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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对待群众在报纸上的批评
《解放军报》编者述评
正确对待群众在报纸上的批评，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谈一谈。
粉碎“四人帮”以来，作为党的舆论工具的报纸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大量刊登反映群众呼声的读者来信，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提出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诸如：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揭发违法乱纪、各种不正之风问题，揭发压制民主、利用职权打击报复问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问题，以至于群众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问题，等等，常常还附有被批评者的答复和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广大干部和群众看了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欢呼党报真正成了人民的喉舌，报纸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这一变化，反映了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民主生活，正在得到恢复和发扬，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部队建设，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和发展。
面对着报纸上的这一喜人变化，不仅全党高兴，全军高兴，全国人民高兴，连外国人也在议论：“中国听取群众呼声”，“读者来信促成了行动方针”。一切真正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的国际友人，都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可是，奇怪得很，我们有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反倒不那么高兴，不那么舒服。其表现是：
有的不是闻过则喜，把批评作为一面镜子，对照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借口个别细节的出入，否定批评的本身。本报曾经刊登过一封反映军事训练“三打三防”不落实的读者来信。这本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某些同志却借口来信中个别事实不准确，就全盘否定这封来信所提出的正确意见，一面层层追查，一面组织力量向上写“驳斥”这封信的报告，用洋洋数千言来“反驳”几百字的这封来信，声称还要对写信人“严肃教育”。
有的敷衍推托，化小化了。有封来信控告一个领导干部指挥打人的违法行为，本报将它转给有关领导机关，要求查处，该机关负责人竟说什么给报社“说几句好话，应付过去就算了”，主持起草了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调查报告”。有人出于义愤，给本报来信，才揭了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幕。
有的口头上表示欢迎批评，实际上却想方设法打击报复。一逢机会就给“小鞋”穿：本来不该复转的，提前叫走了；本来该调级的，借着别的理由不调了；本来决定提升的，不提了。当他们这么干的时候，还有种种“冠冕堂皇”的道理装饰着门面，致使一些写信的读者“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仅据群众来信揭发，今年以来，因为给本报写信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到这种“待遇”的，就有好几起。
凡此种种，反映了在我们某些领导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霸道作风。他们只爱听恭维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听到表扬眉开眼笑，见了批评双脚直跳。这种爱吹不爱批，报喜不报忧的毛病是要害死人的。“虚美熏心、实祸蔽塞”，因爱吹不爱批而导致丧权辱国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汉高祖刘邦的卫士王卫尉说的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人民的公仆，是受群众的委托来为群众办事的，更应该知耻为勇、闻过则喜。如果恶闻其过，压制批评，坚持错误，迟早是要站不住的。陈毅同志说得好：“正确能领导，错误必下台”，“一喜有错误，痛改便光明”。共产党人哪有怕批评的道理呢！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而无产阶级的报纸又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好的阵地。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说，报刊“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二页）。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也明确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七三——七四页）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还专门发过一个《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宣布“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各级报刊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决定的结果，不仅没有损害党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巩固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恢复了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传统做法，报纸威信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从各个方面促进了拨乱反正，解决了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实践证明，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强的标志，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表现。没有批评，报纸就缺乏生气。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肆虐横行，称王称霸，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得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对党的这一优良传统淡薄了。他们不仅压制群众的正确批评，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振振有词，似乎“理由”非常充分。因此，有必要把这些“理由”摆出来让大家看看。
理由之一，“写黑信”。他们划不清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的界限，一看到有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本单位的问题，就认为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是“震派人物”。他们不懂得“震派人物”之所以可鄙可恶，主要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把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甘情愿地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效劳。今天，我们报纸上刊登的群众的批评信，是为了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了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更好地发展大好形势，是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怎么能说成是“黑信”呢？
理由之二，“目无组织”。有些同志非常忌讳群众越级反映情况，觉得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妄为。似乎他们那里有一条“规矩”：谁要越过他们到报纸上去批评，必须先经过他们批准。对于这个问题，一九五○年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有过规定：“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至于党员和群众能否越级上言的问题，我们的党章和宪法不是规定得明明白白吗！群众给上级包括给党的领导机关的报纸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完全是人民的正当权利，是合理合法的行动，丝毫谈不上“目无组织”。
