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急风暴雨中
——记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共青团员韩志雄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在“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上，一位神情腼腆的青年，随着热烈的掌声走上讲台。他看了看讲稿，显然感到不好开口，干脆脱开稿子讲道：
“同志们，我不是什么典型人物，我只不过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同千百万群众一道，参加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但是，其中有的同志至今还受到歧视、迫害，今天到会的就有。我们应该欢迎他们！”
这短短的话语，虽然包含着谦虚，但却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激动和不平。顿时，台下出现了片刻波动。接着，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报告。
他，就是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机械大队推土机司机韩志雄——一个二十二岁的共青团员。
（一）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连续制造了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韩志雄同全国人民一样，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为什么我们的好总理离开人世还不过百日，竟有人明目张胆地攻击他？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为总理致悼词的声音言犹在耳，竟有人要把他置于死地？
三月三十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二十八位同志，首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贴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这天下午，韩志雄来到现场，他热血沸腾，挤入人群，高声朗读。他说：“我要借这个机会向素不相识的群众宣传，让更多的人认清同江青一伙斗争的重要性。”
仅仅两天多的时间，纪念碑周围已是花山、诗海、人潮，显示了“反周民必反”的伟大力量。预感厄运来临的“四人帮”，露出狰狞面孔。为了把这场革命斗争镇压下去，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大搞阴谋诡计。南京事件后，姚文元向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交代：“南京事件很快会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四月二日，姚文元胡说什么：“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清明节是旧习惯，这样的行动是违反中央大方向的。”“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按他定的调子搞假材料，蓄意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按照“四人帮”的命令，部署了镇压群众的方案。当着我们的同胞置身于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偎依在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向自己的总理致意时，身边已布下了“四人帮”派出的“记者”、便衣。
四月二日下午，当时任机械队团组织委员的韩志雄向党支部书记汇报，准备组织团员、青年在清明节时给总理献花圈。书记说：“上边有精神，清明节是鬼节，是四旧，不要去！”小韩扭头就走，想：“为什么我们连悼念总理的自由都没有了？”晚上，青工王申来了，韩志雄激动地讲：“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越来越多，可是上边不让去，这算什么事！海派人物不得人心，早晚要垮台。”王申说：“我们现在就去！”
晚上九点多，这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任凭“四人帮”怎样制造白色恐怖，天安门广场却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在这里，有民主，有正义，有真理。倍受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尽情地去颂扬，怀念；人心丧尽的“四人帮”可以尽情地去嘲弄，鞭笞，审判；压在人们心头的话语，可以尽情地去表述。人们从这里的一切，强烈感到中国大有希望，增添了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四月三日，“四人帮”向人民群众反扑过来。这一天，姚文元在他的日记中，发出了要杀人的叫嚣：“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同时向《人民日报》那个心腹布置，写“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的社论。他们是要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下毒手了。
