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本报评论员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最近出现了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为内容的短篇小说。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十一期）开始，我们陆续读到了吴强的《灵魂的搏斗》（《上海文艺》第五期），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鸭绿江》第七期），卢新华的《伤痕》（八月十一日《文汇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人民文学》第九期），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第二期），等等。这一批作品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给予热情的赞扬，有些同志对某些作品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对一些作品开展自由讨论，广开言路，这对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大有好处的。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毛主席说过：“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评判一篇作品的好坏，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是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又是文艺作品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的鉴赏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是少数人说了就算数的，而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定。在这方面，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他们会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短篇小说刊出以后，广大读者争相传看，议论纷纷。他们在表示热情欢迎的同时，也针对某些作品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希望。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的。因此，评论文艺作品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对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是非问题，靠行政命令来解决是不好的。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的出现，是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设置许多禁区，制造种种禁令，扼杀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整个文坛百花凋落，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清算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和禁令，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班主任》等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就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许多作者是初学写作、缺乏经验的青年，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我们应该容许作家，特别是青年作者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作家们敢于拿起自己的笔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敢于对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进行思考，敢于反映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生活中和精神上的“伤痕”，敢于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是很可贵的，应该给予热情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应该允许这些新花开放。
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影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文艺是反映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一个对革命对人民负责任的作家，要正视而不要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大题材之一。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两年了，但是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流毒和影响，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严重存在，清除这些流毒和影响，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如华主席指出的，揭批“四人帮”仍然是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用文学艺术的手段，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对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人民群众身上的“内伤”进行批判和触动，帮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本质，认清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更加热爱华主席领导下的新历史时期的美好战斗生活。
文艺作品对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进行揭露，不能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作品就是“暴露文学”。我们的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以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应该加以暴露的。毛主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就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是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沉滓泛起。对于他们这一伙，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舆论，包括革命的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也要通过揭露和批判，加以肃清。这种揭露和批判，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正是歌颂革命人民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怎么能说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暴露文学”呢？
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生活的。因此，运用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和影响，必须解决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提出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本质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艺术概括。但是，其中有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提高。比如有的作品如果描写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更充分些，就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更为典型的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的艺术形象来；有的作品的某些情节、细节的真实性还可以多推敲一下。许多读者对某些作品提出的批评和希望是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有它的两重性。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四害”横行时期，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凶残，另一方面是革命人民英勇的斗争。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声讨“四人帮”的英勇搏斗，全国各地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就是历史的见证吗？尽管作家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有所不同，不能作刻板的规定，但就本质上说，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同它所进行的斗争，要写出人民的力量，要显示出人民必胜的前景，要塑造出同这种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使人们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奋起来。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方面，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作品的艺术效果是会不同的。
我们时代的斗争生活是壮丽多彩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和影响为内容的作品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方面，但光有或主要是这方面的作品是不够的。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华主席还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漫长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斗争，创造了伟大的英雄业绩，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斗志是高昂的，精神是振奋的，八亿人民正在以巨人般的步伐，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挺进。我们的文艺应该谱写我们时代的英雄凯歌，唱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深入生活，努力搞好创作，用各种文艺形式，反映出新长征中各种英雄的业绩，塑造出新长征中的各种英雄人物，描绘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丽图景吧！
第3版()
专栏：
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
——批林彪、“四人帮”合谋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上海文艺》评论员
反革命“两杆子”的结合
一九六六年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首先在文艺战线上，达成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们合谋抛出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黑线专政”论非同小可，它是这两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共同纲领。
二月下旬，张春桥在与江青的那个亲信（即在部队搞“放火烧荒”的那个“纵火犯”）一起加紧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之际，向后者透露：“这个问题我和江青早就有议论，但一直没有个适当机会提出来，现在才有机会提出来。”
原来，江青和张春桥对于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蓄谋已久的。他们野心勃勃，想以文艺为突破口，先把文权夺到手，进而篡夺整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说：“我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原来“文艺黑线专政”论有无机会抛出，关键在于是否“搬”动了林彪这个“尊神”。
这位“尊神”为什么一搬就动，如响斯应呢？因为他十分懂得造舆论的重要性，据说“政治是用笔杆、嘴巴”的，利用江青一伙的“笔杆、嘴巴”，就可以大树自己“正确路线代表”的“崇高”形象了。
正是由于林彪与江青早有往来，互相摸了底，所以江青在一月下旬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才能一拍即合。林彪安排江青召开一个所谓座谈会，事前，由他的老婆向与会者传达“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江青“意见”的指示，为江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提供讲坛。于是，二月二日在上海，所谓的座谈会就开场了。
这个会的气氛异乎寻常。到会的一律不得穿军装。会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不准记录，不许外传，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还十分紧张地查问有人“带窃听器没有”。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要搞得如此诡秘呢？无它，因为野心家搞阴谋活动见不得人。于是，在会上江青肆无忌惮地谈开了，整个会成了她的“一言堂”。她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并歇斯底里地叫嚷：“这条黑线专了我十七年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该是我们去专他们政的时候了！”这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开端。
