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
《解放军报》评论员
两年前的今天,“四人帮”这一小撮丑类,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那以后,一个揭批
“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群众运动,象汹涌澎湃的怒涛,荡涤了曾经横行一时的大小螃蟹,冲刷着假左真右路线在各个角落的污泥浊水。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光明景象。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从理论上、思想上、路线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切切实实肃清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是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的单位,要防止松劲情绪,认真抓好肃流毒的工作。这是比清查工作更为艰巨的任务。一些清查工作还没有搞好的单位,除了应当抓紧清查工作,也要注意开展肃流毒的工作。搞好清查是肃清流毒的重要前提,抓好肃流毒也必然会促进清查的深入发展。总之,任何单位都必须十分重视肃流毒的工作,真正打好第三战役。
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在过去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祸水;现在它的流毒,又禁锢着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各项战略措施、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的阻力。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依靠他们的特殊身份,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凭借他们的假左外衣,拚命推销封资修三毒俱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流毒所及,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甚至民主革命时期已经遭到致命打击的种种反革命沉滓,包括最腐朽最反动的意识形态搅动起来,泛滥成灾,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且在某些方面造成了政治思想和道德风尚的大倒退。至今,它的流毒还在各个领域内兴妖作怪。为什么有的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不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有的同志还是一味照抄照转照搬,不敢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拨乱反正上每走一步总是左顾右盼,顾虑重重?为什么党的政策在一些单位迟迟不能落实,许多明摆着的问题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有些领导对干部的选拔使用还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有的班子的调配群众意见很大?为什么林彪“突出政治”的一些东西,在不少单位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为什么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些单位仍然不臭,还在那里说空话、说假话,做表面文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践证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肃清,思想就不可能解放,混乱就不可能澄清,颠倒了的是非就不可能纠正,党的十一大路线就得不到坚决认真的贯彻执行,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也就会成为空谈。一句话,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
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有些同志以为“无毒可肃”。这是对林彪、“四人帮”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估计太低。其实,不仅与林彪、“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单位有他们的流毒,没有这种牵连的单位也有;不仅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犯过错误的同志中有,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中也有,只是在哪些问题上受的影响大、中毒深,情况不尽相同罢了。那些中毒不知毒的同志,实际上是在林彪、“四人帮”流毒的长期影响下,潜移默化,变得麻木不仁了。我们应当对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你中毒了!”使他们从这种危险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中毒知毒,知毒肃毒。
肃流毒的工作究竟搞得怎么样?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是不是搞好了?这些,都要由实践来检验、来回答,要看你这个单位拨乱反正的实际效果怎样。
要看我军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是不是恢复了。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党历来提倡忠诚老实,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办事,忠于党、忠于人民,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品德。那种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油腔滑调,弄虚作假的市侩习气,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从来是臭不可闻的。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下,有些人对这套东西却欣然领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严重者则发展为“风派”。在有些干部身上,不老老实实的毛病,至今没有认真改正。这种歪风必须坚决纠正过来,绝对不容许它有立足的余地。拨乱反正,首先就要抓好这一条。
要看思想上组织上是不是真正统一了。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大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以派划线,按帮站队,在党内疯狂进行非法的派别活动,严重破坏了我们党的集中统一。在这种影响下,部队内的宗派主义、老乡观念变得大有市场。有的领导不仅不制止,反而当后台,这怎么能行!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到现在还没有消除,班子的团结,干部的使用,政策的落实,都受到派性的影响。我们必须彻底扫除资产阶级派性和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讲党性,讲统一,上下左右步调一致。
