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首都少先队员给共青团十大的献诗
灿烂的阳光，
照耀着我们
走过
宏伟的天安门广场；
十月的金风，
吹拂着我们
来到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鲜艳的队旗，
冬冬的队鼓，
陪伴着我们
走进
共青团十大的会场。
向敬爱的华主席致敬！
向敬爱的党中央致敬！
站在这儿，
我们怎能不
心潮汹涌，
热泪盈眶！
我们共青团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
请你们听一听吧
听一听少先队员的
衷心的祝贺
热切的希望。
你们可知道：
党中央的“五四通知”
怎样在我们心头
激起了一层层波浪？
你们可知道：
我们早也盼，
晚也盼，
盼望这一天
把红领巾给你们献上？
今天啊，今天，
我们怎能不想起
那毕生难忘的
幸福时光——
我们怎能不想起
毛主席谆谆教导：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毛主席戴上红领巾，
高兴地
站在我们中间，
笑声朗朗。
我们怎能不想起
周总理来到少年宫，
同我们一起游戏，
一起照像，
亲切鼓励我们
快快成长！
我们怎能不想起
朱委员长参加游园会，
老人家高兴地和我们
在一起
那么和蔼，
那么慈祥！
我们怎能不想起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
有多少
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
洒满了党的雨露阳光！
啊，亲爱的祖国，
亲爱的党，
亲爱的革命长辈，
亲爱的共青团
——我们的兄长，
是你们
给了我们知识，
给了我们理想，
给了我们幸福，
给了我们力量，
使我们
从不懂事的娃娃，
成为党的幼儿，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今天啊，今天，
来到庄严雄伟的
人民大会堂，
我们
又怎能抑制住
满腔怒火，
愤怒地控诉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
他们举着
罪恶的砍刀，
摧残了少先队，
扼杀了共青团，
直指向
我们伟大的党！
他们
关闭了少年宫，
停办了少年报，
烧毁了儿童读物，
砸碎了教室的门窗。
他们
取消了我们的队名，
践踏了我们的队旗，
让星星火炬
暗然无光。
什么交白卷的“英雄”，
原来是汪汪狂吠的
一条疯狗；
什么反师道尊严，
不过是挑拨师生关系
的阴谋勾当！
他们鼓吹
闹而优则仕，
他们煽动
打砸抢。
嘴巴上花言巧语，
比蜂蜜还要甜，
实际上是
毒害青少年一代
成为“文盲”加“流氓”！
然而，
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
豺狼当道，
锻炼了斗争闯将！
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看到了
你们冲锋陷阵，
象海燕迎着风暴翱翔。
真不愧为我们的榜样！
那难忘的
一九七六年，
千万青年
曾带领着我们
沉痛悼念
敬爱的周总理，
愤怒声讨
残暴的“四人帮”。
我们看到了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英勇搏斗的韩志雄，
坚强不屈的贺延光；
啊，雨花台下，
反动的禁令，
禁不住李西宁；
黑牢房中，
法西斯死刑的威胁，
吓不倒窦守芳。
你们啊，
不怕林彪的鹰犬，
不怕“四人帮”的棍棒，
忠贞不屈，意志如钢。
你们啊，
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刘胡
兰，
是七十年代的黄继光！
我们也看到了
鞍山的王素慧姐姐，
勇挑重担，
日夜战斗在铁矿；
全能焊手张荣富哥哥，
他的名字，
跟电焊一样闪光；
湖南的喻应勇哥哥，
七个春节，
都在夺煤战斗中度过；
江西的钟志民哥哥，
扎根农村，
让老根据地山河变样；
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哥哥，
刻苦攻关，
为国争光……
你们按照
华主席、党中央的号令，
跨上千里骏马，
奔驰在新长征路上。
为了四个现代化，
勤奋劳动，
刻苦钻研，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你追我赶，
大干快上。
千千万万
青年英雄啊，
为我们少先队员
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满园香花，
怎能辨得出
哪一朵最芬芳？
满天星斗，
怎能认得清
哪一颗最明亮？
今天啊，今天，
祖国山河，
繁华似锦，
万里征途，
铺满金光。
我们少先队员
怎能抑制住
心头的激荡！
二十年前，
我们的“小五年计划”，
为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增添了一份春光；
今天啊，今天，
在华主席领导下
要为四个现代化，
贡献出一份力量！
看，
在雷锋叔叔的塑像下，
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在刘文学牺牲的土地上，
又出现了
少年英雄何运刚……
多少少先队员，
下定决心，
向科学难关进军；
我们的小伙伴
戴着红领巾，
走进大学的课堂……
万丈高峰，
我们要去攀越；
