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们的政治局面
方之
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满怀着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胜利豪情的八亿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新年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邀集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大家互相插话补充，开得生动活泼。同志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大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党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其实，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因为动辄得咎而不敢讲话的何止是参加座谈会的这些同志呢？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主意、想办法，给扣上
“唯生产力论”、为资本主义“做嫁衣裳”的大帽子。知识分子想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线回潮”的大帽子。革命干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胆领导、积极工作，给扣上“民主派”、“走资派”、“翻案”、“复辟”的大帽子。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那些胡作非为提出批评，更给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的大帽子。正如一位作家笔下的老同志所说：“三十多年的老习惯，任何事都对党谈，无论是工作上的困难，无论是个人的思想波澜。可是这些年来，我只上交了党费，却留下了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践踏，人民想说的话只能埋藏在心里。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
一年多来，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四人帮”横行霸道造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结束了，毛主席期望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开始出现。那些长期不敢开口、不敢动笔的同志，重新得到向党和人民倾吐衷情的权利。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途径，直至在报刊上，向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和热情的批评意见，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和推动工作。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的意志、愿望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计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事实证明，长期压在人们心上的巨石一经搬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旦贯彻执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河水奔涌出来。
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才有利于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才能巩固已取得的成就，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相反，如果人民不能享受应有的民主权利，有意见没处讲，或者不敢讲，心情不舒畅，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怎能不受到影响？“四人帮”的灭亡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与人民为敌，不仅不给人民以应有的权利，不让人民讲话，反而残酷地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因此，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推翻他们，革他们的命。
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对人民包括人民中犯有严重错误而愿意改正的人，都给以应有的民主权利。这就必须实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要坚持唯物论、辩证法，注重调查研究，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和解决问题。要深入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使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只相信自己或自己周围的少数人，迷恋于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总想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他们害怕群众，不准人家讲话，自己做错了也不准批评，甚至依仗职权对提出批评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年来，人民精神面貌和国家政治局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坚信，它必将随着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向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发展，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强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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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线专政”论对外国文学工作造成的灾难
草婴
“四人帮”伙同林彪炮制的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在文艺领域放一把野火，梦想把解放后万紫千红的文艺百花园烧毁，说来真叫人忿慨。外国文学介绍工作这朵花，也遭到破坏；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象从事其他文艺工作的同志一样，受尽迫害。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外国文学的介绍工作，尽管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分析、批判不足，甚至把个别坏书当作好书介绍过来，但是，总的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占主导地位，“洋为中用”的方针基本上得到贯彻，成绩是主要的。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我们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革命导师论文艺的著作，出版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我国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提供了条件。我们大量介绍了各国革命文艺作品，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小林多喜二、瓦普察罗夫等人的作品，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起了提高思想觉悟、激发革命斗志的良好作用。