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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周总理无罪 反对“四人帮”有功
陕西省委为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三十一位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省委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说，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不许留尾巴、抓辫子。拘捕中形成的文书档案一律销毁。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对这些同志的工作、生活要妥善安排，对他们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发生影响入党、入团、升学、评工资等问题的，要做好工作，予以纠正。
新华社西安十月八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最近专门召开座谈会，为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错定为“反革命”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陕西省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定为所谓“反革命”遭受拘捕的，共有三十一人。其中的庆满堂等十一名同志和他们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省委书记李尔重、章泽、王林出席了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要求。
西安人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对“四人帮”倒行逆施，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阴谋篡党夺权的种种罪恶活动，早已深恶痛绝，极为气愤。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许多单位的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走上街头，在西安市钟楼等地给周总理献花圈，挂挽联，贴诗传单，书写大幅标语，沉痛地悼念周总理，有的还公开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某研究所试制厂工人庆满堂在街头刷写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顶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分裂党中央”的大标语，并把“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有关材料收集起来，在本单位展览。陕西省安装公司汽车运输队司机王经异，写了一首《志昂词》，痛斥“王、张、江、姚”是“披着人皮的豺狼”，把他们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比作“两三条疯狗想吃月亮”，愤怒地预言“遗臭万年就是他们的下场”。西安电缆厂工人李裕华在一首诗中写道：“忆总理心中永念，怎能忍鬼怪又现”，他要“挥戈上阵斗敌顽”。他把这首诗刻印了五百多份，三次在钟楼、新城广场等地散发。
与此同时，宝鸡、咸阳等地的群众也走上街头，送花圈，贴诗词，刷标语，发表演讲，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某研究所试制厂党委书记马立明，针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给群众宣讲赫鲁晓夫用阴谋手段篡党夺权的教训，要领导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中列宁病重不能视事期间托洛茨基乘机向党进攻的部分。他还针对“四人帮”的种种罪行，提出了二十一条质问，签上自己的真名字，上报各级党委。烽火机械厂工人贺志军、刘广祥公开在群众中批判江青、张春桥，表示坚决支持邓副主席。
对于这些革命行动，“四人帮”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疯狂地进行血腥镇压。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省委曾把这些优秀同志的革命行动视为“反革命”，将他们拘捕，并将部分同志押在大会上进行批斗。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才获释。最近，省委贯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采取措施，把全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推向高潮，决定为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在这次座谈会上，省委书记李尔重、章泽、王林同志先后讲了话。他们说，省委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因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的革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省委认为，在“四人帮”横行期间，这些同志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公开地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公开抵制、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特别是有些同志在遭受到拘留或逮捕后，坚持原则，英勇斗争，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气魄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人们好好学习的。对这些同志的错捕错斗主要责任在省委领导。省委向受迫害的同志表示公开道歉。省委和各地方党委以及公安司法机关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彻底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不许留尾巴。拘捕中形成的文书档案材料一律销毁。有些同志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只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是说服教育，耐心帮助，一律不许在平反中抓辫子。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对这些同志的工作、生活要妥善安置，对他们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发生影响入党、入团、升学、评工资等问题的，要做好工作，予以纠正。
《陕西日报》在报道这个消息时，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特别是少数曾参与处理这些案子的领导同志仍心有余悸，落后于形势，在为这些同志平反的过程中还抓住某些枝节问题不放。有的一再拖延，迟迟不肯给受冤屈的同志作出结论；对应该彻底平反的，偏偏要留个“尾巴”，或虽然给作了平反结论，但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应该一并解决的问题，不去积极认真给以解决。这些同志在思想、立场、感情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他们应该好好学习中央指示，迅速站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社论说：从落实政策过程出现的问题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省的流毒和影响确实十分严重。如不放手发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坚决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是绝对不行的。省委召开这次座谈会，其目的是要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更是为推动陕西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继续向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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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王铎同志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大治内蒙古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呼和浩特十月八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最近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大治内蒙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王铎同志说，关于真理与实践的关系，是当前全国理论战线上讨论的一个大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现实问题。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一个地区。在当前抓纲大治内蒙古的斗争中，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打碎林彪、“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尽快把各项工作搞上去。
