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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
专栏:

南京水利科研所增加后勤服务项目
保证科研人员全力搞科研
据新华社南京十月三日电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是一个有六百多人的面向全国的科研单位。粉碎“四人帮”后,科研人员以高涨的热情承担了繁重的科研任务,但不少科研人员每天要花不少时间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侍候老人,家务负担较重,人们称这种生活状况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晚上”。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在目前物质条件下,只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是可以减轻科研人员一部分家务负担的。党委采取措施,对后勤服务人员进行思想整顿,引导他们克服“低人一等”的旧观念。党委负责同志作出样子,到食堂等单位蹲点劳动。政治工作人员轮流到食堂一边帮厨,一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后勤人员增强为科研工作服务的自觉性。后勤单位对人员也作了调整,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规章制度,增加服务项目,调整服务时间。
现在,这个研究所生活服务工作面貌变化很大。幼儿园增设了新生婴儿五十七天入托的婴儿班,建立了到职工家里接孩子的制度,科研人员加班加点,或者出差开会时,都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幼儿园。食堂工作人员改善了伙食,还改变了售饭办法,扭转了吃饭排长队的现象。为了节省双职工上街买菜的时间,食堂增设盘菜供应。现在,职工、家属都喜爱到食堂就餐了。


第1版()
专栏:

广东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总结经验教训
发扬民主 实事求是 带领群众抓纲治粤
肯定成绩,揭露矛盾,认清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分清路线是非,决心拨乱反正,利用广东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实现“四化”步伐
中共广东省委不久前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会议历时一个月。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这次会议,各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属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共一百七十多人出席。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了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学习了兄弟省的有关经验,初步讨论总结了广东省委十年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充分肯定广东大好形势的基础上,大胆揭露矛盾,摆出问题,充分认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在广东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心抓纲治粤,拨乱反正,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广东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首先尽快把农业生产迅速搞上去。
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努力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是广东省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进行新的长征而召开的一次整风会议。它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纲,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按照毛主席关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方针,真正发扬民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允许人改正错误,有了进步就欢迎。会议始终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揭发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广东犯下的大量罪行。同志们说,这次整风,抓住了广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又使人感到实事求是,心情舒畅。
会议回顾了前几年的战斗历程。大家一致认为:在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广东省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稳定了广东的局势。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广东局势的稳定,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也看到一年多来广东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不力的一面,大家从全省人民都关心的,为什么这几年农业上不去的迫切问题着手,揭发批判了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白俊峰违法乱纪,迫害干部、群众,大搞虚夸风、假典型,使湛江地区人民政治和经济生活遭到破坏的严重罪行。大家认为,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影响下,白俊峰这样人物的出现和他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不是偶然的。会议抓住白俊峰事件这个典型,具体分析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给广东造成的严重“内伤”,认真总结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广东省农业为什么发展缓慢等一些重大问题。大家尖锐地指出省委对广东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揭批“四人帮”运动抓得不力,影响了全省工作的发展。省委领导同志认真听取这些一针见血的批评,因势利导,决定首先从省委常委做起,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武器,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一步一步把问题摆开,从而使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对头,在扩大会上发言的同志态度诚恳,开门见山,不绕圈子,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为了做到会内会外结合,在省委党校学习的一百多名县委书记也集中一段时间,给省委提意见;省直属各单位的干部每天以半天的时间,帮助省委整风。省委领导同志在常委会上相互批评帮助,既作到和风细雨,又坦率地进行思想交锋,并且主动在扩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一些经历数十年革命斗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检查时,严于解剖自己,胸怀坦白,爱憎分明,给大家作了榜样,受到热诚欢迎。会议期间出了二百多期简报和材料,如实反映大家的意见,思想得到交流,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到会同志反映,参加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又尝到了当年参加延安整风的甜头。
实事求是,不掩盖矛盾,把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充分摆开,以求切实解决
这次会议是按照十一大路线的精神,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认识到广东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农业发展缓慢,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大家说,广东农业上不去,全省人民不满意,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会上指出,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破坏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煽动在农村乱抓、乱打、乱批、乱斗,在农民群众中抓“暴发户”,批“小生产”,打“土围子”,搞乱了阶级阵线;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批,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破坏按劳分配的政策,乱批所谓“唯生产力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破坏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砍农业投资,严重影响了农田水利建设;他们破坏多种经营,把丰富的广东水果和经济作物当作资本主义砍掉;他们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搞“并队”、“过渡”,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横加批判;他们大搞“吹而优则仕”,刮浮夸风;
树假典型,鼓励弄虚作假和瞎指挥,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广大群众身受其苦,身受其害。到会的同志说,不下决心拨乱反正,不把这些被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要指望把广东农业很快搞上去,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要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绝对不容许用专政的办法来对付人民群众。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上,要特别强调落实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等政策。这几条抓紧、抓好了,农业就会迅速见效。
会上分析了广东农业要翻身,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切实加强省委和各级党委对农业的领导,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到真学,反对假学。按照“农、轻、重”的方针,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特别是要迅速改变工业支农的被动状态。党和国家的干部要改进作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疾苦,安排好群众生活。根据各地区,如商品粮基地、生产潜力大的地区、地少人多的地区、山区林区、经济作物区、外贸出口基地等不同特点,省委要搞好规划,搞好经济协作,制定一些关键性的措施,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会议指出,今年是抓纲治国的第二年,要全力以赴打好农业翻身仗,千方百计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决心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批林彪,分清路线是非,抓紧清查工作,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整风学习,统一了思想和行动,决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批林彪,把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反党集团横行时期,广东省发生过许多严重的政治事件,一些错案、冤案、假案,由于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那时没有能够得到平反昭雪,遗留问题很多。由于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许多重大的路线是非没有分清,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这次整风会议,根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时联系揭批林彪,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广东犯下的一系列滔天罪行。
