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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暴风雨中的海燕
——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在这前后，“四人帮”猖狂地反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把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到他们手里，这就展开了又一个极其严重的斗争。他们施展种种阴谋，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诬陷邓小平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表现出很高的路线觉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和反对，以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顶住了他们的压力。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人们赞美暴风雨中的海燕，赞美它那不畏艰险，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
在“四人帮”横行，祖国上空乌云密布的艰难日子里，多少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象暴风雨中的海燕，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坚持真理，勇敢战斗，表现了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北京市崇文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
贺延光是原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他旗帜鲜明地在各种会议上，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和罪行；并且率领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抵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所谓批判，因此遭到
“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贺延光同志的问题总算是彻底平反了，并当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这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胜利。
（一）
一九七五年底，清华园里刮起阵阵妖风，大字报铺天盖地。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回来的路上，贺延光心情很不平静。他想到，敬爱的周总理病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抓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各条战线的整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钢铁生产开始回升了，煤炭生产上去了，火车运行正点了。这些使全国人民高兴的事，他们硬说是“复辟”、“回潮”，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罪恶矛头指向谁呢？
一九七六年元旦，小贺同他的战友陈瑞来到一个同事家中。他们一起分析报刊杂志上的各种谬论，谈论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和正在开展的运动。大家认为，这一些歹徒的矛头是指向邓副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说起敬爱的周总理，大家心头热，话语多，赞周总理丰功伟绩，骂野心家丧心病狂。周总理从九月七日以来，再没有在医院接见外宾，他老人家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面对复杂的形势，大家多么盼望总理尽快恢复健康，快点出院工作呵！
一月九日清晨，噩耗传来，大家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总理竟与我们永别了。人们哀思如潮，泪水如雨。然而，“我哭豺狼笑”，有人却大摆酒宴，下令唱戏，不让群众送花圈，不准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
看到有人压制悼念周总理，小贺心情更加沉重。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使他饭吃不香，觉睡不熟，忧心忡忡，思绪万千。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对错误路线要舍出命来抵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决不能让野心家阴谋家搞的那一套泛滥起来。
一月十四日早晨，贺延光刚进化纤厂的大门，就听到正在广播《大辩论带来大变化》那篇黑文。他听了非常反感，立刻要人把广播关掉。他说：“全国人民正在悼念周总理，谁关心什么‘大辩论’，完全是强奸民意！”
三月上旬，工业局举办基层干部学习班，小贺在会上说：“现在报纸上的宣传，我不理解。批三项指示为纲，到底是怎么回事？三月五日《文汇报》为什么要删掉总理的题词，这又是怎么回事？”他一连串提了许多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会意地点头。小贺接着说：“文章咱们别学了，学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回去干点活！”结果，学习班不了了之。
一天，工厂里举办的党员学习班开会。小贺带头发言，历数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表演。江青抢镜头，把总理挤到一边；出卖国家机密，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不脱帽，她居心何在？许多人追问：“是谁把持着报纸、控制着舆论工具，整天胡说八道？”小贺愤怒地说：“还不是张、姚一伙！”大家越谈话越多，学习班变成了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会。
局里电话催问厂里贴大字报的数字，小贺说：“数字可以告诉你，但都是假的，大字报都是照抄报纸。”“我自己就不通，连一张大字报也没写”。在小贺抓运动期间，厂里一次批判会也没有开。
好心的同志劝他说：“小贺，你负责抓运动，至今不写一张大字报，却到处发表相反的意见，样子总得做做吧？”小贺对他说：“对领导对同志，我要襟怀坦白，光明正大，现在我是一不想自己上当受骗，二不想去骗别人上当受骗。我们不能再搞林彪那一套‘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
在失去敬爱的周总理的那些日子里，“四人帮”刮起的妖风恶浪不断升级，他们妄图抹掉周总理光辉形象的罪恶行径，却从反面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激发人民奋起与他们斗争。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贺延光，看到人民怒不可遏了。他在人民中听到雷声，看到了闪电，一场席卷一切妖魔鬼怪的大风暴就要来了。