王铎在讲话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了。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大肆歪曲篡改，搞实用主义，败坏了毛主席培育的革命学风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我们现在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抓纲治国，拨乱反正。
王铎在讲话中谈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打好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说，深入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第三战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路线上分清是非，正本清源。这就遇到了用什么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的追随者全盘否定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盘否定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诬陷自治区负责同志，把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各族干部打成“黑帮分子”、“反革命”等，制造了许多假案、错案和冤案。所有这些，如果不以实践为标准，不从客观事实出发，离开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得到纠正的。应当看到，林彪、“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反动的思想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目前，有人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认识不清，在揭批“四人帮”和清查工作中行动不力，甚至另搞一套；有人在工作中继续说假话、空话，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人只凭主观愿望办事，搞形式主义、瞎指挥，这些都是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同一切破坏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现象进行斗争。
王铎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和提前实现的重大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长征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从实际出发，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理论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正是为了坚持革命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华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打碎林彪、“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生产大解放，科学大解放，教育大解放，文艺大解放，最重要的是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王铎同志要求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便掌握武器，联系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搞到底，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内蒙古的各项工作尽快地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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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的确良府绸为什么供不应求？
新华社北京十月五日电 本社记者肖英智报道：记者在北京采访，常常听见有人说，群众想买的东西买不到，而群众不要买的东西市场上却很多。如的确良纱卡没人要，而的确良府绸却又供不应求就是一例。这是什么原因呢？最近记者就纱卡和府绸的问题，作了一些调查。
据商业部门反映，二十五支经纱的确良府绸（以下称府绸）经常供不应求，而二十五支经纱的确良卡其（以下称纱卡）却卖不出去，积压很多。到去年末，纱卡库存已达一百六十七万米，为正常库存量的三倍。今年又继续进货，到六月末已达五倍之多。而府绸的库存量，却比正常水平还低。这种现象，给工业主管部门、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组织生产方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府绸用来做冬天罩衫、春秋衬衣和裤子都比较合适，群众十分喜爱，尤其是军绿色府绸，一上市场往往一抢而空。纱卡比其它的确良卡其薄，用途不多，外观也不大好，一米纱卡的价格比府绸还高出将近六角钱，所以群众不喜欢买。
奇怪的是，商业部门既然已经知道纱卡大量积压，为什么还要继续调进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北京市纺织品公司。公司进货科的同志说，纱卡与棉布一样，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厂生产出来了，商业部门就得收购。今年一月份，纺织品公司进货科、计划科的一些同志，与纺织局计划处同志一起，在衔接今年计划时，就提出把生产纱卡的二百四十台机器，改产府绸，事后又三番五次到纺织局、到工厂要求少生产纱卡，多生产府绸。但是，一直到七月底，生产纱卡的二百四十台织机，一台也没有改产。
纱卡与府绸，都是北京市第二棉纺织厂用同样支数的经纬纱织成的，只是织法不同而已。生产纱卡的设备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织府绸。
那么，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少生产一些纱卡，多生产一些府绸呢？记者从北京市第二棉纺织厂了解到：原来纱卡的产值比府绸高，如果把纱卡改为府绸，工厂的产值就要减少。这个工厂计划科、财务科的同志算了一笔帐：生产一千米纱卡与生产一千米府绸相比，产值相差九百五十元。如果把所有纱卡织机全部改产府绸，一年就得减少产值近五百万元。这样，工厂就要受到影响，劳动生产率指标就完不成，企业也就评不上大庆式企业，工人也就拿不到奖金。
据记者了解，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已在八月初着手将四十八台纱卡织机改为府绸织机。但是，纱卡积压，而府绸供不应求的问题，一时还不能完全解决。因为产值问题没有解决，而产值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工业主管部门对生产工厂的要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主管部门应该根据市场需要、群众需要来组织工厂生产。可是为了追求产值，社会需要的东西生产不足，社会不需要的东西却又大量生产，既浪费原材料，又影响资金周转，给国家造成损失，又给人民带来不便。类似纱卡积压、府绸供不应求的现象，在我国工业生产中和市场上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是突出的事例。有些工业产品产销不平衡的问题还要严重得多。如有的地方竟然出现了连炒菜的铁锅和吃饭的瓷碗都买不到的怪现象。据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太困难，只要改进一下经济管理工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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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钢班子”的好作风