竟然有一条“黑线”“专了”江青“十七年的政”，真是有点骇人听闻！江青是怎么被“专了政”的呢？查一查建国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实在找不到一点根据。不过，十七年来，江青在文艺界抓权抢旗那一套搞得并不顺手，常常被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总理以及其他革命领导同志挡了回去，倒是真的。原来，江青搬来林彪这位“尊神”，为的是扭转局势，变被“专了政”为“专他们政”，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革命领导同志。
座谈会结束后，整理了一个稿子。
随后，江青把她的那个亲信从北京再叫到上海，会同陈伯达、张春桥，一起精心修改，加以增补拔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曰“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的迷信。”姚文元虽然没有露面，却出了一个“高超”的点子：文艺黑线要跟三十年代文艺挂上钩。陈伯达更是大加发挥，说什么：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于是，稿中加上了破三十年代文艺的大段内容。他们一刀砍掉了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革命文艺战斗的实绩和整个队伍。
二曰“立”。立林彪，立江青。江青吹捧林彪“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正确的指示”，林彪吹捧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这是第一稿中早已记录在案的。修改时，陈伯达又提出：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东西。于是稿中就整整增加了一节，大谈所谓近三年来文化革命的“突出”成绩，以江青一九六四年跑出来抢夺京剧改革成果作为标志，吹嘘什么“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就这样，通过自我标榜，相互吹捧，推出了两个反党阴谋集团的头子，为他们窃取“亲密战友”和“英勇旗手”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林彪、“四人帮”在文艺这个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上，筑起了一个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桥头堡，亮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纲领。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正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勾结的经验总结。
“两杆子”的反革命协定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共同“商议”后达成的第一个文字协定。这是一个带有纲领性的反革命协定。林彪与“四人帮”后来“发明”的种种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理论，其实皆滥觞于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反革命协定主要是由如下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其一，他们提出建国以来在文艺界实行“专政”的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按照他们的解释，其中“三十年代文艺”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根子”和“来源”，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则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指导思想”。这样，他们就把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统统打成为“黑线”。其二，他们认为贯彻这条“黑线”的文艺队伍，是一个“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的“黑班底”，因此，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众所周知，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发生于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它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空前剧烈斗争的十年内战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在许多著作中都已根据历史的事实，对三十年代文艺作了科学的评价。他说：“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段话，肯定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是我国自“五四”开始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肯定了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成绩和贡献的主要表现是它在极其艰苦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在政治上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立场，在文艺上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打垮了国民党的空前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一大批的文学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伴随着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发展而到来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加之于它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与镇压。而在三十年代参与“围剿”左翼文艺的流氓、侦探与走狗之中，就有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姚蓬子和叛徒江青之流。时隔三十余年之后，他们又和林彪合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继续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未竟事业。
林彪、“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大布“围剿”阵，不仅是为了翻历史的案，更重要的是为了把建国以来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从“黑根子”上长出来的“黑线”，诬蔑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林彪、“四人帮”所胡诌的那条所谓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文艺黑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捏造出这样一条“黑线”来，是妄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案，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案。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共同“商议”的反革命协定的第一个重要内容。
林彪、“四人帮”不仅把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路线诬蔑为一条“黑线”，而且把社会主义文艺队伍打成“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的“黑班底”，叫嚷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这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
我国解放后的文艺队伍，经过历次斗争，特别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充分说明它是好的，是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存在，它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但是，历史早已证明：第一，这些干扰和破坏来自不同的方面，没有扭结成一条一以贯之的“黑线”。没有“黑线”，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人物”。第二，这些干扰和破坏有的属于敌我矛盾，如胡风；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俞平伯和文艺界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思想认识错误，不能一概以“黑”来概括问题的性质。第三，虽有这些干扰和破坏，但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和培育，由于“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所以十七年来这支队伍的主流始终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的。
对于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始终坚持革命、坚持前进的文艺队伍，林彪、“四人帮”却要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黑线人物”，也是妄图从文艺阵地打响反对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第一枪。而所谓“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就是要按照这两个反党集团的“模式”拼凑大小舰队和帮派体系，在文艺阵地上构筑篡党夺权的桥头堡。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共同“商议”的反革命协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极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出笼，林彪就如获至宝，吹捧这个谬论“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十年阶级斗争严峻事实的检验，这段话的真实含意已彻底暴露了出来。
什么“现实意义”，什么“历史意义”，拆穿了讲，它的全部“意义”不外是两点。首先，通过这个共同纲领的公布，宣告了两家合伙经营的反党黑店的开张，并作为一股反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意义”还有一层，“文艺黑线专政”论，基本确定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纲领、方针和步骤，即从文艺打开缺口，突破一线，推向全面，把“黑线专政”论朝四面八方抡打砍杀过去。林彪在这个共同纲领出笼后不久，就急不可耐地对合伙的笔杆子们点出要旨：“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此后十年，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教育战线首当其冲，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翻版。十七年教育路线被打成“黑”的，队伍被打成“烂”的。整个文教卫生战线无一幸免，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等相继成了“黑线专政”。
他们的目的在夺权，在搞反革命政变，于是，公安、政法等等国家机器是他们的当然目标，他们大搅大闹，妄图摧而毁之，取而代之。江青反复叫嚣公安机关“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彻底砸烂公检法”。张春桥狂叫：“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林彪俨然以挂帅者的身份下了结论：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涂抹得一团漆黑。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公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口号。
上层建筑全部打光，经济基础也不能放过，林彪提出：要大破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的观点”，要让“黑线专政”论席卷全国，铺天盖地地打向工农业每个基层单位。
“文艺黑线专政”论已经破产了，但它的流毒，仍不可低估。这种谬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一则由于这种谬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搞假左真右，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二则由于中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观片面性和好走极端，使他们很容易受极“左”的词句和口号的迷惑和影响；三则由于我们建国以来对宁“左”勿右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不够，因而就看不透假左掩盖下的极右实质。正如周总理在批林时深刻指出的：“‘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想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鉴于此，在第三战役中，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剥去其“左”的伪装，还其极右的真面目，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不然，文化专制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复活，仍然不是不可能的。
（原载《上海文艺》第九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