理由之三，“有私心”。对此，很多写信的读者反驳说：如果真的出于私心，那何必写信到报纸上去批评你呢，溜须拍马不是倒可以捞到好处吗？这话说得很实在。一般地说，基层群众要写出一封批评信，特别是批评“顶头上司”的信，是很不容易的，常常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需要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需要坚持真理不信邪的勇气，需要对革命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四害”横行时，一些同志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发“四人帮”的问题，如本报报道过的蒋林川同志，就是那样无私无畏的人。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不信邪的老实人看不惯，总觉得对自己百依百顺，溜须拍马，明知不对，缄口不言的人才“老实”。殊不知，恰是他们欣赏的这种人，往往倒是私心很大，很不老实的。
上述种种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甚至侵犯、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说到底，是这些同志把自己经管的部门和单位看作不容许任何人批评和监督的独立王国。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其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大。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已经完结。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还严重存在，还需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彻底消灭。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公开复辟封建专制那一套，称王称霸，而对自己的过失讳莫如深，定为“禁区”，不许任何人触动。谁要是触动一下，那就是犯了“忌讳”，获了大罪，就要遭到残酷迫害。唐朝的韩愈写过一篇《讳辩》的文章，揭露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多忌讳之禁，以至连人们的名字同了官名都是犯“禁”的，更谈不上批评他们的过失了。孔夫子早就倡言“臣不可言君亲之恶”，规定臣下弟子必须为君王师长隐瞒缺点错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一直把它奉为“至圣”道德。这样的道德，即使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中间也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林彪、“四人帮”却把它奉为他们的“帮规”。这种倒行逆施，也严重影响到我们一些同志对待群众批评的态度。我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务必认真扫除这种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专制主义流毒。否则，要坚持好社会主义的民主，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正处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这个伟大的新长征，要求我们全体干部和群众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四页）而这种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我们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要确实让人讲话，真正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一切真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都应认真检查自己的民主作风，务必做到闻过则喜，务必保护和鼓励敢于向上级领导机关和党报写信反映真实情况的革命群众，哪怕他们的意见与事实有出入，有片面性，也不能求全责备。斯大林同志说得好：“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十页）。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一九五○年中共中央决定中的有关规定：“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坚决制止和纠正任何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地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扫清道路。亿万长征大军充分发挥起革命的积极性，那就什么事情也好办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崛起就会变成光辉灿烂的现实。
（原载十一月九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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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思想大胆实践 加快步伐实现四化
宋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
新华社兰州十一月五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问题，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林彪宣扬“天才论”，搞“倒过来”哲学。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幌子，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著作搞断章取义，搞实用主义，根本违反了辩证唯物论。“四人帮”进一步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到了这种程度：连毛主席经常讲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真理性的标准，此外再无检验真理的办法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成了问题；似乎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就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其实，真理是不怕实践检验的，怕实践检验的就不是真理。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它是真理。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就应当用它检验一切，不然就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这是把真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混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不仅因为它来自实践，而且要在实践中继续得到证明和发展。
宋平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用毛主席的话来概括，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关系到能否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华主席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目的就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妨碍我们解放思想的东西还很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那种迷信，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被彻底打破。比如，讲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大家都赞成，可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有人就提出那是经谁“圈过的”、“批过的”或者说“文件上写过的”，不能动。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看，问题是究竟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武器，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呢，还是仍然禁锢在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个“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圈套里。