会议认为,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揭、批、查的任务还很重,不能半途而废。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在广东搞的篡党夺权和反党反中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一追到底,弄得水落石出。对于冤案、错案、假案要坚决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予以平反昭雪,例如诬陷彭湃同志和迫害他的亲属的案件,必须平反昭雪;对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些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要彻底查清,严肃处理;对于那些靠搞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群众、搞打砸抢的为首分子,以及那些幕后策划者,都要坚决追查,对其中民愤极大而又无悔改表现者,要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在斗争中和处理一些案件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真正做到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坚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保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健康地进行到底。同时,要结合清查,深入展开批判,从各方面彻底批臭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想体系,肃清其流毒。
强调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团结全省人民夺取抓纲治粤的新胜利
广东省委这次整风会议,还强调了省委要带头整顿好领导班子,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上不少同志指出省委某些同志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够,既缺乏高度的民主,不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又缺乏高度的集中,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坚强有力的拳头。会议强调省委和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健全起来。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表示,省委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省委的班子整顿好,不辜负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使省委成为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的,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的好班子。省委带头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也要整顿。整顿主要是思想整顿。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组织整顿,领导班子该交流的交流,该调整的调整,该提的提,该降的降,特别要选好一二把手。有的单位问题成堆,如果老是面貌不改,老样子不变,这样的领导就非调换不可。要把班子整顿好,老干部要搞好传、帮、带;要重视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要处理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加强团结。在整顿中,要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绝不容许把资产阶级派性带到党内来,带到领导班子里来。凡是搞派别活动而又坚持不改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进了班子的要清除出去。
这次会议还用大量事实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严重破坏。会上强调,整顿思想作风,其核心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要坚决克服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搞瞎指挥,搞形式,务虚名,搞浮夸,讲假话的坏作风;坚决克服脱离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做官当老爷,办事“踢皮球”,靠在文件上画圈圈过日子,特别是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人民的呼声置若罔闻的恶劣作风。领导机关必须下决心整顿,坚决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会议、文件泛滥成灾的官僚主义作风。要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革委会的作用,发挥工青妇和贫协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党同人民的联系。作风的整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非改不可的时候。
广东省委这次整风会议,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对头,真正起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作用。大家坚定地认为,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长征,就一定能够使广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先进,夺取抓纲治粤的新胜利。
新华社记者 宫 策 本报记者 柯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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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实华主席“认真抓紧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指示
天津市采取措施加快修房和建房速度
齐齐哈尔车辆厂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建造职工住宅
据新华社天津十月五日电 中共天津市委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关于“认真抓紧解决群众住房问题”的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修房和建房速度。
天津市群众缺少住房的情况严重。一九七六年发生强烈地震后,现在仍有不少职工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这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他们无视群众疾苦,大搞楼堂馆所,分散建筑材料,搞乱了计划和管理。他们乘地震之机,借口城市规划,强行推倒六大片许多可住的房屋,人为地扩大地震灾情。他们打击迫害基建战线的革命干部、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破坏城市建设,拖延修房和建房的进度。针对这种情况,华主席在今年四月十四日指示天津市认真抓紧解决群众住房问题。
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召开了四次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加快修复地震损坏的房屋的措施,研究制定了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新建住房的规划。
根据市委的决定,市房管局的修建队伍以及区、局、县和一些企业的建筑队伍,正在协同作战,努力修房。两个多月来,修房工作显著加快。在多雨的七月份,全市抢修了住房一万四千多间,八月份又修房一万七千四百多间。
天津市在加快修房的同时,加紧新建住房。市委决定,今年力争新建一百万平方米的住房。为了保证明后两年建房规划的实现,市委决定,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纲,进一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整顿和充实建工局、房管局和各郊区县、各工业局的建筑队伍;加速推行建筑专业化、机械化、工厂化和墙体改革的先进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新型建筑材料;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的操作、施工、管理经验;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实经济政策。
据新华社哈尔滨十月五日电 齐齐哈尔车辆厂发动职工和家属自己动手,加快建造职工住宅。几年来,共建成宿舍五万五千平方米,解决了一千二百六十多户职工住房的急需。
齐齐哈尔车辆厂是个有一万多名职工的大厂,职工住房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厂党委为了尽快解决职工住房的困难,在国家投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厂大潜力大的有利条件,自力更生生产建筑材料。他们建成了一条水泥生产线,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钢渣、电石渣和石灰石等废物,年产一万吨水泥。同时,还建成了红砖厂、混凝土预制件厂和一座年产三十万块水泥瓦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去年生产的水泥、红砖和水泥瓦,基本上满足了宿舍建筑的需要。
厂党委采取专业和群众建筑队伍相结合,以群众队伍为主的办法,依靠退休职工和职工家属的力量加快职工宿舍的建设。目前这个厂有六百多名职工家属和退休职工参加建设。他们不仅承担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部分土建工程的施工任务,而且在专业队伍的指导下,还能承包三四层楼房的建造工作。夏秋施工繁忙季节,许多车间的职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也抽出人力前来支援。几年来,这个厂的职工宿舍,绝大部分是依靠本厂的力量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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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胡乔木
华国锋同志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对于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具有关键的意义,务必抓得很紧很紧。”