——武钢冶金炉修理厂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武汉钢铁公司冶金炉修理厂访问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被修炉工地浓烈的战斗气息所感动，这个厂的领导同志的革命精神，尤其使人难以忘怀。他们吃苦在前头，享受让别人，带领全厂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同广大群众保持着血肉关系。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这“一班人”身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正是在这“一班人”的带领下，冶炉厂的职工成为一支以打硬仗著称的队伍，曾多次受到冶金部和武钢的表扬。去年，他们提前六十七天完成了全年修炉任务；今年以来，又月月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十二项经济技术指标，并连创平炉大中修、中修、小修的全国先进纪录。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
我们来到冶炉厂的时候，正碰上修炉大军激战在一号、五号平炉上，检修现场，人来车往，一片繁忙。修炉《前线快报》专栏张贴一张引人的快报《辛书记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从五月九日到十四日两座平炉检修完工，冶炉厂党委副书记辛正邦同志，连续六天，每天都在平炉上战斗十多个小时。
其实，在这个厂的“钢班子”里，这样的领导干部何止他一人。党委书记陈志芳，被工人们誉为“鼓舞斗志的老将，冲锋在前的排头兵”。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今年五十四岁，身体又有病，但他始终保持战争年代的那股革命锐气。平日，全厂上班数他来得早，下班数他走得晚，每天经常工作十二小时以上；遇到修炉战斗，他就吃在厂，住在厂，干在厂，往往是个把星期不离厂，安排了工作就上炉，下了炉又工作。党委常委、厂革委会副主任周德远、刘玉宝，分管后勤工作，日常事务繁忙，但只要厂里同时检修两座炉子，他们就拿起锤子、大铲，钻进炉子，出现在困难的地方和关键的部位上。老工人出身的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吴军，过去负过两次工伤，去年冬天，尾椎患病，压迫神经，病得直不起腰，党委强令他去医院治疗。一个疗程规定三个月，他只治疗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悄悄地丢下拐棍，忍着病痛，投入了修炉战斗，五个月内包括元旦和春节在内，他一共只休息三天。这个厂的七名厂级干部，去年全年，每人平均参加修炉劳动近百天，今年上半年每人平均参加劳动六十一天。
是什么思想指导这“一班人”忘我地为党工作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事事做群众的表率，处处比群众辛苦。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以身作则，就不能带领群众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听着他们这些朴素的语言，看看他们处处以身作则的行动，怎能不叫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呢？！
干任何一件工作都得讲认真
在冶炉厂，人们随时可以感到厂领导那种办事情严肃认真，搞管理一丝不苟的作风。他们说：“不讲认真，就干不好工作，抓不好管理，带不出队伍。”
去年十月，八号平炉大中修，提前二天竣工了，钢厂已经验收了，很快就要点火烘炉。这时，厂党委书记陈志芳又象往常一样，爬上炉顶，细心地检查炉子的质量。炉顶与钢梁之间只有尺把高，陈志芳匍匐在炉顶上，从这一端爬到另一端，对每一块砖，每一个螺丝都不放过。在炉顶上整整爬了四个小时，找出了十二处质量不合格的地方。接着，他又把担负炉顶砌筑任务的一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和有关班组长找来，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坚持“质量第一”，为钢厂生产负责到底的问题。而后，又亲自带领他们爬上炉顶，消除了质量隐患。
领导带头讲认真，群众也就跟上来了。一次，在检修六号平炉时，一队工人突然从一块镁砖上面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仔细一看，原来是有半截砖被水打湿了。他们知道湿镁砖一经高温就会粉化，将严重影响炉子质量，当即向队领导反映，坚决推倒重来，一连拆除了八环，从九百六十块砖中拣出湿砖，这样，虽然增加了十八吨重的工程量，但大家觉得这样做才是对革命负责。天长日久，在全厂形成了“集中修炉讲质量，小修小补不走样，单人作业自觉严，领导不在一个样”的好作风。
处处和工人群众心连心
冶炉厂的领导干部们常说：“干部不心想群众不行。”“我们关心群众，就是维护党的利益。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就能处处和群众心连心。”
厂领导的心啊，紧连着全厂每一个人。
工人患病住院，厂领导亲自到医院看望。逢年过节，亲自去慰问工人，亲自把救济款送上困难户的门。
盛夏，为了让修炉工人休息好，厂领导就在工人休息楼里搞了六间房子，装上了空调设备；严冬，工人休息楼通往澡堂的过道北风呼啸，厂领导就带领木工，在过道钉上了挡风板。
过去，工人到食堂吃饭，来晚的往往吃不上热菜热饭，厂领导就及时同炊管人员商量，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如今，食堂大变样，主副食多样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热饭热菜供应。每逢突击修炉，厂领导和食堂工人一起送饭送菜到炉前。
过去，工人们修炉，泥浆输送全靠人挑肩扛，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占用劳动力多。为了把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厂党委负责同志和职工一道，连续奋战二十六个昼夜，实现了泥浆输送自动化。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虽然平凡、琐碎，但无不凝结着党组织的心血。
冶炉厂领导还注意以身作则，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于群众之中。他们不搞特殊，不争享受，和工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在同一个食堂排队吃饭，住同一个标准的家属宿舍。去年，厂里新建了一栋五层楼的家属宿舍，分房子时，干部和工人主动提出要调整党委正副书记的住房，可都被他们谢绝了。正是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风，使他们同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刘仲荫 边静远 周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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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不要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机关里的干部，在一起常议论一个问题：不要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大家议论说：有的单位在召开各种会议时（或借用种种名义），用公款购买政治理论书籍发给个人。有的单位一次发送的书就达一、二千套，而这些书又是一般干部和职工已经置备的。由于重复发书，不少人一人（或全家）有好几套同样的书，有的原封不动地搁在一边，听任鼠啃虫蛀；有人则把这种“多余”的书，作为“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如此种种，造成很大浪费以及政治上的不良影响。
我们认为，目前纸张供应十分紧张。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将会造成某些出版物的大量重复浪费，人为地加剧纸张紧张，同时影响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其他各种书刊的出版，不能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因此，今年四月，国务院在批转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开展节约用纸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要坚决压缩公费买书订报。除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正常需要的书刊，生产、业务上必需的工具书、科技图书资料（包括刊物）和职工集体阅读的报纸以外，其他书刊一律不准再用公款购买；更不准以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这个文件下达后，有少数地方和单位置若罔闻，有的至今还在以种种名义用公款大量买书订报发给个人，这是很不应该的。希望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的这个文件，提倡由个人买书和订阅报刊，坚决制止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的错误做法。
张笑一 李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