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林春 李银河
《中国青年》杂志编者按：这篇文章是两位青年同志写的，虽然长了一点，但是读起来还是很有兴味的，并不感到枯燥。文章很有气势，充满着青年的朝气。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述了必须大大发扬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当前全国人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极为关切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我们要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从林彪、“四人帮”的反面教育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加强和健全我们国家的民主和法制，是当前的一个极其迫切的任务，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重大。希望广大团员和青年，能象这两位青年同志一样，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经常思考并积极参加对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以及其它一些重大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在斗争中锻炼，从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
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的问题呢？人们惯常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领导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民主革命不是成功了吗？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取得了伟大胜利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场浩劫使人们重新思索。在深深的创痛中，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想一想：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四人帮”为什么能够那样横行？中国人民又为什么竟容忍了他们？当“四人帮”放肆地摧残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时候，当他们疯狂践踏法制、向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狠下毒手的时候，当他们把社会主义中国拉向反革命复辟道路的时候，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万恶不赦的罪人。但是，“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尽管掌握了大得惊人的权力，人数却只是一小撮。那时候我们几亿人民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早地揭露和打倒他们，从而避免更大的灾难，保卫几十年流血牺牲取得的革命成果呢？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时讲过：“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8页）这就是说，把历史的前进或受阻完全归功于或归咎于个人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历史从来不会白白走过。我们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也学到了过去所没有学到的东西。我们懂得了：“四人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它是历史的产物。法律不完备，法制不健全，没有可靠的机构和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给了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在党和人民的民主手段受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的情况下，少数掌握了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就能够为所欲为。他们披着“左”的革命的外衣，打着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欺骗煽动一些群众特别是天真烂漫的青年，而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开始没有想到也没有可能去监督他们，后来则没有力量去阻止他们，也没有法制手段去制裁他们。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极其深刻的惨痛的教训。革命的人民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不能不把民主和法制的武器掌握起来。人民的意志和权利应当得到宪法、法律和司法部门的保护，而这种保护的实现和不致遭到破坏，又必须依靠斗争。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在国家大事上作出最后裁决，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才将不会在那些“衣冠楚楚的骗子”面前束手无策，我们的人民也才不会再象不能自立的孩子那样担心因父兄的离去而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到那时，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就真正成熟和真正巩固了。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和切实地保护人民。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制定出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办法，及时发现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紧密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各方面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激发我国人民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去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今天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意义。它是潮流，是人心，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多少世纪的专制统治，使劳动人民甚至丧失了人的生存权利，泯灭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信心，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却求助于“神”，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神的名下。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最先传播了民主思想，而真正代表劳动人民民主利益的，是其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其理论表现。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激进最彻底的一翼，直至直接领导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本阶级的切身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民主是达到人类解放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前提。诚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幻想，也不是人们的善良愿望，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马克思说：“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造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劳动者在经济上的现实的所有权，要求在政治上有与此相应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应当运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去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反过来说，在那些没有民主的地方，我们不是有理由去追寻它的经济根源吗？在那些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是名义的地方，劳动者在经济上的所有权不是也只是名义吗？政治上的 不民主还必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党的干部和行政领导者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决定一切、改变一切的，“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民主的方法，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才能制订出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曾借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生动地说明民主生活的重要。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更需要直接来自群众的批评。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地方一旦取消了民主，没有人敢讲真话，而假话、大话、空话就会淹没和欺骗我们；没有人再提意见，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之风就会包围和侵蚀我们；那里的党组织就将不可避免地脱离无产阶级基础，政权机关就将转而对付人民群众；党和民族最先进最忠诚的精华被摧残、压抑而失望愤懑，社会上最落后最反动的势力却沉渣泛起，猖獗一时……结果只能最后断送我们的事业。恩格斯在谈到党内争论时，认为专横地处置反对意见是不恰当的，他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只有走向穷途末路的剥削阶级政党才害怕真理，害怕人民。毛主席说过，国民党才害怕批评，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要使我们的队伍避免僵化，永远保持朝气；要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防止它们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都必须实行民主。