华国锋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实“具有关键的意义,务必抓得很紧很紧”。本文着重就经济工作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个问题,说一些体会,提一些建议。
一、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都曾多次谈到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在谈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时指出:这个规律如同自然规律一样,“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①列宁指出:社会经济形态决不是“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它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发展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②。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③“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④
由于我们对这些指示认识和宣传不够,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现在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工农业经济工作的干部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这些同志忘记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⑤,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事实上,单就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来说,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任务,正在于尽最大的努力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按照客观规律进行(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成功,也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政治目的的实现,也才能保证政治领导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我们认为,华国锋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二者是统一的,其意义正在于此。
肯定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还要解决下面两个问题: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否保证我们的经济可以自动地有计划地和高速度地发展;二,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法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关于一。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⑥,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生产“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⑦。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由国家的计划来实现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由此可以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高,并且一定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高,并且还可以更高,也完全可以创造出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在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却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慢些,并且还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已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原来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在这些国家,小生产的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比较强大,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种种落后习惯的势力还是长久地多方面地存在着,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的迅速的发展。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巩固,不得不分出相当大的力量去对付国内和国外的敌对势力。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种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人们要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地制定和执行计划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⑧此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大家知道,恩格斯早已一再指出,国家权力可以帮助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但也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这样,政治权力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恩格斯说的虽然是过去的历史,但是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保证它的政治权力始终不发生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的问题。斯大林说:“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常常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搞得不好,仍然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物,以至发生冲突。实际上,冲突不止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矛盾,还由于国家机关在经济组织工作中的错误。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在联共十四次大会的报告中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种较为重大的错误,任何一次较为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生产和需求总量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都不可避免地要由某种危机来纠正。……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斯大林这时还不能预见到一九二九年大危机的情况——引者)。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⑩斯大林说的这种情况,在苏联无论在他这样说以前和以后都出现过,在我们中国也出现过。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而也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始终有计划地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给了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历史范围内所不可能有的;但是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还免不了有曲折,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要付学费。为了减少发展中的曲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必须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制度密切结合,就必须同经济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密切结合。总之,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如果我们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相反,如果我们不研究不遵守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想当然瞎指挥,那就会造成某些单位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使千百万以至几亿人民遭受苦难。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不但给了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巨大可能性,而且给了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绝对必要性和严重的历史责任。
我们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不能只是用缺乏经验来解释自己的错误了;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特别有必要认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努力自觉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极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关于二。毛泽东同志说:“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的,为什么它的经济管理方法还有应当学习的方面呢?资本主义经济就全体来说是无计划的,但是在一个企业内部一般却是有计划的。马克思说:“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可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并不排除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有计划性。马克思早就着重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另一方面它又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这里前一种职能是一切制度下一切种类的社会劳动都不可缺少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其中当然也包括计划的职能。资本主义早期工场内部的计划管理和其他管理,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大公司的现代化的高效率的计划管理和其他管理,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一定经济部门内(例如美国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也有某种程度某种性质的计划管理和其他管理。