要看军队和地方、和人民的团结是不是更好了。我们这支军队所以无敌于天下,根本的一条,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眼睛中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和地方、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削弱了,存在的问题不少。我们要主动和地方协商,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问题。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利益,绝不允许违反政策法令和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发生。要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优良传统的教育,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政、军民关系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使人民群众看我们就象看到当年的老八路、老红军。
要看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是不是增强了。在这方面,揭批“四人帮”以来,进步幅度是较大的。要巩固和发展这一成果,特别应当强调干部的模范作用。现在,有的人不服从调动,还有的不正之风严重,有的单位事故总是减不下来,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部队自觉执行纪律的好风气,是干部带出来的。职务越高,越要做出好样子。你听上面的,下面就听你的;你执行命令不坚决,你的话别人也会当耳旁风。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加强集中统一,养成尊干爱兵、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从这里出战斗力。
要看干部队伍是不是整顿好了。林彪、“四人帮”对我们的干部路线,破坏是极为严重的。他们那套“诱以官、禄、德”、“闹而优则仕”、任人唯亲的黑货,毒害了许多人,损害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损害了我们干部工作的正派作风。现在拨乱反正,整顿班子,除了查清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还要使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人,包括连队基层干部都合格。凡是军委规定不能进领导班子的那几种人,决不能进。要严格按照军委关于什么样的干部能进班子、哪几种人不能进班子的规定去做。选干部要讲公道,任人唯贤,看干部要看本质,切不可只看他能说会道。干部队伍的风气要很好地正过来,强调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现在,有的班子虽然作了调整,搞了整顿,但有的人毛病还没有改。应当抓住问题所在,继续整顿,务必整好。
每个单位都应当从这些方面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看哪些方面做到了,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到。如果没有做到,或者没有全部做到,那就说明你那里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流毒,不是没有可搞的了,而是还要加快步子,努力作战。
肃流毒的工作能不能抓紧抓好,关键在领导。
领导应当带头肃流毒。林彪、“四人帮”那套东西,有很多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贯彻下去的。各级领导要敢于正视自己身上的流毒,自己首先从路线、思想、政策上把林彪、“四人帮”弄颠倒了的是非搞端正。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去发动、组织和指导群众性的肃流毒工作。有的单位肃流毒所以出现“停火”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领导不敢触及自己的思想,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把脏东西捂了起来。他们对肃流毒工作领导不力,有的实际上成为肃流毒的阻力。领导勇于肃清自己身上的流毒,就能理直气壮地站到运动的最前列去。
要使肃流毒的工作确有成效,而不是走形式,各级领导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住本单位的主要问题,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谬论同整顿结合起来。为此,领导的思想一定要解放,要放开手脚,要敢于提出问题,要相信自己能解决问题,不要等上面、靠上面。要下功夫找出林彪、“四人帮”在本单位流毒深、危害大的问题,深入批判。什么问题突出就批什么。在一段时间里,要抓住一个主要问题批深批透,结合整顿,有破有立,做到批一个、整一个问题,就收到一定的效果,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出现新的风气。前一个时期普遍进行的“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对于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应该把这个教育深入下去。特别是连队,要结合当前工作中的问题,结合新老战士的思想实际,有重点地解决那些还没有解决或者搞得不透的问题,把肃流毒的工作推向前进。
加强理论学习,是抓好肃流毒工作的重要一环。过去,我们上了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当,理论水平不高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看不清他们的流毒在哪儿,或者看到了又不敢去触动,胆子不壮,没有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去冲破他们设置的种种
“禁区”,原因之一也是缺乏理论认识,分不清是非。当前,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切实弄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也就不可能在一系列实际工作问题上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真正拨乱反正。
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斗争,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彻底清除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的斗争。这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反动阶级思想垃圾的一次大扫除。要完成这样一次大扫除,不可能一蹴而就。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谈到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时,曾经说这是防空洞里钻出来的一股“逆风”、“歪风”。对这样一股“逆风”、“歪风”,我们党尚且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将其流毒肃清,那么,曾经是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封资修三毒俱全,影响更深、更广,危害更烈的林彪、“四人帮”的妖风,难道不需要我们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去肃清它的流毒吗?
