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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尽快地把山区建设成为多种经济作物基地
中共湖北省恩施地委副书记 王保民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要“加强山区建设,特别要关心和帮助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使这些地方的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湖北省恩施地区是个大山区,又是革命老根据地,应当尽快地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多种经济作物基地,这样,可以使这里的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多作贡献。
自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以来,我区广大干部和群众,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大干快上。去年粮食总产达到十九亿余斤,比一九七二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四。今年夏粮又增产两成。现有多种经济作物基地四百二十多个,其中有万亩以上的生漆、桐油、油茶基地二十九个,千亩以上的茶叶和药材基地一百九十多个。多种经济作物面积(包括经济林)共有二百多万亩。去年土特产收购总值达六千九百多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还很慢,社员的口粮水平和纯收入还很低,各方面的潜力还很大。
在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人大精神指引下,我们发扬民主,反复调查研究,制定了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的规划:到一九八五年,粮食总产达到三十亿斤,每人平均九百多斤;多种经济作物收入达到三亿元以上,多种经济作物面积发展到三百一十万亩,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超过一亩。经过努力,这个规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根据恩施地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还必须解决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正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的方针
恩施地区土地辽阔,雨量充沛,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是个天然的多种经济作物基地。湖北省委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大力发展多种经济作物。陈丕显同志最近视察泉口公社,又具体指出: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要互相促进,粮食生产打基础,多种经济作贡献,努力建设好粮食基地和更好更多的多种经济作物基地。许多单位的事实证明,这一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利川县毛坝公社是著名的“坝漆”之乡,还盛产茶叶、桐油、棕片、楠竹和松杉等等。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干部认识不正确,不统一,或受外因论束缚,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或者片面看问题,认为这里只能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主张“单打一”。扭来扭去,摇摇摆摆,长时期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自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后,认真学大寨,方针对了头,大干五年,百分之八十的队做到粮食自给,全社发展“坝漆”树四万六千多亩,比一九七二年增十倍,预计七年后可为国家提供一千二百担“坝漆”。现在,各种特产都有相应发展,每人平均两亩三分经济作物、三亩一分用材林、一亩楠竹。去年多种经济作物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近五年来,平均每年交售“坝漆”二百八十余担、茶叶二千四百九十五担、棕片九百四十九担、木材六千立方米、楠竹九万余根。
利川县团堡公社大瓮大队,海拔一千三百多米,每人平均一亩多田,十一亩多山。过去老是盯着田,忽视山,拚命抓粮食,也抓不上去,长期吃粮靠供应,用钱靠贷款。后来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干三年,粮食增产十万斤,多种经济收入翻三番,山乡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人平均有八百斤粮食,一亩田有一头猪,常年种植价值六十万元的药材,百分之九十的户有余粮,百分之七十的户有存款。
事实说明,必须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那种“粮食未上纲,书记不好当,多种经济你莫慌”,不顾条件,一切要为粮食让路,为粮食“搬家”等错误想法和做法,都应当坚决纠正。
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
经济政策
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根本措施,是使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保证。我们通过狠批“四人帮”和开展“双打”斗争,使党的政策开始落实。但“四人帮”假左真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其一,有些地方,特别是偏僻地区,有的搞“土政策”,严重障碍多种经济的发展,有的搞“一平二调”,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二,多种经济作物的奖励政策没有完全兑现,有的取消了,该恢复的没有恢复;其三,许多土特产的生产投资和加工费用,随着有关物资的价格增长,费用加大几倍,而产品的收购价一直没有适当提高。至于运用价值规律问题,更是无人敢碰的“禁区”;其四,有些单位还封锁上级业务部门下达的文件,使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不能与群众见面;其五,原来规定:保证收购农副产品贷款不受限制,但有人却擅自压缩指标,影响生产和收购;其六,还有个别地方,不问条件具备与否,收了社员的自留地,逼得有人在屋顶上栽贝母,用坛坛罐罐吊在树上栽葱蒜。
针对上述问题,地委今年上半年连续召开了茶叶、药材、桐油、土特产等专业会议,一个一个问题地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拨乱反正,切实解决。还打算下半年利用适当时机,召开政策兑现大会,比干劲、比贡献、评先进,该奖的奖,该退的退,当场兑现。地委还要求各地紧密结合“双打”斗争,搞好夏收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为全年决算分配打好基础。同时规定,集体经营的多种经济生产,坚决实行定额管理,收购部门必须严格实行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各级农业、财政、供销、外贸等部门要固定专班抓多种经营;有的还要建立科研小组,加强这方面的科研工作。