在这些范围内,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当然丝毫也不改变他们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也不能使他们避免危机),并且由于历史悠久,他们运用这些规律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达到了熟练的程度。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第一种职能的意义上,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向资产阶级学习。列宁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有人……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列宁的话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说的,但是现在原则上还是适用。我们向资产阶级学习是有分析有选择的,是站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学习,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学习,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要有原则地学过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当然要防止和纠正那种认为外国一切都好、中国可以依靠外国而不是依靠自力更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倾向。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这个,而是华国锋同志所反复指出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四人帮”所散布的把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先进事物对立起来的流毒。坚持自力更生不但不排斥学习外国先进事物,而且如上所说,必须以学习外国先进事物为条件,否则就要陷入爬行主义,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在建成以前就要被敌人所击败。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打倒了“四人帮”,经济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生产速度上升,生产秩序有了很大好转。但是如华国锋同志所说,我们的管理水平还是很低,也就是说,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水平还是很低。我们现在的工农业还不能完全地按国家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和出口的需要组织生产,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数量还不能充分计划化,以致有些需要的能够生产的东西生产得不够,而有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却不合需要,造成积压和浪费。我们的动力、原材料的供应能力和生产、基建的需要还不能完全按比例,以至常常发生停工、窝工。我们还没有认真发展专业化和协作,很多企业是按照大而全、小而全的办法建设起来的,因此技术进步很慢,劳动生产率很低,成本很高。一般企业很少注意经济效果,广泛存在着劳动无定员、生产无定额、质量无检验、成本无核算的现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造成很多浪费。由于我们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不善于把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我们在促使企业的领导者和广大职工主动地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改革方面,还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动力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水平还很低的表现,都是我们目前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经济规律很多,现在只就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价值规律,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的统一,三个问题讲一点意见。
首先是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
马克思说,“时间节约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时间节约属于价值规律的范围,后面再说,这里先说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的问题。过去的阶级社会客观上也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是不可能自觉地有计划地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也必须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真正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就能够实现长期的、稳定的、高速度的增长,而避免无政府状态、半无政府状态以及作为其后果的发展速度大幅度波动的现象,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创造可靠的物质基础。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目前,我们的国民经济基本上还处在“半计划”状态。要改善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首先要把半计划化变为充分计划化。我们的计划要遵守、反映、运用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兼顾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兼顾国家利益(包括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工农业企业的集体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要考虑各方面的需要和可能,经过反复计算,综合平衡,然后制定出来。国家计划不应当留缺口,地方计划不应当层层加码。计划外的生产和基建,要分别纳入各级计划。应当有直接的计划和间接的计划,两者结合,形成国家的统一计划。国家下达的指标要同企业的订货合同衔接起来,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产需脱节、供求失调的矛盾。
加强计划管理,可能遇到中央和地方、部门和部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目前计划体制受到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的情况下更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矛盾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解决。我们的计划工作一定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否则我们的计划就不能反映全国人民的需要,也不能充分生效。但是地方的积极性又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各省要求工业化,这是正确的,合理的,各省一定要因地制宜地把本省的工业发展到一个高水平,也一定要能生产最必要的日用工业品和支农产品。但是这并不是说各省都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在目前固然不可能,即使从长远说也不一定需要,因为各省的资源状况有很大不同,不因地制宜而要万事不求人,结果必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延缓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各州的工农业发展就是各有重点,西欧各国也是有无相通,这并没有妨碍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现代化。我们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实行统筹兼顾,一切从八亿人口出发。如果不解决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国家计划有缺口,地方层层加码,造成计划本身的脱节,计划外生产、计划外基建大量存在,那就不但不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而且必然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基建长期不能完工投产、物资既短缺又积压、采购人员满天飞等等混乱浪费现象无法解决,必然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造成冒险家的乐园。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要求切实搞好专业化和协作。这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动力和原材料消耗、降低成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列宁说:“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专业化的分工更细,协作的规模更大。我们的经济要获得充分的发展,就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真正搞好专业化分工和部门之间的、地区之间的、企业之间的协作。哪些适于专业化生产,哪些适于综合经营,某种专业化生产究竟是适于在省市范围内、大区范围内还是全国范围内进行,各个企业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备品、配件由谁供应比较经济,这些都需要经过反复平衡计算,并且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例如,目前企业普遍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不是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搞好专业化分工和广泛协作,就很难解决,甚至还会继续发展。只有按行业、按地区组织好各种备品、配件的专业化生产,确保供应;又组织好维修设备的专业公司,服务上门;同时,销售、运输、职工生活服务等等,也由社会的各种专业服务行业承担,才能解决。
其次是要遵守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它的基本点是每一商品的价值都决定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格以价值为基础,商品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仍然起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利用价值规律,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要求所有企业(包括国防工业)严格实行时间节约,不断争取劳动耗费、物资耗费(即所谓“物化劳动”的耗费)和经济效果的最优比例,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和混乱。对于每一个企业和它的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分钟都不允许浪费,否则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损失。不遵守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严格遵守有计划按比例规律(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可见,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不可分离的),而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惩罚。