这天下午，韩志雄又到天安门广场，看到群众悲愤在增长，仇恨在增长，他决定写一篇杂文，揭露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讲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用乌鸦影射那些历史小丑。至于迟群、梁效之流，是跟着江青屁股后边嗡嗡叫的苍蝇，必须损一损。他回到家中，奋笔两个多小时，声讨“四人帮”的作品便跃然纸上。待他准备贴到天安门广场时，想起了父亲中午的叮咛：“可能要抓人，千万要小心！”他没有想下去，只在日记中写道：“害怕斗争的残酷，就不能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利。夜，十点三十分。”他告别了熟睡的亲人，骑上自行车，飞向火热的战场。
他把自行车停放在广场外的列宁像前，向纪念碑走去。天安门广场华灯林立，虽然近些天来不给悼念总理的人们以丝毫的亮光，但一支支手电的束光却放射着光芒。
小韩刚把杂文贴在纪念碑东侧，群众忽喇地拥了过来。只听一个小伙子高声念道：
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在历史，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
细看这几只乌鸦，大概有三只（众笑），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众笑），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这几只乌鸦，发觉自己阴黑的羽毛比不上孔雀的美丽，在枯枝上眨闪着两眼，露出嫉妒的眼光，接着弹起魔爪双足，带着苍蝇，找到了赫鲁晓夫，得到了秘诀之后，不知在那里又盗来了孔雀的羽毛。这几只乌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漂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都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列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朗诵者知道是影射张春桥，此时有意识地提高了嗓门）。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众人一听就知是江青，哈哈大笑），她倒显得大方，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私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这是姚文元，众笑）。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下蛆生虫。
历史哪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的败类！
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朗诵者高喊）还不快下台滚蛋！
这一小撮，哪舍得专权夺利的宝座。我们为此送给他们两顶桂冠：
一顶是俄国的赫鲁晓夫，一顶是中国历史上的秦桧。（朗诵者解释：秦桧，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
碑上总理显神灵，唤来无数驱妖人。
历史会惩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会把这些打着马列招牌的假马列押向历史的斩妖台。
继周、斩妖 七六年清明
“好啊！”“痛快！”“再念一遍！”听众爆发出了强烈的叫好声。接着另一个同志用记录速度重念，黑压压的人群，一个贴着一个的背，抄着，抄着……
这篇杂文，胜过许多名手高作，如犀利的匕首，在黑云翻滚的日子里，献给了光明的中国；在腥风血雨的斗争中，献给了不屈的勇士。
当有人要念第三遍时，一个中年人大喊：“不要念了，刚才念的小伙子被抓了起来！”小韩从容不迫地登上纪念碑第二层月台，发现有几个穿棉大衣的人既不看花圈，也不抄诗，老是围着纪念碑游游晃晃，眼睛不时地向他盯来。小韩有意绕着纪念碑转，那几个人也跟着绕。他明白了。此时站在纪念碑上，眼望天安门广场，他的胸怀是那样的坦荡：这里，曾走过五四运动的队伍，流过“三·一八”烈士的鲜血，回荡过“一二·九”的革命呐喊，检阅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军，每当历史的关头，英雄的天安门广场都会被赋予新的使命。现在，正值一九七六年清明，天安门广场定会发出她革命的光辉。韩志雄告别了纪念碑，告别了广场，来到列宁像前，推着自行车，刚要走时，几个人扑了过来，大叫：“抓住这个偷车的！”小韩说：“车是我的，有车照。”那几个人不容分辩，抓着小韩，拳打脚踢地往吉普车里推。小韩抗争着，向广场呼喊：“他们无理抓人哪！”群众闻讯赶来，有的说：“让人家把话说明白！”有的干脆抱住小韩的腿往车外拽。便衣害怕了，强行把小韩拖到车里，勒住他的喉咙，急忙把车开跑。
韩志雄同志被非法逮捕了。
（二）
先押进一间黑屋，公安人员气势汹汹地问小韩：“邓小平给了你什么好处？你们无法无天了！”经过一番非人的折磨之后，四月四日，韩志雄同志被列为重犯押到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开始了审讯。
问：你是个反革命分子。市委有精神不让去天安门，你为什么要去？
答：悼念周总理。
问：周总理给了你什么好处？