应当认为，任何不具备民主作风的干部，同时也就不具备做领导工作的资格，因为一个专横跋扈、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的领导者，不可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而根本不可能做好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工作，甚至会给那里的群众带来很大的损害和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毛主席讲过，有些人以为坐了天下就可以搞官僚主义，就可以不问人民疾苦、不管人民死活了，对这种人老百姓就要打他的扁担，就有权利使用大民主（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游行示威直至罢工）的手段革他的命。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游行示威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者尚且是必需的，用来对付凶恶的阶级敌人当然就更是完全正义的了。一九七六年春天，我国人民曾在《国际歌》声中奋起，为中国革命增添了极其英勇悲壮的一页，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事件空前地教育了人民，告诉我们用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神圣义务。难道我们的人民跟着共产党革命几十年，就是为了换一批新的“老爷”骑在自己头上吗？人民群众殷切期望恢复和更好地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没有丝毫的权利和理由使人民失望。列宁的话值得再三思考：“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
中国人民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早已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但是，旧意识传统的强大羁绊还常常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使许多人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鲁迅在中华民族处于最黑暗统治的年代里沉痛地说，我们中国人在专制制度下呈着“死相”。只有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根本改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把整个民族激励和动员起来。马克思曾经引用法国革命中《巴黎革命周报》上的警句：“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毛主席多次提出：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神仙，不要怕洋人，不要学贾桂。这都是就人们的精神状态而言。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是一致的。民主作为神权专制不可调和的敌人，给人民以自主自强的武器，唤起他们不再向任何神灵跪拜，站起来砸碎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枷锁。敌人的力量在于人民不觉悟，人民一起来，敌人就只有灭亡。正是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锻炼了队伍，获得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的宝贵经验。民主是个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人民将最后荡涤自己身上的旧社会污泥浊水，赢得进步和彻底解放。
（三）
若干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民主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总觉得一讲民主，就难免有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之嫌。这是混淆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曲解。本来，专政和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两种职能，统治阶级的民主同时意味着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列宁曾经把苏维埃制度概括为“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页），明确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等质关系。无产阶级民主是劳动人民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所不可比拟的最广大的民主，排斥了这种民主的专政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应当由我们而不是资产阶级把民主的大旗高高擎起呢？
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手段。那么，专政是不是目的呢？“四人帮”的喉舌曾经毫不隐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一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样露骨的反马克思主义宣传在长时间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于习以为常。且不说“四人帮”的“专政”是什么货色，那是有目共睹的。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国家无非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3页）；第二，专政和民主都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都不是最终目的；第三，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认为专政高于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荒谬的。当我们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阶级和阶级差别都已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将由于失去作用，不再需要而归于消亡。如果对于这一点认识不清或根本不认识，就很容易把专政绝对化、神圣化，就可能任意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任意缩小实行专政的主体。这就告诉我们，是那些“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叫嚷“全面专政”，而根本摒弃人民民主的人，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
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或者是统一的专制王朝，或者是割据的军阀混战，从来都没有过民主。直到新的阶级力量出现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地平线上才出现了民主的曙光。毛主席培育的、在我们党内、人民军队内和革命根据地内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调动了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假如没有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参加和支持，假如没有那样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就不可能打胜仗；没有革命根据地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克服难以想象的物质上的困难；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培养我们党和军队干部的民主作风，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许多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象我们这样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不可能立即完全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在管理国家的人们中，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甚至可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同时，由于旧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素养，传统的小生产的习惯天然具有分散离心的倾向，这就使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列宁选集》第3卷第238页），实现毛主席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四人帮”欺骗人民说：你们眼前苦一点不要紧，我们是为你们的长远利益着想。你们饿肚子吗？那是为了不出修正主义呀！你们觉得精神生活贫乏吗？那是为了使你们净化呀！你们感到受压制，没处说话吗？你们完全用不着说什么话，有我们来代表你们说话就够了。他们就是这样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似乎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还有一个什么更崇高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必须牺牲现世的幸福，受苦受难，哪怕变得完全不成其为人也在所不惜。这是多么伪善，这是比任何宣扬来世幸福的宗教更伪善十倍的宗教，这是一小撮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野心家、寄生虫对人民的愚弄。
（四）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立法、司法工作，坚决制裁阶级敌人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为人民创造享受法律保护的环境和条件。
