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科学和迷信
李洪林
科学和迷信的斗争是尖锐的，有时是残酷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转动的，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却是犯禁的。十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就是为了坚持这个真理，触犯了当时宗教的“禁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
自然科学的遭遇尚且如此，马克思主义这门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自从马克思主义出世以来，已经有无数先烈为了它的实现而英勇献身。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不过，科学和迷信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采取了新的形式。
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目的，是要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用最狡诈而富有欺骗性的手段，大搞迷信，不是求神拜佛的那种迷信，而是一种新式的迷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外衣来吓唬人的迷信。
他们用这种新式的迷信手段，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科学。他们搞的这种迷信多年来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至今还有待解放。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搞迷信，欺骗性特别大。怎样反对这种迷信，对于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来说，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认真对待。
林彪怎样搞迷信
林彪搞迷信，是经营了很久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细心地把自己打扮成“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典范。起初，他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如果是真的，这当然很好。但此人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就是他的伎俩。“高举”的姿态，纯粹是装出来的，因此，便不得不求助于极端手法和形式主义，以便掩盖真象，欺骗群众。
例如，他一张嘴就是四个“伟大”。这就显得非常“高举”。别人如果只说一个“伟大”，那就比他少说三个，这起码是“不高举”，甚至可以说是“贬低”。
再如，他搞“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就已经进入迷信的境界了。科学反映的是客观规律。要反映客观规律，就必须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正确的结论只能产生于它的末尾，而不能在它的先头。虽然一个科学真理可以用一句话甚至一个公式表达出来，但是要使人理解和接受，就必须讲道理。这就不是一句话所能解决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多数的词句，都是为了论证某个真理而摆事实和讲道理。其中很多语句，或是叙述过程，或是联结上下文，或是为了加重语气，或是列出一些现象，如果孤立摘出其中一句，未必具有真理的意义。因此，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至于“一句顶一万句”，那就更不可能了。人间的语言，一句就是一句。只有神秘的咒语，才能“一句顶一万句”。凡念咒的人，不必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但都相信它可以创造奇迹，只要到时候念起咒语或口诵佛号，便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了。这就叫迷信。
林彪还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天才”头脑的产物。这种“天才”，全世界要几百年、中国要几千年才出一个，那当然不是凡人，而是天上降生到人间的了。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伟大的，但这种伟大恰恰出于平凡，而不是降自天上。把无产阶级领袖说得和神仙一样，实际上是对他的最大污辱，因为只有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领袖才需要这样。
为了加强迷信的效果，林彪还提倡或助长了很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例如“早请示”、“晚汇报”等。这纯粹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更加没有科学气味了。
“四人帮”怎样搞迷信
毛主席多次严肃批评了林彪搞的“天才论”和那一套封建迷信的把戏。还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毛主席就警告说，有人把我当钟馗来吓人。林彪垮台后，掌握宣传大权的“四人帮”不但不批林，反而变本加厉搞迷信，不过手法也更狡猾了。
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专门从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吓人骗人。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想发表就发表，想封锁就封锁，想歪曲就歪曲，想捏造就捏造。只要经过他们的黑手，那些只言片语就已经失去本来的意义，成为他们任意使用的标签，何况有些所谓“语录”，如什么“按既定方针办”，本来就是假的。所有这些被他们肢解、歪曲和伪造的“语录”，已经成了“四人帮”的如意法宝。他们想整谁，就把这件法宝祭起，口中念念有词，对方就倒霉了。反正权在他们手里，你纵有千般道理，也有口难辩，只好听凭他们摆布了。
这还不算。“四人帮”还把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借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过，便也抬到真理的高度。“四人帮”这种搞法本身，就是以迷信为前提。试想，一个错误的东西，如果经谁一看，就变成正确的东西，这不是把看的人神化了吗？其实，他们神化别人，是为了神化自己。
迷信被弄成政治原则
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用他们所掌握的那部分权力，来推行迷信。谁要敢对他们那些迷信说出一个不字，便要遭到“全面专政”的待遇，于是迷信成为政治原则。
在他们那种法西斯“全面专政”的淫威下，不但没有讲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自由，而且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事情，都可以招来横祸。例如，有的编辑在改文章时，把毛主席的名字或毛主席的语录用红笔涂掉，表示删去，这就是大不敬，要惹祸。同样，在印刷品上，凡有经典作家的名字，不得拆开排入两行，因为把名字分作两截，这是不吉利的征兆。
这一套迷信原则，连资本主义的水平都不如，而是继承了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名字，是“圣讳”。“讳”者，不能说也。谁如果直呼皇帝之名，便犯了大罪。这种事，今天说起来是笑话，在那个时代，却是事实。
林彪、“四人帮”几乎完全把封建专制主义这一套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利用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爱，把它再“拔高”一步，事情就起变化了。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这“一小步”如果出自群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但在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步”却是故意的。他们利用群众对领袖的信任，把领袖抬到党组织之上，抬到群众之上，故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涂上神秘的色彩，并且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可怕的大帽子和大棍子来压人，这就使事情走向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这门革命的科学弄成和群众对立的东西，弄成束缚人的宗教教条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不是迷信。共产党只能搞科学，决不能搞迷信。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然而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常识变成禁区了。谁要敢讲一讲常识，谁要敢碰一碰禁区，便要被他们视为大逆不道，便有遭受他们那种“全面专政”的危险。因此，常识渐渐被人遗忘，迷信好象成了当然的真理。
科学对迷信的胜利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1页）“四人帮”在表面上好象尊崇革命的领袖，实际上是要群众迷信自己。在科学和迷信的斗争中，迷信尽管可以横行一时，但最后胜利必定属于科学。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搞迷信的人终于现出狐狸尾巴。那最“高举”的人，原来是最阴险的野心家。林彪完了，“四人帮”也完了。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是老实人，即按科学态度办事的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这场胜利，也是科学对迷信的胜利。
在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战斗中，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首先要破除林彪和“四人帮”所搞的那套迷信，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科学。这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必要条件。毛主席的旗帜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面旗帜之所以百战百胜，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科学原则办事。林彪、“四人帮”搞迷信，是大不老实。凡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