斯大林说: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没有价值规律,这并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建国以来的将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在这个伟大的学校里学习,确实是学到了相当的本领,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这才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革命导师的指示无法执行,使我们的计划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为了扭转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某些混乱状态,我们必须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通过记帐、算帐对创造出来的价值(生产部门)或实现的价值(流通部门)的计算,对生产或流通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的计算,对经营成果的考核,来不断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为了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我们必须使价格正确地反映价值。我们应当运用价值规律来制定我们的价格政策,使计划价格有利于合理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间的关系,合理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计划价格对社会生产起积极的调节作用。
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是说我们首先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制定计划,其次要为各种产品规定合理的价格,让这些价格为计划服务,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但又不会绝对和价值相等。价格定得比较好些,生产这种产品的单位的利润就会多些,反之就会少些,因而价格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个工具。“四人帮”不让人讲利润,谁讲就对谁打棍子,当然谈不到运用价值规律把价格当作实现计划的工具。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上迫切需要的产品如生活上日用的陶瓷、铁锅一类东西,有关单位不那么愿意生产,因为收购价格低,不如工业陶瓷和铁管,这样就受到“利润挂帅”的责备。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所谓“利润挂帅”的帽子没有人乱扣了,我们就应当把日用陶瓷、铁锅的价格适当提高一些,使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有利于计划的实现。斯大林说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至多只能说有些影响,是说得过分了。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指会计核算等工作——引者),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是马克思反复说明过的观点。可见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并非没有调节作用。我们经济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制定国家计划的同时,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政策使价值规律起一定的调节生产的作用。
经济核算的制度在“四人帮”横行的那段时间里被破坏得很厉害。工人上班不上班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就是说对活劳动的消耗根本不计算、不监督。有些单位工人常年不劳动,照样拿工资;有些单位临时工做工,正式工不做工、干私活或者游荡。这种状况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改变得还很不彻底。例如某一建设工程现场的几千名工人,长期间实际每天只工作五至五个半小时,每天少干一万个小时以上。这种不计算劳动的状况,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危害我国工人阶级劳动态度和革命品格的严重政治问题。难道我们还能够视若无睹,而不赶快大力解决吗?很多企业长期以来对物化劳动也不计算、不监督,原材料任意浪费,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占用不计多少。至于创造了多少价值,创造了多少利润,更是不讲。这种不计算、不监督的状态,是我们企业管理被搞乱了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我们拨乱反正,就要运用价值规律,健全经济核算制度,通过各种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通过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和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每个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的办法,来改善经营管理,来为实现管理现代化创造一个必要的前提。没有这样的计算和监督,其他改善管理的一切措施都无从说起。在实行经济核算中要尽可能使实际生产出来的价值、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多少,准确地表现出来。说“尽可能”,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很准确,在这方面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尽可能还是应当做到的。第三,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这种利益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必须反映这种利益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规律之一。过去,在考虑管理体制问题时,往往是从国家内部的条块关系或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考虑得多些,也就是在集权和分散的问题上考虑得多些。这种考虑当然是必要的,这是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指示。但是从经济关系上保证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统一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少,这就没有充分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指示。事实上,无论条块怎样分工,无论企业由谁管,都不能不首先从国家、企业、个人的经济关系去考虑问题。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当然包括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考虑职工的利益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第二,职工和职工所属的企业是直接的生产者和生产的组织者,不首先考虑他们的利益就不可能保证生产的迅速发展;第三,无论中央国家机关或是地方国家机关,由于本身是不直接承担经济利害的行政机关,往往对企业的经济活动的迫切需要比较隔膜,因此,无论不适当地集权于中央或是不适当地分权于地方,结果常是同样地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所谓“一统就死,一分就乱”。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华国锋同志多次指示,如果不是由于客观的原因,企业不能办好办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这就涉及国家和企业关系的问题。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好,对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十分重大。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善,不仅关系到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职工个人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职工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同企业和国家的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应当把执行国家统一计划作为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还必须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在经济上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面的经济责任。当前,应当考虑适当扩大企业的权限,以促进企业的领导和群众主动地关心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过去在工业七十条中曾经规定,国家对企业要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要实行“五保”。在工业三十条中,又重新提出了“五定”和考核企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进一步调查研究,把有关的规定完善起来。现在的八项指标中,没有固定资产占用指标,这不利于促进企业管好、用好投资,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在研究改进管理的时候,看来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定”和“保”,体现了国家和企业双方的责任。一方面,企业进行正常生产所需的条件,要定下来,给以保证。如果保证不了,妨碍了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国家和有关协作单位应负经济责任。另一方面,对企业应完成的任务也要有严格的规定。全面完成了任务,应当给企业一定的奖励,例如留给企业一部分基金,用于奖励先进的集体和个人、改善职工集体福利和进行扩大再生产。完不成任务,企业和个人也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列宁说:“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就应当受到审判,全体理事都应当受到长期剥夺自由(也许在相当时期后实行假释)和没收全部财产等等的惩罚。”?我们应当遵照列宁指示的原则,对企业的办好办坏、挣钱赔钱实行有奖有罚,赏罚分明。企业管理严重混乱,违法乱纪,造成大量亏损的,对负责的企业领导人应当实行法办,处刑罚款,另外组织新的领导班子去接管,不能让极端失职渎职的人逍遥法外。总之,要使企业经营得好,不但对国家有利,而且对全体职工和企业领导人也有利;企业经营得不好,对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领导人也不利。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
