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文风和认识路线
邵华泽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长期控制舆论工具，把我们的文风败坏了。今天，“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余毒犹存，影响至深。讨伐帮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文风问题，贯穿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四人帮”的帮八股，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整顿文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武器，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加以澄清。
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
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
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新闻报道，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等，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而客观事实则是第一性的。前者是流，后者才是源，两者的关系，不容颠倒。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事实，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改变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这就是尊重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拿新闻报道来说，它的内容必须真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我们的报纸能够发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的大前提。试想，如果一个读者拿到一张报纸，心里老嘀咕那上面讲的是不是真话，写的是不是真事，那如何能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呢？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奉行“不说假话不能成大事”的哲学。他们为了反革命的需要，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什么都可以伪造。反正有用就是真理，需要什么典型就捏造出什么典型，需要什么事实就杜撰出什么事实，无可以生有，有可以变无。一时间，假典型、假经验、假报道、假照片，充斥他们控制的报刊，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理所当然的忿慨和抵制。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炮制出人们“关心”的是什么清华园的大辩论的反动文章，引起群众强烈抗议，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四人帮”的毒害下，革命队伍里面也滋长了一种说假话的歪风，有的甚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比如，有的事只是打算去做或正在做，却说是已经做完了。上级的文件还没有接到，学习文件体会的简报、报道已经写好了。明明是七分成绩，硬要写成十分；明明是个别的例子，偏要说成是普遍的现象。写典型就要写成“完人”，讲经验就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上报数字也可以任意修改，欠收可以变成丰收；紧张产品，瞒报产量；短缺物资，少报库存；如此等等。总之，不是报告、新闻忠实于事实，而是事实服从于主观意图，这不是典型的唯心论又是什么？
“四人帮”有一种“理论”，叫做“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这是适应他们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典型的实用主义理论。事实是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的政治意义，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甚至捏造事实。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呢？如果为了某种政治利益，需要歪曲事实真相，那这种政治绝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资产阶级政治。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违反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哪里还谈得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不错，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是机械的反映论。尊重客观实际，并不是说对事实可以不作分析、不要取舍，简单地罗列一大堆现象。我们无论是写文章、做报告，都要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把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揭示出来。这就要经过一个抽象的过程。但是，一切科学的抽象都不是离开事实，也没有改变事实，而只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事实。如果把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以夸大，变成了主观随意性，以为抽象的过程是可以不受客观事实制约的，那就会把事情弄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批判党八股时，指出它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说空话，说大话，说套话，也是“四人帮”的帮八股的一个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的秩序是，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循环往复，不断深化。个别是基础，先有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才有可能进行概括，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工作报告、经验总结、新闻报道，都是反映具体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就要从调查入手，收集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弄清这一具体事物的历史、现状，它同周围事物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才能引人入胜，起到指导工作、推动革命的作用。
当然，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我们分析任何一个问题，写任何一个文件，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吗？不能。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写出好的东西。但是，一般只能指导具体，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什么叫空话？列宁说得好：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页）