小韩一听这诬蔑总理的言辞，气极了。总理把自己的全部血汗，都倾注给祖国的山山水水；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用来推动革命的巨轮。周总理同我们的革命，国家，人民紧紧连在一起。正因为总理给人民带来说不完的好处，人民才热爱他，捍卫他，悼念他。可是，小韩气得直打哆嗦，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才缓过来，大骂：“你们是法西斯！暴徒！”
问：你现在还猖狂。你写的三只乌鸦指谁？
答：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问：你为什么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
答：他们不是马列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我对他们批邓不满。我是拥护邓副主席的。
问：为什么拥护邓小平？
答：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钢铁上升，火车正点，教育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得到重视。中国向好的方面转，不是向坏的方面转；是前进，不是倒退。邓小平同志关心群众，替群众办事，所以我拥护他。
预审员急了，说：你该叫邓小平，不该称同志！你这么小，就这么反动。
什么“反动”？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诬蔑，也是对小韩的攻击。小韩的爱憎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里可摘他一九七六年几段日记，看看他的思想脉络。
二月十八日：“好象上头的话，七、八、九月谣言是右倾翻案风造的。回想起来，谣言大损于江青的威信。如果是真的，为何要当假的来批呢？自己当初大胆干过的事情，今天却要当作凭空捏造的东西来辟谣。在当前反击自己对立面的右倾翻案风时，岂不是也在为自己翻案。”
二月二十九日：“对这次运动，广大群众的反映是不理解，搞不清楚为什么在总理一死，马上把邓小平打下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们不理解，这就成了问题，说明大多数人不愿打掉邓小平。”
三月三日：“这次运动是资产阶级利用马克思的理论，通过比任何一时期的更高超的办法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理论队伍去揭露和戳穿资产阶级的阴谋，告诉人民，到底是谁复辟资本主义。”
三月八日：“《人民日报》现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已没人相信了。党报的威信越来越降低了。它所批判的正是人民口中要说的，心里想的。群众可以在家里大骂，党报纯粹是骗人，睁眼说瞎话。”
这就是小韩能够仗义执言，慷慨陈辞的原因。整整审了五个多钟头，预审员看捞不到材料，便威胁道：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镇压反革命的地方，象你这样下去，永远也不会出去！
韩志雄回答：我愿坐牢一千年！
第一次审讯结束了。完全证明韩志雄同志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青年。可是，就在邓副主席受到迫害，广大群众遭到镇压后，四月七日当晚，《人民日报》那个心腹火速派记者到公安局了解审讯情况，连夜炮制一份经过姚文元审定的内参《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预谋的》，其中用韩志雄同志的案例，胡说什么“从他身上搜出两本日记，其中很多是记载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政治谣言”，证明“反革命事件同去年七、八、九月政治谣言四起一脉相承”。
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那个心腹又派记者到公安局了解审讯情况，准备再写一篇黑报道，企图从这些“作案人”身上寻求所谓依据，把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邓小平同志说成是“总后台”；把大批负责同志说成是“幕后策划者”。然而，“四人帮”的阴谋在革命者的身上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对派去的记者哀叹：“韩志雄被捕以后，很猖狂，批驳我们，说历史就是见证。”
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仍不甘心。按照反“四人帮”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荒谬逻辑，他们硬要给小韩戴上反毛主席的帽子。这种凭空的捏造，使这个正直的青年难以忍受。为了不致含冤九泉，他用图钉在塑料脸盆上刻着：“因反文汇报被捕入狱”。他用笔杆在牢房的墙上写道：“捍卫总理，愿抛头颅洒热血！”抒发了一个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浩气。
（三）