千斤重担，
我们敢来承当。
今天的红领巾，
明天的红旗手，
今天的少先队员，
明天的突击队猛将。
亲爱的党啊，
你哺育我们长大成人；
亲爱的共青团啊，
你带领我们奔向前方。
我们要让祖国的现代化，
提前完成，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永放光芒！
党旗啊，
在前面引路；
团旗啊，
在迎风飘扬；
我们的队旗啊，
紧紧跟上！
一路东风，
一路战鼓，
一路阳光。
革命的大军永远向前，
就象那奔腾的黄河长江，
向着四个现代化，
向着共产主义远方！
第3版()
专栏：
真正纯洁的人
——忆时传祥同志
吕远
清晨。轻轻推开窗子，六月的晨风扑面吹来，醒心而又涤神。我站在窗前，一任微风吹拂。隐约的广播声随风传来，播音员清亮的声音分明在说：时传祥沉冤昭雪！我的心猛地抖动了一下。这消息触动了我心头一个隐隐的伤痛……
十二年前，大约也是初夏的时候，一天清晨，中国音乐家协会派人来找我，要我去写点关于时传祥同志的东西。时传祥同志是掏粪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照说，我早该去写他，但过去一直顾虑他的工种不好表现：只写些“清洁工人志气高”一类的话，觉得太虚；要写得形象些，又怕粪来粪去的生活细节使人厌恶。犹豫之下，终于没有写。这次才赶紧去了。通过相处和了解，我由衷地认识到：这个终生在粪便中劳动的人，实在是一个真正纯洁的人，是一个象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品格高尚的人！我决定要写一个赞歌。没想到，这却是一次以意外的遭遇而结束的、没有完成的伤心的任务。
我最初是到时传祥的工作单位去访他。那是统管北京崇文区的粪便清除工作的部门，是一个相当庞杂繁忙的工作单位。那时他已经是这个单位党组织领导成员之一，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想，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办公楼里做些指导性的工作。但我走进他的单位，看到的只是一个象乡村场院似的朴素院落。一色的黄土地面四周，是些低矮的房子，存放着清除粪便用的工具和车辆。背街而立的几间陈旧窄小的平房，就是办公室，里面放了几张窄小的木桌木椅。那里的同志告诉我，他有工作出去了。我边等他，边环顾他们的办公室，心想，这个办公室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除了墙上挂的锦旗是软的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硬的。正想间，隔窗看见一辆大粪车开进了院子，车上跳下一个穿着粪污的衣服的人，背起粗大的粪桶，提着长长的粪勺，走到后边去了。他身材粗大壮实，走起路来上身微微前倾，稍稍侧起脱发的光头，粪桶便紧挨着他黑红色的脖子。旁边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时传祥同志。……门开了，时传祥走了进来。他坐到桌子对面，一面揩着头上的汗，一面热情地看着我，操着山东口音问：“同志，你要俺做些甚么？”我怔了一下：他见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为别人干些甚么，仿佛他只是一个为了群众需要而存在的人！我把来意告诉了他，他沉吟起来：“俺们的事真没有甚么值得说的，俺们就是给大伙掏掏粪呗。再说，还有很多该干的都没干哩。有的胡同还没有厕所，有的院儿里的厕所太旧太破。……建国十几年啦，好些群众还没个好厕所用呢，想起来心里就着急。你也给俺宣传宣传这事儿，推动推动。”随后，他看了看记事牌，说：“真对不起。俺还得赶紧去趟南城。你们先谈着。有甚么叫俺说的，俺回头再给你说去。”他冲我憨笑了一下，就急匆匆地走了。一转眼，我又看见他背着粪桶从后边走了过来，仍然微微向前倾着上身，稍侧着光头。我望着他的背影思索起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光荣职责的党的干部。党的干部、人民代表、掏大粪，这三者在时传祥身上是一致的，不可分的。完全不象有的人那样，职位和声望越高，便同平凡的工作距离越大，更何况是掏大粪这样“卑微”、“肮脏”的工作！
为了能抓到他的空暇，我们找了个星期天去他家里看他。我们找到的是一间十分狭窄的房子。放着几条蓝底白点的旧薄被子的床铺占了房间一多半，只剩下很小一块地面，他和他老伴便在那儿洗衣服和做饭。他一边做着家务活儿，一边同我们述说掏粪工人的苦难历史，一直谈到他们吃完饭。一般家庭星期天老少聚在一起，饭食总要改善一点，何况他老伴还是带着孩子从外地来看他的；但他们的饭食却只是一碗青菜，几个玉米饼子，大家在地上一个一尺高的小板桌上围而食之。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往往是他世界观的最具体的反映。老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的家庭生活，正是他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的纯洁心灵的具体写照。