“四人帮”搞的一套宣传，根本不需要以事实作基础，也根本不对任何事物作具体分析，有的只是拼凑起来的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词句，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他们手里没有动人的货色，却要装腔作势，摆出一付绝对权威的架势，出言就是圣旨，文章就是指示，公式、规律、终极真理，应有尽有，令人望而生畏、读而生厌。他们就是靠这一套来篡改革命真理，贩卖反党货色，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的。
我们的一些革命同志也受了“四人帮”的影响，养成说空话、说大话的恶习。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用一般代替具体。写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堆砌得很多，就是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指示，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照抄照转；搞报道，到编辑部要路子，到下面找例子，关起门来写稿子，结果是空话连篇，套话成串，没有任何自己的特色，读起来没有一点味道。这种说空话、说大话之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正如列宁指出的：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13页）
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四人帮”没有真理，害怕真理。他们的是非好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反党阴谋。在他们那里，“闹而优则仕”，说假话有功，吹牛皮光荣。他们中的一些亲信、爪牙，不就是靠这一套发迹的吗？
在“四人帮”横行时，有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
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绝不是根据他说得多么好听。
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能认为抄录马列词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字纸篓里去！
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而不是看发表了多少报道。我们遇到过三种领导同志。一种是扎扎实实，抓好典型，做好工作，同时也重视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经验，搞好报道，通过总结宣传，普及经验，推广先进，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一种是工作做了，不注意总结，不重视报道，结果经验出不来，先进事迹宣传不出去，影响工作的发展和提高。还有一种，不是把领导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写文件、抓报道上，甚至给下面规定见报指标，群众称这种思想为“见报第一”。许多假报道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压出来的。结果，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单位工作很差，而报道却很多。“不怕工作一团糟，就怕笔下拔不高”，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讽刺。为什么这样的“典型”宣扬出去了，本单位的广大群众不信服，“墙里开花墙外红”，原因就是群众了解事实，尊重实践。
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我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使我们在文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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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史学
周修强
“四人帮”对历史本来一窍不通，突然间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摆出一副历史学权威的架势，到处大讲历史。他们豢养的那批御用文人，就根据“四人帮”定下的基调，找材料，造论据，写文章。他们对历史事实肆意歪曲篡改，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用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那套手段。
一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认真掌握和研究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材料，经过分析、综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实用主义却是先做出结论，再去找材料来“证明”。胡适鼓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四人帮”完全照办。
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没有任何根据，就断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的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
结论有了：赵高是奴隶主代表，是儒。
八月、九月，罗思鼎、梁效相继出来求证。根据什么说赵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呢？离秦代最近、最可靠的《史记》中有关赵高的资料，他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却费尽心机地从二千年后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找出一条：“（赵高）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
《陔余丛考》的根据何在？在上引字句前就交代了：“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根据是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而司马贞这个观点本来是站不住的，早为人否定。“四人帮”的御用史学家心里有鬼，不敢将赵翼的话引全。
赵高入秦是在秦始皇死前二十余年。秦始皇死于公元前二一○年，赵高入秦不迟于公元前二三○年，而赵亡于公元前二二二年。难道赵高在赵被灭亡前就要报亡赵之仇吗？
况且，赵高也不是“赵诸公子”。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赵高自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史记·李斯列传》）。
这些材料说明，赵高虽为赵国人，但与赵王室关系疏远，世世卑贱，并不是赵国贵族。退一步讲，即使是赵国贵族，也不能说是奴隶主贵族。三家分晋，赵国一建立就是封建制国家，说赵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没有丝毫根据。“四人帮”的历史学家置大量可靠的材料于不顾，却拿了一条早就被否定了的材料大做文章。这不是存心歪曲历史吗？
“四人帮”说赵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梁、罗两霸拿不出任何事实。相反：
赵高自称“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
所谓“以刀笔之文”，“喻之决狱”，就是精通律令的“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私学，下令“以吏为师”，赵高就是教授“狱律令法”的“吏”。按照“四人帮”的标准，只能说赵高是“法家”。