九月四日，小韩调到另一间牢房，里边还关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说：“我叫王雷，是北京钢铁学院进修生。我是在天安门写诗、演讲悼念总理，于五月一日被抓。你呢？”“四月七日被抓。”因为看守警告小韩不准说他是四月三日被抓，究竟为什么，小韩开始还以为是不准互通案情的缘故。过了些日子，王雷如实地透露了在小韩被捕后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斗争的情况。从四月五日凌晨“四人帮”收花圈、抓人，公安局出动广播车攻击群众，讲到群众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向“四人帮”示威；从有的坏家伙公开侮骂周总理，讲到群众如何当场对那些坏家伙进行批斗；从警察、民兵手持大棒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讲到四月六日以后群众继续送花圈、撒传单、贴标语、发表演说，进行斗争。小韩越听越气愤。他想，按报刊的公开说法，因为四月五号“暴徒”“闹事”才进行“反击”；那么为什么三号就把我秘密抓进来呢？越不让说我是三号被抓，就越说明他们心里有鬼。为了提高认识，他学习了《联共（布）党史》。书中说，每次革命运动的到来，都有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小韩分析着天安门事件产生的原因，认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深信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革命的。他坚信，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平反的。
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小韩是个沉重打击。他哭呀哭，悲观，失望。当从报纸上的照片，看到在追悼大会上叶副主席、李先念同志还坚强地站在华国锋同志身边，心里得到安慰，提高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他和王雷定了每日计划：清晨，拎马桶，作俯卧撑，锻炼身体；上午，复习数学、物理；下午学政治、文学。他们还用节约下来的手纸自编课本，用竹签当笔。他们学习的目的明确，是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这就是能在黑暗的牢房坚持学习的可贵力量。
十月六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月二十二日晚，当广播一公布这巨大喜讯，整个监狱顿时沸腾了，口号声、鼓掌声持续不断。这说明，“四人帮”把我们多少好同志关押在这里。按监规，犯人不许大声喧哗。此时的小韩高呼：“打倒‘四人帮！’”“拥护华主席！”好象忘记了自己在狱中，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好象自己已不是“犯人”了，而是参加到群众游行队伍的行列里。他在牢房里不断走动，不断拍手，不断大笑，王雷看着小韩已经控制不住感情，就笑着逗他：“你疯了！”熬过冬天的人，看到了明媚的春光，怎能不高兴？
听完广播，小韩就被叫出去，看守按规定的口径训斥：“你高呼口号了没有？别高兴太早了！你反‘四人帮’反早了，是分裂党中央。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你们也仍然是反革命！”一盆凉水从头浇来。但小韩没有被吓倒，他相信自己定会回到人民的怀抱。
是的，华主席、党中央、全国人民，心里早就惦记着这些反“四人帮”的同志。粉碎“四人帮”不久，党中央及时发出文件，要给受害同志平反昭雪。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批同志出狱了。十二月三日，第二批同志出狱了，而且还有王雷，小韩非常高兴，但却没有自己，心情难过。他写了一封家信，王雷藏在鞋里。王雷走出铁门，先到小韩家里。见到小韩的父亲韩玉恒，喊道：“伯父，我就是志雄狱中的难友！”一下子扑在韩玉恒身上痛哭。韩玉恒就象见到了自己的志雄，抱着王雷痛哭。王雷拿着小韩的信，说：“他会出来的！”韩玉恒老泪纵横，看着儿子的狱中来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好。做孩儿的非常理解父母盼儿的心情。我很快就回到父母身边。清明节我给爸爸妈妈招来了天大的祸灾，不过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过去了。人就是在风浪中度过的。八个多月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道理。爸爸，我很渴望回到工作岗位后认真钻研业务。如果能让姐夫搞到大学的全部或一部分课本，那太好了，太好了。
爸爸妈妈：不久孩儿将同全家一起，共举酒杯，庆祝粉碎祸国殃民、国人皆恨的“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为挽救我们生命的领袖华主席干杯。
儿志雄 一九七六年十
一月三十日
父母亲八个月后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声音，看到他更坚强了，说不出的激动。
（四）
当着韩志雄多么想尽快飞出牢笼，呼吸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新鲜空气时，当着房修二公司党委和同志们盼望着能在锣鼓声中迎接韩志雄胜利归来时，当着小韩的亲属期待着全家团聚时，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小韩还出不了狱。一九七七年二月底，预审员代表组织向小韩宣布：你的杂文干扰了批邓大方向；文中的赫鲁晓夫是攻击毛主席；你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是攻击社会主义。你错误性质很严重。经研究可以回厂工作，但要写一份检查，承认错误。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小韩带着“教育释放”的枷锁，拖着“反毛主席”的“尾巴”，含冤出狱。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只身回了家。一家团圆，又悲又喜，互相都想多看一眼。亲人们发现小韩面色苍白、浮肿，双眼发直。小韩看到父母显著衰老，都不忍心再看下去。没过两分钟，街坊邻居、大人小孩看小韩来了。他们既带来了群众的心意，又诉说了众人受株连的惨景：父亲被停职，姐姐被批斗，姐夫被关押，堂兄被停职审查，同学徐柏芳被逮捕，师傅张少亭、王奉先被审查，王申被隔离……。当人们问小韩在狱中挨打了没有时，他咬咬牙说：“没有。”他怕引起人们的哀伤，他在极力控制着悲愤的感情。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机械队。群众对他是那样的热情。可是个别当年中了“四人帮”流毒的领导，不顾小韩一天只能睡眠二、三个小时的虚弱身体，勒令他两天后上班，理由是：“你不是反‘四人帮’的英雄，是有严重错误的人。”甚至讽刺他：“你当时迷了心窍了！”“坐牢是自找！”