科学产生于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头脑里固有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一切劳动者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源泉。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人的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厂，原料要从实践中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头脑里原来就有马克思主义。不是的。他们的伟大功绩，在于正确地总结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当然，他们也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但这些成果也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只是来源于实践。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搞成迷信的人，是完全违背了这个常识的。
马克思主义既然产生于实践，它的内容便是实践所揭示的客观真理。这种客观内容，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也不以反映者的意志为转移。那些客观规律是在一切人的头脑之外独立存在的。人的头脑可以反映它，但不能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常识。这常识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些搞迷信的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搞得很神秘，好象一个人只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脑子随便怎样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违反常识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因为他的思想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而不是因为他天生与群众有什么两样。毛主席讲过，他起初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后来在实践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脑子里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后来才有的。
毛主席还告诉我们：“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经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对了的，就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宝库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不对之处，那么这部分就不是真理。例如，毛主席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那就因为他的思想，七分是科学的，有三分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他过早地宣布在苏联消灭了阶级，其实阶级并未消灭。但这并不影响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影响我们对斯大林的敬爱。这就叫科学。相反，如果不按照科学办事，把斯大林的错误思想也说成真理，那倒真正影响了群众对他的敬爱。因为明知不对也去称赞，那就叫言不由衷；不管对与不对而盲目崇拜，那就叫迷信。言不由衷当然谈不上敬爱。搞迷信也不能算敬爱。老百姓历来在迷信的对象（即神秘的异己力量）面前，只有诚惶诚恐的心情，生怕举措失当，得罪了神明，哪里有什么敬爱可言呢？毛主席坚持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斯大林三七开，这正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科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远不会停滞在一个地方。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各式各样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想使自己的主义成为最后的永恒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破天荒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妄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以及物质运动所固有的辩证规律之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它总是不断地发展着，并不因为个别领袖的去留而停顿下来，而是永远和千千万万革命群众一起前进。
现在，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华主席接了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领导着我们继续长征。长征要走什么道路？当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道路。为了走好这条道路，就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科学，用来指导实践，并按照实践的需要去研究它和发展它。这就要把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面的迷信色彩通通洗掉，把它从林彪和“四人帮”为愚弄群众而设置的香案上拿下来，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恢复这门科学的本来面目，使它放出真理的光辉，而不是被涂上一层神秘的光环。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复号召我们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在科学和迷信的斗争中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条原则。这个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这样，就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不能寻章摘句，不能断章取义，不能象林彪和“四人帮”那样用他们所谓的“高举”当作帽子去压人。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领导我国人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在本世纪内高速度地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总结以往的正反两面经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新的实践来创造新的经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伟大的科学更加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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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有权即有理”
余思
“有权即有理”，实际上就是“强权即公理”的变种。而“强权即公理”，本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逻辑。这种逻辑正是那种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者编造出来的。论理，在消除了人剥削人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强权即公理”的逻辑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却不料它还相当有市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们手上本来没有真理，但是大权在握，就可以滥施淫威，人莫予毒，推行“有权即有理”。
林彪、“四人帮”奉行这种逻辑倒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原本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令人不安的倒是这种逻辑在我们的某些干部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里有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也有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但官是一种莫大的权威，和“官”字沾点边的也都有相当的权威性。什么官亲、官衙、官差、官印，以至于官船、官轿、官驿等等，都是触犯不得的。百姓告状，到衙门击鼓鸣冤，官老爷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揍几十大板，因为这是冒犯了官衙的堂威。封建时代的官是“民之父母”，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说一不二，不容人民有申诉、分辩的余地。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封建的意识形态，包括维持官的权威这样一种意识，在我们的少数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中仍然存在。在他们的脑子里，很少有这样一些观念：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有的倒是我就是权力，我说了算，等等。他们把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当作强词夺理、推行长官意志、实行霸道作风的本钱。他们口头上也讲群众路线，实际上却把人民群众当作愚昧无知的群氓；他们口头上也说要联系实际、关心群众，实际上既不接触实际，又不体察民瘼。