毛主席说过：“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1页）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仅仅说了几句反对他们的话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还没有科学而精确地规定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构成犯“反革命”罪的法律）；“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报纸办成一帮之舌，使得他们横行时期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都按着同一个调子发出同一种声音，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样包括还没有具体的保障人民管理舆论的法律，如此等等。下面所说各点，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再一一列举）；“四人帮”之所以能够对北京、南京等地人民反对他们的集会、游行、示威大加挞伐，并诬陷参加这些集会、游行、示威的革命群众为“反革命”，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集会自由的权利；“四人帮”之所以能够任意把一些群众团体和青年学习小组打成反动组织，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结社自由的权利；“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那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人投入监狱，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思想自由的权利；“四人帮”及其喽罗之所以能够到处私设刑堂、草菅人命，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为了这些权利的实现，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但是，这些权利非有不可，法制非实现不可，这就是人民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信念。
应当感谢林彪、“四人帮”，他们从反面教育我们一定要加快健全法制的步伐。敬爱的董老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须加紧实现。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健全立法和司法。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精确地、完备地记载在各种法律里，并且要使它们具有任何人不得违反的法律效力。这就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而且需要有认真的严格的司法机关、纪律检查机关和信访机构等，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依法处置，充分而切实地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人民民主权利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对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一单位的领导人很不称职，甚至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但群众对他毫无办法，上告揭发都无济于事，直到上级下决心撤换他，群众才如释重负。这种情况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列宁多次讲过，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表现在“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召回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3页）长期以来，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实施，现在必须切实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并采取措施改变那种群众根本不认识、不了解自己的代表，更不知道代表怎样活动、发表什么意见的状况。邓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今后各个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这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多年的愿望。可以预期，今后选举的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不但企业、社队、学术机关、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可以由本单位的群众选举，而且各级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人员都可以逐步做到由群众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产生。这样，领导者就不仅要对上级负责，尤其要对人民负责了。同时，应实行考核制度，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改变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铁饭碗”办法，以保证活跃在领导岗位上的始终是最正派、最热忱、最有能力、最有效率的人。要建立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罢免制度，例如规定要求罢免某一领导者的人数达到什么样的比例，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即可使罢免兑现，使人民得到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罢免权。还要通过群众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种群众性团体）吸引和发动广大群众实现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并在报刊上有重点地公开揭露和批评我们行政管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利于及时纠正并教育干部群众，做到上至大的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下至一部文学作品的审查和出版，都受人民群众监督，都取决于人民的意志。
（五）
在新中国建立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重新提上日程，这是由我们民族的历史决定的。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一个国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传统，就象孩子不能选择自己的母亲一样，在我们新生祖国充满生命力的肌体上，还印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胎记。
过去世世代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狭小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缓慢地发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社会交往。共同联系的缺乏，使他们无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是统治我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贵族的权力分割过君权，有宗教的神权超越过君权，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权”亵渎过君权，更有资产阶级的政权否定过君权。但是在中国，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任何阶级的或宗教的力量能够触犯君权的“绝对权威”。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真命天子——皇帝是一定要有的，这是“正统”，其他的国体、政体从来没有，而且想也不敢想。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其他的法律对它是要绝对服从的；除了皇帝广大无边的权力，谈不上任何臣民的个人权利。
发生在本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名义上建立了共和制度，其实仍旧是大小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皇帝换成了总统，帝国变成了“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得到什么民主，反而陷于封建加法西斯的更黑暗更残暴的统治之下。对于那些身披新式外衣的专制寡头，毛主席曾作过深刻的揭露：“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页）中国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的年代是太长久了！封建传统给人们留下的包袱是太沉重了！
我国封建意识形态的遗毒如此顽强，不仅在于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在于皇权没有象欧洲那样遭到亵渎和僭越，也不仅在于新的社会制度直接脱胎于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它得以存在的条件。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存在着大量手工劳动，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很低，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也不高，这就使得大多数人民群众仍旧停留在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中，使得封建的意识形态常常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继续散发着尸臭。林彪、“四人帮”所宣扬的“理论”和推行的政策不正是带着极其浓厚的封建社会主义的色彩吗？直到现在，那种一听到“民主”、“自由”等字眼就噤若寒蝉、视为“异端”的情况仍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因此，需要兴起一个新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对封建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作一次彻底的清算。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继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划时代的胜利之后，世界瞩目的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却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
（原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三期。本报有删节。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