时传祥同志是从赤贫里成长起来的。幼年时地主逼死了他的父亲。寡母领着六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岁时就出外逃荒谋生。他是讨着饭走到长辛店来找乡亲的，但那个乡亲不认他。他流落在北京城郊，饿得坐在路边哭了起来。一个捡粪的老头把他领回家去，叫老伴给他做顿饭吃。他一连吃了四个大窝头还不觉够。老头在旁阻拦他：“别吃啦，孩子。不是怕你吃，是怕你吃出病呵。你都饿枯啦，吃那么多受不了哇！”说着，老头搂着他瘦弱的身子哭起来：“我小时候也象你这样倒在路边，差一点死啦！”第二天，老头去帮他找活儿。那工夫到处都不要人，只有去粪霸手下掏大粪。就这样，时传祥在粪霸手下干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很少给够过工钱，可是辱骂和殴打却差不多天天都有。在旧社会的“下九流”里，掏粪工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时传祥没有一天不盼望着能跳出这污黑的粪坑。
解放以后，党的阳光照亮了掏粪工的生活，也照亮了掏粪工的心。时传祥头上不再是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反动统治阶级，而是关心他、热爱他的党的领导；他面前不再是骄奢淫逸的剥削者的天堂，而是包括他在内的被解放了的亿万人民的首都，是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是有着人民自己的工厂、商店和住宅的大街小巷。能撂下这里不管吗？不能，必须让这个过去污秽的城市变成干净美丽的城市，必须让这里上百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所有这一切，使老时留下来，干下去，并且爱上了这一行。
就是这样，建国十多年来，他无冬无夏地、挨家挨户地给首都群众掏粪扫污。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走走看看，了解情况。我到他工作地点去的时候，发现他对大街小巷、各院各户都了如指掌。谁家有多少人，厕所甚么样子，他差不多全记得住。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地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许多年来为首都清除了千万吨粪便。我们之所以能干净愉快地生活，就是因为有老时这样一些崇高的人，在默默为我们清除粪污。我曾经问过他，是怎样做到不嫌脏的。他说：“屎嘛，哪有不脏的？可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啦。”我当时看着他黑红的面庞和宽阔的前胸，好久说不出话来。这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啊！
那年老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为群众已经掏了四十多年粪。四十多年里，他没有享受过多少家庭的欢乐，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在北京掏粪，妻子和孩子都在遥远的农村。后来他年纪渐渐大了，才把家里人接到了北京。当国家经济有困难、号召农村人口不要留在城市时，他又让老伴和孩子回了农村，自己在北京为大家掏粪。他仍然每天默默地背着粪桶，无冬无夏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职务再高，声望再大，他也永远是这个样子。不受官气的熏染，不受利禄的侵袭，朴素、纯洁、崇高，永不变质，这就是时传祥的品格，这就是时传祥的本色。相形之下，我感到自己矮小而且形秽。我深感过去不去写他，是百分之百的错误。那种怕写了他们的工种会引起人们厌恶的顾虑，究其实，正是我思想上厌恶他们工种的缘故。
我最后一次同老时分手是在哪一天，已经记不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同他握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重之情。分手之后我回头看他，他正背着粪桶向胡同里走去，依旧是那样向前微倾着身子，稍稍侧着头……那天夜里我想了很久，决心要写一个时传祥的叙事合唱，写他的苦难，写他的解放，写他的光荣劳动和崇高品格。我设想这个节目的合唱队，最好是穿雪白的服装；音乐应该用最亲切、最美的旋律。要让观众感到掏粪工人象莲花一样纯洁可爱……
但这个合唱终于没有写出来。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林彪、“四人帮”便抡起棍子把组织这项工作的协会“砸烂”了，我也被这棍子打得昏头晕脑地靠边站了。而时传祥本人也被打成了“粪霸”和“工贼”。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大字报，看见一张批斗时传祥的布告，我就夹在人群里去了会场。我看见时传祥被拧着胳膊推出来。他脸色发黄，已经比从前瘦多了，也老多了。他痛苦地在那里弯着腰，喘息着。我的眼睛有点模糊，心里难受极了。我悄悄退了出来，慢慢往回走着。过了很久，风闻他病了，被赶出了北京。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被周总理派人接回了北京。再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无法去向这个我所敬重的人最后告别，也就不知道他后来是甚么样子。而在我记忆里浮现的，却总是他憨笑的面孔和背粪桶的背影。关于协会布置的那项任务，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瘀结在我心头的隐痛了。