“四人帮”反对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根本否定个人利益。这是一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潮。一切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共产党不能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群众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拥护共产党呢?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既是集体利益,也是个人利益。列宁说:“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事实上,我们不也是每一步都吃到苦头吗?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得对:“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要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就要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华国锋同志最近指出,现在方针已经定了,为主为辅的原则也有了,就是要快点贯彻。该计件的就要实行计件,该发奖金的就要发奖金,不要顾虑重重。长时期的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贯彻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上去,社会主义制度就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不实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上不去,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受到损害。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如果按照这条规律办事,人们就得到它的奖励,如果违背这条规律办事,人们就会受到它的惩罚。根据劳动总局的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八,全员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八点七,职工工资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四。在这期间,工业的增长百分之五十九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反,一九五八年以后,工资不能按时正常增长,劳动生产率也不能正常增长,结果工业的增长全部或大部是靠增加职工。如果维持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的速度不变,一九七七年工业、基建、交通运输三方面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应当是目前的三倍,就是说,职工总数可以减少三分之二。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现在我们正在重新按这条规律办事,一定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且有些地方已经收到效果。李先念同志曾经指出,以前每当提高工资,做财政工作的同志常常顾虑财政收支会发生不平衡,而到年底结算的结果,国营企业利润的收入有增无减,“发财”的还是财政部。这是对我们二十多年实践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无论如何,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按经济规律办事,决不是可以把政治放在次要地位,相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正确解决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克服种种阻力。“四人帮”散布的种种流毒需要肃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需要粉碎;我们同志中间存在的某些习惯势力和各种错误倾向需要克服。例如,可能有人借口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搞经济主义,放松政治思想工作,或者借口实行政治挂帅,不关心群众疾苦,强迫命令,或者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为非作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从加强党的领导,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来解决,从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上统一大家的认识来解决。总之,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统一的,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挂帅,必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否认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主义的蛮干,必然造成经济损失和政治损失,也彻底违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根本原则。
三、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国的生产都能够有计划地进行,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增加了计划机关和许多工业管理机关。这些机关是需要的,但是这些机关在全国各级的总和是否太大?把它们的许多经济行政工作交给一些经济组织用经济手段去处理是否更有效?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设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可以非常简单,因为它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现在我们发现,工作并没有简单到列宁所设想的那种程度。尽管如此,我们依靠纯粹行政方法进行工作的范围还是太大了,而且不必要地建立了许多臃肿而缺乏效率的机构,以至妨碍我们利用资本主义所已经给我们简化了的现成遗产,妨碍我们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行政方法永远是需要的,一个经济组织的科学管理也表现为科学的行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完全能够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并且使自己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但是经济管理主要地究竟不能依靠纯粹行政的方法。这是因为:第一,纯粹行政的方法往往把普通行政机关(它们既不承担经济责任,也不实行经济核算)的办事方法照样地搬用到经济生活中去,容易考虑行政的方便,要求经济活动机械地适应行政的系统、层次、区划,而不是努力去研究、适应、运用经济规律去管理经济工作。这就助长了企业中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无偿调拨、无偿供应、无偿支付、不讲经济责任和经济核算的供给制管理,经济活动衙门化、官工化、官商化的经营方法,以及相信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的万能,因而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的错误。第二,按照这种办法,行政机构有多少层次,涉及多少方面,经济管理也就有多少层次,涉及多少方面,很容易造成机构重叠,周转层次多,公文旅行周期长,问题长期拖延不决,极大地妨碍经济工作的效率,丧失经济活动的时机。第三,行政的结构,无论属于条条或块块,往往同产品供产销的结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以行政区划代替经济区划,不但造成商品和物资流向混乱,库存太多,有时甚至荒谬地阻断合理的经济联系,造成人为的经济分割和经济封锁,阻碍商品流通和产品调拨,妨害经济的正常发展。第四,纯粹行政方法往往不能正确地及时地反映国家、企业、职工、用户四者的物质利益及其相互关系,也往往不能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种状况要反映到行政领导方面并得到纠正,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行政领导对于企业的盈亏不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对于企业经营的是非好坏不敏感,没有强烈的关心,判断和决定难于迅速、正确、有效,因而容易对国家、企业、职工、用户造成损失。第五,依靠纯粹行政的方法,不利于发挥下级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企业缺少应有的权限,使有事业心、进取心、革命干劲的企业领导人和广大职工往往感到有劲无处使,至少是不能充分有效地使出来,只能一切等待上级的安排和批示。这要产生多少有形的尤其是无形的损失!因此,这种依靠纯粹行政方法的管理应当缩小到十分必要的范围,而最大量的经济工作应当由政府行政的范围转入企业经营的范围。企业本身也要尽量缩小纯粹行政方法的管理,扩大依靠经济手段的管理。
为了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组和经济改革,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这里只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推广合同制
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曾经在许多范围内实行合同制,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形式,应当大力推广。合同制通常是两个企业直接订立的合同,他们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比较周到,向对方提出的要求比较仔细切实,并且双方自愿,互相制约,一般不存在强迫命令,有缺点容易弥补,不用经过层层审批。在基层企业和基层企业之间,产供销之间,大公司和专业公司之间,大公司相互间,专业公司相互间,地方公司相互间,各种公司和基层企业之间,都可以实行合同办法,从而提高经济工作效率,保证经济活动的计划性,减少各级行政机关的负担。不但如此,我们还认为,在国家和企业(包括工业和农业企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以至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企业和职工之间,都可以实行合同制。实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合同制,对于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的责任,提高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改变目前经济管理中的许多混乱状态,尤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合同制要充分地和正确地发挥作用,仍然首先需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同时还需要许多其他经济条件的配合和保证,并非实行了合同制就可以什么问题自然解决,什么都顺利。但是采取这种形式,有利于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全面完成经济技术指标,首先是质量、品种指标和节约动力、燃料、原材料消耗指标;有利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加强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有利于大大克服官僚主义和浪费,大大发扬群众路线,大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这一切是确定无疑的。
2、发展专业公司
