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反马克思主义的骗人经
——评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三十字方针”
申涛声
林彪极力推行一个“三十字方针”，这就是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现已查明，这个方针原来是林彪和“四人帮”合伙炮制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的一次群众座谈会上，张春桥曾公开声称：“你们批这个（指“三十字方针”）干啥？林的《再版前言》是我写的，林彪不过是签个名”，“他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贡献”。不打自招地供认了“四人帮”和林彪一伙早就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彻底揭露这个“三十字方针”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今天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从走“捷径”到“三十字方针”
走“捷径”一说，可谓是林彪的一大发明，揭批“三十字方针”还得从这算起。
走“捷径”是林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为什么呢？据他说，因为“学几何学不一定要找欧几里德，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以此类推，学马列主义也就大可不必读马列的原著了。他还说，马列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则“学了马上可以用”，“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林彪这番“宏论”是他在这次会上大谈其学习马列主义重要意义时专意发挥的，然而，既讲学习马列主义而又排斥学习马列著作，岂非咄咄怪事？其奥秘就在于，以突出毛泽东著作为旗号，以走“捷径”为口实，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列著作对立起来，否定马列著作，贬低马列主义。嗣后，林彪越发肆无忌惮，公开散布马列主义“过时论”，说什么马列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又太远”；公开宣扬马列主义“局限论”，说什么“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甚至诬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诬蔑马列著作“有些书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象玩积木一样用这块换那块，就是那么几块”。由此，他别有用心地宣扬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竭力贩卖他那套走“捷径”的黑货。
看来，林彪是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突出到最重要的地位了，可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又怎样学呢？据说也有“捷径”可循，那就是“背警句”、“背语录”、“背老三篇”。这股歪风一刮，真的骗了不少人。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林彪就伙同张春桥把这一“捷径”概括成“三十字方针”，正式在《再版前言》中抛出。他们还特地在这个《再版前言》中给“三十字方针”添上一段注脚：“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点明了“三十字方针”的实质内容就是那套“背警句”、“背语录”的所谓“捷径”。到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鼓吹走“捷径”，实际上是先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列著作割裂开来，竭力贬低马列主义，然后又断章取义，把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这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以假左真右的手段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鬼蜮伎俩。
对于这样一个“学习方针”，罗荣桓和罗瑞卿等同志曾指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罗荣桓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总结了每个革命时期的经验，只有反复钻研才能理解得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了？未免太简单了。”罗瑞卿同志也指出：那种认为“带着问题学”，“找现成答案”才是联系实际，而系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斗争，反而不是联系实际的说法，是有害的。并指出，现在有的人学毛泽东思想的方法，直接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只是片面引用个别词句，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而林彪一伙却利用手中的权势，攻击诋毁已经去世的罗荣桓同志，并残酷打击和迫害罗瑞卿同志。
然而，一只手是遮不住天的，事实越来越暴露了“三十字方针”的反动本质，当林彪一垮台，人们就强烈要求揭批这个骗人害人的“学习方针”。可是这一正义要求马上遭到以“反林英雄”自居的张春桥的反对，他跳出来为这个方针辩护。就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上海有关组办、驻沪三军政治部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什么“活学活用总不能算错吧”，“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时也会有的”。他歪曲说：“要写批苏修的文章，就去查列宁批沙皇的话，查来就可用上了，这不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林彪垮台整整一年之后，张春桥还如此明目张胆地为林彪辩护，连保林之嫌也不顾了，这不正说明了“四人帮”和林彪勾结之深吗？“四人帮”一面阻挠对“三十字方针”的批判，包庇林彪，掩护自己，一面变换手法，继续贩卖“三十字方针”。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人们愈来愈疏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而修正主义却冒充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猖獗一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成了莫大的罪名，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却行时得很；党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被破坏殆尽；人们的思想被搞乱、被窒息，而且至今阴魂不散。因此，彻底肃清“三十字方针”的流毒和影响，就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了。
“三十字方针”所鼓吹的“活学活用”，实际上是肢解毛泽东思想，提倡盲从主义，破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骗人口号
从表面上看，鼓吹“活学活用”，似乎是和“死学”、死读书、书呆子习气、教条主义针锋相对的，是非常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其实完全是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他们所谓的“活学活用”，就是“学语录”、“背语录”、“用语录”，断章取义。他们所标榜的“活”字，就是各取所需，任意肢解和篡改毛泽东思想。这在那几年简直发展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中，强制人们“天天读”“天天背”“老几篇”“老几段”，还厚颜无耻地吹嘘只要把他们挑选出来的那几篇、那几段背熟了，就可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了。作报告、写文章、搞批判、打派仗、写信等等也都非得用几段语录开路不可，甚至连广告、商品、包装纸也印上语录作装潢。如此糟蹋，还美其名曰宣传“最高指示”！这种恶劣做法，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活学活用”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教条主义者，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个别字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生搬硬套，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害。但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绝不是什么一般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是一伙反革命黑帮，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
