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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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干·政策·作风
本报讯 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发表题为《大干·政策·作风》的社论,阐述大干和政策、大干和作风的关系。
社论指出,最近,中央连续批发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着重解决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一个解决干部作风问题。这两个文件,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成为全面推动农村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但是,有些干部却担心强调执行政策和改进作风,会束缚干部的手脚,妨碍农业的大干快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大干和政策、大干和作风的关系?从思想认识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大干,干得更有成效,是十分必要的。
应当看到,由于“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假左真右,对我们政策方面和作风方面的干扰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在“四人帮”的侵袭腐蚀下,我们有些干部政策观念、群众观念淡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滋长了。有的借口“群众大办”,随意平调,乱加摊派;有的违反党的政策精神,擅自制定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动辄扣粮,罚款。或者作风粗暴,训人、骂人、打人;或者说假话、搞浮夸,讲排场、摆阔气。还有极少数人贪污盗窃,假公济私,打击报复,为非作歹。这一切,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损害了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中央两个文件的下达,就是给农民一个强大武器,把一平二调、违法乱纪等等错误的东西,统统顶回去,保护农业这个基础。同时,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恰是一个考验,看到底是真想大干还是假想大干。真想大干,就一定要认真解决政策方面、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讲政策,讲作风,又不能离开大干这个前提,要善于通过解决问题,促进大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大干、政策、作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当用实践这个标准来检验一下过去的工作。实践证明是干得对的,能够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就应该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不对的,不是调动积极性、而是调走了积极性的,就要纠正过来,引为教训。要把贯彻两个文件的过程,变成扎扎实实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过程,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领导艺术达到一个新高度。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工作尽可能地符合主客观情况,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收到良好的经济效果,不至于一强调大干就忽视了政策和作风,不考虑经济效益和政治后果;也不至于一讲政策和作风就缩手缩脚起来,应该大干的也不敢干了。是不是也要束缚一些手脚呢?那要看对什么而言。难道能够说那种违背政策、强迫命令的作法,也能真正大干起来吗?那样干法,形式上好象是大干,实质上只能是一种蛮干,即使一时干起来了,也是坚持不下去的。真正的大干,不能靠平调,不能靠强迫命令,必须建筑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这才能干得持久,事半功倍。符合这样要求的,尽可以放手大干;中央两个文件的下达,正是为了促进这样的大干,丝毫也不束缚这样大干的手脚。反之,那种错误作法的所谓“手脚”,确实是要受点束缚,并借以教育他们增强政策观念,改进工作作风,正确地组织大干。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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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为农民办好事
“湘乡经验好是好,就是弄到自己头上吃不消”。有极少数干部过去沾染了一些不正之风,干了一些违背政策的事,在落实党中央重要批示和湘乡经验的过程中,缩手缩脚,怕搞到自己头上,抱着消极挨整的态度。这些同志口头上说湘乡经验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湘乡经验好在哪里。他们不懂得湘乡经验是对党政干部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一个好教材,是教育和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及时雨”,是在农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有力武器。我们说,以前自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主动地作自我批评,把问题讲清楚,并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拿出改正的实际行动。湘乡县少数有问题的干部,主动在政策兑现大会上作公开检讨,接受群众批评,当场退赔现金和粮食。他们丢掉了包袱,干劲更足,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我们应该向湘乡的干部学习,做落实经济政策的促进派,带头废除自行制订的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带头归还拖欠生产队的粮款,带头刹住大吃大喝、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要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痛改前非,行动迅速,群众是会谅解的。湘乡的经验一定要落实,这是势在必行。因为自己过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消极对待,那就会成为促退派,这是危险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消除顾虑,放下包袱,真心诚意地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总结教训;另一方面,从多为农民办好事着想,带领群众对照湘乡经验排问题,议措施,堵漏洞,妥善地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摘自九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原题《扫除思想障碍,落实湘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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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高举和假高举的分水岭
上海市委党校认真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新华社上海十月二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最近举行讨论会,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后,上海市委党校的干部和学员极为关心和重视。为了有准备地开好这次讨论会,党校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学习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为讨论作好充分的准备。在讨论会上,有五位同志作了专题发言。市委党校副校长江岚、李佐长在会上讲了话。