关键在于党委抓得很紧,
毫不放松
各地经验表明,恩施地区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潜力很大,关键在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事在人为,不抓不上,一抓就上。
咸丰县适合种黄连,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引种,由于县领导抓得不紧,直到一九六五年,十年时间只发展了二十八亩。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这种现象,县委一抓,到一九七四年就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亩。特别是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鼓舞下,县委“一班人”顶着“四人帮”的干扰,通过抓思想落实、组织落实、计划落实,大抓以黄连为主的多种经济作物生产,三年迈出三大步,每年递增四千亩,现已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亩,全县有百分之六十三的队种了黄连。结果,不仅没有影响粮食生产,而且促使粮食连续大丰收,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鹤峰县是全国和全省的茶叶基地。最近几年县委把茶叶生产列为主攻方向,农业、供销、财政、外贸部门也固定专人抓。全县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队发展了茶叶生产,各级都办茶场,今年可提供一万五千担干茶。春茶已收七千七百多担,产值一百万元,粮食也获得丰收。
这两个县的经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过去有些地方口喊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内心里却害怕影响粮食,假喊真不抓,所以流于空谈。就是抓了,也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思想圈子,搞星星点点,不抓商品基地;搞突击发展,不抓管理工作,结果是“头年轰轰烈烈种上一大片,二年稀稀拉拉见个面,三年再去看,有的全不见!”
我们正在按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本着高效率、低成本、大面积、大幅度和能持续稳产、高产的原则,努力建设好粮食基地和更好更多的多种经济作物基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较大贡献。
(原载《财贸战线》,本报有删节)


第2版()
专栏:

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清华大学推翻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上压下的假报告
大量事实说明,所谓《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是一个抢旗帜、捞资本,妄图使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合法化的政治阴谋
本报讯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清华大学党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排除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围绕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地进行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继今年年初推翻迟群等人制造的所谓“反复辟回潮”和“清查反革命”这两起株连千人的政治迫害案之后,又于今年五月大张旗鼓地揭批了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骗毛主席,镇压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假报告,推翻了他们制造的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冤案、假案和错案,为受害者恢复了名誉,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拥护,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清理,这方面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插手清华。他们通过其党羽蒯大富和迟群等人先后把持了清华的领导权。这些家伙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疯狂鼓吹“黑线专政”、“彻底砸烂”等谬论,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破坏毛主席的审干方针和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中,不到六千教职工的清华大学,被他们立案审查的达一千二百二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一百七十八人。加上清查“五·一六”、所谓“反复辟回潮”和所谓“清查反革命”。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两千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粗暴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的所谓“审查”,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阶级阵线被搞乱,革命队伍被分裂,党的威信受到损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制,教育革命遭到严重摧残。迟群等人为了掩人耳目,耍尽了反革命的伎俩。一九六九年一月,他们炮制的那个题为《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就是弄虚作假、谎报情况、欺上压下的一个代表作。
