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假左的理论 杀人的刀子
——斥丁学雷围剿《上海的早晨》的两篇文章
章楚民 蒋守谦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策划的围剿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的阴谋和迫害桑伟川的事件，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受害者已经得到彻底平反。在这个阴谋事件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丁学雷，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和《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两篇黑文，不仅强加给《早晨》和桑伟川同志种种诬陷不实之词，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今天，在揭露林彪、“四人帮”策划这个阴谋的时候，对这两篇黑文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九年夏策划这个大阴谋呢？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深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的团结、胜利的路线。同林彪反党集团沆瀣一气的“四人帮”，对这条路线恨之入骨，疯狂反对。他们在会上与林彪相勾结，极力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很早就站出来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因而，更成了他们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然而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全部得逞。陈毅同志依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林彪、“四人帮”贼心不死，“九大”以后，继续寻找机会，攻击和陷害陈毅同志。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早晨》的大规模围剿，就是这个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妄图通过围剿《早晨》，否定这部作品中多次明确提到的陈毅同志领导上海“五反”运动的功绩，进而把这位经过长期考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对于《早晨》的写作和出版，都曾从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角度，给予关怀和推荐。对此，“四人帮”的走卒丁学雷在围剿该书时，竟然含沙射影地狂叫：“这部破烂不堪的被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捧为‘了不起的工程’的反动小说《早晨》，已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很明显，他们批判《早晨》的真正目的，正是攻击陈毅同志和周总理。这就是“四人帮”疯狂围剿《早晨》的政治背景。
丁学雷秉承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给《上海的早晨》加了种种罪名。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丁学雷诬蔑作者“为了给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谬论提供艺术标本，挖空心思地在《早晨》中刻划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一个是“红色小开”马慕韩，作品写了他“爱国”的表现，丁学雷说这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捏造出来的”，“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一个是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作品写了他经过党的政策攻心，终于“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丁学雷说这是“要人们相信象徐义德这样的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团结’‘合作’”，“完全否定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个是药房老板朱延年，作者明明对他作了批判，而丁学雷则歪曲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些强加给作者的罪名完全是荒唐的。象朱延年那样五毒俱全，罪行累累而又顽抗到底的反动资本家，作者对他是持否定态度的，怎么能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呢？至于马慕韩，丁学雷自打耳光，他们在论证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红色资本家”的时候，引的恰恰就是小说揭露和批判马慕韩的材料。再说所谓“美化徐义德”，也完全是无中生有。小说里的资本家徐义德，在解放前夕，出于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的恐惧心理，设置“三道防线”，准备逃出国外；解放后，他从几个方面反对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犯有“五毒”行为；“五反”中，他玩弄阴谋，订立攻守同盟，抗拒运动。这一切，说明作者对这样一个资本家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是揭露得比较充分的。但是作者又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徐义德不同于进步较快顽固性较少的“红色小开”马慕韩，也不同于罪大恶极、顽固到底的反动资本家朱延年。这样一个人物，除了具有作家所着重描写的反动性的一面之外，并非从未做过好事，他所经营的企业，也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就是作品中的“五反”检查队队长杨健初进厂时所说的，“徐总经理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在对徐义德的斗争中，除了必须坚定、果断，还必须充分注意政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也就是杨健在“五反”检查队尚未掌握徐义德确凿罪证之前，主张以查帐等调查研究的方法来击破徐义德停伙、停薪、停工的“三停”阴谋，对有的工人要采取抄家等暴力行动加以劝阻的原因。这是符合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符合毛主席关于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教导的。