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组织专业化生产,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而全、小而全的万能厂,既造成很大的浪费,又严重阻碍生产技术的进步,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列宁说过:“在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时,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说明了按行业、按地区组织专业化和协作,用专业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包括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同一行业联合的,各有关行业联合的)把各个分散的企业组织起来,不仅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在这方面,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期已做过一些尝试,在中央工业、交通部门试办过十三个专业公司,在一些省、市也组织了一些,如上海的各种专业公司、浙江的丝绸公司等。除了上海的以外,其他专业公司成立的时间较短,虽然由于刘少奇、陈伯达的干扰,也由于经验不足,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一九六四年十月国务院批准冶金部成立的铝业公司,由于把原料、半成品、辅助原料的生产都统一组织到一个专业公司里,密切了上下工序的协作和联系;公司内部集中统一领导,又接近生产单位,减少层次,调度灵活,使生产有了很快的发展。铝业公司停办以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的产量增加很少,这十年国家投资却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两年的五倍。其他专业公司成立前后也有类似的情况。过去有些专业公司工作中的缺点是没有照顾地方的利益,象烟草公司,曾把地方有关烟草的利润税收全部集中到烟草公司,对非传统产烟区的农民利益也很少考虑。这些问题在今后工作中不难解决。今后中央各部办的专业公司,要照顾到地方的利益;而各地办的专业公司,中央有关部门也要能管得着。
从小而全、大而全这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转移到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专业公司的轨道上来,是一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牵涉面很广、繁重而又复杂的工作,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统一规划,认真试点,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3、加强银行的作用
列宁说:“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解放以来,银行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华国锋同志说:“要发挥财政、银行、信贷对各项经济活动的促进和监督作用”?。银行是全国的结算中心、信贷中心和出纳中心。在全国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国家的很多经济管理工作都可以通过银行来做,而且可以比用行政办法做得更灵活,更有效。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银行都可以加以促进和监督。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国家银行,通过信贷和拨款对企业的活动进行了有效的促进和监督。那时银行向企业贷款有三个基本要求:(1)企业要有物质保证;(2)要有经上级批准而起法律作用的计划;(3)要保证按期偿还。这几条在当时执行得是比较好的。但是,近十几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这些好的做法被否定了。现在除了工资基金和一部分基建投资以外,其他对企业的作用还发挥得很少,这也是只依靠行政手段(例如由首长批条子)不依靠经济手段所造成的一种不良后果。为了迅速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克服很多工商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混乱状态,应当积极恢复和大力加强银行的作用。
4、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以上所说的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在执行过程中间都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争论问题。要使这些问题得到迅速、公正、准确的解决,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否则,这一切就不容易生效,还会退回到依靠单纯行政办法的老路。我们现在形式上虽有订货合同制度,但有不少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严格履行。即使被处罚款,不是列入成本,就是冲抵利润,对企业负责人和职工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们发布了许多很好的条例、规定,但是它们往往不具备严格的法律形式,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要使它们变成法律并且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不仅需要进行郑重的经济立法,并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深入的宣传,还要有认真的严格的经济司法机关,对一切违反这些法律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肃的法律处理。
四、认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
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是经济史上的一条根本经验。马克思继重农学派之后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规律,毛泽东同志把它规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否持久地稳定地高速度发展,根本上决定于农业能否高速度发展。十年规划规定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要达到八千亿斤,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指标。现在中央决定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保证加快农业的发展就有了更大迫切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许多省的领导机关对农业提出了和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使农业的形势逐步好转,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拥护。
当然,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农业的情况还是严重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只相当于一九五五年的水平,就是说,粮食生产的增长只相当于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等方面用粮的增长。为了改变农业的这种长期发展缓慢的状况,还必须作出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包括大力发展牧业和林业,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和农工联合企业。这里只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华国锋同志、党中央的一些指示,提出两个关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原则问题。
第一,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
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运用价值规律,就必然要求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消灭两者之间的剪刀差。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就明确指示:“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报告中说:“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我们要认真研究工农业产品比价,……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工业品特别是支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以促进生产发展。”李先念同志在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重申了中央这一早已确定了的方针,指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施方案。因此,缩小剪刀差是党的一项既定政策,问题只在于研究制定适当方案加以具体执行。
应当指出,建国二十几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一倍,而工业品零售价格只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八。两者的差价是在逐步缩小,但是目前仍然偏大。剪刀差偏大,剪刀差缩小偏慢,当然要很大地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除了情况较好的地区以外,许多地区的农民辛苦一年,增产少增收,增产不增收,少数地区甚至还有增产反减收的情况。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剪刀差的存在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会妨碍农业迅速发展,妨碍农业学大寨,妨碍农业现代化,妨碍落实农村政策的充分收效,不利于巩固工农联盟,不利于缩小工农、城乡差别,不利于以农业为基础。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牵涉的方面很广很复杂,当然需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和政策问题,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绝大多数农民大幅度地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这就能够真正做到以农业为基础,就会对加速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加速农业现代化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围绕着农村的很多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都可为之一扫。否则,农业就很难摆脱二十多年来发展缓慢的局面,就会拖住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很明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在贫困落后的农村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