贺延光象勇猛的海燕展开了刚健的翅膀，迎战那大海中的狂风巨浪。
（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已经布满了花圈，用花朵组成的“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字标，是那样醒目，引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的人们，含着泪水将朵朵白花插在松墙上，挂在栏杆边。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来临了。“清明时节倍思亲，不见报刊怀念君，无限哀情压不住，纪念碑前人如云。”就这样，清明节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在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了。
上午九时许，贺延光率领着八十多人组成的队伍，抬着花圈从广场南侧走来。由于送花圈、举行宣誓活动的人很多，大家有秩序地缓缓前进，经过半个多小时，这支队伍才靠近纪念碑。贺延光跨上台阶，面对大家读着悼词：“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队伍里发出低声的抽泣。他深情地念完了对周总理崇高评价和无限怀念的内容，接着，大声地读道：“国内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和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妄想改变国家的颜色……对于这种危险性，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它，决不能松懈革命的警惕性！
“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
念到这里，他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向周总理宣誓：“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
这列长队护送着花圈拾级而上，小心地安放在碑座的大理石上。悼词牢牢地贴在花圈下边。
人们被这新送来的悼词吸引着，一拥而上，争着看，争着抄。看到这种情景，小贺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他更加认定自己干的事业是正义的。他全身充满着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一日晚上，小贺发现他们的悼词被人撕掉了。他知道，悼词刺痛了一些人的心。那就叫他们更加不舒服吧。第二天上午，小贺又亲笔把悼词工整地抄成大字，和战友们一起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罩起来。当天下午，小贺和他的同伴孙正一等同志再次把悼词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到汉白玉栏杆上，并把孙正一写的“青江摇桥闪鬼影”的诗传单贴在墙上。
三日上午，工业局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一个追查所谓谣言的通知。刚传达完，小贺蓦地站起来说：“《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算不算攻击中央首长，要不要进行追查？应该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站出来回答！我要求党委把我的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下午，贺延光在全厂大会上怒斥了清明是“鬼节”不准送花圈，不准去悼念的禁令。他说：“我去悼念一次，就受一次教育，受一次鼓舞。今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现在有人反对，我们就应该战斗！打了败仗毕竟是个战士，不战而降岂不成了叛徒？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我们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与错误路线斗，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还叫人在厂门口的黑板上写了个通知：“今天团的活动改为悼念周总理。”
贺延光懂得，对付野心家阴谋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的阴谋彻底地公之于众。四日早晨，他又写了一张小字报，和孙正一、陈瑞等同志一起去贴。小字报里提了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矛头究竟对着谁？
二、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说成是“还乡团”、“走资派”上台，这是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否定，这不是在为林彪的反动干部路线翻案吗？
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是对列宁所说我们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究竟那些人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四、三个人的“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三十亿人民的幸福吗？
这几条，在刺向“四人帮”的刀丛剑林里，又增加了一把锐利的匕首。
这时的天安门广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挂在气球上的“学习总理”，“革命到底”的两条红色长标，在空中舞动；布满松墙、松枝的花，宛如皑皑白雪，整个广场成了花山人海的世界。在这里，汇集了工农商学兵广大群众。大家对挽联、诗词的锋芒所指，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被剥去了伪装，成了过街老鼠，为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确实提高了，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显示了自己旋转乾坤的伟大力量。看到这些，贺延光心情无比激动。这是多么好的人民呵！广场上，国际歌声此伏彼起，在这群众斗争的怒涛里，他真正看到了人心向背，找到了千千万万个同志和战友，对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贺延光沉浸在战斗的欢乐里，他象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翱翔。
“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亲自炮制的那篇假报道，肆意歪曲千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安插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对参加这一活动的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追查。