遵照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外文艺遗产的教导，在介绍外国古典文学作品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那些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影响较大，特别是马恩列斯给予高度评价的优秀作品，解放后十七年中，翻译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解放前几十年所不能比的。我们有计划地出版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全集或选集，还通过报刊和出书，广泛介绍了当代外国文艺作品，特别是反映第三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斗争的作品，这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声援被压迫民族人民革命斗争，反帝反殖，特别是反对两霸，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四人帮”挥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屠刀，竭力破坏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方针，大搞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无产阶级文艺实行残酷的打击。这十年来，外国文学介绍工作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四人帮”抛出他们那“从国际歌到样板戏是一片空白”的反革命谬论，作为对中外革命的、进步的作品实行封禁的借口。叛徒江青说：“我看高尔基的作品有时倒着看”。“四人帮”还叫嚣什么“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甚至把外国作品一概斥之为“封、资、修毒草”。十年来，我国以前翻译介绍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四人帮”控制下，几乎没有再版的机会。出版社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图书馆里也很少能出借。特务张春桥、叛徒江青在三十年代参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到了七十年代却取得了“战果”！
作品被践踏，人也遭到迫害。我们外国文学介绍工作者在十七年中，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各项政治运动以及工作实践，不论思想觉悟，或者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尽管由于在文艺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努力不够，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在介绍外国文学工作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毕竟是工作实践中的问题。有党的领导，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这些错误是可以克服，也不难克服的。但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改朝换代，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把知识分子都定为“革命对象”，骂成“臭老九”。我们这些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更被他们扣上“崇洋迷外”、“封、资、修染缸里泡过”等帽子。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的老窠上海尤其严重。
“四人帮”在外国文学介绍工作这个园地，砍掉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喜爱的“百花”，是要种上他们反党、反革命的“蒺藜”。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大搞“洋为帮用”。他们下了一道道命令，限时限刻，不由分说，也不许问个“为什么”，要你为他们翻译。为了要抢译、赶译这种“洋为帮用”的东西，“四人帮”通过在上海的余党把上海的外文翻译力量统统集中起来，装配成一部庞大的“翻译机器”，为他们“转动”。这样一来，我们原来长期从事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也就根本无法进行了。实在说，当上了他们的“翻译机器”之后，你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搞自己的专业，况且“四人帮”严格控制外文报刊、图书，除了他们的余党和亲信而外，广大外文工作者十年来基本上看不到外国报刊、图书，可说是“与世隔绝”，哪里还谈得到什么研究和介绍呢。
看看“四人帮”在搞“洋为帮用”方面干了些什么？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诬陷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打起反修的旗帜大搞修正主义。他们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玩弄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指定要翻译写“洋走资派”的作品，就是用来影射攻击我国的革命老干部的。于是“厂长”啊，“经理”啊，“能干的女人”啊，纷纷出笼，不仅充斥帮刊，而且还被印成单行本，甚至大字本，拿到一些会上散发，作为攻击老一辈领导干部的炮弹。他们利令智昏，得意忘形，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敢于写较高级干部中的走资派，因为走资派越是职位高、权力大，它的危险就越大”。“四人帮”在上海主管文艺的黑干将也对帮刊提出要从外国文艺中“找大走资派形象，不要老是那么几个厂长、经理，要越大越好”。这样，一九七六年的一期帮刊就介绍了一个洋剧本，里面的主人公是个“中央委员”级的“洋走资派”，确实是大得多了。尤其恶毒的是，他们唯恐借译文影射还不为人所领会，又破例地在前面加上一段“编者的话”，在译文中间插进许多按语，丧心病狂地把攻击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真是罪恶滔天。他们这方面的罪行不胜枚举，必须彻底清算。
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也得到解放，我们这些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人也重见天日，获得新生。我们决心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做好外国文学的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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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线”、“黑网”及其他
刘金
一九六六年，江青和林彪相勾结，伙同张春桥等人，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后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变本加厉，胡说什么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并把这个反革命的“四彻”论扩大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他一会儿狂叫：“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一会儿又嚷嚷：“出版界怎么不是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嘛！”他们的势头，大有炸平文教各界，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其反革命的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试想，如果文教各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真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哪里还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哪里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哪里还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我们的一切成就，岂不都一概不存在了吗？