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遵循哪条思想路线,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也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采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还是把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当成僵死的教条,搞片言只语,生搬硬套,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第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原则,就要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要敢于面对事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关系到能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实践上我们是不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靠实践来检验,要努力克服某些具体环节上的缺陷,吸收新的实践经验,使它不断完善。所以,搞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有利于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分清是非,解放思想,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讨论会上,大家认为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真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还是假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分水岭。发言的同志说,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加以正确解决,这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以后又在五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我们树立了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鼓吹“顶峰”、“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等谬论,他们是借“高举”、“照办”之名,行歪曲、篡改、阴谋复辟之实。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发言的同志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万古不变的僵死的教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彻底拆穿林彪、“四人帮”假高举的骗局,冲破他们设置的思想“禁区”,拨乱反正,把他们颠倒的思想和理论是非纠正过来,肃清流毒。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发言的同志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真正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不断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发言的同志还讨论了主观与客观、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等三个辩证关系,以及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逻辑证明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标准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说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能是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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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促进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
广西各级党委注意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党委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注意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目前,全区有少数民族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十四万多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比解放初期增长四点三倍,比自治区成立前的一九五七年增长二点五倍。自治区党委常委中,有五名壮族干部。全区有一千六百七十七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地(市)、县、公社三级党委正副书记职务。少数民族聚居的南宁、柳州、百色、河池四个地区,县委正副书记、革委会正副主任中,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六十三。
自治区党委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分析研究,检查督促,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经常亲自找民族干部谈思想、谈工作,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然而,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动路线的干扰破坏,有的人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民族问题不存在了,自治地区不一定要少数民族干部了;有的人认为少数民族干部“文化低,能力差,难安排”,因而一度不注意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区党委召开会议,指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级领导班子,要逐步做到按人口比例配备相应的少数民族干部;吸收新干部时,少数民族要有一定的比例;发展少数民族党员要同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适应。还规定,区内民族院校招生,少数民族要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大专院校招生,少数民族要占三分之一左右,为扩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积极创造条件。由于区党委重视,各级党委认真抓好这项工作,做到有计划、有措施、有布置、有检查,全区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不断增加,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各级党委注意从基层物色少数民族干部。发现“苗子”后,先征求所在单位群众的意见,由基层党组织推荐,经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考核,按干部管理权限报请党委审查批准。各级党委在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坚持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选拔上来的新干部,一般先放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锻炼,或送到民族院校去学习,然后按能力和专长为他们安排工作。
广西各级党委在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还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观点,看本质、看主流。对于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不提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对他们在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从爱护出发,既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又耐心教育,热情帮助。
几年来,广西各级党委把做好传、帮、带,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必不可少的措施来抓。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时,坚持老中青原则,以老带新,有的还制订了传、帮、带的具体措施。许多老干部、汉族干部把带好年青民族干部当作一项光荣任务。三江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汉族干部黄中道同志和在三江工作二十多年的县委副书记、壮族老干部莫凡植同志,热情关怀侗族青年干部莫自林,既让他独立处理问题,又在事后同他一起总结经验;既让他下乡蹲点,又让他在机关主持全面工作。他们经常同莫自林一起学习,促膝谈心。黄中道同志还把自己多年积累、分类整理、装订成册的全县工农业发展情况的资料,给他作参考。莫自林同志被提拔为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后,柳州地委负责同志也多次到三江县,鼓励莫自林同志大胆挑重担。在地、县委的热情关怀和老干部的大力帮助下,莫自林同志成长得很快。