在小韩出狱刚半个月，派出所的人就到家属院了解动向，看韩志雄有什么言论、活动，接触过什么人。
处在这种环境下，活跃的人可以变成沉默的人，孤独的人。但是，往日沉默的韩志雄这时思想活跃了。他可以忍受限制他政治活动的痛苦，可以忍受怕给他人添麻烦而远离群众的痛苦，可以忍受冒虚汗、肾出血而吃力劳动的痛苦，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决不让步。在此期间，他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揭发了“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的罪行，揭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迫害同志的事实。
随着党中央关于纠正冤案、错案的指示精神深入贯彻，一九七八年六月，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党委，冲破各种阻力，为韩志雄同志的冤案大声疾呼。党委副书记冯光斗坚定地说：“就是公安局不平反，我们也要发决定向小韩学习！”并派出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国翠和贾学平同志前往公安局交涉，明确表示，韩志雄是个好同志，必须彻底平反。公安局接待的同志也认为小韩是个好青年，应该恢复名誉。六月二十七日，公安局终于为小韩彻底平反。七月，在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经过多方调查，证明小韩是个好团员，并建议他当团十大代表。随着就是《中国青年》等新闻、文艺单位的采访接踵而来。谁要听到这些消息，都会为小韩而高兴。但小韩仍有心事。他看到自己平反了，可是作为自己“后台”的姐夫仍然留着“反毛主席”的尾巴；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许多英雄人物还受到歧视迫害。有些人当面吹捧自己，但背后却散布流言蜚语。他越来越感到，给他平反，树他为“典型”，有的人是出于对年青一代的期望，是真心实意；有的人是迫于形势，走走形式。这些，终于在八月九日“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后暴露了。
这次报告会，是在有关部门关怀下召开的。首都许多群众非常重视，特别是有不少受害同志为了能找到一张票，冒着大雨到处奔走。报告会的主讲人之一韩志雄想，昔日，曾在天安门事件中镇压群众有功的“英雄”到处报告，我们这些“囚犯”到处被批斗；今日，我们要在讲台上揭露历史的真相，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团市委替他起草的那个讲稿，他不满意，认为揭露“四人帮”不够，但还是勉强同意了。事后，他又十分后悔，认为既然是报告会，就不能讲违心的话。开会前一天晚上，他向王雷表示：“我的发言要成为揭发‘四人帮’的炮弹，不能讲一些官样文章。我宁肯不当团十大代表，也要反映群众的呼声。”第二天开会时，他带着自己写的稿子准备讲时，有人又是递条子又是耳语，让他按团市委写的稿子讲。韩志雄越发纳闷，自己作报告，却不能讲自己要说的话？他走上讲台，正如本文开头所讲的，脱稿而讲。其中还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用自己四月三日被抓的事实，揭露“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性质”，说明“四人帮”镇压群众是蓄谋已久的。第二，为了说明“四人帮”流毒还存在，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公安局在给天安门事件受害同志落实政策中，还在无故留尾巴。散会了，参加会的受迫害的同志，还专门邀请韩志雄在会场外边合影留念。许多干部、群众听到小韩的报告后，都佩服他坚持原则的精神。但也正因为这样，对韩志雄的非议，就不断散布出来。
当非议吹到群众之中时，群众顶住了。特别是小韩的事迹在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刊登后，人们从这个年青人的身上看到了斗争的激烈，看到了青年人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许多单位成百成百地买了《中国青年》进行学习；有的人给小韩写信；有的单位请小韩作报告。这说明，群众公认的英雄人物，是否定不了的。
当非议吹进小韩耳朵时，他微笑地说：“我首先感谢华主席、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有我的今天。我要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本报记者 王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