“黑线专政”论为“四人帮”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提供了理论根据，铸就了一柄朝革命人民“排头砍去”的板斧，已经够厉害了。但是他们还不满足。“黑线专政”论出笼两年之后，江青一伙又用他们一手炮制的所谓“黑线”罗织了一张“黑网”，企图把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个“一网打尽”。
那是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和姚文元伙同他们在天津的一个死党，大放厥词，含血喷人，污蔑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是一本“宣扬叛徒哲学的坏书”，诬陷小说的作者雪克（即孙振）同志“是一个叛徒”。江青还胡说什么：“天津的坏书拿到上海去出，上海的坏书拿到天津去出，文艺黑线是有一个网的。在这个黑网上面，有蜘蛛啊，小爬虫啊，在那里爬来爬去。”文痞姚文元也插嘴说：“天津孙振的那本《战斗的青春》，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刘金拿去出版的。他自己也写了很多，后来被走资派包庇了。”
真是满口胡言！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和天津的文艺出版社，是可以向全国组稿的。两地之间，互有书稿往来，完全是正常的、正当的，什么“黑线”“黑网”，扯得上吗？至于姚文元所以要点我的名，其中也大有文章。原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出版社工作中，对姚文元的棍子顶过几下子。特别是在《战斗的青春》的评论上，给他“常胜”的打棍史留下了一点失败的纪录。因此他怀恨在心，借此机会，想置我于死地。江青、姚文元的屁话一出，天津、上海先后掀起了阵阵“斩黑线、砸黑网”的黑浪。上海是两报一台（广播电台）一齐出动，又是“社论”，又是“来信”，又是报道，又是文章，还有所谓“编者按”，一连串的“斩黑线、砸黑网”，把文艺界搞得天昏地暗。那阵子，所谓“斩黑线，砸黑网战斗队”到处冲冲杀杀。“斩黑线，砸黑网”的小报、传单和标语，在津沪两地满街乱飞，散布“帮”瘟疫的毒菌。
他们究竟要斩什么，要砸什么，要横扫什么呢？
在天津，他们把一大批在毛主席文艺思想哺育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加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小爬虫”……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一网打尽”。在上海，他们动用全部舆论工具，对包括象我这样的普通一兵在内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实行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他们拉起一条“黑线”，张开一个“黑网”，凡是不肯屈服于他们淫威之下的文艺工作者，一经他们罗织，不是“黑线人物”，就是“黑网”上的“小爬虫”，不是“叛徒”、“特务”，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横直都在必须横扫之列。那结果，就象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过的：“一个也逃不脱！”
这个“黑网”，是那条“黑线”的继续和发展，目的是为了在文艺界来一个“改朝换代”。所以他们一方面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一方面又是拉“炮队”，又是办帮刊，又是搞“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式的“学习班”，加紧培植阴谋文艺的骨干队伍。大家该还记得，就在一九六六年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江青一伙，就曾反复强调，要“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文艺骨干；要“培养自己的”文艺队伍。为什么翻过来是“自己培养的”，复过去是“培养自己的”，却绝口不提“党培养的”或“培养党的”文艺队伍呢？这难道是一时的言语疏忽吗？不，这恰恰是他们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他们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张起铺天盖地的“文艺黑网”，为的什么？不就为了“自己的”这三个字吗？他们就是要把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能压服的压服，压不服的就赶走，换上他们自己培养的无耻文人，把党的文艺阵地，篡改为他们自己的反党炮台，由此出发，造成舆论，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另立他们自己的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
英明领袖华主席说得好：“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四人帮”拉起“黑线”，张开“黑网”，阴谋把革命人民一巴掌打下十八层地狱去，却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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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祖国新风貌
自来水流到了火焰山
横穿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象一堆熊熊大火，蜿蜒数百公里，形成我国最炎热、最干旱的特殊自然地区，曾被古人描写为“火焰八百里，四周寸草不生”。千百年来，生活在火焰山下的维吾尔、回、汉等各族人民想水、盼水，为水而祈祷，为水而械斗，吃尽了干旱缺水的苦头。这里的火焰山公社，情况尤为突出。
火焰山公社有三千四百多户、一万六千多人口，主要饮用经火焰山流下来的一股渠水。这股水只有零点七个流量，不仅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在它经过火焰山中的红土沟和芦苇滩的时候，变得又苦又混浊。就是这么一点难以下咽的脏水，还得大家分着吃。夏天，每个村庄一个月只有三天流水，人们只好在村里挖个水坑把水蓄起来，由于气温高，水坑里的水很快就变质发臭；冬天，水渠结冰，水流不到村里，人们就跑十多里路到上游用驴车运或用扁担挑冰块回来放到锅里融化后吃用。因为吃的是混浊的脏水，所以这里的发病率相当高。旧社会，许多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解放后，各族人民多么盼望着能吃到清澈的甜水啊！
一九七二年，国家拨来了资金、钢材和水泥，自来水工程开始设计施工了。可是，由于受“四人帮”的干扰和影响，公社干部不敢抓，工程干干停停。一九七五年底，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他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把自来水工程又搞起来。他们从乌鲁木齐水泥管厂请师傅帮忙，自己制做水泥管子，前年开始铺设，在山北有清水的地方挖了沉淀池，把水往村里引。水泥管刚刚铺设了几公里，“四人帮”另搞一套的邪风又刮来了。但是，公社党委硬是顶住来自县委、公社内几个“闹而优则仕”的人的压力，坚持开展学大寨运动，坚持农田水利建设，坚持自来水工程。
粉碎“四人帮”，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公社党委统一了思想，自来水工程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管道终于铺到村里，解决了八个大队、百分之八十四的社员的吃水问题，自来水工程初见了成效。
当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来，男女社员和儿童们高兴得又蹦又跳。老年人含着泪花说：过去我们祖祖辈辈喝着又苦又脏的泥水，是毛主席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想到了我们的困难；是华主席给我们解决了困难，送来又清又甜的幸福水。我们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恩情和华主席的关怀。
五一大队的热介甫木拉甫，在旧社会曾经带领一些人上山挖渠，想把清水引进村子。但是，万恶的地主霸占水源，盘剥农民，渠没有能够挖成。现在，当他的孙女端来用自来水烧成的浓茶时，这位九十多岁的维吾尔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说：“华主席啊，我们祝愿你健康长寿！”
新华社记者 哈迪尔（附图片）
安徽淮河大桥胜利建成通车。
新华社记者摄
这是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石径大队的水电站。
新华社通讯员摄