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要警惕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封建时代的官，是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时代的“官”，应当是社会的公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想保持封建时代的官的威风，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这是历史的倒退。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前，在一部分干部中虽也存在“社会的主人”的作风，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后来。林彪、“四人帮”把这种坏作风发展到极端，流毒所及，在一部分干部中，那种“有权即有理”的作风，有增无减。以至于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同这种坏作风的斗争，成了肃清他们的流毒、驱散他们的阴魂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中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四人帮’虽然垮了台，有的地方仍然不讲真理的权威，只讲权力的真理，仍然是‘有权就有理’”。有真理才能有权威，我们现在就是要恢复真理的权威。我们要用真理的权威来代替权力的“真理”，不能使真理屈从于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破坏民主集中制，权力再大，手中也不会有真理。权力、地位、官职本身是不能使人掌握真理，具有真正的权威的。不论什么人都要靠真理吃饭，都要倾听实践的呼声，都要尊重群众的要求，按照实践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基本的观点办事。绝不允许有人因为手中有权就可以自命代表真理，就可以成为“天然有理”、“永远有理”，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不接受群众监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当有这种“超人”存在的余地。
权力的“真理”是代替不了真理的权威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权力的“真理”代替了真理的权威，真理就窒息了，社会就停滞了。中世纪的教会统治是这样，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是这样，蒋介石的独裁是这样，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也是这样。凡是用权力的“真理”代替真理的权威的人，尽管可以得逞于一时，到头来是总归要失败的。因为，权力毕竟不是真理，一旦权力变成真理的桎梏时，真理总要冲破这种桎梏，真理的声音总要成为对于人民大众的召唤，于是就会有千百万群众挺身而出为真理斗争。那些权力在握的领导干部应当有这样的自觉：使自己的权力不致成为真理的桎梏，而成为使真理得以实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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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召开会议
讨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
本报讯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温州召开了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内理论工作者和搞实际工作的同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福建、安徽、四川等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同志，共一百余人。会议于八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九日结束。
会前，印发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翁森鹤的罪行材料。温州地委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编印了一百多个各种类型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材料。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温州地区的同志作《温州人民坚决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从温州市南城区“双打”实践看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特点》、《为什么温州资本主义活动特别严重》等专题发言。温州地区是“四人帮”多年来直接插手的“重灾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度极其猖獗。大家从温州的大量事实，进一步看清“四人帮”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总后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会议第二阶段结合温州和各地实际，讨论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讨论了研究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重大意义。许多同志认为，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弄清的现实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双打”斗争，对于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讨论了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准问题。大家认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一个特定的范畴，不能把一切坏人都说成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至于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准，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些同志提出应该有两条，即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主要是经济标准。也有些同志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理论，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只能以经济为标准，具体说，只能以是否侵吞了巨额社会财富，是否靠剥削为生，来确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发言的同志指出，“四人帮”一伙宣扬用政治标准去划分阶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为他们随心所欲地划出一个什么“党内资产阶级”，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经济标准指什么？有些同志从原则上提出，非法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并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应定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同志提出对于这个问题应分清三个界限：劳动收入和剥削收入的界限；一般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剥削活动的界限；有少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
第三，讨论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同志们引用了温州地区城乡大量的材料说明，没有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由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制度产生的。从已经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看，他们都是通过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大放高利贷、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产生的。参加讨论会的同志从分析实际材料出发讲了自己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温州地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度极其猖獗，其根本原因在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破坏。一种意见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不够，资本主义经济残余和小商品经济的存在，在计划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漏洞。至于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干扰破坏，只会在一个时期内使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起了催化剂、加速器的作用。
第四，讨论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特点。一些同志结合实际材料，具体地分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性。有的同志认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特点是上下、内外、城乡勾结，具有集团性质。
第五，讨论了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更好地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以及如何防止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等问题。会上大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供实际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