(原载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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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是怎样残酷迫害曹荻秋同志的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座落在外滩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礼堂里摆满了花圈,哀乐阵阵。不久,一辆安放着人民的好干部曹荻秋同志骨灰的灵车,由东往西,穿过闹市区,慢慢驰向虹桥机场。机场上停放着一架银色的飞机,准备将曹荻秋同志骨灰运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灵车车队经过时,沿途的车辆停驶,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道两旁肃立默哀。
这是上海人民在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曹荻秋同志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向这位不屈于“四人帮”淫威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告别。
两年来,上海人民一直在怀念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同志。
曹荻秋同志是四川省资阳县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身革命,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来,曹荻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不懈,鞠躬尽瘁。这样一位受到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同志,却被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诬陷为“大叛徒”,在长期隔离审查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亲属也因此被株连,两次被抄家。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到百般折磨、残酷摧残,曹荻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含恨而死。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曹荻秋同志一九三二年被捕后,无论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是监狱里,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尽管叛徒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直没有承认自己的政治身份,同敌人进行了机智的斗争,保护了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曹荻秋同志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四人帮”给曹荻秋同志罗织的种种罪名,完全是捏造、毁谤,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陷害。
一千方百计要把曹荻秋同志打成“叛徒”,必欲从政治上置于死地,这是“四人帮”蓄谋已久的阴谋,也是这帮家伙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人帮”为了把上海搞成他们的反革命基地,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阴险地把曹荻秋同志定为“敌我矛盾”,妄图一棍子打死。早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叛徒江青当众宣布曹荻秋同志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接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按照这个调子,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曹荻秋同志是“叛徒”,并散发大量诬陷曹荻秋同志的黑材料。
为了把曹荻秋同志定成“叛徒”,张春桥亲自出马。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阴险狠毒,采用歪曲史实、以假乱真的手法,处心积虑地为诬陷曹荻秋同志罗织罪名。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原上海市委专案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曹荻秋叛徒罪行的审查报告》送张春桥审阅,张春桥在这份《报告》及其所附的“旁证”材料上写有“旁批”十一处,竭尽诬陷之能事。比如,《报告》中讲到敌人是根据叛徒杨杰的告密材料,对曹荻秋同志判刑的。张春桥阴险地批:“为什么有杨杰的供词,没有曹的?”示意一定要搞出曹荻秋同志的供词。又如,《报告》中用了一个同狱人的旁证材料,企图说明曹荻秋同志反对狱中斗争。材料上说:“当时我向他(指曹荻秋同志)提出应该把政治犯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并对狱方进行斗争。”“他说不行。一是我们内部有叛徒,谁也信不了谁;二是这个监狱控制特别严,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过去几次斗争都得不到全狱囚犯的支援,也得不到狱外的支援,结果都失败了。”张春桥在旁边批上:“这段话反而证明曹荻秋过去有斗争。”一声令下,从此,这份证明曹荻秋同志有过斗争的材料,再也不见了。再如,曹荻秋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刑满后,又被敌人关进国民党江苏反省院。《报告》里附着的“旁证”材料当中,有上海《大公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报道他们这批政治犯出反省院后愿“抗敌锄奸”的一则消息,张春桥不顾当时抗战已爆发的历史事实,批注说:“所谓锄奸,即反共”。一句话,就给曹荻秋同志扣上了“反共”的帽子。
此后,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多次提出,给曹荻秋同志定为“叛徒”,要抓紧定案。他居心险恶地说:“曹荻秋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就是定案问题了”。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秉承张春桥的旨意,不顾历史事实,强行定曹荻秋同志为“叛徒”,并背着党中央,先后在市委全体会议上和区、县、局负责干部大会上加以宣布。接着,他们又以上海市委名义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第一次正式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诬陷曹荻秋同志“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可耻叛徒”。
在这期间,“四人帮”及其余党派人跑到全国各地,用各种逼供信的手段,收集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叛徒罪证”。由于“罪证”不实,有的办案人员认为曹荻秋同志定不上“叛徒”。情况反映到“四人帮”那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大骂这是“严重右倾”,他气急败坏地叫嚣:“如果……曹(荻秋)问题否定,不是张春桥要下台了吗?”一语道破了这帮反革命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急于粉墨登台的“天机”。