他说，现在有些同志顾虑较多，说话、办事，生怕和毛主席的某句话对不上号，有损伟大的旗帜。这要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林彪、“四人帮”从他们的需要出发，对毛主席的指示肆意进行歪曲、篡改。我们恢复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是真正维护、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他说，要解放思想，就要好好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我们的思想不要僵化。现在我们正进行新的长征，从事一场伟大的革命。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敢于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新观点，工作中要敢于突破老框框，多想一些办法。还要发扬自由讨论的民主空气，说错了不要紧。解放思想也要领导干部带头。这样，才有利于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更好地发挥干部和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
宋平同志最后强调说，现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大胆实践。今天我们学习、讨论这个问题，目的之一就是要树立实践第一的思想，没有实践就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客观规律，就没有科学。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们不能光说不干。步子要再快一点，就要抓紧各项工作。我们不能等待，工作不能拖拖拉拉。领导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探索客观规律，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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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群众民主权利 欢迎各种方式的批评
济南部队某团党委联系对待一封见报的“读者来信”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增强民主和法制观念
本报讯 据《解放军报》报道：应当怎样对待来自下面的批评？济南部队某团党委联系对待一封见报的“读者来信”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要群众批评有利于部队建设，就应竭诚欢迎，绝不能抓住枝节问题加以否定。
六月底，这个团的三营营长邵德华、书记库有亮，给《解放军报》写信，反映部队“三打”、“三防”训练不落实的问题。八月七日，军报以《训练重点要重点抓》为题予以刊登后，在部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营、连的干部战士和团党委、机关的大部分同志认为，这封信反映了部队实际情况，指出了训练中带倾向性的问题。另一种反应认为写这封信是错误的。有的领导干部，抓住信中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横加指责。个别师的领导干部说邵营长是“告黑状”、“抢红帽子戴”，要“查一查小库在家里是不是坏头头”。个别团的领导干部说：“写信的人为了拿稿费不择手段”。同时，他们还组织力量向上写“驳斥”这封信的报告，打击报复也随之而来。这些，对邵德华和库有亮压力很大，同时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为了辨明是非，上级有关单位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在机关、部队召开了二十个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代表性的三十八名干部战士的不同意见，并深入三营的两个连队，查看了“三打”、“三防”训练的器材、教材和训练实施计划，到现场观看了打坦克训练实况。调查结果是，近几年来，这个团的军事训练抓得比较紧，并取得较好的成绩。但重点训练课目中的“三打”、“三防”由于受场地、装备、器材等条件限制，却是个薄弱环节。正如邵、库信中所说的：“训练重点，讲的是重点，安排是次点，训练是弱点。”信中也确有失实之处。这个团和一个坦克团住得很近，两三年来都搞过实车打坦克训练，但信中说“从来没进行过实车训练”。联合调查组认为：邵、库写信的动机是从关心部队建设出发，反映的情况除个别地方外，符合该团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全军是有普遍意义的。师、团个别领导干部对写信的同志讽刺、挖苦，甚至打击报复，是错误的。
军的领导同志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感到这件事不仅反映了训练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当前党内民主生活中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往往抓住群众意见中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问题，否定群众的正确批评。这种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必然影响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于是，军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该团党委联系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活跃民主生活，调动广大干部战士抓纲治军的积极性。该团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组织学习。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讲自己在邵、库的信发表后的看法，摆群众对此事的呼声，讨论“如何对待与实际有出入的群众批评意见？”最后统一了认识：邵、库的信虽然有个别事例不符合事实，但主要事实是准确的，所提意见是正确的。党委应认真研究邵、库提出的意见，切实抓好“三打”、“三防”等重点训练课目，不断缩短训练与实战的距离。领导应满腔热忱地欢迎来自群众的批评。借口有出入，全盘否定批评意见，这无疑是堵群众的嘴巴，杜绝批评。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那更是极端错误的。团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分别找邵德华、库有亮同志谈心、道歉。邵、库二人主动检查了写信中调查研究不细致的问题，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关心部队建设，为抓纲治军做出贡献。
接着，团党委又召开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的四条措施：一、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内民主生活的流毒和影响，克服“领导高明论”，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欢迎群众揭“短”，对群众的批评，不计较场合、言词和分寸，不追究与实际有出入的枝节问题。二、召开党的会议和重要的业务会议时，只要情况许可，都要事先出“安民告示”，让大家做好准备，能在会上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三、对来自群众的批评，要联系部队实际认真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吸收正确意见，不断改进工作。四、加强法纪观念，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欢迎干部、战士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领导提意见，包括向上级领导机关或报社反映情况和问题，不准拆、压群众的信件和申诉。群众反映的问题与事实有出入时，可以说明情况，但不能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如有打击报复者，应根据情节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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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试行郊区社队直接运活鱼上市销售
这样做，生产者满意，消费者满意，商业部门也满意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九日电 本社记者朱继功、陶远报道：最近，北京市有两个大菜市场分别试行由郊区社队直接运送活鱼上市销售。这样做，减少了中间环节，既活跃了市场，使市民能及时买到鲜美的活鱼，又增加了社队收入。生产者满意，消费者满意，商业部门也满意。
十一月七日和九日上午，记者在西单菜市场和崇文门菜市场看到，卖鱼的货摊前分别挂着“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活鱼经营处”和“通县宋庄公社鱼场”的招牌。牌子上还附有鲢鱼、鲤鱼、草鱼等各种活鱼的价目表。顾客们踊跃选购活蹦乱跳的鲜鱼，高兴地说：这种做法真是好！冬天也能吃到活鱼了。
以前北京市有些菜市场销售活鱼，一般都是先由北京市水产公司统一收购，然后交给商业部门批发，最后才分配到菜市场出售。由于农民到手的是收购价，而收购价又偏低，因此不少社队养鱼不但无利，反而赔钱，挫伤了农民发展渔业生产的积极性。现在郊区人民公社渔场自己运送活鱼上市，农民直接拿到了零售价，收入比过去增加了。北京市水产部门的同志对记者说，我们刚刚开始试验这样做，还没有经验。我们计划今后每周卖二至三次，坚持到明年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