“三十字方针”所鼓吹的“活学活用”的危害之一，就是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它不是引导人们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随意切割成各个“片断”和“碎片”，引导人们以死记硬背这些“片断”和“碎片”为满足，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林彪和“四人帮”一伙，一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从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中抽取片言只语，加以绝对化，随意套用；二不顾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中对同一个问题的全面完整的论述，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并加以片面夸大，引向极端。这种割裂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的卑劣手段，正是修正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伎俩。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192页）林彪和“四人帮”不正是这样干的吗？他们摘引毛主席关于强调政治和革命的论述，来取代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的完整论述，并且片面夸大，引出诸如“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上去了”等荒谬结论。他们片面摘引毛主席关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能起决定作用的论述，来否定关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基本决定作用的论述，作为他们鼓吹反动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的“理由”。
“三十字方针”所鼓吹的“活学活用”的另一个危害，就是提倡盲从主义，引导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去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丝毫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背警句”、“背语录”那种“活学活用”，以及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谬论，似乎是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贬低为如斯大林所说的“教条集录”、“信仰条规”；是把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导师歪曲成“先哲”。这是名为“高举”，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导师最大的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批判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无疑，革命导师要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善于及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他们的理论对人们的行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其实在马列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他们修正自己某些观点的例子。因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说法，是完全违反认识规律的。
“三十字方针”所鼓吹的“活学活用”再一个危害，就是从根本上破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三十字方针”宣扬只要把语录拿来照搬照套就行了，就能取得所谓“立竿见影”的奇效。它所带来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引导人们一切从摘引马克思主义个别字句出发，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正是因为它们是来自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起着伟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起到它的指导作用。如果按照“三十字方针”那种照搬照抄语录就行了的说教，那就可以不调查，不研究，这怎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照搬照抄俄国从城市到农村的经验，可以想象中国革命将会处于何种境地。我们更必须看到，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用新的经验去丰富它发展它。林彪一伙鼓吹“各方面都有了”，一律照办就行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僵死的公式，这样必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三十字方针”所鼓吹的“活学活用”的种种危害，我们决不可低估。林彪、“四人帮”一伙曾恬不知耻地鼓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深最深最深”，“用得最好最好最好”，而事实说明在我党历史上糟蹋毛泽东思想最疯狂最厉害最卑劣的正是他们这伙反革命黑帮。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三十字方针”的流毒，才是真正捍卫毛泽东思想。
“三十字方针”所鼓吹的“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大肆推行实用主义
在揭露“三十字方针”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时，还需要对它所鼓吹的“用”字作进一步的剖析。林彪、张春桥一伙确实在“用”字上做足了文章，“要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等骗人口号一度泛滥成灾。当时，演讲被称之为“讲用”，讲稿被叫做“讲用稿”，经验交流会成了“讲用会”，此外还有什么“讲用团”等等名堂，几乎到处都要贴上一个“用”字。可是，他们所谓的“用”，和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的“应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讲的“应用”，充分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它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革命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以及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丰富的内容。而林彪、“四人帮”所叫喊的“用”则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们所谓的“用”，就是实用主义之“用”。林彪不是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当作投“一本”而获“万利”的生意经吗？张春桥不是也说过马列著作“这个东西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的混帐话吗？“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则公开宣称引用语录，不过是他们炮制黑文的“由头”，反诬别人的“挡箭牌”。这些黑话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实用主义嘴脸。
林彪在他的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讲话中摘取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句话，就别有用心地把“政权”歪曲为“就是镇压之权”，并引伸出一大篇“政变经”来。叫嚣要行使镇压之权，杀一批人，罢一批人的官，阴谋抢班夺权。张春桥摘引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进行恣意歪曲，抛出反动的“全面专政论”，阴谋“改朝换代”。这种接过马列、毛泽东的话，根据他们反革命的需要进行篡改歪曲，是他们反革命实用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
