母子的命运。这种难以言状的矛盾和痛苦，造成了她的精神失常。她的觉醒，比其他人物要更困难一些。但是，正是因为她是普通的中国人民的一员，处在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地位上，正是因为她从梅林母子的身上，取得了刚强和勇气，所以，同何是非的决裂，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这个人物的觉醒过程可以看到，不仅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而且生活在家庭狭窄圈子里的普通妇女，也再不能忍受“四人帮”的统治。这样，她的觉醒和斗争，就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深化了话剧的主题。
何是非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反面典型。为了爬上去，他出卖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出卖了反对“四人帮”的年轻的英雄，出卖了自己的女儿。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叛徒。话剧没有把他漫画化，而是让他用一些合乎他的经历和身份的堂皇词句，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显得比谁都“左”。没有这样一副伪装，他们一分钟也不能存在。梅林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不仅洗净了革命者的灵魂，也会冲去一切政治小丑脸上的油彩！”这个结论，已经为文化大革命所充分证明。它还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继续得到证明。
由于从现实出发，把创作的根基深深地扎在生活的土壤里，《于无声处》打破“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等等禁锢，在对生活进行艺术提炼和再造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处理人物的个性和共性、细节的真实性和性格的典型性以及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关系。这种情形，和我们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许多作品中经常遇到的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偶像化以及与此有关的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不准备详细讨论《于无声处》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和新的特点，只是着重指出，由它开拓的这个新生面，将会对当前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迎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高潮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四人帮”进行的殊死斗争，延续了十多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场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并且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四个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环节，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思想方式的深刻革命。它已经和还将产生更多的、更加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深刻认识和真实反映人民群众这种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是文艺工作者的责无旁贷的义务。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为文艺创作提供着无穷无尽的人物、情节、题材、主题和诗情。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新高潮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高兴的是，以《天安门革命诗抄》、《丹心谱》、《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和《于无声处》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新高潮的潮头了。
当然，和一切新事物一样，《于无声处》也难免存在缺陷。比如，就剧本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梅林的台词中加一些回忆周恩来同志光辉业绩的内容，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主题更加突出？另外，是不是可以无需特意去写何是非解放前当过洋行职员？因为在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的罪行的过程中，大量事实证明，某些人、包括某些参加革命较早的人所以堕落，所以出卖革命、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去换取“四人帮”的青睐，阶级出身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唯一根蒂。不论他们出身如何，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有着同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更深刻的原因。《于无声处》是一件动人心弦的艺术瑰宝，但又是一件尚待精雕细琢的艺术瑰宝。我们相信，经过作者和表演者更加深入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并且不断吸取读者和观众的意见，它一定会逐步提高和更加完善起来。
《于无声处》的编剧、导演、演员，大都是群众中的年轻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他们在创作和表演上所达到的水平，使人们惊讶赞叹，耳目一新。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经过十多年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一代年轻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已经涌现；他们被群众拥戴出来，带着自己的优秀作品，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登上了文艺舞台。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提高，也势必会有新的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出现。他们代表着革命文艺的方向。他们是最有朝气、最有希望的力量。在这些新一代作家、艺术家的面前，哪里有什么僵死的教条，哪里有什么“禁区”和“余悸”，哪里有什么“长官意志”呢？他们倾尽全力，以艺术的形式表现的，只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场景和音容笑貌。这样，他们就把一股强劲有力和刚健清新的空气，吹进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
《于无声处》的出现表明，一批年轻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在向专业文艺工作者和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挑战了。这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情。人民殷切期望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和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迎头赶上，努力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后起之秀共同组成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为开创群星灿烂、百花争妍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而奋斗。
《于无声处》的出现，也向我们文艺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它不是根据某一领导人规定的题材、主题和情节编造的，而是群众自己创作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方法，来领导文艺工作。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所以能够处在领导者的地位，正是因为它代表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说，经济工作来不得“瞎指挥”的话，那么，文艺创作这种精神劳动，就更加来不得“瞎指挥”。这是一项必须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事业。领导者的责任，在于制订和贯彻执行合乎文艺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作者的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在于坚持马克思所说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个真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检验作品的是非优劣。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文艺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和落实。但是，为着彻底扭转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五年针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所指出的“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文苑凋蔽的状况，使文艺工作真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日益提高的要求，却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列宁说：“群众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强大的运动会象清除毫无用处的腐败东西，把杜撰的、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方案一起清除掉，自己则永远一往直前地前进。”（《生活在教导人们》，《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8页）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应当充分肯定年轻的文艺闯将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并且热情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取得经验，健康成长。某些已经落在形势后面的同志，是不是还要徘徊观望，无所作为呢？是不是还要冷眼相视，让新事物去自生自灭呢？是不是还要用自己的“余悸”、自己的无穷忧虑和清规戒律，去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创造精神呢？诸如此类的病症，实在到了彻底医治的时候了。
茁壮的新芽已经破土而出，终究要长出挺拔的枝干，开出艳丽的花朵。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愿我们整个文艺界和它一道前进，迎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新高潮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