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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事情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乔晓光同志在广西区党委常委会上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新华社南宁十月二十三日电 十月十六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在会上就当前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意见。他说，弄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他说，华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主席的这一指示是根据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人大提出的总任务，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客观形势发展的可能和迫切需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愿。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华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的精神，用来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要把华主席的这一指示变成实际行动，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四人帮”鼓吹“顶峰论”、“句句是真理”，妄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终极真理”和僵死的教条。“四人帮”歪曲、割裂、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流毒很深。如果对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搞不清楚，就不能彻底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就不敢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也不能正确地总结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乔晓光同志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有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我们要很好地温习、领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则，检验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例如，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路线，怎样才算正确执行上级的指示，怎样才算真学大庆、大寨的经验，这些问题离开实践的检验，是无法说清楚的。
他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按实际情况办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我们工作中常常碰到如何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上级的指示，除了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以外，都是综合全局情况提出的一般原则，适用于全局和多数地区。在执行过程中，要把一般原则同自己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使上级的指示在本地区本单位落实。例如中央指示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次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总结了十条经验，这是共性的东西。我们决不能借口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但在执行中主攻方向是什么，治理规划怎么订，会战怎么打法，社队之间互利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就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党委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决定把现有水利设施的挖潜、配套，大搞“三面光”的渠道和整治现有耕地，作为主攻方向。这样做，花工比往年少，实际效果比往年好。这是根据我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的，而各县各公社各大队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传达贯彻上面会议的精神，也有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现在，常常是到上面开一个会，回来后不结合当地情况，照样开一个相应规模的会议，照本宣科，结果形成会议多，上级精神又不能落到实处，这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公社十天开了十三个会议。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头开会开三天，回来传达一袋烟。”这种情况，怎么能解决实际问题？！
乔晓光同志说，学习外地经验，也要同自己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任何先进经验都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创造出来的，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因此，学习别人的经验，要注意分清哪些是具有共性的基本经验，哪些是当时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具体经验，不能全部硬搬照套。即使是学习基本经验，也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共性与自己的个性结合起来，做到有所前进，有所创造。学习外地的具体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具备。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正反面的经验。有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硬推广外地的经验，结果出现了偏差，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有的同志没有看到本地农田土层浅、土壤有机质少、酸性土壤等特点，照搬外地经验，结果把下面生土层翻上来，把上面熟土层翻下去，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农业减产。
乔晓光同志最后说，总之，我们办事情一定要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决不能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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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实行科研津贴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三日电 中国科学院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已经提升技术职称而工资较低的科技人员给予科研津贴。现在已经有三十九名符合条件的科技人员得到科研津贴。目前，中国科学院评定科研津贴的工作正在各单位继续进行。
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以后，中国科学院根据通知中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提升了在科学研究方面确有发明、发现或突出成绩的科技人员，给予了他们以技术职称。鉴于这些提职人员大多工资比较低，中国科学院提出在当前工资制度尚未进行改革前，暂时给提升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发放科研津贴，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科研津贴制度经党中央批准以后，即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试行。
科研津贴在群众评议和领导批准以后，随每个月的工资发给。去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已经给新提升的研究员陈景润、副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发了科研津贴。今年九月，又给大气、物理、地理、电子、数学、环境化学六个研究所和云南、北京两个天文台的三十六名科技人员发放了科研津贴。
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指出，发放科研津贴，是破除“吃大锅饭”思想的一个措施，很有必要。他们要求全院各单位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做好评定科研津贴的工作，做到成熟一批，报送一批，批准后即发给科研津贴。在评定科研津贴时，要注意各类科技人员，包括从事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技术、工艺流程等各方面的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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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会要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奋斗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侧记