这种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利用语录作为打人的棍子。他们不仅可以任意割裂毛泽东同志对某一问题的完整论述，抽取其中一句或两句话，给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还把毛泽东同志在特定条件下讲的某句话、某件事用来作为打击人的根据。例如张春桥找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在保安讲的打土围子的故事，移用到一九七五年来作为打击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反对中央各领导部门的根据。这些事例在“四人帮”那里举不胜举。
这种实用主义的再一表现，就是借革命导师某篇著作中几句话作为由头，以“触及时事”为名，胡乱引伸，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也凑巧，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和最末一期上都刊登了同样名为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所谓体会文章。前一篇黑文的出笼时间，正是“十大”胜利闭幕，“四人帮”趾高气扬之时，文章摘引了这篇著作中的几句话，竭力鼓吹一次路线斗争结束，新的路线斗争又开始的反动谬论，鼓动他们一帮要认清形势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革命（应读为反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促进革命（应读为反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后一篇黑文的出笼时间，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覆灭的前夕，文章也摘引这篇著作中几句话，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不甘心于灭亡的叫嚣和垂死挣扎的哀鸣。同样是名为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体会文章，但在“四人帮”手中却各有妙用。从中可以看到这种“用”反动荒唐到了何等地步！
实用主义根本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凡对他们搞阴谋有用者即是真理，因此也毋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相反，他们把歪曲摘引的断章取义的语录，以及他们炮制的种种谬论当作“绝对真理”，强迫人们“句句照办”，并吹嘘“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理论不经过实践的检验就不能断定它是否是真理，而人们接受某种理论，也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它，应用它。林彪、“四人帮”奉行的实用主义完全排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把理论应用于实际歪曲为可以不通过反复实践，即可取得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什么样的学习方针，倡导什么样的学风，不单是一个学习方法问题，而是与我们党的性质密切相关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努力奋斗。
第3版()
专栏：
写短新闻的“三怕”
孙世恺
粉碎“四人帮”以来，大家注意涤荡“帮八股”，出现了不少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短新闻。可是，长新闻、长通讯霸占版面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要求我们“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这至今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新闻总是写不短？问题很多，所谓“三怕”就必须解决。
这就是：一怕短新闻单薄，说明不了问题；二怕短新闻枯燥，缺乏情景或气氛；三怕短新闻“就事论事”，没有思想性。要解决这“三怕”，必须明确以下几个关系：
（一）短与单薄。一条新闻是否充实，不在长短，而决定于内容。“四人帮”控制舆论时期，报上充斥又长又臭的新闻，空话、套话、假话、绝话连篇，能说这样的新闻充实吗？相反，回顾几十年来新华社和报纸发的不少短而好的新闻，都是用最精炼的文字，说明了重大问题。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许多消息和言论，分析精辟，简明扼要，就是光辉的榜样。例如解放战争末期，新华社播发的《豫西我军解放南阳》的消息，全文虽然不到一千字，却能在生动报道解放南阳情景的同时，谈古论今，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此次战役的重大政治、军事意义，为一年来南线作战作了全面总结，并针对各阶级的动态，阐明了我党的路线和政策。请看，这不到一千字的短新闻说明了多少重大问题啊！写战讯而不囿于军事，写新闻而不止于当前，透过一点总览全局，把握现在预见将来，是这篇短新闻的重要特点，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
（二）短与枯燥。说新闻写短了必枯燥，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应当提倡把新闻写得有声有色，“呼之欲出”，但并非长了才能生动。过去确实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些新闻经过压缩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骨头或几条筋，“象个瘪三”。但是，简练与枯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久以前，全国财贸“双学”会议报道中就有不少好而短的新闻（如《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救活“鸳鸯”换回外汇》等）。提倡多写短新闻，并不是反对在新闻中写情写景写气氛。在这个问题上，要处理好“粗”与“细”的关系。要想把新闻写得既精炼又生动，就应选取最典型的事实，采取以少胜多的笔法，象画速写画或漫画那样，几笔就勾出鲜明生动的轮廓。有力、生动的概括描写，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不能堆砌形容词，也不能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这就需要记者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抓取特点和概括材料。大家传颂的短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就采用形象概括的手法描写情景。稿中写道：“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作者仅仅用这几句话就有声有色地描绘出渡江作战的雄伟场景。这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手法。另一种手法是精选典型的细节，作比较细致的描述。例如五届人大华主席参加小组讨论的报道，就通过动人的细节描述了现场气氛，比较亲切地反映出华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人民代表热爱领袖的感情，既有思想性，又生动活泼。由此可见，新闻中的描写是“粗”还是“细”，全靠“量体裁衣”。现在的问题是，一谈所谓生动，就追求那些不必要的琐碎描写或者堆砌空泛的形容词。这样，本来可以写得简练的却变得冗长了。
（三）短与思想性。新闻有无思想性，不在长短，还是要看内容，即看记者是否善于提炼主题和深刻地阐明主题。二十多年前新华社上海分社发的一条短新闻《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全文只有二百八十个字，思想性却蛮强。这条短新闻清楚地说明了解放后上海市飞跃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七十年来，在这个旧社会的罪恶城市里，多少人力车工人为了谋生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而解放后短短几年，这种悲惨局面就结束了：人力车进了博物馆，有些人力车工人当上了汽车司机。正是由于记者深入采访，善于提炼主题，才能把这样一件事写成有深刻思想性的消息。不妨再举一例。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有一条用花边框起来的短新闻《上海严寒》。它只有三百多字，报道了上海当时遇到八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却没有冻死人，原因是人民政府大力加强了救济工作。作者在谈到奇寒没有冻死人的一段中，引用了诗人臧克家在上海解放前写的一首诗《生命的零度》的头两句：“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把新旧社会作了强烈的对比。这就深刻地阐明了新闻主题，大大增强了思想性。这说明，虽然是动态新闻，只要记者肯动脑筋，下功夫深入采写，就可以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写出思想性来。
怎样采访和写好短新闻？新闻战线上许多同志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有些同志还写过文章谈这方面的体会。首先要思想上重视，这是一个前提。如果瞧不起短新闻，觉得写几百字的消息，不过是
“雕虫小技”而已，或是把短新闻贬为什么“牛舌头”、“豆腐干”，总感到不如写大通讯、长新闻能显出“本事”，那自然无法写好短新闻。当然，要写好短新闻，还有不少业务技术问题需要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