第二,真正承认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曾尖锐地批判无偿占有农民和生产队劳动成果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一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中,再一次强调要保障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当时的草案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来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自主权当然就应当更加扩大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问题在近十多年来仍然没有解决,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地方,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没有得到保障和承认,至于没有得到完全保障和承认的地方就更多。哪里不实行民主办社,民主种田,那里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实际上不承认涉及七亿集体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什么在全国广大地区会发生象湘乡县那样任意增加生产队负担的情况呢?为什么在旬邑县和其他许多县会发生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情况呢?为什么某些领导机关可以随便下命令把农民种的作物一概拔掉、铲掉,改种其他作物,而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呢?为什么某些领导机关可以不经过农民群众的讨论决定就下命令要一个县或一个县以上的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实行过渡,取消社员的这种权利、那种权利呢?这说明,在不少同志心目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并不存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自主权,并不存在人民公社的各项基本制度。社队各级的集体经济权益,以至社员的个体财产、人身权利,都可以由上面、由某一个或几个领导者包括社队干部个人自由处置,而人民公社的各级机构和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一概可以置之不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纠正了这种错误,这完全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愿。但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党的政策,而且需要国家的明确无误、坚定不移的制度。宪法已经规定了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规定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都很好,但是还不够,因而还是有人可以泰然自若地加以破坏。这就表明,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专门的法律和法院,需要对任何敢于违犯这一法律的人严格依法惩处。
为了保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国家(除了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一切企业、机关、部队对于社队的经济关系,社队和社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社队和社员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应当实行合同制,合同都应当按照一定的程序民主通过。在合同规定的范围以外的要求,社队和社员有权拒绝,违反合同而使社队和社员遭受损失,社队和社员有权取得赔偿。这样才能有真正的集体所有制。在这样的基础上,农民才会感觉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国家的主人,才会真正积极地大胆地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村。这样决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党和国家对农民的领导,决不会妨碍而只会保证条件确实成熟的过渡。
为了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还需要在农村发展各项农业专业化的技术和生产,在农村按照国家计划发展农作物加工工业和其他工业,发展林牧渔业,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大大提高全体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这一切,在提高农民收入、保障社队自主权和民主管理的前提下,都不难逐步实现。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当然还要充分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民主办社、经济公开的原则,还要充分执行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和指示。这里暂不一一论列。
五、加强经济学的普及和提高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为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不大力加强经济学的普及和提高。我们正在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大大扩大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队伍,因为要研究的经济问题实在是很多很多,而且很多都要做细致的定量的研究,除了各单位正在进行的大量工作外,还需要有许多专业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包括大学里的研究力量)来做国家机关的助手。目前经济研究队伍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
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要研究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也要研究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要研究总结中国的建设经验,也要研究外国的经验。经济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现在正在发展许多新的学科;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重大复杂问题,例如编制计划和计划管理体制问题,调整工资问题,调整价格问题,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项目的技术和财政问题,要得到准确的定量的答案,就需要利用这些新的学科。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或很少这方面的人才。为了在各部门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在各个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各个大的企业和经济领导机关有必要逐步普遍设立经济师或经济工程师,在县,公社,大的农场,也应当逐步设立,专职兼职都可以。没有人才,要培训。只有在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情况下,经济学才能迅速发展,才能帮助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据作者七月间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注 释: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368页。
②《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10、33页。
③《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④《十年总结》(1966年6月18日)。
⑤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1920年12月30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页。
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
⑩《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8页。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页。
?同上,第368、367页。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列宁选集》第3卷第555页。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0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5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1857—1858年),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85、84页。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页。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页。
?《对“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59年3月30日),转引自华国锋同志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63页。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工业七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五定”和“五保”都是“工业七十条”中的规定。“五定”是国家对企业规定的生产要求和提供的生产条件,即①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②定人员和机构,③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④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⑤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企业对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即①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②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③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④保证完成上缴利润,⑤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工业三十条”指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三十条”中规定的全面考核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指标,即①产量,②品种,③质量,④消耗,⑤劳动生产率,⑥成本,⑦利润,⑧流动资金占用。
?《给财政人民委员部》(1922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9页。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876页。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列宁选集》第3卷第150页。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至10月1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11页。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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