公安机关在收集贺延光的材料，小贺意识到，下一步就是抓人。贺延光敢做敢当，大义凛然。他给最初起草悼词的同志写了一个条子：“誓词完全是我写的，别人是抓不住你的辫子的。作为一个忠实于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随机应变。”一天，他安慰他那身患重病的妈妈：“就是他们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也不要害怕。要想开些，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反对他们，长不了。顶多两年，他们一倒台，我就会出来。”就在说这话的当天——五月六日，小贺被投进了监狱。
（三）
当晚，贺延光就受到了提审。
“你们用手铐解决我的思想问题，我想不通。”审讯一开始，贺延光就提出了抗议。可是，在被“四人帮”那个黑干将把持的公安局里，强权主宰一切，正义被亵渎，真理也暂时失去了它的位置。
“化纤厂的悼词是你写的吗？”
“是的。”
“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罪？”
“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指的是谁？”
“谁是，指的就是谁。”……
不久，贺延光于四月四日在纪念碑张贴的小字报泄露了。公安局如获至宝，连夜提审。责问他为什么攻击江青，他严正地说：“江青说，十七年培养的人都是修正主义的，她这个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演员，为什么倒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呢？”……
“你为什么在党委会上攻击张春桥？”
“那么，对三月五日和二十五日的《文汇报》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事件，你们是怎么看的；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要不要负责？”
“你为什么要到天安门搞煽动？”
“不是煽动，是宣传，因为舆论工具被江、张、姚掌握，只有天安门广场才是群众说话的地方。”……
上面有令，必须尽快查清贺延光等人的所谓“后台、组织和预谋”。贺延光被列入重点审查和打击对象，由大号牢房转入小号牢房。白天黑夜，审讯一次紧接一次。四个多月，审讯了四十九次，贺延光坚决不“认罪”。“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了。审讯中，一个审讯人员冲着贺延光吼叫：“我看你就是个地地道道、顽固不化、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从骨子里就反动。”小贺愤怒地反驳：“我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的，我外祖父是二七年大革命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烈士。我从小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入党六年来，党为培养我，花费了很多心血。请问，我的骨子里究竟反动在哪里呢？”
狱中审讯的同时，上面派了十来个人的工作组来到化纤厂，深挖所谓“反革命”。小小四百人的厂子，竟有一百多人受到株连。继贺延光之后，共青团员孙正一、陈瑞二人又相继被捕，制造了一个所谓的“贺孙陈反党小集团”。年仅二十五岁的共产党员贺延光被定为“党内资产阶级”，共青团员孙正一、陈瑞则被定为“党外资产阶级”。八十多个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团员青年被强迫“交代揭发问题”；二十多个党员进了“学习班”，有的被列为重点追查对象。“四人帮”及其爪牙们，逞威于一时，动辄抓人，但他们抓不住人心。有人找一位女工谈话，说：“组织上正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你应当站出来揭发贺延光”。得到的回答是：“贺延光的反党罪行我确实揭发不出，可以暂时不让我入党。”有人找到一位平时与小贺接触多的青年谈话，问：“贺延光对你有什么影响？”这位青年答道：“好影响有，坏影响没有。我认为贺延光不是反革命。”即使在高压下，人们仍在议论：贺延光为人正派，工作勤勤恳恳，对党赤胆忠心，怎么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呢？
高墙电网，斗大的囚室，可以限制一个共产党员的人身自由，却无法禁锢他的思想，动摇他为真理而战的信念。贺延光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摘下一束星光来，读书正好添勇谋。”他深深懂得，对付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革命者手中最有效的武器是——一把锐利的马克思主义解剖刀。在昏暗的囚室里，每天从清晨到夜晚，凡属他自己支配的时间，除了吃饭和很少的睡眠，他全身心地沉缅于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里，如同饥渴的人来到了甘美的清泉旁。寂寞时，他与书中的思想交谈；困难前，他从书中汲取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四个月里，他通读了毛选四卷和马列二十多篇经典著作，在信封、包书皮和手纸上，偷偷写下了七千多字的读书笔记和十五首革命诗词，无情地鞭笞了王、张、江、姚一伙，抒发了革命者的战斗豪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贺延光失声痛哭，含泪请求开追悼会或允许他戴上一朵小白花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却被说成是“别有用心”，而遭拒绝。贺延光心情铅一般沉重，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更加忧虑了。他彻夜难寐，透过铁窗，遥望苍穹，天幕上好象出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身影。贺延光紧握拳头，默默地向毛主席、周总理宣誓：“我决不向那些野心家屈膝投降，我要继续用战斗来捍卫您们开创的革命事业”。他在诗中盼望自己的战友：
“快擦干眼泪，
快抹去悲伤，
快快勇敢地冲上去——
揭露骗子，
消灭豺狼！
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
同那帮害人虫进行一场
殊死的较量！”
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烈风荡尘埃，九州晴万里，胜利的一天必将到来。
对贺延光来说，历史的进程仿佛是加快了。被捕前，他曾预计，最多二年，江青一伙一定垮台。可是，刚到十月，胜利的喜讯就传来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贺延光热泪滚滚，扒在铁窗口，朝着天安门城楼方向，高声欢呼：“胜利了，胜利了！”这声音伴随着其他因反“四人帮”而遭迫害的战友们的欢呼声，震动了整个监狱；这声音越过监狱的高墙，同亿万人民庆祝胜利的欢呼声汇成一片。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贺延光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发给父亲的电报是：“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四）