各级党组织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干部情况的考核和了解,发现缺点错误,通过个别谈话和整风,进行耐心的帮助。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苗族青年干部黄乾佩同志,前几年一度怕挑重担。在整风中,县委领导同志及时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使黄乾佩同志振奋了革命精神。几年来,他积极工作,艰苦朴素,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
自治区各级党组织还努力办好各级党校、干校和民族院校,给少数民族干部创造了较好的学习条件。从一九七四年起,全区恢复和增办了五所民族师范学校,创办了一所民族干部学校,为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培养了五千三百二十名小学教师,轮训了四千多名生产大队干部。在四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专门举办了地区民族干部学校或轮训班,轮训边远山区生产队的少数民族干部。
王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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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作风改变了 生产上去了
——台州地区干部新风
记者最近在台州地区农村采访,所见所闻,感到这个地区干部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地委到县委,深入实际的人多了,会议减少了,而且会开得短,开得生动活泼,解决问题。这个地区去年粮食增产三亿四千多万斤,实现了“四年减产一年补”的目标,今年春粮亩产又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同干部作风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反骄破满的现场会
今年台州地区一百八十五万亩早稻,基肥足,密植适当,管理及时,长势喜人。在一片为早稻啧啧叫好声中,地委书记徐永三到黄岩县路桥区作调查,发现有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看到早稻长势好的一面,看不到生产上还存在着薄弱环节的一面。例如,有些田块搁田没有达到标准,不是开深沟搁田,而只是放水搁田,这样就不能控制早稻的无效分蘖,弄不好后期还会出现倒伏。还有的干部思想麻痹,对防治病虫害抓得不紧。不少干部没有考虑到如何及早动手为晚稻丰收创造条件。
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徐永三就帮助路桥区委开展思想整风,引导他们认识盲目乐观的危害性,树立高标准、严要求、扎扎实实夺取全年丰收的思想。这样,很快在全区掀起了狠抓早稻管理和为晚稻积足肥料的热潮。
路桥区的问题及时发现了,解决了,并且对整个地区有指导意义,地委就决定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县、区干部们在路桥区看到早稻管理得很精细,看到一个个积得满满的田头沤肥坑,又听了路桥区委和一些社队干部谈他们反骄破满的体会,普遍认为这是在关键时刻下了及时雨,吃了清醒丸。今年,为了夺取早稻丰收,台州地委先后三次开过这样的现场会,引导全地区干部不失时机地抓住生产环节,及时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群众称赞这种会时间短,准备充分,有看有听,见事见人,生动活泼,这是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第一线的结果。
新作风来源于新思想
台州地区的干部作风是怎样转变的?地委认为,最关键的是抓住两条:一是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台州地区是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全地区粮食生产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曾连续四年减产。粉碎“四人帮”后,地委提出了“四年减产一年补”的战斗口号,摆在地、县两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在任务重,压力大,工作头绪多的情况下,有的领导干部一度忽视了深入实际,而是靠开会来指导工作,出现了“喊在嘴上,写在纸上,泡在会上”的现象,工作反而落不到实处。还有的干部开会讲话小心谨慎,做事迈不开步。也有的同志开会只图形式,不讲实效,贯彻上级指示不结合本地实际去解决问题。
地委分析了这些问题,认为这是“四人帮”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于是,地委引导广大干部积极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去,肃流毒,治“内伤”,大摆形式主义的危害,深挖干部作风不正的根源。与此同时,地委领导干部还亲自作出样子。地委书记徐永三在一次会上作一个多小时报告,有时要花十多天时间去作调查研究。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事迹,在全地区流传着,许多干部都自觉向他学习。
新风树立以后
现在,台州地区各级干部纷纷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调查研究,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干部种“指挥田”的多了,蹲点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多了,瞎指挥的少了。在台州地区的温(岭)黄(岩)平原、仙(居)天(台)山区和玉环半岛上,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参加种植、管理的“指挥田”星罗棋布。在“指挥田”里,地、县、区、社干部和农科人员一起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探索高产稳产的途径,为大田生产作出示范。通过“指挥田”带动“丰产方”,又通过“丰产方”带动大田。这种“指挥田”所起的作用,比把干部集中起来听长篇报告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今年,从地、县、区机关下去的干部、职工有五千多人,他们同广大社员并肩战斗,抢收抢种,奋战旱魔。三门县委坚决精简会议,克服“五多”,县委领导干部轮流下乡当社员,在劳动中了解社员在想些什么,生产上的问题在哪里。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滕时科,带着蓑衣、斗笠、扁担,首先下去。其他常委也分别下乡蹲点,参加劳动。在县委领导带动下,三门县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农业生产也很快有了起色。天台县委书记王寿德带领干部、技术员和有关区、社党委书记,参加水利工地劳动,大大促进了水利工程的进度,使灌区大片土地得到了及时灌溉。黄岩县委书记梁鸿铭、副书记高仁涌在下陈公社南洋大队第四生产队劳动期间,虚心向老农、技术员学习,了解到施用钼酸氨对于绿肥的增产作用很大。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大力推广。据事后调查,喷施过钼酸氨的绿肥作物比没有喷施的,亩产增加一成以上。
新华社记者 沈世纬 郭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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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地区禹门水泥厂为柴贞学同志平反
本报讯 九月十一日,本报一版发表《对违背政策取缔集市贸易提出批评,柴贞学竟遭到运城地委某些人迫害》的新华社记者来信以后,柴贞学同志所在单位——禹门水泥厂当天召开了党总支会和中层干部会,进行讨论、检查。一致认为,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属实,提出的批评正确。他们承认对柴贞学同志进行隔离审查,停职反省,组织批斗,给予行政处分的一系列作法,纯属严重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党总支召开职工大会,厂总支书记代表总支作检查,并宣布强加给柴贞学同志的种种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为柴贞学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会上,中共运城地委副秘书长张武功同志代表地委替厂总支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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