邓小平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给工会九大的致词中指出：“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工会要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奋斗”。邓副主席的这些话，在出席大会的二千名代表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反响。大家说，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是针对着当前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指导性很强，意义十分重大。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目前我们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废弛了，工人的民主权利大大削弱了。
保定化纤厂工会主任杨善庆说：林彪、“四人帮”封住人们的嘴巴，大搞法西斯专政，把企业的民主管理和工人的民主权利践踏得不成样子，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挫伤。工人们说：我们形式上当了家，实际上作不了主。福州第二化工厂工会主任陈宝官把他们工厂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情况作了对比。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的烧碱车间依靠群众进行民主管理，班组实行经济核算，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四人帮”横行时，班组民主管理取消了，生产打乱仗，无政府主义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工厂的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代表们指出，搞好企业的民主管理，是当前整顿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毛主席办企业路线的重要措施。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讨论和座谈中，代表们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对当前工矿企业中影响工厂实行民主管理的主要障碍，作了具体分析。
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党委副书记王士祺认为，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干部和工人还分不清发扬民主和极端民主化的界限。他说，前几年，有些群众不服管，也有些干部不敢管，企业乱了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分清民主和极端民主化的界限。我们实行的民主管理，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工人既要参加企业管理，实行民主权利，又要服从党的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四人帮”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反动的，任何时候都应当批判和克服。
包钢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任艾福庆以包钢的整顿为例，说明只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不仅不会把企业搞乱，而且会促进大治快上。今年以来，包钢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同时广泛发扬民主，把企业遭受“四人帮”破坏的情况、亏损情况全部向群众交底，发动全公司的干部、工人制定搞好生产、扭亏增盈的措施，从今年五月起，公司盈利逐月增加，终于扭转了连续十一年亏损的局面。
许多代表认为，某些企业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封建家长制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障碍。上海仪表局党委书记席炳午说，工人能否很好地行使民主权利，企业的一、二把手有没有民主作风是个关键。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一定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进作风，经常深入群众，听取意见，特别是虚心听取批评的意见，这样工人才敢于讲话，民主空气才能形成。
河北、四川、辽宁、福建等省的一些工会干部谈到，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奋斗，必须打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紧箍咒。河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张蔚兮说：现在不少工会干部，思想上还有“禁区”。他们可能会考虑，假使提出工人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别人会不会说是“工会监督党，凌驾于党委之上”？提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会不会被别人说是搞工团主义？我们要解放思想，消除余悸，以这次大会为新起点，把工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代表们对于民主选举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或撤换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讨论得很热烈，表示赞同。北京市仪表局工会主任高玉庆、黑龙江省庆华工具厂工会主任薛宝玉说：这是对工人群众极大的信任，是给了我们工人群众很大的权利。有了这种权利，就可以把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保证干部永远不脱离群众，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即使领导班子里混进了坏人，也有权把他们撤换掉，保证领导班子的纯洁。
沈阳黎明机器厂工会主任赵文岐介绍了这个工厂民主选举班组长的经验和效果。今年上半年，这个工厂在所有的生产班组中民主选举了班组长。经过这次选举，不受工人欢迎的人下去了，工人拥护的人上来了。他们带领工人群众奋战在生产第一线，使全厂的革命和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
黑龙江省的庆华工具厂、华安机械厂和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就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制度，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班组长民主选举的办法。在座谈时，这些工厂的代表畅谈了民主选举班组长的好处：有利于选拔有觉悟、有能力、有干劲，又受工人拥护的人担任领导工作；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干群关系，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调动工人群众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强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更好地学技术、学业务，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镇江市总工会主任浦凤根介绍了镇江船舶修造厂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经验。十六年来，不管其间“四人帮”怎样干扰破坏，这个厂基本上坚持每年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工厂行政领导人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把企业的重大问题提交代表讨论，听取职工的意见。大会作出决议后，工会督促有关部门贯彻实施；职工代表提出的提案，条条有交代，件件落实。
参加过省港工人罢工的广东省总工会主任梁广激动地说：我们工人的民主权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它，保卫它。我们工会干部一定要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努力做好工会工作，为保障工人的民主权利而奋斗。
新华社记者 徐耀中 李年贵（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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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开学
新华社广州十月二十三日电 重新恢复的暨南大学已经正式上课。目前这所学校招收了中文、历史、新闻、经济、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和医学院的学生共七百三十多人。他们中间有来自朝鲜、柬埔寨、日本、加拿大等十一个国家的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有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的归侨青年和侨眷子女。
暨南大学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停办了八年。十月十六日，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负责人以及驻军负责人习仲勋、吴南生、邓逸凡、詹才芳、庄田、李嘉人、杨康华，暨南大学的副董事长何贤、王宽诚、费彝民、蚁美厚、柯麟、汤秉达等参加了开学典礼。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讲了话，他对支持和赞助办好暨南大学的各位董事及各方面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恢复暨南大学，表现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关怀。办好暨南大学，是党中央交给广东省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具有先进水平的文、理、医各科的综合大学。