一九七五年,原市专案办见党中央对原上海市委的报告不予批复,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又起草了一份《关于曹荻秋同志被捕等问题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把调子降下来了。“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看了《报告》,暴跳如雷,亲笔将《报告》中的“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恢复曹荻秋的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补发扣留工资”等词句统统删掉,改为“党的组织生活不予恢复”。这个《报告》正式向党中央报送时,“四人帮”及其余党又施展了极其阴险的手段,加上:曹荻秋被捕期间“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特报请中央审定”,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党中央一直未批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曹荻秋同志不幸逝世后,“四人帮”一伙仍坚持要把他定成“叛徒”。曹荻秋同志家属要求在作出书面结论以后再料理后事,马天水等人置之不理。后来,在张春桥授意下,原上海市委派人去中央组织部汇报曹荻秋同志的审查情况和定案意见,说上海市委“倾向于定叛徒”;原中央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在审议曹荻秋同志的结论问题上,丧失党的原则,屈从“四人帮”,竟然同意把曹荻秋同志定为“叛徒”。
二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直接指挥和操纵下,原上海市委先后调集了一百四十多人,到处搜集曹荻秋同志所谓“叛徒”的罪证。他们的手法十分卑劣。
他们先定好“叛徒”的框子,再找材料。几年来,外调人员带着盖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公章、由“四人帮”在上海主管组织工作的那个余党签名的介绍信满天飞。介绍信上写着:“曹荻秋是大叛徒”、“追查曹荻秋叛变罪证”,要被调查的对象按照这个调子回忆情况,写证明材料。许多被调查的对象,过去曾与曹荻秋同志一起坐过牢或被关进反省院,开始写的证明都说曹荻秋同志在狱中表现很坚定、很好。但是,外调人员说,这样写不行,三番五次地强迫他们重写。
他们大搞逼供、诱供、套供,制造假材料。他们为了找到“最可靠”的罪证,先后提审敌伪人员以及曹荻秋同志的同狱人一百二十多个。在提审中,只准对方揭发问题,不让如实反映情况。有些人经过他们反复“调查”,一个人就写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前后矛盾的所谓“交代”和“证明”材料。国民党江苏反省院一个训育员,文化大革命前已退休闲居在上海。他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被迫写了三十八份“揭发”曹荻秋同志的材料。“四人帮”一伙看了不满意,就抄他的家,并且在一九六九年冬将他关押起来,逼着他又写了十多万字不可信的材料和笔录。为了从另一个曾经在反省院任过职的人身上搞到曹荻秋同志“叛变”的材料,他们特地派了五个人,携带林彪一个死党的亲笔信跑到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将这个人拘留审讯,用逼供、诱供、套供办法,迫使这个人写了假交代。这个人被关了两个多月就死在狱中。
他们任意歪曲敌档原意,往曹荻秋同志头上栽赃。敌档中清楚地记载着曹荻秋同志在狱中和“刑期”届满时,并没有作出敌人所希望的“悔悟表示”。为此,敌人又将曹荻秋同志从监狱转送到反省院,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被集体释放出狱。
“四人帮”一伙为了制造曹荻秋同志“叛变”的根据,对这段档案大肆进行歪曲,并多次提审一个中统特务分子,进行逼供、诱供,迫使这个特务分子写了诬陷曹荻秋同志的假材料。“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把它作为曹荻秋同志在狱中叛变的“罪证”上报,欺骗中央。
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就是采用这样的欺骗手法,一方面从数以百万字计的材料中,精心挑选那些对他们“有用”的片面材料,七拼八凑,作为诬陷曹荻秋同志的“罪证”、“旁证”;另一方面,又把不少证明曹荻秋同志在狱中始终不渝地进行顽强斗争的材料塞进准备销毁的材料堆里。但是,历史的事实真相是抹煞不了的!
三曹荻秋同志面对“四人帮”的卑劣行径,一再提出严正驳斥和抗议,进行了坚强不屈的斗争。
当曹荻秋同志听到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诬陷他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时,怒火胸中烧,马上对看管人员说:“我希望组织上调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在一次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四人帮”一个余党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把“叛徒”的帽子强加给曹荻秋同志。曹荻秋同志当场据理驳斥:“说我是大叛徒,总要有事实嘛!”并且抗议说:“现在街上到处贴大字报,讲我是大叛徒,我有意见。”
之后,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曹荻秋同志总是态度鲜明,拒绝承认“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帽子。有一次批斗会上,有人肆意诬蔑曹荻秋同志“不是老革命而是老反革命”,曹荻秋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立即反驳:“讲我老反革命,我抗议!”最后,曹荻秋同志走出会场还回过头来斩钉截铁地说:“我老实告诉你们,我就不是叛徒!”
曹荻秋同志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再三申明他被捕期间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发表反共文章,并且严肃地指出,不能认为“凡是从反省院出来的都是叛徒”。他义正词严地斥责“四人帮”一伙对他的审查“是带着框框往里面填内容”,搞的一套材料都是胡说八道,恶意诬陷。他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告,要向毛主席控告“四人帮”一伙对他的种种无耻的造谣和诬陷。他曾经激动地对战友说:“要是我见到毛主席,我一定向他老人家揭发张春桥,这个人不是好人!”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和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曹荻秋同志先后两次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写信提出申诉。信中说,他对“四人帮”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变革命的叛徒行为”,“思想上始终接受不了”,请求“中央最后判定”。他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
“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恣意践踏党的原则,一手遮天,不但把曹荻秋同志的申诉信全部扣下,而且反诬曹荻秋同志“翻案”,继续加以迫害,使曹荻秋同志病愤交加,没有能看到“四人帮”垮台,就离开了人间,终年六十七岁。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大地阳光普照。在华主席、党中央关怀下,曹荻秋同志十年沉冤真相大白,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四人帮”千方百计诬陷曹荻秋同志是“大叛徒”,已成为这群丑类阴谋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份可耻的纪录。
新华社记者 郭礼华 奚锦芬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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