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扑不灭的火焰
——记共青团干部李西宁带领青年同“四人帮”斗争的事迹
一九七六年十月，金色的十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锣鼓声传进了南京的一个监狱。囚室里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奋笔疾书：
高墙铁窗，
无声处，忽地骤起惊雷。
几盼除害今如愿，
心情难与描绘。
身锁牢房，
心与亿兆同醉。
这位青年，就是共产党员、南京大学数学系原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在祖国上空密布着阴霾的日子里，他带领学校一批青年同“四人帮”进行英勇的斗争，被诬为“反革命”的“带头羊”而受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今天，斗争终于胜利了，年轻人的心，怎能不与“亿兆同醉”！
李西宁出狱以后，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平反的通知，南京大学党委把他选拔到学校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去年，他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政协江苏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到了二○○○年，你做了些什么？”
一九七五年十月，李西宁在一次系共青团召集的形势报告会上，向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
一九七五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提出了我国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党中央整顿各条战线的一系列决策，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如春雨滋润干旱的大地，使各方面工作生气勃勃。李西宁在形势报告会上说，老一辈的革命家进行了万里长征，打下了红色江山；今天，党领导我们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我们青年一代要在新长征中作出贡献。这位共青团干部提出：“我们每一个青年都要想一想：到了二○○○年，你做了些什么？”
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三年级的共青团员们作出响亮的回答：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将来攀登科学高峰，还要为当前普及大寨县出力流汗。他们建议，寒假不回家，下乡支农去。李西宁满腔热忱地支持这个倡议，团总支很快组织起一支近百人的支农队伍，开赴江宁县秣陵公社。
正当李西宁和战友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股政治寒流却凶猛地扑向全国。支农归来，李西宁看着报纸上“梁效”、“池恒”的文章，忧心如焚。他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的日记上写道：“报纸上说，‘四个现代化后面有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四个现代化是党的宏伟目标，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发出的号召，时隔一年，竟成了‘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为什么？”
三月初，李西宁参加一个“赴清华大学学习团”。临行前，他和战友们一道拟订了十多个题目，准备到清华向“四人帮”的心腹干将迟群发出质问：“一九七五年是‘复辟年’，还是‘前进年’？”“干扰破坏中国四个现代化的人，是革命派，还是复辟派？”……他们要把“四人帮”一伙置于被告席上。
在北京，清华大学并不欢迎这个代表团，迟群没有在他们眼前露面。李西宁自己跑到学生宿舍去，听到的是同报刊上的报道完全相反的声音。北大、清华的同学们向他介绍了悼念周总理的情景，流露了对“四人帮”一伙的憎恶。他们还描绘了张铁生到两校放毒的丑态。在大字报栏前，李西宁问一个小学生：“你们小学怎么样？”回答是：“我们那儿，学习好的成了五分加绵羊；吃得开的，是零蛋加流氓！”
李西宁回顾北京之行时写道：“这次赴京，原来有些想法，不仅没有‘转弯’，反而更加重了。……对那一伙人，总有一天，三千多万党员是会和他们算帐的！”
李西宁从北京回来后，同学中间不时传出一些令人心寒的消息：上海有人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竟然删去了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题词。
这不禁使他联想到一些往事：一月中旬，南京几十万人民臂戴黑纱，在滴水成冰、朔风凛冽的严寒中，排着几里路的长队前往梅园新村瞻仰总理战斗过的地方。长江路上，哀思的人潮连绵不绝，就象那滚滚不息的万里长江。突然，一道道“禁令”下来了。长江路顿时一片寂静，南京人民含恨而回。……
李西宁再也憋不住了。他对一个团总支委员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们研究决定，清明节前，组织全系团员青年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给南京人民带个头！”李西宁向系党总支汇报，总支书记李祥行说，你们什么时候去，通知一声，我们老师也参加。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天阴沉沉的。李西宁集合起四百多名青年学生和教师。他在队前对大家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
李西宁带着悼念的队伍出发了。队伍最前面是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后面紧接着的是用洁白的玉兰花制作的大花圈，下面一个大横幅上写着：“光辉永照后来人”。他们特意绕道南京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向梅园新村进发。这天是星期天，一路上人特别多，成千上万双眼睛向他们投过来支持和鼓励的目光。队伍到了大行宫十字路口，人民警察打开四面红灯，汽车全部停止行驶，让队伍通过。
快到梅园新村时，李西宁发现队伍越来越长了。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头发花白的老大娘，以及一些中学生、小学生，自动地跟上来了。