广州部队副政治委员邓逸凡、暨南大学副董事长费彝民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复办暨南大学领导小组组长杨康华和教师、学生代表在大会上表示了办好这所大学的强烈愿望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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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通知一九七九年举办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和部分省市自治区中学生物理、化学竞赛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三日电 教育部最近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决定在一九七九年五、六月份同时举办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和部分省、市、自治区中学生物理、化学竞赛。
这一竞赛活动由教育部、全国科协、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物理和化学两科的竞赛将包括实验。
参加竞赛的对象，以在校高二学生为主。其他年级的学生，凡是成绩优异的，经学校推荐，省、市、自治区遴选合格，也可以参加。
教育部的通知说，学科学习竞赛活动是检查教学质量，提高青少年学习积极性，发现人才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是，学科学习竞赛应该在完成正常学习任务、切实学好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前提下进行，因此举办的次数不宜过多，也不要层层地、频繁地搞初赛和复赛。校级选拔可以以学生平时或期中、期末成绩为准，不必另外举行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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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民族学院提升藏族讲师
新华社拉萨十月二十三日电 西藏民族学院最近提升六名藏族教师为讲师，这是西藏第一代本民族的大学讲师。
连同新提升的其他十五名讲师，这个民族学院共提升了二十一名各科讲师。民族研究室的次仁曲杰讲师和文国根讲师，几年来带领藏文教师编写出《藏汉词汇》，最近他们又在加工修改一部规模更大的《藏汉双解词典》。语文系讲师顾祖成，多年来坚持钻研业务，正继续研究撰写沙俄侵略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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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画报》几种少数民族文版复刊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三日电 《人民画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文版自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开始复刊，并创刊哈萨克文版，由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十月下旬陆续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发行。
《人民画报》自创刊以来，曾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深受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人民画报》少数民族文版被迫停刊。
《人民画报》这几种少数民族文版今年内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自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开始由各地邮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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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样的书为什么要内部发行？
记者最近在有关单位了解到，许多明明可以公开发行的书，却要内部发行。科技书最为突出，占的比例相当大。许多在国外早已公开发行的书，我们还要保密，这种作法，难道对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有利吗？
关于内部发行书的范围，过去是有规定的。但是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禁锢人们的思想，以致出现了“有章不循”的混乱状态，许多不应作内部发行的书也内部发行。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发行部门有些同志思想仍不解放，心有余悸，往往以“不成熟”、“拿不准”等理由，将许多可以公开发行的书，仍作内部发行。有些经典著作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等，至今没有公开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座》出书后，也列为内部发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报上早已宣传，并指出是“二十世纪科技方面的学术巨著之一”，国外早已公开发行，我国出版的译本至今仍列为内部书籍。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一类的书，如《国外科学》、《国外期刊资料目录》、《国外公害概况》、《环境污染分析译文集》、《美国石油化学工业技术与经济》、《美国科学家和发明家》等等，外面一概买不到。就连我国自己编写的一般常用科技书、工具书，也列为内部发行。如《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常用机械零件》、《综合机械化采煤知识》、《北方发展绿肥经验选编》、《防治感冒及气管炎中草药手册》、《消灭猪囊虫》以及文艺、历史、地理著作等等。对于这种作法，广大读者很有意见，他们说，现在学习空气浓厚了，但是我们四处奔走，还是借书无路，买书无门。许多有价值的书籍，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对内部发行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一次清理，对不应作为内部发行的图书，改为公开发行，使图书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本报记者 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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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要保护中小学学生视力
最近，在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上听到了两个数字：一是在全市高校招生考试各科平均分数及格的考生中，应届中学毕业生的比例，由去年的百分之四点零二，上升到今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六；二是全市中学和小学学生近视眼的比例，分别由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五和百分之十五点零三，增加到今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五和百分之十七点八四。中小学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在继续抓好学生课业学习的同时，也要注意做好保护学生视力的工作。
引起学生视力下降的原因有多种。但重视不重视眼睛的保健工作，关系甚大。杨浦区岳州路小学卫生室的墙上，挂着一些登记本，详细记录了历年学生视力普查情况。一九七○年检查发现，学生近视眼的比例很高。保健教师就和班主任一起家访，分析原因，采取保健措施。除引导学生注意用眼卫生外，保健教师每天下午三点半带领近视的学生做晶状操，还通过推拿等解痉法调节眼神经。全校学生近视眼患病率逐年下降，到去年十二月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一七，是全市中小学的最低水平。可是，今年五月忽然又回升到百分之十一，原因之一，是今年年初以来，各科教师都抓紧给学生补课，把每天下午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挤掉了。后来，采取了改在每天早晨做眼保健操等措施，今年七月再检查时，学生近视的比例已下降为百分之五了。这段经历，可以说明抓眼睛保健工作的重要性。
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中小学生视力下降的问题，要求教育部门各级党组织切实做好这一工作。上海市教育局重新修订颁发了《关于中小学校保护学生视力的若干规定》。许多中小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广泛地开展保护视力的宣传。一些认真采取上述措施的学校，近视新发病例得到控制，近视眼患病率有所下降。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区的重点学校。一些班主任对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抓得很紧，对保护学生视力也毫不放松。有一个班去年有八名学生近视，今年已减少为两名。
教室或住房光线不足，容易引起视力疲劳。上海不少学校已采取措施，保证教室有必要的照明设备。但是，也有个别学校片面强调节约用电，不合理地减少教室的日光灯管，成为学生近视眼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也应注意解决。
本报记者 肖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