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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本报评论员
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纠正冤案、错案、假案。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和其他场合，反复要求我们，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妥善处理。需要作出结论的要尽快作出。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冤案要昭雪，假案要纠正，错案要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不错不平。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华主席还多次重申毛主席的指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消除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恶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两年来，从全党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些冤案、错案、假案，得到了纠正；许多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同志得到平反昭雪；不少长期“靠边站”的老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激励和推动着各项工作的发展。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当充分肯定。
但是，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错案件的工作，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还做得不好。有的地方“光打雷，不下雨”，左顾右盼，缩手缩脚。不少地方只处理了一些一般案件，对一些影响大、时间拖得久的案件尚未处理。应当认识，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错案件，关系到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对这样一件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大事，一定要继续抓紧抓好，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做好。
实事求是才能有错必纠
为什么有些地方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错案件搞得好，有些地方搞得不那么好，甚至很不好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主席早就说过，共产党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几十年来，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违背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
毛主席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就是实事求是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反对认敌为我，又要反对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敌我关系，同时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肆意践踏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错案、假案。他们要陷害一个人，不要任何事实根据，就可以罗织罪名；甚至不必罗织罪名，单凭“我看你就不是好人”这句话，便把人定为叛徒、特务、间谍、汉奸、反革命、走资派。他们根本不是调查定性，而是“看相定性”、“想象定性”。他们的党羽公然宣称：揪反革命，揪出一百，就是搞错了九十九，有一个对的，成绩还是大大的。这同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有什么两样！请看，他们就是这样草菅人命，包括草菅人的政治生命。在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的时候，成千上万好的和很好的干部，特别是长期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各条战线的骨干分子，惨遭打击迫害，许多人沉冤莫白。党的干部队伍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损伤，革命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害。
实践告诉我们，纠正冤错案件，深得人心，大快人心。长期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把平反看作党对他们的第二次解放，更加焕发出革命青春，决心把有生之年全部献给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受害干部的家属子女如释重负，深深感谢党中央、华主席搬掉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大石头，治好了他们内心的创伤。广大群众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胜利。事实表明：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就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解决一批人的问题，就能调动千万人的积极性。许多国际友人对于我们严肃认真地纠正冤错案件也给予积极的评价，他们从这里看到我们
“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或法治主义”，看到我们正在“医治‘四人帮’横行时的各种后遗症，团结一切力量实现‘现代化’”，看到我国“在学术界进行自由和坦率的讨论的气氛已经出现”。
应当认识，是不是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纠正一切冤案、错案、假案，是能不能坚持正确路线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上，犹犹豫豫，顾虑重重，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不敢实行有错必纠，继续容忍敌我不分、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那怎么能说明我们是同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划清了界限呢？怎么能说明我们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党的十一大路线呢？
落实政策的根本依据是事实
坚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能够离开事实，拿别的什么东西作为根据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搞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有一种看法：凡是上了文件的，或者高级领导人说过话、作过批示的案子，即使错了，也不能动。现在有一些“复杂”案件，并不是因为案情本身多么复杂，难以弄清，而是由于上述原因，一拖多年，不得解决。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文件出发的看法，根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要知道，文件也有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文件，经过合法的组织手续，是可以修改或者推翻的。党章、宪法尚且可以修改，为什么内容有错误的文件不可以修改呢？怎么能够拿“上了文件”作为维护错案的根据呢？九大政治报告中有好几段谈到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一股“逆流”，就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大肆渲染的所谓“二月逆流”，后来党中央把情况弄清楚，不是否定了这个所谓“二月逆流”吗？受牵连的同志不是都恢复名誉了吗？
至于领导人审批案件，一般都是代表一级组织的。不管什么人批的案子，如果发现批错了，同级组织完全有权纠正。这是符合党章规定、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如果某个领导人对某个案件的批示，事先不经同级组织讨论，事后也没有得到批准，只是个人说了一句话，这本来就不符合组织原则，批错了的就更应当纠正。
林彪、“四人帮”一伙都是极其阴险极其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擅长颠倒黑白，弄虚作假，上欺毛主席、党中央，下压广大干部群众。最近报上揭露的迟群等人一九六九年一月在清华大学炮制的那个《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就是谎报情况、欺上压下的一个代表作。他们抢旗帜，捞资本，妄图使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合法化。这个报告当时由毛主席、党中央批发了。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清楚。要不要推翻这个假报告，实事求是地替那些被迟群等人写在报告里肆意诬陷的同志平反呢？有人曾经以“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为理由，不肯翻这个案。改组后的清华大学党委，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放手发动群众揭批迟群一伙炮制假报告的罪行，经上级党委批准，明确宣布这个假报告中制造的一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他们这样做，坚持了毛主席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坚持了毛主席长期培育的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了毛主席关于“有错必纠”的指示，正是维护和高举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可以肯定，如果毛主席还健在的话，一经发现这个文件有错误，他老人家本来是会亲自加以纠正的。现在毛主席不在世了，如果我们明知文件有错也不予澄清，不加纠正，让那些被迟群等人诬陷的同志继续有口难辩、有苦难诉、有冤难伸，让迟群等人炮制的假报告继续流毒全国，这决不是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而只能是相反。