十二年过去了，祖国在一场风雨之后，江山如洗，草木更新。有一些盛开的莲花，被林彪、“四人帮”的妖风吹折了，但更多的新莲，却正含苞浮出污泥浊水。是的，纯洁而崇高的时传祥同志死去了，但千万个象时传祥一样的人将成长起来。不管是掏粪的还是做“官”的，也不管是清洁工还是党的干部，但愿都具有时传祥一样的品格，纯洁，崇高，一尘不染，永不变质。但愿协会再组织大家为他们谱写更多更美的乐章。
第3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阿诗玛》的一封信编辑同志：
《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在九月三日发表后，人民日报《战地》编辑组转来许多读者给我的信，现在感到有一些问题需要公开答复一下，希望能将此信仍在《战地》发表。
一、首先要更正一个重要事实。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承文化部电影局同志查告，我对影片拍成后的一些主要经过说得不对。《阿诗玛》影片制成后，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月，我曾两次看过这部影片，并提过修改意见。同年七月，此片即被某负责人否定（在此先后还有几部影片被他否定）。这时，我还是电影局局长。因此，我在文中说该片制成时我已离开电影界，今年在昆明才第一次看到，这是不合事实的。这虽是由于我的记忆错误，但我写时没有认真查考一下，确实是我不应有的疏忽。
影片虽不是林彪、“四人帮”最先否定的，但把影片打成“毒草”，对影片主要演员杨丽坤同志和《阿诗玛》原作整理者李广田同志进行残酷迫害，却完全是他们一伙的罪恶。揭发控诉他们的罪恶是必要的。
二、凡是读者托我向杨丽坤同志推荐医疗单位和药方的，我已转给杨丽坤同志的爱人斟酌处理。
三、上海市领导同志和有关领导单位，对杨丽坤同志的病情和健康都十分关心，并有专家积极协助治疗，我希望，也相信她的健康会逐渐好起来。更加高兴的是，最近我接到了杨丽坤同志的来信，尽管字句有些错乱，却是表达了她真挚的心情。她说：“我今后一定要很好锻炼自己，用坚强意志战胜病魔，早日恢复身体健康，用实际行动来参加华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非常感激华主席给我的新生。……我虽然病情比较顽固，但我相信自己是能早日战胜它，很好参加到工作行列里面去的。”
我相信，这个消息一定也会使广大读者高兴。
敬礼！
陈荒煤
十月十日
第3版()
专栏：
与王安石何干？
周咏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出版的《宋诗一百首》，最近重版了。新版的《宋诗一百首》已删去了旧版王安石的七绝《元日》，即“总把新桃换旧符”那一首。为什么呢？一想，也就明白了。但是鄙意却很不以为然：眼前这本新书仿佛有了缺点似的。
历来诗人元日作诗的多矣。但似乎都不及王安石这一首，不落常套，有气魄，有新意，襟怀旷达，情调同我们的时代精神比较相近。旧版选了它，是有眼力的。这一回重版却把它删掉了。国民党特务张春桥株连宋朝的王荆公，虽似笑话，却是事实。真是：重版宋诗《元日》除，只因特务乱抄书；世上有人多戒律，地下诗人叹无辜。
这种不成文的戒律如果成立，对待被“四人帮”颂扬和引用过的古人及其作品，就大成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在打破一些禁区之后，又会新圈出一些禁区来。据说，有的人就感到，现在有些历史人物不好谈，不敢谈。例如武则天、王安石，就好象他们真的和江青、张春桥有什么瓜葛似的。古人何辜，岂不冤哉枉也！
“四人帮”大搞古为帮用，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所谓儒法斗争，从古到今，有多少人被戴上了帽子。贬为“儒家”的骂煞，封为“法家”的捧煞。现在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某些所谓儒家，也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法家。因为第一，这些“法家”们都没有遗诏或遗嘱愿意加入“四人帮”。其二，被骗子们作招牌，不见得有幸。其三，被胡乱整容、割裂、歪曲之苦，也并不下于“儒家”。如此种种，不加体察，反以为活该：谁叫“四人帮”看中了你！？因而加以除名甚至定罪，又岂不冤哉枉也！
古为今用同“四人帮”的“古为帮用”界限在哪里呢？前者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现在有些同志心有余悸，有所顾忌，寻根究底，恐怕还是那个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在作怪。如果不清除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余毒，对贯彻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是不利的。最近重新放映和演出黄梅戏《天仙配》，并没有因姚文元曾经赞扬过而受到株连，这样做不是就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