丁学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破坏党的政策，别有用心地把解放前夕妄想外逃但未付诸行动，按政策只能算是思想反动的徐义德，同那个在抗美援朝中卖假药毒害志愿军、构成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反动资本家朱延年混为一谈，把徐义德说成“叛国分子”、“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否认他和朱延年的区别。因而，把挽救徐义德，争取他坦白的描写，全部加以否定。这样，就等于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他们的大多数，统统都当成资产阶级右翼来打击，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假左真右！他们否认徐义德所经营的企业还有可以利用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反对把同他的斗争放在人民内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进行，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所谓
“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流毒”，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而已！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丁学雷胡说作者“把工人写成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早晨》塑造了很成功的工人形象，但丁学雷强加给《早晨》的罪名纯属污蔑，是形左实右！丁学雷一方面居心险恶地把杨健、余静召开诉苦大会、进行调查研究、运用重点试纺等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活动全部抹杀掉，另一方面又抓住他们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加以歪曲引申，无限上纲，把他们污蔑为“被资本家牵着鼻子走”的“工贼”、“败类”、“走资派”。同样，作品中的汤阿英，作者写她由不觉悟到觉悟的成长过程，是为了歌颂“五反”运动和党的领导。丁学雷一笔抹杀汤阿英提高了觉悟以后的许多进步表现和斗争精神，把她的一些落后言论孤立起来，然后加以恶毒的攻击，胡说她是资本家的“奴仆”，是作者按照刘少奇反革命谬论塑造出来的一个“活样板”。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作品为什么不能写有缺点的、成长中的工人？按照丁学雷的逻辑，现实生活中大量成长中的工人岂不都不属于工人阶级了？岂不都是“奴仆”、“奴才”了？可见，不是作者在“丑化工人阶级”，而是丁学雷故意污蔑工人阶级。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丁学雷说，作品中描写的“杨健在‘五反’运动中所推行的路线，是完全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抗衡的，是刘少奇的那条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和平’有之，‘改造’却不见了。”污蔑作者“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其实，“四人帮”祭起林彪“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的反革命策略，借口“依靠工人阶级”，恶毒攻击作品中体现的毛主席关于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毛主席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又指示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我们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制定的这些策略，都是行之有效、十分英明正确的。小说中的杨健、余静等工人干部，用早先作了坦白交代的资本家马慕韩向徐义德作示范，通过做徐义德小老婆林婉芝、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的工作，冲破徐义德攻守同盟的“堤防”。这显然都是符合毛主席上述指示精神，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的。丁学雷丧心病狂，竟然把这一切都污蔑为“完全按照刘少奇所说的一套，‘在资产阶级中间’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来引起徐义德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难道在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同时，从徐义德营垒的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就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难道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刘少奇所说的一套”？难道只有支持抄家、抓人的行动才叫做“依靠工人阶级”？很清楚，“四人帮”所谓“依靠工人阶级”、“支持革命行动”，不过是他们取消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反对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斗争策略的同义语。只要看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狂热地煽动打砸抢抄抓的反动思潮就更加清楚了。
“四人帮”就是这样通过否定作品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左、中、右的正确区分，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求以打砸抢之类的极“左”行动取代党的斗争策略，在援引作品的人物、情节时又以断章取义、歪曲引申，强词夺理，捕风捉影，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从而把作品中体现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污蔑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这不是典型的假左真右吗？！
在策划围剿桑伟川同志的阴谋时，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一则黑“批示”中不无挂碍地写道：“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一个“难”字，道出了这一伙篡党窃国之徒极端虚弱、极端孤立的本质。假左掩盖不了他们真右的丑恶面目。谎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让群众自由发表意见，他们的底细立刻就会被戳穿。于是，他们只能乞灵于手中的权力，变党的“双百”方针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实行精神奴役，禁绝一切不同意见，镇压一切敢于起来抗争的革命人民。这就是他们使用暴力来对付写文章同他们“商榷”的桑伟川同志的缘由，也是他们横行时文艺界有那么多同志惨遭迫害，直至被活活整死的缘由。