到了梅园新村，一位工作人员迎上来说：“你们是南大的吧？我们接到省委电话，接待你们。”
李西宁带着队伍走进梅园，在高耸的翠柏下面，面对周总理遗像，庄严宣誓：“我们要用年轻的生命，毕生实现您的遗愿，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祖国贡献一切！”这是一次悲壮的悼念，人民的悼念。这是愤怒的示威，人民的示威。紧接着，南京的工厂、机关、学校，成千上万的人上街了。丙辰清明前后，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淹没在悼念周总理的素色花圈的海洋之中。人民悼念总理，寄托哀思，也表示对那一小撮反总理的小丑们的声讨！
第二天上午，李西宁从学校阅报栏旁经过，忽然看到数学系同学贴出一张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上面批道：“看一看，想一想。”这张报纸公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总理。李西宁看了顿时义愤填膺。他回到宿舍，草拟了两条大标语。上午十一点，两幅巨大标语赫然展现在全校同学面前：
“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
正是中午放学时间，标语前人山人海。一个解放军学员一把抱住李西宁说：“你们干得好，我们全校都要起来干！”另一个学员对他说：“我们要发扬‘五四’精神，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校园门口一下子停放了数千辆自行车，南京人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观看这两条标语。
从当天下午开始，南京大学三百多名学生，从李西宁的大标语中得到了启示，共分成二十多个小组，跑遍南京的主要交通干道，在两旁墙上刷满了大字标语。
南京城轰动了。南京汽车厂、五一一厂、邮电学院等许多单位的工人、干部、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到大街上刷标语、贴大字报、呼喊口号：“打倒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我们怀念杨开慧！”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
李西宁贴出大标语的当天晚上，数学系一年级学生胡同森找到李西宁，说要到火车站刷标语，把革命火种撒到全国去。李西宁立即答应说：“行，这个主意想得好！”
一年级同学们在党支部书记秦峰等带领下，连夜来到火车站。火车站职工一听到他们是南大来刷标语的，立即为他们打开了大门。值勤的民警说：“你们快进去刷，出了事我们负责！”同学们把大标语刷上南来北往的列车车厢上，列车员主动为他们掌握开车时间，附近饭店的工人为他们端来一碗碗的开水，列车上的旅客也下来帮他们刷浆糊、贴标语。一列从上海开来的火车上，几位解放军战士把头伸出窗口对他们说：
“贴吧！你们帮我们多贴几张！”
次日早晨，当他们再次来到车站时，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到上海的火车在进入市区前，标语全部被冲掉了。怎么办？铁路工人马上拎来两桶柏油，在火车头上的锅炉旁烤化了，对同学们说：“用这刷，冲不掉！”大家立即行动起来。
人民的怒火是扑不灭的！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篡权！”这些战斗口号，随着飞奔的列车，传到了上海，传到了北京，传到了祖国四方，鼓舞着更多的人起来斗争。
人民揭露“四人帮”，“四人帮”如坐针毡。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派到南京的“记者”盯上李西宁和他的战友们，反复盘问：“你们大标语上写的‘赫鲁晓夫’指的是谁？”李西宁看出，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他对身边的战友说：“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个革命者要笑迎暴风雪，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准备受委屈。即使死了，见到周总理，见到马克思，也可以无愧地告诉他们：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育和期望！”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西宁被捕了。
“你写的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讲的是什么人？”审讯者问。
李西宁直截了当地说：“我心目中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就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
“你知道这样做是犯罪吗？”
“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没有罪！”李西宁还用大量材料，陈述了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一条条罪状。
人民同情他，支持他。数学系一个共产党员教师激情地说：“他们（指“四人帮”）不是给李西宁一个人戴铐子，他们是想给整个人民戴上手铐！”
一个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部队老干部，拖着患有肝癌的病体，在他爱人搀扶下，到监狱去看望李西宁。有人问他们看的是谁？他们说：“看望我们的孩子！”
许多同志跑到李西宁家所在的扬州市，向他父母表示慰问，并义愤地说：“反对周总理的人不抓，保卫周总理的人却被抓了，他们把一切都颠倒了！”附近公安局派出所的负责同志，也关心地告诉李西宁的父亲，要他多加注意，提高警惕。
一天上午，有几个人找到李西宁父母的住地，调查年仅二十四岁的李西宁的历史。他们说什么“李西宁走上反革命道路，有他的必然性”。李西宁的父亲怒火中烧，气愤地说：“我儿子在农村插队是五好社员，调到工厂是先进生产者，上大学入了党，这同‘反革命道路’之间有什么‘必然性’，我不懂！”