迟群等人拼凑的那个报告,除了一段开场白之外,还分别从如何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怎样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教育工作”,如何“及时解放”所谓“走资派”,怎样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给以出路”,以及所谓“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等五个方面,煞有介事地总结了一番“经验”。其实,这都是弥天大谎。报告中用的材料,除了“可教子女”部分有一个人属于真正的“可教子女”外,其余的人和事(包括“可教子女”部分的其他材料),统统是编造的。比如,为了标榜他们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报告的第一部分举了原土建系材测教研组教师刘彤的例子,说什么“讲师刘彤,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她在历次运动中表现不错,……我们就把她选定为积极分子”。其实,刘彤并不是讲师,也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并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更没有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根本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假报告一宣读,刘彤哭笑不得,要求迟群等人更正。但迟群一伙不但不理,反而在清队中以“报告”上写了的为根据,硬是把刘彤的父亲定为“敌我矛盾”。又如,迟群一伙为了证明其“再教育”的“威力”,在报告中写道:“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宣读报告的当时,赵静安立即向迟群等人申明这不是他的事。迟群怕露马脚,当即派人对他进行围攻,压他承认确有其事。他们说:“清华那么多教师,选你为教育好的典型,报告里写上了你的名字,你应该感到高兴。”赵静安不领这个情,他们就再三追问赵静安有没有成名成家这类思想,甚至“启发”他过去曾想当个什么“家”没有。赵静安只得如实回答:“在中学的时候想将来当个科学家。”他们如获至宝,说:“那就对啦,虽然话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于是,他们给赵静安规定了两条:第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这话虽未讲过,但这和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必须承认。第二,从此以后,这件事不准向任何人讲。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就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就要开除党籍。如此弄虚作假的事例,在报告的各个部分比比皆是。为了证明他们落实政策“好”,迟群等人采取栽赃诬陷、无限上纲的手法,先给干部和知识分子扣上“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然后造谣诬蔑广大群众和工宣队员不讲政策,最后把自己打扮成“唯一正确”的“救世主”。为了吹嘘自己工作的“成绩”,他们虚构编造了曲折离奇、耸人听闻的情节,丑化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欺上和压下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迟群等人向上送了假报告,对下就采取威吓压制的手段,任何人都不准说半个“不”字。被迟群等人作为典型写在报告里加以诬陷的许多同志,长期以来有口难辩,有苦难诉,有冤难伸。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不少干部群众要求推翻这个流毒全国的假报告,揭露迟群等人欺骗毛主席的罪行,但某些人以“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拒不理睬。改组后的新党委,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肯定了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校党委认为,迟群等人出于反革命的需要,用许多纯属捏造和诬陷的材料拼凑起来的假报告,流毒全国,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如果再不予以澄清、纠正,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要继续受到压抑。借口上了文件,明知有错也不改正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是对党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把那些虚假不实、违背群众利益因而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正是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因此,校党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揭批迟群等人炮制假报告的罪行及其险恶用心。
编造假报告首先是为了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投机
大家指出,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即打着他们是“毛主席的两个兵”的旗号,在清华大学胡作非为半年之后,抛出这份假报告,决不是偶然的。他们到清华大学以后,按照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搞斗争,随心所欲地审查立案、批斗关押。清队两个月,就逼死人命十多条。他们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正是其主子林彪、“四人帮”在全国捣乱破坏的缩影。针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恶果,毛主席及时发出一系列正确对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指示,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反复强调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并且严厉斥责了林彪、“四人帮”草菅人命、把人往死里整的反动政策,指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迟群等人不仅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而把毛主席指示的发表,当作他们的政治上发迹的好时机。他们接过毛主席的指示,编造了这份假报告,把自己装扮成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英雄,掩盖自己的罪行,进行反革命政治投机,以求政治上的发迹。为此,迟群等人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手法。例如,假报告中反复提到的作为落实政策好的典型单位工化系,本来是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搞清队扩大化的典型。他们在该系大搞反革命的逼、供、信,给这个系两位党总支副书记扣上所谓“三反分子”、“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致使这两个好同志在几天之内相继含恨死去。可是,迟群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样一个扩大打击面,大搞逼、供、信的典型,作为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欺骗毛主席。“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政治无诚实可言”,林彪和一切阴谋家、野心家的这些信条,迟群确实是学到家了。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愤怒地说:吹牛撒谎搞欺骗,是一切阴谋家、野心家的共同手腕。野心家迟群等人正是靠了反革命的欺骗术,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而身价百倍、名噪一时的。但欺骗终究是纸糊的老虎,最终还是露出了原形。