桑伟川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应当根据毛主席关于“放”的方针，做到使群众“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四人帮”对此极端恐惧。丁学雷诬蔑说：这就是“对毒草应‘自由开放’论”，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手里挥舞着棍子，公然把毛主席“放”的方针篡改为“打”的方针。他们这样蛮横凶暴，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全是一戳即穿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谬论，他们所拿出的“证据”，全是经不起检验的。
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文艺路线，不知摧残了多少革命文艺作品，打击了多少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革命同志！《上海的早晨》的被围剿，周而复同志和桑伟川同志的被迫害，不过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今天，在为《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彻底平反的时候，必须坚决批判造成无数冤案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及他们的那条假左真右的路线，彻底肃清在我国造成极大灾难的这条反革命路线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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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对作品的评价要坚持两点论
周春令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我家又添了个弟弟。满月后，邻居们都来看，议论纷纷。刘婶说：“瞧！多可爱。小脸就象个红苹果。”崔嫂说：“是呀，真好！就连这孩子的哭声也跟唱歌似的，特好玩。”妈妈听了这些称赞的话，很高兴。结果忽视了对孩子的管理。小孩子吃、睡、玩都很随便。只有后院的郑阿姨仔细地看了孩子后说：“孩子是挺好。可是，这腿可不太直，要是不注意，长成了可就没办法了。”我妈听了郑阿姨的话，注意纠正弟弟的腿。后来，弟弟的腿长得挺好。妈妈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郑阿姨，这孩子的腿就白瞎了。”
高尔基曾在和他孩子的合影照片上题道：“高尔基和他的作品”。孩子——作品。是呵，一个婴孩的诞生可以引起不同的议论，一部作品的问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说电影《我们都是八路军》吧，上映以后，报纸刊物出现了些评论文章，但多属赞扬的。说这是部好影片，是说它的主流应该肯定。那么它有没有缺点呢？有的。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听到前边两位同志议论：“烧炭队的人也不多，队长讲话干嘛非得往高处站一下，故意拉个架势，象做大报告似的，多不得劲。”我忍不住地插话说：“是呀，太做作了，别说编演这样的场面，就是看看这样的场面也够难为情的了。”我想，对自己或别人的作品的评论，只说好不说缺点和毛病，或只听好的，不听缺点和毛病，是一点论的表现。老电影艺术家夏衍说得好：“影片拍出来之后……为了要了解一下群众的反映，我曾经混在观众里面了解观众意见……听听他们的谈话很有好处。”“混在观众里”是个好办法，这样做不仅能听到表扬的话，更重要的是能听到批评的话。听听批评，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读了茅盾与《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的通信，也很受启发。茅盾在信中就是用两点论来对待《李自成》的。这种指出优劣的办法就是两点论的评论。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搞创作、评论作品或听取对作品的反映，都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全面地看问题，而不应“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文艺创作也罢，文艺评论也罢，都是“老娘”定乾坤。他们每搞出一部作品，随之而来的便是吹喇叭、抬轿子，把它说得完美无缺、天花乱坠。这种赞歌盈耳、颂词塞目的专制暴行，哪还能容得不同意见的发表？这种情况，极严重地破坏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必须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持用两点论评价作品。
每逢遇到对一部作品发生分歧意见时，常常使我把弟弟的腿、刘婶和崔嫂的赞扬、郑阿姨的好心建议、妈妈的话联系起来。我想，只有象郑阿姨那样去评论，象妈妈接受郑阿姨建议那样去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愿我们的电影和其它文艺作品，不仅受到人们的称赞，也能得到衷心的批评和好心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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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河激浪》何罪之有？
杨文林 王家达 余斌
由刘万仁、程士荣、吴乙同志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影片《红河激浪》，于一九六三年八月拍成后，还未上映，就被某些人扣压，责令查作者、查导演、查领导、查“背景”，准备加上反党罪名。事隔不久，一九六六年初，被叛徒江青定为“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大毒草”。接着，“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策划《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整版批判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剿杀《红河激浪》的恶浪。在作品被批判的同时，他们对作者、导演、作曲者以及支持过影片创作的领导干部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进行残酷迫害，株连很广。