在被捕的二百多天里，李西宁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把《列宁选集》四卷本看了两遍，又学了马恩选集，并作了读书笔记。他越是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对“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本质就认识得越清楚。为了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监狱里没有专业书籍，他就回忆在大学学过的一些专业课程，用手纸写成一本小册子，边写边复习。他每天坚持原地跑步五百步，洗冷水澡，作俯卧撑，锻炼身体。李西宁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每月写信给系的党总支，按期交纳党费。这位在斗争中成长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希望，坚信乌云必将被驱散。
一九七六年十月，阳光灿烂。身系囹圄的李西宁，听到高墙外传来了口号声：“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他欢呼跳跃，也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四人帮’！”
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李西宁笑迎了暴风雪，更喜迎来胜利花。他回到了战友们中间。
“我们每一个青年都要想一想：到了二○○○年，你做了些什么？”李西宁当了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后，努力团结更多的青年向着二○○○年奋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让青春的火焰烧得更旺！
新华社记者 张行端 周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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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实际情况发展山区农业
桂东县因地制宜推广杂交水稻
湖南省桂东县委按照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广一季杂交水稻，为加快山区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一九七七年，全县杂交中稻由上年的四万三千亩增加到七万七千亩，杂交晚稻由三万二千亩压缩至二万三千亩，杂交水稻面积占水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全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提高百分之十七点三，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又获得了较好收成。
桂东是“山高水冷气温低，伏天也要盖棉絮”的高寒山区，百分之七十的稻田分布在海拔七百多米至一千一百多米的垄垄埂埂上，自然条件差，气温差异大，历来只种植一季中稻，是一个粮食低产地区。从大跃进开始，县委看到外地种双季稻增了产，也曾经一个劲地推广，但是搞了十多年，单产却一直停留在六、七百斤上下。这些情况促使县委思考一个问题：山区农业怎样才能高速度发展？一九七四年，省杂交水稻协作组试种杂交水稻获得成功，使他们受到了启示。一九七五年，桂东县委即以县农科所为主，多点试种了一百亩杂交水稻，结果亩产都达到了一千一百斤，充分显示了水稻的强大的杂种优势。华主席知道后表扬了他们，同时指出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杂交水稻是作双季稻，还是作一季中稻，不要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华主席的指示，给了县委和全县人民以极大的关怀和鼓舞。一九七六年，全县的杂交水稻由一百亩扩大到七万五千亩，百分之九十五的生产队都种上了杂交水稻。结果，四万三千亩杂交中稻夺得了平均亩产七百六十三斤的好收成，比常规品种每亩增产一百三十一斤，而三万二千亩杂交晚稻却基本上失败了。
“四人帮”打倒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了。桂东县委决心吸取教训，从实际出发，扩大杂交中稻面积，减少双季稻面积。但是，县委在制订新的生产规划时，却遇到了种种阻力。有的说：双季稻推广了近二十年，好容易扩大到四、五万亩，这下岂不后退了？有的还担心上级不批准，群众不答应。扩大杂交中稻、减少双季晚稻的方向究竟对不对，到底是进还是退？县委认真研究了桂东的气候、地势、雨水等自然条件，参阅了县气象局一九七六年在十一个不同地区、不同播期、不同海拔的分期分批播种试验点为杂交水稻提供的气象资料，以及历年积累的气象资料，并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清楚地看到，桂东地形复杂，耕地高低不一，温差也很大，在海拔七百五十米以上的地方种双季稻，早稻往往遇到端阳前后的长期阴雨低温，晚稻一般避不开寒露风，容易造成减产或失败。如果种杂交中稻，抽穗扬花正赶上七、八月规律性的好天气，可以充分发挥杂种优势，实现一季夺高产。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大水公社，一九七六年基本实现杂交中稻化，获得亩产九百一十六斤的大丰收，就是充分的证明。通过调查分析，大家深深认识到，客观规律不能违反，只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生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县委提高了认识，坚定了信心，理直气壮地向全县干部、群众提出，在海拔七百五十米以下的六个公社仍坚持种好双季稻，不能动摇；其它海拔在七百五十米以上的地方，把双季稻减下来，主要改种一季杂交中稻。这一决定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和上级党委的支持。
在推广杂交稻的过程中，桂东县委坚持以点带面，分类指导。县农科所一九七五年试种杂交水稻成功，县委即组织干部、群众参观、验收，为全县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一九七六年，县委在条件最差的大水公社办了普及杂交中稻的点，同时，在海拔较低的沙田公社办了基本实现杂交晚稻化的点。一九七七年，县委除继续抓好这些老典型外，县委书记亲自蹲点，在城郊办了杂交中稻大面积样板，对全县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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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因地制宜地指挥生产