假报告是为了给以后炮制反革命的“两个估
计”造舆论、作准备
大家在揭批中着重指出,迟群一伙在假报告中摘取毛主席的片言只语,加以篡改歪曲,塞进了林彪、“四人帮”的“黑线专政”、“彻底砸烂”的私货,使假报告成了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否定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代表作。假报告一开头就断言:清华大学“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他们竟说:“各个教学的基础单位——教研室,几乎全部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把持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大小小有一百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十四人”,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校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正副总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属于‘双肩挑’的有九十五人”,他们“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这样一来,清华大学不仅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都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动权威”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所有中上层干部和大量既挑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担子,又挑业务工作担子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成了“走资派”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清华大学简直是漆黑一团。更有甚者,假报告在讲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时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揪斗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从而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们先是按照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把大批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尔后再把这些人的子女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有这些跟事实完全相反的估计,正是两年半以后,迟群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炮制反动的“两个估计”的依据。假报告就是“两个估计”的一次预演。
炮制假报告是为了在合法外衣下,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地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
假报告出笼后,迟群等人迫不及待地炮制了一个“经验介绍材料”向全国各地兜售。在这过程中,他们强迫假报告中所提到的典型人物按照他们编造的“供词”现身说法。比如,假报告中作为“可教子女”典型的化工系教师王芹珠,她的父亲明明是被浙江的翁森鹤一伙迫害致死的革命干部,但因为迟群等人在材料中已把王芹珠定为“可教子女”,就逼迫她承认“父亲是叛徒”,王芹珠想不通,他们又强令她参加“可教子女”学习班,指使人为她改发言稿,直到改成第一句“我父亲是叛徒”才罢休。王芹珠不愿照念这违心的话。迟群一伙对她痛斥一番之后,背着她把发言稿拿去印发全国,借王芹珠之名,进一步诬陷革命干部。浙江的翁森鹤一伙拿到这份材料,又作为给王芹珠父亲定案的依据,进一步打击迫害与王芹珠的父亲有过工作关系的许多干部。
在迟群等人的假报告欺骗得逞,得势于一时的日子里,迟群等人简直成了清华园的大恶霸、教育战线的太上皇。他们横行无忌,无恶不作。很多好干部、好同志被他们强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停止工作,关进牢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所谓罗文李饶案件,原是反革命坏头头蒯大富制造的假案,后来迟群接过来大整特整,先后整了十年,迫害了二十多人,逼死三条人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一九五四年冲破帝国主义的禁令回国的华侨、电子系教师王振通,一九六八年四月被蒯大富加上“特务”的罪名,施以种种酷刑。后来,迟群等人接过这份诬陷材料,不由分说,把王振通投进监狱,并且在假报告中列为从严处理的典型。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总理过问此事,王振通才得释放。但迟群等人以上了“报告”为由,拒不为王振通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迟群等人的这些罪行,怒不可遏地说:迟群等人开口不离毛主席语录,但他们干的却是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勾当。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清华大学这次深揭狠批迟群等人的罪行,真正维护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真正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校党委于五月十二日在全校范围内宣布了《关于推翻迟群等人制造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错案的决定》,明确指出,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报告,是捏造罪名,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假报告。决定明确宣布,这个假报告中制造的一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原结论和有关的调查材料以及本人所写的材料,一律不入个人档案,全部由组织统一销毁。这些同志在审查期间被查抄的私人笔记、信件、照片和其他私人物品,尽快清理,退还本人。向这些同志受株连的子女、亲友的所在单位组织说明情况,清除影响。校党委的这个决定一宣布,广大干部、群众激动地感激华主席给清华园送来了毛主席的政策,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一再表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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