“四人帮”说赵高一上台，就复辟了奴隶制。这回，他们倒是从《史记》里找出一句话，但只有四个字：“更为法律”。这总不是瞎说了吧。不！且把这句话前后文引全了，再下结论。
“（二世篡位后，诸公子与群臣均疑沙丘之变。二世与赵高密谋对策）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
原来，胡亥、赵高“更为法律”，是为了加强对秦始皇的诸公子、故臣的控制，以维护胡亥篡夺的政权。所谓“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则是打击扶苏及诸公子的支持者，扶植胡亥的支持者。这怎么能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呢？
江青提出关于赵高的“大胆假设”，梁效、罗思鼎确实是在卖命地“小心求证”。然而，梁效、罗思鼎的“论证”，简直连儿戏都不如！
二
梁效、罗思鼎在西汉盐铁官卖论争上大做文章，给霍光扣上“大儒”的帽子，加了“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的罪名，竭力进行攻击。江青甚为得意，到处兜售。
梁效写道：“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双方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罗思鼎唱着相同的调子。梁效、罗思鼎找不到一条霍光与盐铁官卖有关的材料。没办法，提出“后台论”以达到攻击的目的。这些“四人帮”的史学家们，连“小心求证”都办不到了，只能求助于无须求证的“莫须有”了！
霍光是江青心目中“法家”霍去病的异母兄弟，以霍去病军功任郎为官。霍去病的孙子霍山说：“诸儒生……大将军（指霍光）常雠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当汉武帝想立昭帝为嗣时，将“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可见，霍光是汉武帝经过长期观察，认为能付以重任，托以辅佐昭帝的人物。霍光也确实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委托。
昭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辅政时，镇压了上官桀、桑弘羊等阴谋废昭帝、拥立燕王的政变，维护了昭帝的皇位。昭帝成人后，“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事实说明：“四人帮”钦定的两个“法家皇帝”——武帝、昭帝，都信任霍光。所谓昭帝执行的“法家路线”，实际上是霍光执行的。
昭帝死后，霍光曾立昌邑王为帝，旋即废之，重新立了一个也是为“四人帮”一再吹捧的“法家皇帝”汉宣帝。霍光死后，汉宣帝说他“功如萧相国”。
这些材料都说明，霍光得到汉武帝、昭帝、宣帝这三个“法家皇帝”的重用。有那一点事实，能说他是“儒家”，“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汉书·循吏传》早已作了回答：“孝昭幼冲，霍光秉政，……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又说：“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霍光不过继续执行汉武帝的方针、政策而已。
江青自己也说过，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为什么梁效、罗思鼎硬把霍光说成“儒”，扣上“改变路线”的罪名，而江青又十分欣赏呢？岂不矛盾！这只能说明“四人帮”没有客观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是对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有用”。
霍光所以在二千年后大倒其霉，只是因为汉武帝给了他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画，要他“行周公之事”。“四人帮”要揪“大儒”，“批周公”，霍光不正是最合适的影射对象吗？
三
“四人帮”史学最下功夫百般涂抹、装扮的还是吕后和武则天。
罗思鼎在接到江青要突出宣传吕后的命令后，立即着手炮制《论吕后》，还没动笔，“四人帮”的余党就强调说：“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阐明正确路线的推行必须有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西汉时期，刘邦的继承人除吕后外，没有更合适的了，因为吕后与刘邦长期共处，对刘邦最了解。”这样露骨地鼓吹要让江青当继承人，连张春桥也害怕了。他说：“这样的文章，影射太明显，容易产生副作用，目前不宜发表。”压下了。但罗思鼎欠了债。为了还债，罗思鼎想尽一切办法炮制了好几篇关于秦汉之际及西汉初期的文章，大肆吹捧吕后，吹捧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以吕后为首的“法家领导集团”。
奴才们吹吹打打，已经够热闹了，但主子仍不过瘾，江青亲自上阵。她说：“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刘邦参加农民起义时，吕后在老家呆着；楚汉相争时，吕后为项羽阶下囚，直到刘邦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被放回汉营。除非吕后分身有术，不然怎能“帮助刘邦打天下”。尤为出奇的是，为了让吕后建立“重新统一天下”的“盖世之功”，江青竟给汉高祖死后的社会制造了一个“大乱”。真是无中生有！
在宣扬武则天方面，梁效、罗思鼎竞相邀宠。梁效发表了《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些报刊也跟着起哄。罗思鼎着急了，说：“别的报刊都登了武则天，我们不登，交待不过去。”赶忙写了《女皇帝武则天》，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上。姚文元看了说：“这期好，好就好在登了《女皇帝武则天》一文。”
江青自己当然更起劲，绞尽脑汁，吹捧武则天。为了“证明”武则天知人善用，她给武则天增加了两个宰相，说武则天还信用武元衡和裴度为相。一查史书，武元衡是公元八○七年任宰相，裴度当宰相是公元八一五年，而武则天死于公元七○五年。武则天在位时，连武元衡、裴度的父母，还不知道出世了没有呢？
为了吹嘘武则天当皇帝“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江青信口开河：“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事实到底怎样？遍检有关史书，比较详细记载此事的是《资治通鉴》：
（公元690年）“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自上表自请赐姓武氏。……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
这里，第一，记载只有“六万余人”，江青把它夸大为“二十万人”；第二，六万余人中罗列了远近百姓、少数民族的酋长，甚至和尚、道士都计算上了。从傅游艺上书劝进，到武则天改唐为周，连头带尾都算上，只有七天时间。一千二百多年以前的交通条件，“四夷”及“远”处百姓，那里赶得及？无非是由傅游艺之流虚张声势，假借名义上书而已。所以“六万余人”本来已是夸大了的数字。第三，应该分析一下，这“六万余人”是在什么条件下上书的。傅游艺上书劝进，武则天佯为不许，却又“擢游艺为给事中”，暗示别人继续劝进，就可以升官。“于是百官……俱上表如游艺所请”。就是这个傅游艺，因带头上书劝进，不到一年，四次加官进爵，赐姓武氏，恩宠倍加。显然，群臣百官上书完全是武则天诱以“官禄”的结果。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袭用了武则天的办法。姚文元及“四人帮”的党羽们，不是到处鼓动别人给江青上劝进书吗？
江青说，研究历史要“总结当前斗争有用的问题与经验”。为了对“四人帮”的“当前斗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有用”，历史上根本没有的，可以凭空捏造；确凿存在的，可以一笔勾销；记载完整的，取其片言只语；历史的年代，任我颠倒；明确的数字，按需增删……既经炮制出来，对“四人帮”有用，就都是“真理”。
罗思鼎说：“（我们）就是搞实用主义，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四人帮”的史学，确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