事实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曾亲自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在他们干扰破坏下产生的一些冤错案件。毛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在有关贺诚、傅连暲案件的一份报告上作的批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毛主席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主席在这里严肃地提出了“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这条对待冤错案件的正确原则。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是对林彪、“四人帮”百般诬陷陈毅同志的有力否定。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恢复名誉。这一切说明，毛主席如何身体力行，坚决执行“有错必纠”的方针。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华主席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很快就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有错必纠”的方针、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树立了典范。
总之，落实干部政策只能根据事实，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纠正错案要一抓到底
落实干部政策，纠正错案，当前主要是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在他们错误路线干扰破坏下产生的冤案、错案、假案。对于过去的错案要不要纠正呢？能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就不准纠正呢？能不能说一纠正错案就否定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成果呢？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案子要不要纠正，要看有没有错；纠正到什么程度，要看错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有这样一条界限，而不能有另外一条界限。规定什么时候发生的错案可以纠正，什么时候发生的错案就不可以纠正，如果那样，还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冤案、错案、假案，不管是什么时候搞的，一经发现，都要改正。
最近，党中央鉴于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与此同时，对不应划右派而确实划错了的，尽管事隔二十一年，还是决定予以改正。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发扬延安整风以来的优良传统，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又一典范。
要知道，冤案、错案、假案拖得越久，蒙冤受害的同志痛苦越大，他们的家属子女背的政治包袱越重。各级领导同志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自己被处理错了，一拖多年，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你是要求平反还是不要求平反，是希望早点平反还是不希望早平反？是实事求是地给你平反，能够调动你的积极性，还是将错就错，不予改正，能够调动你的积极性？至于有人认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案，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纠正过去政治运动中的错案，就是否定过去政治运动的成果，那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主要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有的运动中也确实出现了一部分错案。如果不顾事实，坚持错误，那只能是给历次政治运动抹黑，那不是保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果，而是保护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
本文主要谈了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干部中的错案问题。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使大批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也使大批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工农群众包括一些老英雄、老模范受到打击迫害。群众当中的平反问题也不应忽视。对群众中的冤错案件，同样要认真地清理，实事求是地纠正。“有错必纠”，不是不纠，不是可纠，而是必纠；不是只纠正一部分人的错案，而不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案。各级党委不能等待观望，不能虎头蛇尾，不能敷衍应付，不能随便将矛盾上交，而要下很大的决心，把落实政策、纠正错案的工作坚决办到底。当然，在工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样做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妥善，更有成效。只要我们把道理说清楚，受害的干部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会给予谅解、支持和合作的。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郑重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宗旨。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没有也不谋取任何私利。因此，我们能够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清醒地看到，不仅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会造成一些错案；而且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往往存在距离，由于人们主观片面、粗心大意、偏听偏信、感情用事等思想作风上的毛病，也会造成一些错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错案，我们都坚持“有错必纠”这一条。这正说明我们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在率领三千多万党员、八亿各族人民，进行历史性的新长征。要在本世纪内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重而道远，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调动干部的积极因素。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干部。把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很好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现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必须抓紧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关键的一年。我们要争取在明年上半年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基本做完，越快越好。任务大，要办的事情很多，靠个别部门、靠少数人去办是不行的。必须大家动手，全党办案。全国县和相当于县以上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单位，都要动员起来，办一些案子。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要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领导亲自动手，解决一些老大难案件，为下级树立敢于坚持原则、拨乱反正的榜样，树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榜样，树立实事求是的榜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们相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落实政策、纠正错案的工作一定能够尽快地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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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结束对泰、马、新三国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回到北京
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离新加坡时，李光耀总理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满载三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今天晚上乘专机回到北京。
我国领导人李先念、汪东兴、韦国清、方毅、纪登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陈慕华、邓颖超、姬鹏飞、康世恩，以及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国家体委、国务院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邓副总理访问东南亚三国归来。
邓小平副总理满面笑容地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飞机，同前来欢迎的人亲切握手。
陪同邓小平副总理前往访问的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等同机回到北京。