《红河激浪》反映的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活跃在陇东地区的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经历千辛万苦，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影片塑造了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长张铁娃的形象。影片的主题思想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应当说，影片《红河激浪》在政治上是好的，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这样一部革命影片，却被“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打成了“毒草”。叛徒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象巫婆念咒一样，一口气否定了五十多部影片，《红河激浪》就是其中的一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按其主子的旨意行事，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在给《红河激浪》扣上“为高岗翻案”的大帽子之后，就进一步以“炮制者”、“操纵者”、“策划者”、“支持者”、“包庇者”等等罪名，或残酷迫害，或点名批判了曾经关心和支持过影片创作拍摄的许多领导同志。《红河激浪》冤案的铸成，是“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妄图抹煞我们党领导下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的罪恶阴谋中的一支非同寻常的插曲。
在讨伐《红河激浪》的众多文章中，题为《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一文，是“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策划炮制的对《红河激浪》“定性”的文章。这篇文章给《红河激浪》罗织了三大罪状：一、《红河激浪》“是高岗反党集团阴谋的继续”；二、“竭力美化反党头子高岗”；三、“竭力鼓吹‘陕北救中央’的反动谬论”。罪名不小，可惜一条也不能成立。
且看第一条罪状：《红河激浪》“是高岗反党集团阴谋的继续”。文章列举了三条“理由”：其一，因为《红河激浪》的作者是高岗的死党；其二，因为《红河激浪》是《陕甘宁边区简史》的翻版；其三，因为“《红河激浪》的‘操纵者’，强调要写出‘左’倾的影响，以便形象地体现‘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红河激浪》的作者和他们诬指的“操纵者”吴坚、铁军等同志都是从小参加革命，在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均与高岗没有任何联系，怎么能够说他们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一小撮死党”呢？《红河激浪》是《陕甘宁边区简史》的翻版之说，更属无稽之谈。实际情况是：在《红河激浪》剧本修改过程中，因为有关制片厂和领导提出时代背景不够清楚，于是领导《红河激浪》创作的有关同志就从解放初期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史资料》里面找到了《陕甘宁边区简史》，从中摘录了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西北大事记，其中包括洛川会议、八一宣言等情况，摘录时摈弃了有关高岗的一切论述，打印为“《红河激浪》历史背景参考资料”，让作者参考，并不是要按这个来写剧本。事实上，剧本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按《陕甘宁边区简史》写的。说到“《红河激浪》的‘操纵者’强调要写出‘左’倾的影响，以便形象地体现‘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这一条在文学剧本里是有过的，但因为写得不深刻，故事枝蔓又太多，影响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主题思想的突出，因而在影片拍摄时舍弃了。即使揭露了“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又何罪之有呢？
再看第二条罪状：《红河激浪》“竭力美化反党头子高岗”。文章说：张铁娃“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盖世英雄，戳穿了，就是反党头子高岗”。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象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怎么能说是高岗呢？其次，他们混淆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乱扣帽子。作为故事影片的《红河激浪》，是陇东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艺术再现；作为主人公的张铁娃，则概括集中了许许多多游击队员的英勇事迹和优秀品质，加工锤炼为艺术典型。《红河激浪》歌颂武装斗争，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
再看第三条罪状：《红河激浪》“竭力鼓吹‘陕北救中央’的反动谬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陕北救中央”云云，只不过是“四人帮”拿来打人的一根棒子罢了。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正是刘志丹同志充分认识到毛主席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的重大意义，带领陕甘工农红军，出生入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基地，走向全国胜利。在壮丽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陕甘宁边区涌现了象刘志丹那样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英雄，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这样可敬可爱的人民，这样英勇斗争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歌颂？
有必要强调指出，“四人帮”挥舞“陕北救中央”这根大棒，决不只是针对《红河激浪》这一部电影，也远不只是为了给文艺创作的题材定下一条戒律。他们挥舞这根大棒，是为了抹煞革命历史，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否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广大革命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今天，在国务院文化部和省委的关怀支持下，《红河激浪》冤案昭雪了。我省文艺界人心大快。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旗帜，在新长征的伟大进军中奋勇前进。
〔原载九月二十六日《甘肃日报》，
原题为《革命激浪滚滚向前》，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