桂东县委因地制宜地推广杂交水稻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示。他们从实际出发，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的好作风，我们应当好好学习。
但是，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前些年却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歪曲，严重破坏。我们一些干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他们不去考察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只图形式，不讲实效，凭主观愿望瞎指挥，种植安排追求一律化，部署生产一刀切。我们必须在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肃清这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流毒和影响。
农业战线的广大干部都要象桂东县委那样，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生产，确有成效地把农业抓上去。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要求“一律化”，硬要“一刀切”的思想和作风必须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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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错就改
山东省临朐县白塔公社只有一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会议室，公社党委三、四年前就打算盖座礼堂，一直拖到今年才挤上了“号”。他们把盖礼堂所需的檩木、梁、杈以及门窗等三十方木料，按各大队的户数，摊派了下去，还打算再从各大队抽调拖拉机拉石头、砖、灰等。正当筹办工作紧张地进行、礼堂的地基已经打好的时候，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公社党委领导成员联系修礼堂的事就讨论开了。有人说：“向大队摊派木料和抽调拖拉机拉料盖礼堂，又不付钱，这是加重农民负担，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应该立即停办”。可是，也有人说：“摊派看来是不对的，不过地基已经打好，木料也摊派下去了，不少大队已经送来，咱就来个错事错安排，先建礼堂，以后有了钱再补付。”这两种意见一时争执不下。公社党委书记秦洪仁说：“我们共产党的规矩就是要知错就改，绝不能知错不改。经过讨论，公社党委决定：礼堂暂时不盖，立即追回摊派清单。已经送来的木料，照价付款，立即兑现。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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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商业部门改进经营管理
取消收购生猪的不合理规定
编者按：现在有些亏损部门和企业，采用变相提高销售价或压低收购价等办法“扭亏增盈”，这是克扣群众，把企业亏损转嫁到群众头上。这种不正之风，不仅侵犯群众的利益，损害党的威信，而且不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甘肃省商业部门纠正收购生猪中克扣农民的作法，说明在商业工作中，也有一个学习和落实湘乡经验的问题。商业部门应当牢固地树立三大观点，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改进经营管理，为减少生产队和农民负担、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做出贡献。
本报讯 甘肃省在认真贯彻党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的过程中，改进收购生猪中变相压级压价的不合理规定，改行“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的收购办法，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
这个省的商业部门收购生猪时，从去年十月起实行“扣食”办法。所谓“扣食”，是针对少数农民在出售生猪前，大量喂食以增加重量的作法规定的。实行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使食品收购部门减少损失。从半年多的实践看，这样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的收购站在执行中不区别情况，一律“扣食”若干斤，使农民吃亏不少。定西县城关公社友谊八队去年底送了六头猪到收购站，饿了一天，还要“扣食”十多斤，损失太大。群众批评说：“没见过这种收猪办法。”“这是从我们农民身上割肉！”有的生产队干部说：“用这种办法，今后不要说肥猪，连瘦猪也收不上来了！”另外，同是收购站，各地对“扣食”的标准也不一致，群众也很有意见。
有的收购部门把造成经营亏损的原因归结为农民交了进食后出售的“大肚子猪”。事实上，“大肚子猪”虽然有，但不是造成经营亏损的主要原因。全省八十二个县中，宁县、渭源等二十一个县从一九七三年起收购生猪就已经实现扭亏为盈，而这些县在收购中并没有“扣食”。如临洮县玉井收购组加强对收购人员的业务训练和政策教育，使收购员做到定等准确，公平交易，既不压级压价，也不提级提价，买卖双方都满意。去年收购的七千多头生猪平均毛重和出肉率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甘肃省在废除收购生猪中的“扣食”这个不合理的规定的同时，还要求商业部门对收购人员加强政策教育，树立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服务的思想。要“扭亏增盈”，必须首先从改善经营管理方面找原因，而不能采用转嫁亏损的办法克扣生产者和加重消费者负担。收购生猪和其他农副产品，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更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在收购中，必须分等论价，定级要公平合理。
为了帮助有困难的社员群众养大猪、养肥猪，甘肃省还决定发放预购定金和奖售粮，待售猪时结账归还，受到广大社员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