泰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素德，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涅克·穆罕默德·哈桑，以及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新加坡十一月十四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在结束了对新加坡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之后，今天上午启程回国，受到了热烈欢送。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在新加坡国际机场欢送邓副总理。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邓副总理在李光耀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邓副总理对东南亚的成功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邓小平副总理同这三个东盟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举行的政治会谈表明，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霸权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以维护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方面，彼此有着相似的看法。
风景秀丽的新加坡，今天在温暖的晨光下显得格外明媚。上午，李光耀总理和夫人柯玉珠乘车来到国宾馆，陪同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驱车前往新加坡国际机场。机场上铺设着红地毯，机场上空迎风飘扬着中新两国国旗。
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在机场上受到了新加坡副总理、国防部长吴庆瑞，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财政部长韩瑞生和其他内阁部长以及一些国家驻新加坡的外交使节的热烈欢送。
在专机的舷梯旁，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与李光耀总理和夫人柯玉珠热烈握手道别，感谢他们以及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李光耀总理夫妇祝邓副总理夫妇一路平安。
邓小平副总理登上专机后，在机舱口一再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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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缅甸时
邓副总理同吴奈温总统会谈
会谈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仰光十一月十四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于回国途中在仰光机场停留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举行了会谈。他们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就亚洲形势交换了意见。
邓副总理结束对东南亚三国的访问后，乘专机从新加坡起飞，经过两小时二十分钟，于十一点五十五分（仰光时间）抵达仰光机场。吴奈温总统和夫人杜尼尼敏在舷梯旁同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热烈握手。
当邓副总理和吴奈温总统并排坐在仰光明加拉顿机场贵宾室时，邓副总理说：“很高兴又见到了你。我是路过这里来看一看老朋友，顺便同吴奈温总统交换意见。欢迎总统阁下和总理阁下在方便的时候随时去中国访问。”吴奈温总统对邓副总理出访东南亚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并要求邓副总理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的问候。
为时一小时半的会谈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缅甸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总理吴貌貌卡、国务委员会委员吴当基、外交部长敏貌。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驻缅甸大使莫燕忠。
会谈结束后，吴奈温总统设午宴招待邓副总理。
专机于仰光时间十五点十分继续向北京飞行。邓副总理在登上飞机前再次同吴奈温总统相互道别。（附图片）
邓副总理和吴奈温总统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 摄
邓副总理回到北京，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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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本同志冤案得到昭雪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空军领导同志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本报讯 《解放军报》报道：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空军学院干部战士愤怒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残酷迫害学院原副教育长刘善本同志的罪行，回顾刘善本同志对人民空军所作的贡献，大家衷心拥护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党委为刘善本同志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
刘善本同志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六年，他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不顾个人安危，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毅然驾驶飞机飞向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我军。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革命行动，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打击，影响很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朱总司令和中央其他首长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晚，接见了刘善本和机组的全体人员，敬爱的周总理也先后多次接见刘善本，勉励他积极工作，多作贡献。党和人民对刘善本及其机组的全体同志弃暗投明，参加人民军队的革命行动，给予很高评价，并本着爱国不分先后，来者欢迎，量才使用的方针，一直信任和重用他们。刘善本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先后担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某航空兵师师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重要职务。他还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刘善本同志参加革命队伍后，忠于党，忠于人民。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一贯勤恳工作，认真钻研业务，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光明正大，为空军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善本同志积极参加运动，当他看到林彪、“四人帮”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空军学院大搞拉帮结派，对革命干部进行残酷打击迫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因此被诬蔑为“站错了队”。他在被严密控制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给邓颖超同志写信，通过她向敬爱的周总理反映空军学院和空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信件虽然被无理扣压，但是，刘善本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刘善本同志这种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革命行动，林彪反党集团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给刘善本同志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他们把刘善本冲破黑暗毅然驾机起义诬蔑为“假起义”，把他积极为了保卫中央首长专机安全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诬蔑为有目的的“谋害”，把他不畏压力向上反映情况诬蔑为“告状”，等等，对他私立专案，非法关押，昼夜轮番批斗，疯狂地进行人身摧残。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刘善本同志被迫害致死。
中央军委和空军党委对刘善本同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十分重视。空军党委多次派出专门人员到空军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和了解，协助有关部门对林彪反党集团强加给刘善本同志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进行认真甄别，一一予以推倒，及时向中央军委写了为刘善本同志平反昭雪的请示报告。邓副主席当面向空军党委负责同志指示，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第一室，对其家属子女要照顾好，空军党委要做出决定发给部队，把平反昭雪工作抓紧，要快搞，不要拖。总政治部领导同志亲自过问刘善本同志平反昭雪和骨灰安放仪式的工作。空军党委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时作出了《关于给刘善本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发到团以上党委。同时根据总政治部的批复，为刘善本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中央军委各总部的领导同志和空军党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为刘善本同志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并对其爱人周淑璜同志及子女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