贺延光出狱时，公安局给作的结论是：虽然反“四人帮”，但对毛主席发生怀疑和动摇，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理由”是，贺延光在周总理逝世时说过这样的话：
“周总理比毛主席年轻，如果没有人迫害，总理不会去世这么早。那样的话，主席百年之后，有总理在，事情好办。”
“毛主席过去能够视察大江南北，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阴谋活动，那还得了。”
放人之前，“结论”就到了工厂，给群众传达时是这么说的：“贺延光的错误说轻了是影射毛主席，说重了是攻击毛主席。”对他要“既不欢迎，也不歧视”，还说：“抓对，放也对。”
小贺回到家的当天下午，就高兴地上班去了。同志们对他十分亲热，把留“尾巴”的事告诉了他，并对他说，你的这些话有什么错？大伙都这么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小贺清醒地意识到：打倒了“四人帮”，斗争并没有结束，要粉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真正分清是非，还得作一番艰苦的斗争。
果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上面不给贺延光等同志平反。有人还散布说：“反‘四人帮’不是他们一个两个，不要以反修英雄自居。”有一次小贺找到有关领导，强烈地提出平反的要求。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审查。”贺延光是从“四人帮”帽子底下、监狱铁门中走出来的，他没有被这顶新的帽子吓住，义正辞严地说：“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我能做到。要我正确对待这样的审查是不可能的！什么‘审查’，完全是迫害！”驳得那个人哑口无言。
贺延光深知他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路线斗争的是非问题。个人恩怨可以不说，在路线斗争的是非问题上不能让步。因此，他在会议上，在群众中，大声疾呼：要联系实际，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化纤厂的党员之心，群众之心是向着小贺的。去年十月，在崇文区召开的一次三大讲的会议上，该厂有位党员，当场递上一个条子，代表化纤厂的党员、群众，强烈要求领导在三大讲时，把贺延光等同志的问题说清楚，给予平反。
去年五月，贺延光调到手表壳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在这个时候离开化纤厂，他打心里不愿意。但是，他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贺延光坚信，有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定会深入，党的政策一定会落实。他多次找上级党组织反映给他留“尾巴”和其他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冤案迟早要昭雪，正义终究要伸张，在有关部门的关怀下，今年八月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区革委会联合召开了为贺延光、孙正一、陈瑞等同志彻底平反的大会。共青团北京市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团员青年向贺延光等同志学习。小贺多次谦虚地说：“在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怒涛里，我只是一滴水。对我来说，一九七六年只是一次考验，我要一辈子接受党的考验。”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 张道诚
本报记者 于国厚 谷嘉旺（附图片）
贺延光（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学习。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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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少年报》十一月一日复刊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一日电 《中国少年报》定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复刊。共青团中央为全国少年儿童办的这一报纸，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报。
毛主席曾在《中国少年报》的前身《中国儿童》创刊号上写下“好好学习”的题词。《中国少年报》复刊后的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宣传党的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指导全国少年儿童运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帮助他们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发展，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国少年报》现为周刊，每星期三出版。它的读者对象是以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为主，兼顾小学三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报纸将指导少先队开展各项活动，成为少先队运动的号角；并为少年儿童开辟发表意见、讨论问题、学习写作的阵地。过去报纸上深受小读者欢迎的“小虎子”、“知心姐姐”、“小灵通”、“动脑筋爷爷信箱”等专栏，复刊后都将重新和小读者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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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提升十名特级教师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十月十一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萨仁格日勒等十名中、小学教师最近被提升为特级教师。九月二十五日，自治区革委会向他们颁发了证书。
这十名特级教师都是从事边疆中、小学教育工作二十年以上并有特殊贡献的老教育工作者，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材。他们当中不少同志曾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打击，有的甚至被关进“牛棚”。但是，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始终不动摇，在全区教育战线很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